为什么明治维新能成功而中国的近代化政策失败了？
明治维新之所以能够成功，与中国的近代化探索形成鲜明对比，其深层原因错综复杂，既有历史机遇的垂青，也有内部制度的差异，更有决策者对时代脉搏的把握。简单地说，明治维新是日本一次成功的、自上而下的、全面的国家转型，而中国晚清的近代化则步履维艰，屡屡受挫。
一、 变革的内在驱动力与外部环境：
日本：
被逼到悬崖边上的危机感： 佩里舰队敲开日本国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屈辱感和危机感。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虽然实行锁国政策，但内部早已暗流涌动。尊王攘夷思想的抬头，以及对西方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的认知，使得整个国家，特别是开明士大夫和部分有识之士，都感受到了亡国灭种的巨大威胁。这种强烈的危机感，成为推动变革的强大内在动力。
相对统一的政治格局： 尽管德川幕府是中央集权，但地方上存在着强大的“大名”势力，但这种分散并非完全割裂。天皇作为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虽然权力旁落，但在道义和精神层面拥有凝聚力。明治维新正是以“尊王攘夷”为旗号，利用了天皇的象征意义，团结了全国力量，推翻了幕府统治，建立了一个新的中央集权国家。
萨长同盟的领导力： 萨摩、长州等西南强藩，在幕末时期就已经开始引进西方的军事技术和制度，并积累了改革经验。他们率先发起了倒幕运动，并最终形成了以萨长为核心的倒幕联合。这些藩国的领导者，如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人，既有革新思想，又有实际的政治和军事才能，能够制定并执行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
并非彻底的“全盘西化”： 明治维新并非盲目照搬西方，而是强调“和魂汉才”或“和魂西才”。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政治制度、法律体系的同时，日本有意识地保留和改造了本国的传统文化、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特别是对天皇制的强化，为改革的推行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和国民认同。
中国：
洋务运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晚清的洋务运动，虽然也引进了西方技术，创办了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但其核心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定位使得洋务运动的改革局限于器物层面，未能触及中国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思想文化的根本。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模式，难以实现国家整体的近代化。
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束缚： 长期以来，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对国家政治、社会伦理和个人价值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在近代化初期，许多改革者仍然被儒家思想所束缚，难以彻底摆脱对“祖宗之法”的遵循，对全盘的制度变革心存疑虑，更不用说对传统文化进行根本性的反思和扬弃。
政治体制的僵化与阻力： 晚清政府，特别是慈禧太后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对任何可能动摇其统治的改革都抱有极大的警惕和抵制。虽然有光绪帝等改革派的努力，但他们的力量终究有限，无法突破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的重重阻挠。甲午战争的失败，让戊戌变法昙花一现，暴露了改革的脆弱性。
缺乏统一的领导核心和清晰的改革目标： 晚清政府内部存在着各种派别和利益集团，改革力量分散，缺乏一个强有力的、能够统一思想和行动的领导核心。改革的目标也不够清晰，有时是为了富国强兵，有时是为了维护统治，有时又是为了应对外患，这种摇摆不定使得改革难以深入和持续。
经济基础的薄弱与不平等条约的压迫： 中国长期处于闭关锁国状态，经济发展滞后。而列强的侵略和不平等条约，则进一步榨取了中国的财富，阻碍了其经济的正常发展。国家财政的困窘，也使得近代化建设缺乏坚实的经济支撑。
二、 变革的路径与策略：
日本：
政治制度的彻底改革： 明治维新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推翻了幕藩体制，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通过“废藩置县”，打破了地方割据势力，巩固了中央权力。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但实质上权力仍然集中在天皇和少数精英手中。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为自上而下的改革提供了保障。
教育的优先发展： 明治政府深知教育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将发展教育列为首要任务。“学制颁布”，确立了初等教育的普及，鼓励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福泽谕吉的《劝学篇》等著作，在传播西方思想、启蒙民智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
经济的全面发展： 维新政府积极推行殖产兴业政策，大力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政府投资兴办国营企业，并逐步将其转让给私人资本家（财阀）。同时，改革税制，发展金融，鼓励对外贸易，为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
军事的现代化： 建立了一支现代化的陆海军，实行征兵制，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理论和作战技术。强大的军事力量，既是维护国家独立和安全的需要，也是对外扩张的资本。
中国：
政治改革的缓慢与中断： 晚清的政治改革，无论是洋务运动中的“官督商办”，还是戊戌变法中的“百日维新”，都未能触及君主专制制度的根本。改革的力度不足，且容易受到保守势力的阻挠而夭折。
