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天皇本人在明治维新乃至整个明治时期中实际起到什么作用？
明治维新中的“天皇”符号力量：
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实际权力掌握在德川幕府手中，天皇虽然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但其权力早已旁落，地位更多是宗教和文化上的象征。维新志士们高举“尊王攘夷”的旗帜，其核心就是“尊王”，即将天皇置于政治斗争的中心，以此来合法化推翻幕府的行动，并凝聚人心。
在这一过程中，年轻的明治天皇，当时年仅15岁，成为了这场变革的“旗帜”。他本身并没有直接参与到幕后的政治博弈中，但他的“存在”本身就具有无可比拟的号召力。维新派以此为号召，吸引了大量不满幕府统治的武士、藩士和普通民众。天皇的权威，被用来打破旧有的等级秩序和地域隔阂。
维新成功后，天皇被重新赋予了至高无上的权力，成为了国家政治体系的绝对核心。明治政府颁布的《五条誓文》就是由天皇亲自颁布，昭示了改革的方向和决心。天皇在国事上表现出的“勤政”姿态，例如亲自阅读奏折、接见大臣、视察各地等等，都为新政府赢得了极高的信誉和认同感。
天皇的政治手腕与权力实践：
尽管明治天皇在位早期年幼，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智慧和对权力的掌控能力。他并非仅仅是傀儡，而是积极地参与到了国家政治的决策和指导之中。
“君临万机”的实践者： 明治天皇非常重视履行作为国家元首的职责。他会亲自主持御前会议，听取各方意见，并做出裁决。尽管很多时候是听取并采纳身边重臣的建议，但最终的决定权和名义上的盖章权都掌握在他手中。这种“君临万机”的实践，赋予了天皇在国家政治中实际的指导地位。
平衡各派势力： 在明治政府内部，派系林立，各方势力为了争夺权力而暗流涌动。天皇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平衡者角色。他能够通过提拔和任用某些人物，来压制或调和不同派系之间的矛盾，确保政府的稳定运行。例如，在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之间的权力博弈中，天皇的态度往往是决定性的。
推动现代化改革： 天皇是改革的坚定支持者。他不仅口头上支持，在实际行动上也积极推动。例如，他大力支持陆军和海军的建设，并多次前往各地视察军队，以提升士气和训练水平。他对西方文明的接纳和学习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积极推广西方教育、科技和制度。
制定和颁布宪法： 明治天皇在制定《大日本帝国宪法》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部宪法确立了天皇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和作为国家元首的绝对权力，但也同时设立了帝国议会和内阁，为日本的政治体制奠定了基础。天皇亲自参与宪法的起草和审议，并在1889年将其颁布，标志着日本进入了君主立宪制时代。
在关键时刻的决断： 在面临重大危机时，天皇的决断往往具有决定性。例如，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期间，他积极鼓励士气，并对战事给予了重要的指导和支持。他对外交政策的态度也对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产生了深远影响。
天皇的道德感召与国民凝聚力：
除了实际的政治权力，明治天皇更是一个强大的精神符号。他被塑造成一位勤政爱民、富有远见和德行的君主，天皇的个人品质和行为准则被视为国家道德的楷模。
“国民之父”的形象： 天皇被塑造成“国民之父”，其形象贯穿于教育、宣传等各个方面。他通过宣读诏书、发表讲话等方式，将政府的政策和国家发展目标传递给民众，增强了国民的凝聚力和国家认同感。
道德的指引者： 天皇的“道德训诫”对日本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教育敕语》的颁布，就强调了忠君爱国、尊师重道等传统美德，成为当时日本国民教育的核心内容。
