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日本的大正时代及「大正民主」呢？

我倒是觉得战后日本对于大正的评价的变迁比所谓的“大正民主主义”本身更有意思，实际上放在日本国内社会上开始流行吹“大正”这股风潮也是在二战结束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的产物。

在二战刚结束的那几年在言论界显得比较想恢复大正体制的主要是被通称为“老一辈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或者说，战前“文化人”，这些人取代了当年为法西斯主义与总力战体制做吹鼓手的右翼国粹主义者成为战争结束到1960年前的保守言论界的主力军，与日共以及像丸山真男这种政见比较左倾和“进步”、被称之为“战后民主主义者”的新生代自由主义者成为舆论的两极。 这些人以安倍能成、和辻哲郎、谷传彻三、志贺直哉、武者小路实笃、山木有三、田中耕太郎等人为中心，外加后来出任首相的“小日本主义者”石桥湛山、小泉信三、铃木大拙、柳宗悦、大内兵卫等人组成了“同心会”。1945年12月这些人创办了当时在言论界“以稳健而有教养”闻名的《世界》杂志，尔后《世界》杂志被以丸山真男这类年轻世代的战后“文化人”夺舍之后，“同心会”脱离了《世界》杂志于1949年7月创办了杂志《心》。

这些“老一辈自由主义者”虽然也被称之为“自由主义者”，但是他们与丸山真男这类的新生代自由主义者差距甚大。为什么说这些人是当时除却自由党/自民党这类右翼建制派政治精英外当时最习惯战前（大正）体制的人呢？因为这些“老一辈自由主义者”普遍认为大正时期的日本社会才是正常社会，因为那时候做为开启“宪政常道”的大正时代，实际上是拥有知识的上层阶级操纵政治，自己享受稳定的身份与“文化”，而军人抬头后的昭和时期是突然发生的异常状况，天皇的社会地位也在与政治紧密结合的昭和时期发生异常，因此只要恢复到之前的状态，天皇制与民主主义就不会有矛盾。

他们对于变革日本社会结构的兴趣普遍不大，普遍反共、亲英美、尊皇、反朝鲜^[1]，这些人往往还有以下共性：

1. 普遍有将战后民主化与工人运动和军部独裁等而视之的情况，甚至于说出“对军人的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批判大多是从马克思主义借来的”之类的言论，“昔军部，今总评^[2]”这样的言论也在这帮人的使用下不胫而走；
2. 竭力强调“个人自由”，主张“个人为主，政治为辅”以对抗日本共产党的集体主义以及批判“个人主义”、“政治优先”的思想，同战后的像江藤淳这样的鼓吹克服对“个体”的留恋、为“公”的国家做贡献的新生代保守派立场的批评家也拉开了相当一段距离；
3. 宣传以尊敬天皇为中心的“爱国心”与“公共心”；
4. 赋予“和平”以独特的意义：像小泉信三一边支持日本军备再武装以及《日美安保条约》，一边说“与祈祷民族间的和平一样，我希望阶级之间也是和平的”。而这种“和平”，也就是他们享有安定地位的战前的时代象征，即天皇；
5. 主张“自己的自由”的同时批判“他人的自私”，尤其是针对下层阶级的权力诉求。^[3]