教育的零散与效果不彰： 虽然也兴办了学堂，派遣了留学生，但教育体系的建立显得零散，且与社会需求脱节。传统教育模式的惯性依然强大，新式教育的推广受到种种限制。
经济发展的局限与依附： 中国的近代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国资本和技术的引进，并受到列强经济侵略的制约。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重重困难，难以形成独立的、强大的经济体系。
军事改革的反复与效率低下： 晚清政府也进行过军事改革，如“新军”的编练，但由于体制的弊端、腐败的蔓延以及缺乏统一的领导，改革的效果并不理想。
三、 思想与文化层面的差异：
日本：
精英阶层的觉醒与担当： 明治维新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日本精英阶层（主要是萨长藩士）的远见卓识和自我牺牲精神。他们认识到旧体制的落后，愿意为了国家的前途而抛弃既得利益，承担改革的风险。
民族主义的兴起： 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日本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维新领导者巧妙地将“尊王攘夷”与国家富强联系起来，激发了国民的爱国热情，为改革提供了强大的社会支持。
务实的学习精神： 日本人学习西方，不是全盘否定自己，而是有选择、有目的地学习，并善于将外来技术和制度与本国国情相结合，形成具有日本特色的现代化模式。
中国：
知识分子的分裂与观望：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近代化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裂。一部分人保守守旧，一部分人激进革命，而相当一部分人则处于观望和摇摆之中，未能形成统一的 Reformist 力量。
革命与改良的冲突： 晚清的近代化探索，在改良和革命之间摇摆。戊戌变法等改良尝试的失败，导致了革命思潮的兴起，但革命的爆发，也带来了新的动荡和不稳定。
“中学为体”的困境： “中学为体”的保守思想，限制了中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深刻变革。这种固守传统，一方面带来了文化的断层，另一方面也使得新思想的传播和落地困难重重。
总结来说， 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日本抓住了历史的机遇，拥有了能够引领变革的精英团队，并采取了全面而深入的改革措施，同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都进行了有效的整合和创新。而中国的近代化探索，则是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由于政治体制的僵化、思想文化的束缚、改革力量的分裂以及缺乏清晰的战略规划，使得改革举步维艰，最终未能实现国家整体的近代化转型。
当然，将两者的比较过于简化也是不妥当的。中国近代化探索的艰辛，也孕育了后来新中国的诞生，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更加彻底的社会变革。然而，从近代化本身而言，明治维新的成功与中国晚清的挫折，确实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和反思。
一、 变革的内在驱动力与外部环境：
日本：
被逼到悬崖边上的危机感： 佩里舰队敲开日本国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屈辱感和危机感。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虽然实行锁国政策，但内部早已暗流涌动。尊王攘夷思想的抬头，以及对西方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的认知，使得整个国家，特别是开明士大夫和部分有识之士，都感受到了亡国灭种的巨大威胁。这种强烈的危机感，成为推动变革的强大内在动力。
相对统一的政治格局： 尽管德川幕府是中央集权，但地方上存在着强大的“大名”势力，但这种分散并非完全割裂。天皇作为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虽然权力旁落，但在道义和精神层面拥有凝聚力。明治维新正是以“尊王攘夷”为旗号，利用了天皇的象征意义，团结了全国力量，推翻了幕府统治，建立了一个新的中央集权国家。
萨长同盟的领导力： 萨摩、长州等西南强藩，在幕末时期就已经开始引进西方的军事技术和制度，并积累了改革经验。他们率先发起了倒幕运动，并最终形成了以萨长为核心的倒幕联合。这些藩国的领导者，如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人，既有革新思想，又有实际的政治和军事才能，能够制定并执行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
并非彻底的“全盘西化”： 明治维新并非盲目照搬西方，而是强调“和魂汉才”或“和魂西才”。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政治制度、法律体系的同时，日本有意识地保留和改造了本国的传统文化、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特别是对天皇制的强化，为改革的推行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和国民认同。
中国：
洋务运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晚清的洋务运动，虽然也引进了西方技术，创办了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但其核心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定位使得洋务运动的改革局限于器物层面，未能触及中国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思想文化的根本。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模式，难以实现国家整体的近代化。
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束缚： 长期以来，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对国家政治、社会伦理和个人价值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在近代化初期，许多改革者仍然被儒家思想所束缚，难以彻底摆脱对“祖宗之法”的遵循，对全盘的制度变革心存疑虑，更不用说对传统文化进行根本性的反思和扬弃。