抵御西方文化冲击的锚点： 在西方文化涌入日本，对传统价值观产生冲击的时代，天皇作为日本民族精神的象征，为日本社会提供了一个坚实的锚点，帮助他们在拥抱现代化的同时，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
局限性与批判性视角：
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明治天皇作用的局限性。
“天才群星”的时代背景： 明治维新能够成功，并非仅仅依靠天皇一人，而是得益于一群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如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西乡隆盛等。他们才是实际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天皇更多时候是作为这些“天才群星”的汇聚点和最终裁决者。
被操控的“工具”？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天皇在明治维新初期，很大程度上是被岩仓具视等重臣所“操控”的。天皇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赋予”和“被塑造”的。这并不贬低天皇的贡献，而是说明了政治运作的复杂性。
权力象征的绝对性： 尽管《大日本帝国宪法》引入了议会和内阁，但天皇的权力在理论上仍然是至高无上的。这为后来的军国主义扩张埋下了隐患。天皇的绝对权威，使得一些激进的政策难以得到有效制衡。
总结来说， 明治天皇在明治维新和明治时期扮演了一个多重角色：
政治的旗帜： 他是推翻幕府、建立新政权的合法性象征。
权力的核心： 他是国家政治体系的最高统治者，实际参与并指导国家决策。
改革的推动者： 他积极支持和推动日本的现代化进程。
精神的象征： 他是日本国民的道德楷模和国家认同的凝聚点。
他的一生，与日本从一个封闭的封建国家迈向现代化强国的伟大转型紧密相连。他在关键时刻的“在场”和“作为”，使得天皇这个古老的符号，焕发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并最终成为推动日本崛起的重要力量。他的作用，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他个人能力和政治智慧的体现。
网友意见
如果说伊藤博文和明治元老塑造了近代日本的肉身，那么明治天皇和他身边的儒学家们则直接塑造了近代日本的精神，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为止。
我觉得很黑色幽默一点就是明治天皇在整个明治时期唯一一次把自己意志贯彻到日本国家政策中去就是他要求必须在日本教育贯彻“三纲五常、忠君爱国”理念，为此他和伊藤博文为代表的明治元老派争执了小二十年。
如果说二战前日本教育对人的要求是“和魂洋才”的话，“和魂”就是“三纲五常，忠君爱国”的理念，这是明治天皇以及日本儒学家意志的贯彻。
是的，虽然明治天皇号称精通多种学问，但是无论日本还是西方历史学家都认为明治天皇唯一说得上精通的学问是儒学。
儒学其实特别容易和保守主义思想相结合的，不仅是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相信现在大家也深有感触。
其实明治维新后一直执政的伊藤博文本人是比较反感“三纲五常”学说的，更反对把这种学说贯彻到日本教育里去。
所以伊藤博文最开始支持文部大丞田中不二磨偏向自由主义的教育方案，这就是1879年颁布的《教育令》。
但是充满自由主义气质的《教育令》从一颁布就引起了明治天皇以及帝党（宫中集团）强烈不满。
帝师元田永孚更是在1879年与伊藤博文展开了公开辩论，这在明治维新历史中非常少见，因为谁都知道元田永孚背后是明治天皇。
在1879年的“德育论争”里伊藤博文认为教育应该以实用为主。
“广工技艺百科之学”，“以期实用”。
帝师元田永孚则认为教授知识和技能是次要的，灌输三纲五常忠君爱国才是主要的。
故自今以往，应基于祖宗之训典…道德之学以孔子为主。
教学之要，在明仁义忠孝。