这些“老一辈自由主义者”为什么会有上述特征呢？

战前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住在城市的中产阶级，经济上、教育上基本与一般民众隔绝^[4]，他们大多出身于东京帝国大学等名校，与官僚以及政党政治家们是同窗，在生活文化上这些知识分子喜欢骑马、打高尔夫，身配手杖、叼着卷烟，住也是常常住西式大洋房。但是从1930年代开始随下层阶级出身的军人得势，贵族、官僚与政党政治家共同主导的“宪政常道”终结，像吉田茂这种亲英美、深信英美自由保守主义那套的这类精英官僚被当成“自由主义者”直接在政治上“靠边站”，这帮人也跟着倒大霉变成舆论批斗对象，遭到右翼国粹派掀起的“反西化”群众运动的冲击^[5]；另外一方面，战时体制下在官方的话语体系中由于军事需要，参与军需工厂生产的工人、农民们被日本当局在宣传话语体系中拔高为“产业战士”的形象（是不是很熟悉？^[6]），与之相应的就是总力战体制下经济的统制化对于私有财产的进一步干预（包括日本政府为保障军需劳动者推出的“日本式薪酬模式”以及将上层人士拥有的大企业国有化，乃至于将高尔夫球场都征用为农地），以及因为劳动力不足导致体力劳动者工资上涨、滥发国债导致的通货膨胀以及对劳动力的征用导致知识分子家中的帮佣消失进一步恶化了中产阶级家庭的处境；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总力战体制导致国民的被组织化，除却被中产阶级鄙视的来自下层阶级的军人爬到了中产阶级的头上，粮食配给制导致町内会、邻组等社区领袖以及掌管粮食配给的小店主阶层也能骑在中产阶级的头上——以上种种严重重挫了这帮知识界的“老一辈自由主义者”的阶级与道德优越感，并且这种情况也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立刻得到改善：战争结束之后的则是蓬勃发展的大众社会运动、接近“革命”临界点的社会气息^[7]，以及经济上的通货膨胀还有工人工资的上涨（只不过此时工人工资上涨不再单纯劳动力紧缺的缘故而多了一层工人斗争的因素），与此同时相应的传统城市中产阶级社会地位的滑落并没有结束。所以在他们看来这个社会需要的不是“革新”而是“纠偏”，要重新回到大正时代的轨道上。

这些人在战后也被长期把持大权的保守派执政势力吸收——一些战前“文化人”就不仅仅是做为保守派执政者在言论界的打手，而是靠着自己是在战后复出的政党政治家与老官僚们的旧识被保守政权的内阁任命为官僚，例如1946年币原内阁就任命安倍能成为文部大臣，田中耕太郎与天野贞祐也接连被吉田内阁任命为文部大臣，天野贞祐在文部大臣任上于1951年委托当初被GHQ解除公职的京都学派^[8]哲学家们制定了饱受舆论诟病的《国民实践纲领》，因为其宣传对天皇的敬爱与家庭和睦被批判为“战后版《教育敕语》”。当然这帮人里头爬的最高的当然是石桥湛山——做为被姜克实教授吹捧的“和平主义者”与被姜克实教授当做是当今鼓吹国粹主义的安倍晋三、特朗普之流反面的“小日本主义者”，这哥们跟政界右翼民族主义大物鸠山一郎与岸信介在自民党内恰恰是同属一个派阀^[9]，并且在鸠山一郎辞任之后接过了首相、党总裁以及鸠山派老大的位置，在短暂的首相生涯结束后又把这“三件神器”移交给了岸信介，任内加强中央集权、重组警察、推进军队再武装、力推修宪基本一样不落，他晚年在1968年10月5日在《时言》发表的“日本防卫论”一文直接就布拉格之春之后日本的安保形势忧心忡忡并且因此甚至对二战时期荒木贞夫要拿三百万根竹枪保卫日本的发言表示了赞同！几乎完全蜕变成了一个一切围绕国家本位展开的保守主义者。

为什么同为自由主义者，新生代的“战后民主主义者”同“老一辈的自由主义者”差距这么大呢？

1.战争的失败导致日共代表的左翼势力在道德权威上取得了优势地位并且一直维持到1950年代中期之前——1960年代日本迎来经济高速增长之前社会的两极化、日共做为唯一反对战争的政党的身份、知识分子对于战时自己的所作所为以及没有阻止战争的“自我悔恨”导致了这一现象的形成。旧有的价值体系崩塌也导致年轻的战后知识分子要么拥抱马克思主义乃至于加入日本共产党，就算不加入也会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方法一部分运用到自己的话语体系中（例如丸山真男在思想上就很受“讲座派”^[10]的影响^[11]），要么大量阅读基督教为主的宗教书籍以洗掉自己的精神污点，同时也导致他们热衷于关心社会公共议题、热衷于和平主义运动与反战反核运动、对朝鲜以及中国等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一种由衷的交好态度（出于一种赎罪感）。这一时期的“战后民主主义者”哪怕像丸山真男这种被日共当成“市民主义者”批判的，也拥有近似日共的进步派立场以及反美的左派民族主义立场，他也跟那一时期的“民主主义者”一样对植根于大众社会的市民运动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以及热切的支持态度。