政治体制的僵化与阻力： 晚清政府，特别是慈禧太后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对任何可能动摇其统治的改革都抱有极大的警惕和抵制。虽然有光绪帝等改革派的努力，但他们的力量终究有限，无法突破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的重重阻挠。甲午战争的失败，让戊戌变法昙花一现，暴露了改革的脆弱性。
缺乏统一的领导核心和清晰的改革目标： 晚清政府内部存在着各种派别和利益集团，改革力量分散，缺乏一个强有力的、能够统一思想和行动的领导核心。改革的目标也不够清晰，有时是为了富国强兵，有时是为了维护统治，有时又是为了应对外患，这种摇摆不定使得改革难以深入和持续。
经济基础的薄弱与不平等条约的压迫： 中国长期处于闭关锁国状态，经济发展滞后。而列强的侵略和不平等条约，则进一步榨取了中国的财富，阻碍了其经济的正常发展。国家财政的困窘，也使得近代化建设缺乏坚实的经济支撑。
二、 变革的路径与策略：
日本：
政治制度的彻底改革： 明治维新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推翻了幕藩体制，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通过“废藩置县”，打破了地方割据势力，巩固了中央权力。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但实质上权力仍然集中在天皇和少数精英手中。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为自上而下的改革提供了保障。
教育的优先发展： 明治政府深知教育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将发展教育列为首要任务。“学制颁布”，确立了初等教育的普及，鼓励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福泽谕吉的《劝学篇》等著作，在传播西方思想、启蒙民智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
经济的全面发展： 维新政府积极推行殖产兴业政策，大力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政府投资兴办国营企业，并逐步将其转让给私人资本家（财阀）。同时，改革税制，发展金融，鼓励对外贸易，为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
军事的现代化： 建立了一支现代化的陆海军，实行征兵制，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理论和作战技术。强大的军事力量，既是维护国家独立和安全的需要，也是对外扩张的资本。
中国：
政治改革的缓慢与中断： 晚清的政治改革，无论是洋务运动中的“官督商办”，还是戊戌变法中的“百日维新”，都未能触及君主专制制度的根本。改革的力度不足，且容易受到保守势力的阻挠而夭折。
教育的零散与效果不彰： 虽然也兴办了学堂，派遣了留学生，但教育体系的建立显得零散，且与社会需求脱节。传统教育模式的惯性依然强大，新式教育的推广受到种种限制。
经济发展的局限与依附： 中国的近代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国资本和技术的引进，并受到列强经济侵略的制约。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重重困难，难以形成独立的、强大的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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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实的学习精神： 日本人学习西方，不是全盘否定自己，而是有选择、有目的地学习，并善于将外来技术和制度与本国国情相结合，形成具有日本特色的现代化模式。
中国：
知识分子的分裂与观望：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近代化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裂。一部分人保守守旧，一部分人激进革命，而相当一部分人则处于观望和摇摆之中，未能形成统一的 Reformist 力量。
革命与改良的冲突： 晚清的近代化探索，在改良和革命之间摇摆。戊戌变法等改良尝试的失败，导致了革命思潮的兴起，但革命的爆发，也带来了新的动荡和不稳定。
“中学为体”的困境： “中学为体”的保守思想，限制了中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深刻变革。这种固守传统，一方面带来了文化的断层，另一方面也使得新思想的传播和落地困难重重。
总结来说， 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日本抓住了历史的机遇，拥有了能够引领变革的精英团队，并采取了全面而深入的改革措施，同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都进行了有效的整合和创新。而中国的近代化探索，则是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由于政治体制的僵化、思想文化的束缚、改革力量的分裂以及缺乏清晰的战略规划，使得改革举步维艰，最终未能实现国家整体的近代化转型。
当然，将两者的比较过于简化也是不妥当的。中国近代化探索的艰辛，也孕育了后来新中国的诞生，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更加彻底的社会变革。然而，从近代化本身而言，明治维新的成功与中国晚清的挫折，确实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和反思。
网友意见
因为中国1949年前就根本就没有真正的近代化政策，无论是满清贵胄，汉族大臣，早饭长毛，辛亥义士，北洋军阀，各路神仙，都没有能说明白一个现代国家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更别提如何成为现代国家了。
他们所说的，所做的，只不过是在封建国家的基础上做一些装饰，比如把皇帝改为总裁。
直到毛才真正为国家设立了目标，独立自主的工业化大国。
以及实现的路径，在强大的军事威慑力下发展重工业。
为此顶着重重压力，做出了抗美援朝，发展核武器，优先发展重工业等举措。
回头再看明治维新，开始也是这样走的，快速建立和欧洲列强不存在代差的军队，支持这套军事体系的财政与，快速建设世界先进水平的军事工业（直到二战日本的海军和飞机装备还是很好的），后面玩脱了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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