1880年明治天皇在日本发行外债问题上否决伊藤博文发行外债的决定，可以看作明治天皇以及“宫中集团”对1879年“德育论争”的报复。
之所以伊藤博文（日本政府）和明治天皇以及“宫中集团”矛盾没有在1880—1890年这十年间进一步激化，我个人以为最主要的还是明治十四年政变（1881），毕竟大隈重信为代表的四国派（土佐藩）、东北派（奥羽贼藩）都直接要求日本改国体为“英式君主立宪”了。
明治天皇和“宫中集团”就算再不满伊藤博文，毕竟伊藤博文是主张走“有日本特色的普鲁士立宪之路”的，而大隈重信则是要天皇提前60年变成“吉祥物”，真斗倒了伊藤博文，换大隈重信上台对明治天皇和“宫中集团”更不利。
另外，伊藤博文以及他支持的文部大臣森有礼为了应对明治十四年政变，拉拢国粹保守派势力，也为了贯彻他们心目中的“普鲁士立宪之路”，森有礼也必须在日本教育中宣传国家主义和天皇至高无上。
这也多多少少平息了天皇对于“三纲五常”不能进入日本教育大纲的不满。
其实从伊藤博文和森有礼身上就能窥视日本日后为什么会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原因。
从本心来说，伊藤博文是绝对不相信“三纲五常”儒家学说的，森有礼更是一个彻底的西化派，还曾经建议天皇改信基督教，要求日本宗教自由，他更不可能支持“三纲五常”。
但是另一方面，伊藤博文、森有礼甚至大隈重信毕竟是19世纪东方政治家，列强国家对亚洲人以及亚洲国家明显的歧视使得伊藤博文、森有礼不可能内心毫无芥蒂的去贯彻西方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
而在面对19世纪西方列强殖民狂潮，作为非欧美国家和有色人种，没有任何政治制度比有效的中央集权更能抵御列强殖民的；而有效的中央集权和国家主义又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所以我们看到森有礼一面在日本大学教育阶段坚持自由主义，而一面又在义务教育阶段坚持对学生灌输国家主义。
日本左翼学者鹤见俊辅所说的日本战前教育的“显宗”和“密宗”，其实就是森有礼“精分式”教育观直接体现。
1880年—1890年，这十年是明治维新欧化的十年，也是日本全面近代化的十年，但是这十年欧化也在日本各阶层积累了大量的不满。
被誉为日本近代第二大思想家的德富苏峰的观点很能代表当时日本一部分精英阶层的看法：
“崇拜外国物质文明之类，我是非常讨厌的。”“我不认为外交的关键在于要穿外国人的衣服，吃外国人的饭，跳外国人的舞，想外国人之所想，身体、灵魂都外国化……”
当时著名的政治评论家陆羯南，也有类似的主张：
“我等主张在引进西洋事物时，不能仅仅因为其是西洋事物就加以采用，而应该看其是否有利于日本的利益与幸福。即使在西洋是美好的事物，如果搬移到日本后不适合，也应将其舍弃。”
日本本土反西方情绪以及日本原生文明应激反应的顶点就是1889年森有礼被杀。
森有礼被杀清晰表明日本明治维新本质上也不过是东亚文明面对近代文明的应激反应。
1890年，日本政府颁布了由“帝师”元田永孚起草的《教育敕语》，“忠君爱国”被日本官方确认为教育的灵魂与核心，《敕语》中强调：
“进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者不独为朕忠良臣民，又足以显彰尔祖先之遗风矣。”
重点置于“孝悌忠信”，以爱天皇、做天皇的“忠良臣民”为爱国的真谛。
《教育敕语》可以看作是日本各界对于“近代化十年”的反动，也可以看成西方传入东方的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与东亚“三纲五常”结合，实现了“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本土化”。
而更重的意义在于明治天皇以及日本儒学家在事实上是日本从明治维新以后一直到无条件投降为止，日本人精神上的父亲。
从这个角度说，明治天皇对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更学究的说法则是儒学虽然在清帝国失败了，但是在日本帝国却成功了，而且是非常成功，被“三纲五常”武装头脑的日本人确实横扫了亚洲群雄，直到二战无条件投降，所以，谁说儒学不行的？