2.我个人认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世代的差异导致的集体记忆的不同——在二战时期“战后民主主义者”当时基本就是战时成为征兵与动员对象，因此被迫中断学业或者工作，在军队中与出身最下层的士兵与军官们经历了战争（当然可能也因为城市家庭出身的“学生兵”身份没少挨老兵的打，因而对于法西斯主义思潮更加深恶痛绝、对保守思潮也更警惕，同时也意识到了战前知识分子的生活观与天皇观在日本整体社会不过是少数），复员之后因为基础设施不完善以及社会动荡不安很难重新开始学习与工作，直接体验到了社会冷暖——他们有“受害者意识”，虽然他们的“受害者意识”与“悔恨”有着微妙的关系，例如丸山真男在1968年的座谈会上，他虽然对于没有抵抗军部统治感到悔恨，但是他不认为“自己个人对于战争负有责任”——相反在这些“战后民主主义者”心中需要负主要责任的是那些“大人”、“长辈”、当政者，这里头也就包括做为既得权势力代表的那些“老一辈自由主义者”们^[12]。对他们而言，昭和时期超国家主义思潮的抬头并不是不存在于明治、大正时期， “老一辈自由主义者”所以为的“突发事件”只不过是之前在下层民众之间已然常态化的东西进入政治中枢的结果而已，因此恢复大正体制也无法解决问题，所以有必要分析与变革近代日本社会结构。

结果就是新老两代自由主义者们基本就是鸡同鸭讲——

做为“老一辈自由主义者”代表之一的“日本古代史研究第一人”津田左右吉在1948年就主张：

“从明治、大正时期开始在社会上活动的人，认为这次战争是一部分政客与军人的策略引发的突然性特殊事件，是不幸的事变，并不认为是正常状态。而年轻人则不同，他们不知道昭和以前的时代，所以认为这次事变是日本的常态，是日本人的体质，并由此推断日本与日本人的一切。”

（津田后面还补刀说叫嚣变革社会体制是因为年轻一代的无知所产生的谬论）

“战后民主主义者”那帮青年后生对于此类论调当然不爽，丸山真男做为这些人的带头大哥在1950年的座谈会直接抨击所谓“明治一代”的老一辈自由主义者：

“现代所谓明治时期出生的人，怎么也不承认日本最近的狭隘民族主义是明治以后的国家或社会体制发展中必然出现的东西。津田左右吉先生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认为过去的日本更加现代化，只是旁逸斜出粗鲁的军部及右翼而成了现在的状况。他还强调日本以前就有自由，也有批判精神。为什么明治的精英们会有这种感觉很有意思。确实，知识分子们的生活的世家在观念上很近代，但这种观念的世界与一般国民生活的‘思想’很遥远，国民生活本身与近代化程度之间非常不均衡。但是，生活在知识社会的人，知道那个社会氛围的人，却认为最近的超现实法西斯的出现是突发现象。因此，感觉是无药可救的粗鲁人支配了整个日本。事实上，不如说是这些人生活的知识社会是特殊社会，而一般国民生活在与其完全隔绝的环境与社会意识中。”

年轻世代的知识分子也表现出了对于大正时代教养主义文化的厌恶，像1946年7月加藤周一发表的《新星堇派》一文，批判做为大正时代文化界教养主义文化代表之一，喜欢歌咏“星星”、“堇花”、“少女”的“星堇派”浪漫诗人既不抗议战争也对战败后遍地饥馑的社会现实无能为力。“对社会历史问题连小孩的判断力都不如”，“只享受安全的文化，顺便满足自己的自尊心”，是“幼稚病患者的艺术思想游戏而已”，简直就是“令人作呕”。