另一方面也说明，对于西方文明和主义，非西方国家只有全盘接受与全盘不接受两种选项，正如古龙先生小说《绝代双骄》里大侠燕南天所练“嫁衣神功”一样，一定要经历全身骨折，功力全废后才能迎来大破之后的大立。
明治天皇本人对于日本政治的主要影响，发生在1880年至1887年之间。这也恰好是明治国家构建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时期。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一个皇帝要么是“乾纲独断”，要么是傀儡，但明治天皇的存在形态却与日本人模棱两可的态度非常类似：他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个“薛定谔皇帝”。而对于明治天皇理解的最大误区，就是把他本人理解为一个政治实体，然而在明治史上，明治天皇本人的权力与“宫中”集团密不可分。
所谓“宫中”集团，狭义上说是担任过“宫中顾问官”的官僚，但广义上讲，是以明治天皇的“帝师”群体、以及天皇本人信任的一些非主流派高级军官组成的政治团体。在探察近代日本历史时，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宫中”集团。一来他们在后世人的眼里并不及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这些位于前台的政治家有名，二来他们的作用并没有写在各路已经问世的历史书籍或通俗小说里，而是深藏在他们本人的日记或宫廷记录里，研究深度不足者很难触及。
从身份来说，这些人都不是等闲之辈，“宫中”集团重臣土方久元、“尊皇派”军人谷干城都是幕末土佐藩维新志士，“帝师”元田永孚也是熊本藩“国学者”，均各自拥有一定政治地位。但在明治维新以后，他们的地位显著降低，如今天皇成为自己的“学生”，失意的倒幕志士群体当然要发挥倒幕维新时期的另一大政治正确，双方于是一拍即合。
换言之，天皇的权力提升，本质上是靠了自己本身具有的名义权力，结合“非主流”的维新志士群体本就拥有的世俗权力，进而形成了一股足以和主流政治家抗衡的强大实力。
“宫中”集团第一次显著影响政治，是在1880年日本政府因财政短缺而讨论是否对外借债事宜。当时以伊藤博文为主的高层政治家群体对借债额度略有争议，而“宫中”集团借题发挥，要求明治天皇亲自干预“外债”问题。而明治天皇亲自下令，要求全部高级官员立刻陈述意见，最终17人形成了8票同意、8票反对、1票中立的结果，意见难以统一一处。最终明治天皇直接发布“圣裁”，否决日本发行“外债”。
明治天皇之所以能够“圣裁”，不仅是因为有着“非主流”维新志士的支持，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明治政府得以建构的政治正确基础就是幕末以来流行的“尊皇”思想。无论伊藤博文等官僚集团再怎么心生怨恨，他们都不能直接反对天皇的意见，更不能做出任何对天皇“不敬”的举动。于是1884年5月，当明治天皇对伊藤博文的人事政策不满时，就直接以身体欠佳为由回居内宫，不理政务，而伊藤博文也只能干着急：按照古代礼法，没有天皇召见，臣子根本不能擅自进入内宫。
明治天皇闭门不出让伊藤博文颇为着急，而与此同时，担负着与天皇沟通任务的“帝师”元田永孚也闭门不出。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伊藤博文只与明治天皇在一次铁路竣工仪式上短暂同席，且双方没有任何实质性对华，这就引起整个明治政府的运转效率降低。
伊藤博文的办法，是迅速给全部华族（贵族）封赏爵位。1884年8月7日，受到封爵的292名授爵者在上午集体参拜皇宫，集体向着“皇祖神灵”宣誓效忠，表示“永世扶翼皇室尊严”；当晚，刚刚经历过一出日本古代典礼的263名华族又携夫人参加了极为盛大的西式晚宴，天皇、皇后与四大亲王夫妇均出席宴会。通过这一出“封爵”仪式，伊藤博文又一次笼络了天皇与“宫中”集团，但也足以说明天皇与“宫中”集团已经有着不可或缺的政治地位。
当然，明治天皇毕竟是被维新志士、也就是后来的明治政治家群体拥立起来，也不可能完全不听话。当伊藤博文意在建设新的内阁制度时，明治天皇又一次置若罔闻，伊藤博文选择直接上书斥责：“如今（天皇）若不能在政务上更加倾注圣虑，聪明之质恐有名无实”、“如此茫然之态度、模样面对历代之祖宗、万百世之皇孙，也与（天皇）职掌不相称”。如果去除掉必要的敬语表达，可以看出伊藤博文已经暴怒到何种程度。