那么既然“战后民主主义者”对“老一辈自由主义者”怀念的大正时期不买账，那他们怀念什么时期呢？当然是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明治时代了。明治维新与自由民权运动哪个不比大正时代强？

像与丸山真男齐名的“战后民主主义者”大物鹤见俊辅在1951年的《批判老一代》一文中写：“老人，分为维新人与明治人两种”。鹤见俊辅认为，“社会秩序可以变更”对于经历过幕府末期到明治维新变革时代的“维新人”来说并不是单纯的理论，而是他们的切身感受。与此相反，出生在稳定秩序的明治后期的世代，也就是老一辈自由主义者与战时当政者毫不怀疑被赋予的框架，“从根本上没有变革意识，只是一味顺从”。同时他认为：“战后年轻人的思想，继承了维新人的思想。”因而鹤见俊辅认为“明治精神高于昭和精神”。^[13]丸山真男也认为“明治拥有与大正、昭和时代不同的东西”。写下《近代的超克》的竹内好也以战败为契机“重新审视了明治精神”，他形容老一辈自由主义者是在“日本最好的时代”“通过温室培养”完成人格塑造的人，“他们实际上难以抗拒权力，缺乏身体力行的精神，抵抗意识十分脆弱”，竹内好还认为“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天皇制是可憎的，是应该被诅咒的，但与此同时，又是无论怎么挣扎都摆脱不掉的，像是命中注定的东西。天皇制的记忆，与所有恐怖心理连在一起，这是老一辈自由主义者无法理解的。”

这些立场进步的战后初期知识分子在表达战败的心情时将“明治”定位为变革的时代，跟现在的自由主义者相反，当时在他们看来“世界市民”、“世界主义者”意味着消极避世，与他们厌弃的“老一辈自由主义者”无异，而看似富含民族主义意味、国家主义意味的“民族”、“国民”之类的词汇对当时的他们意味着参与政治以及民众做为社会主人翁的“主体性”，“重建国家”、“参与政治”等词正是在战后初期时局混乱的日本才显得有革新意义，从而使得进步主义、民主主义、民族主义紧密联姻——这种联姻在社会上呈现的登峰造极的极致就是1960年的反安保斗争。

事实上战后初期到1950年代，根本就没有论调将所谓的“大正民主”作为战后民主化的榜样加以评价——哪怕保守论者此时都有将“明治”理想化而批判“昭和”的倾向，像上面的津田左右吉就自称“明治大正出生的人”，铃木大拙也撰写了《明治的思想与自由》（「明治の思想と自由」）一文（收录于橋川文三編『保守の思想』），甚至于1955年成立的自民党也将自己的历史追溯到了“自由民权运动”，也就是说，从战败后到1950年代“明治”超越了政治的范畴受到了大家的欢迎，至于大正，哪怕是当时对于大正体制相当看不上的丸山真男与鹤见俊辅等人虽然不断批判希望回到大正以及昭和前期“宪政常道”的“老一辈自由主义者”，但是也没有明确批判大正——总而言之当时言论界对于“大正时代”以及“大正民主”本身甚至都懒得提及，这一时期分处言论界左右两端的保守论者与进步论者都在争夺“明治”这个象征，因而为了批判自称“生于明治”的年长一代，丸山将他们称之为“现代被称之为明治时代的人”，鹤见俊辅则祭出“维新人”与“明治人”的二分法。反过来看，从大正民主主义的遗存政党政治家以及老一辈自由主义者当时处于保守派的位置来看，没有将“大正民主”当成战后民主化榜样的评价是理所应当的。

但是到了1960年代之后，开始有战后进步派知识分子（包括我们上面讲的“战后民主主义者”）赞美所谓的“大正民主”时代，例如上面提到的鹤见俊辅，在1972年却表示：

“我是在大正民主主义思想尚未泯灭的时代成长起来的。”^[14]