1886年9月，伊藤博文与明治天皇达成“机务六条”。里面规定，除非首相邀请，天皇不得突然参与内阁会议；天皇若“下问”国政，只能召见对应的国务大臣及次官，不能进一步“下问”；国务大臣若想汇报主管事项，即便天皇生病也可进入内宫“拜谒”。这无疑是对天皇在1884年闭门不出的报复性制度。
在与伊藤博文等政治家达成协定以后，明治天皇很忠实地执行了自己作为立宪君主的角色，尽可能帮助伊藤博文稳定政府。1887年首相兼宫内大臣伊藤博文遭到朝野政治家的共同反对，自由民权运动的政治家板垣退助（土佐藩出身）宣布辞去爵位，萨摩阀官员的领导黑田清隆也攻击伊藤博文，谷干城（土佐藩）更是辞去官职。为了稳定政府，明治天皇亲自出面接见黑田清隆，促成伊藤与黑田两人见面会谈，他同时多次派遣使者找到板垣退助、谷干城两人，希望他们不要闹事。应该说，明治天皇这一次付出也直接帮助政府化解危机，最终伊藤博文把首相让给黑田清隆，专心出任宫内大臣。
为了规范天皇与“宫中”集团的职权与责任，伊藤博文在1888年4月创设“枢密院”，以作为所有法律法规的最高咨询机关。由于立法权属于“天皇大权”，那么最高咨询机关事实上就掌握着国家的最高立法权。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与1947年《日本国宪法》都是经由枢密院审核而最终颁布的。
在第一代枢密院的15名成员里，有8人曾经做过“宫中顾问官”，此外还有宫内大臣土方久元、宫内次官吉井友实，再加上天皇曾经支持过的军人鸟尾小弥太，广义的“宫中”集团总计占据11席，几乎是占据绝对多数。应该说，把“宫中”集团拉入枢密院这个正式组织，结果就更容易让“宫中”集团对于政府的反对意见有一个输出渠道，进而防止他们在背后暗地鼓捣什么阴谋。只要“宫中”集团安定了，明治天皇自然也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
其实之所以喜欢讨论天皇拥有多大权力，一个重要目的也是为了衡量天皇在战争中的责任问题：到底天皇有没有参与发动战争？天皇应不应该为明治维新以来的每一场战争负责？
对于这个问题，必须说，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两场战争爆发之前，明治天皇都发出过一些“泄气话”：甲午战争曾被他评价为“此非朕之战争”，日俄战争之前他更是说过著名的“本以为四方之内皆同胞，世间却频起波风”。乃至于日俄战争的宣战诏书草案里，他都加入了关于战争给人民带来灾难的语句，后来被官僚集团删除。从这些碎片记载里，可以说明治天皇并不是一个多么积极的好战分子。
日俄战争御制诗：よもの海，みなはらからと思ふ世に，など波風のたちさわぐらむ。
但另一方面，当两次战争打响后，明治天皇都第一时间亲临大本营，以帝国大元帅之名义召开作战会议。甲午战争里，天皇离开居住多年的东京，而来到日本西部重镇广岛，乃至于给日本国民一种“御驾亲征”之感；日俄战争的大本营虽然设立在东京，但明治天皇却对前线战况非常关注，甚至于直接对军队人事做出指示。1904年底，日本陆军迟迟未能攻克位于中国东北的俄军战略要地旅顺城，多名官僚请求更换主攻旅顺的司令官乃木希典，然而明治天皇却出于个人感情，明确写下“不许撤换乃木”一言，硬是让这位有些愚钝的战将坚持到了最后。战后，由于担心在战争中失去两个儿子的乃木希典自尽，明治天皇要求他出任皇室学校“学习院”院长，而乃木希典也成为其孙儿——昭和天皇人生中的第一位导师。
对于明治天皇的这些矛盾举动，一般认为是他受限于明治宪法制度，不可能直接对战事做出指挥，也无法直接决定是否开战。但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明治天皇在青少年时期一直生活在日本不那么强大、饱受其辱的时代，那么对于战争，他更容易出现的想法其实是“如果败了会怎么样”。恰巧无论对清朝还是对俄国，日本都是以小敌大，以弱战强，这种不安全感与对战争失败的恐惧就会被无限放大；但作为天皇，他又必须要走上前台，这就使得他对于战争有着截然相反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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