鹤见俊辅在此之前还在1970年的《死的象征》（『死の象徴』）（第2卷）以及1968年的《丘浅次郎》（第3卷）等作品中对吉野大作等大正时期的思想家进行重新赞扬，而鹤见俊辅是一个在以“满分”为目标的伦理取向和与之相反的“放松”的价值取向之间进退维谷的人物，在他的作品中“明治”与“大正”对应了前者与后者。他本人从1950年代开始为了批判保守政权忘却战争责任以及政治机会主义经常高举“明治”这面旗帜，但是到了1970年代的时候更年轻世代刮起的激进主义学生运动——“全共斗”运动其过剩的伦理主义以及将他和丸山真男为代表的“战后民主主义者”连同日本共产党一起当成是“改良主义”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负面典型加以批判，他们这帮战后初期活跃的知识分子及其秉持的“战后民主主义”理念受到了新左翼与新兴保守派论者两面夹击，因而鹤见俊辅重新开始赞赏“大正”的稳健，他对于“大正”的重新评价也是为了批判昭和时期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大学生轻视“大正民主主义”，将吉野作造蔑称为“吉野式民主”的现象。

而与鹤见俊辅为代表的部分进步知识分子对于“大正”评价翻转相对应的是日本泛进步阵营对于“明治”评价的改变——1960年代日本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社会两极化现象逐渐消除，市民生活的富裕、消费主义化与“日子人化”导致像50年代的工人运动高峰与1960年那种声势浩大的反安保运动不能够再重现，与之相反的是随着63、64年日本成功加入OCED、成功举办东京奥运会，国民情不自禁油然而生一种自豪的情绪，在此背景下民族主义话语的主导权从左派落入保守派手中^[15]，自民党政权也借力打力发起了面向“明治百年”对“明治”的再评价运动，将明治时代做为大国意识觉醒与元勋们“建功立业”的时代而不是做为一个革新开放的时代、一个民众权利意识开始觉醒的时代加以描述。这种做法遭到了左派主导的教育学界与历史学界的坚决反对，因此开始了反对自民党政府整的“明治百年”的运动，甚至连1960年提倡“明治维新百年祭”的竹内好都不得不在1965年写下《反思“明治狂热”》一文，要求重新审视日本近代化，同年思想史学家山田宗睦写下了批判保守知识分子的《危险的思想家》一书，并且在前言中写道：“三年后的1968年就是明治维新一百周年。以此为契机，诸多否定战后的声音将形成合流。究竟是维新百年的胜利还是战后二十年的胜利，这直接关系到日本的未来。”长期做为温和左派的言论界阵地^[16]的《朝日新闻》还受此启发做了个《明治维新与战后二十年》的特辑。到1965年为止，“明治”作为保守反动的象征，与“战后”对立存在。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大正的重新评价是建立在反对日本保守派的“大国主义”（“明治”再评价）以及暗藏的威权主义倾向和反对极左的全共斗运动的延长线上取出来的一个交集，这种再评价除却表明日本的革新阵营经历了类似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及一些“列强”国家的泛左翼那样普遍的“脱国粹主义化”过程之外，还要一点就是暴露出此时的革新势力已经不复1945-1960年“第一战后”时期的政治攻势地位与激进的革新势头，革新系（社会党、共产党）也开始变得“建制化”，更多在“和平宪法”给予的“政治自留地”内部圈地自萌，因此战败之初被包括日共在内的左翼势力批判“过于稳健”的宪法与《教育基本法》等做为战后改革的成果必须加以捍卫，此时吹“大正”的实际就是捍卫以宪法第九条为代表的“战后民主主义遗产”，结合今日日本年轻人认为立宪民主党、共产党才是“保守党”，自民党才是“革新政党”的评价，我们在此不得不感叹：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

参考

1. ^ 像“老一辈自由主义者”当中著名的评论家清泽冽在其1944年5月29日的日记中就“创氏改名”运动批评道：“让朝鲜人起日本名，僭越日本人信用——总督政治之恶，实难容忍”，他还在日记中认为“在美国的战后要求中，朝鲜独立的要求绝不可能”，“因为那（日韩合并）是合法进行的”。清泽冽希望总力战在招致革命之前投降，但是如果能因为放弃“满洲”而预欧美各国达成妥协，以至于“不（丧失）朝鲜、台湾的话再好不过”，这就是清泽冽的战后构想，他同时认为被强制带到日本而数量陡增的在日朝鲜人使得“电车内朝鲜语泛滥。这将是今后最大的社会问题”
2. ^ 日本工会总评议会，著名的左翼激进派工会，在战后做为长期处于“左派优位体制”下的社会党的主要支持母体
3. ^ 1948年的座谈会上安倍能成就认为，“我在战时便感觉到，战后工人对于权利的要求会非常之大”，他当时还认为罢工是缺乏爱国心的表现，知识分子在战后的水平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与之相反的则是工人却“拿到更多工资，受到特别待遇”、“简直被惯坏了”
4. ^ 1948年的调查显示当时日本一般民众中能够完全读懂报纸的只有4.4%
5. ^ 1946年鹤见俊辅在分析战时排斥西方文化的标语得到民众支持的理由时说：“这些标语如果按照字面意思解释的话，是排斥从国外输入的风俗习惯，推崇日本旧有风俗。但是其实远不止这些，其中还包括对上流阶级生活方式的反感。享受外来风俗的知识上流阶级，一般大众只止步于国粹风俗，因此废除外来风俗对一般庶民毫无影响，而排斥外来风俗可以称赞自己现有的生活态度。说得再浅显一点，就好像不修边幅的大杂院女人对身着华丽衣服走在街上的上流妇人的反感，百姓人家对沉溺于滑雪滑冰及舞蹈的纨绔子弟的不快，等等，这些感情都包含在上述标语里。”
6. ^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24308200/answer/1826535997
7. ^ 以清泽冽为例，在1944年10月石桥湛山主办的研究会上与知识分子们就“战后会变成什么样”进行讨论，其中“将会失去私有财产”成为讨论的焦点。而到1944年7月东条英机内阁解散时，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这个独裁者之所以瓦解，是因为日本是以皇室为中心的国家。我期望这个制度不要以过激的革命手段结束。”
8. ^ 1933年日本成立了一个叫“昭和研究会”的智库组织，实为曾三次出任首相的近卫文麿的幕僚团。这个组织大肆鼓吹建立所谓“东亚协同体论”，为日本在亚洲业已展开的侵略活动涂脂抹粉。一向被视为京都学派左翼的三木清也一度被牵涉到相关活动中去。京都学派的首席哲学家西田几多郎则和近卫文麿保持着某种特殊的私人关系（后者曾听过前者的哲学课），西田本人甚至还给昭和天皇本人做过“御前哲学讲座”，大谈日本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所需扮演的角色，可谓如假包换的“帝王师”。京都学派的二号人物田边元则利用自创的“种的逻辑”所提供的哲学资源，论证“大东亚共荣圈”的“合理性”，成为了战时极为活跃的一位哲学家。而原本不问政治的西田之所以也卷入了政治漩涡，三木清和田边的鼓动所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思想更为右倾的高坂正显、高山岩男、铃木成高、大岛康正等人，以及看似云淡风轻、大谈“虚无主义问题”的西谷启治，则和日本海军的米内光政、高木惣吉等军人交往默契，成为了海军方面在人文学界的铁杆盟友。要论和本国军政界交往的深度和广度，京都学派都远远超过了远在德国的同行。从根底上说，京都哲人犯下的所有谬误的根源，便是其过浓的“帝王师”情节。正因为太想报效朝廷，才不会去质询朝廷之策是否在根子上就歪了，而只是就坡下驴，看料做菜，打着“关心亚洲命运”的大棋跳进了政治的大染缸。在战后京都学派也与成为保守言论界旗手的“老一辈自由主义者”过从甚密，例如京都学派的铃木成高也加入了“同心会”并且变成了《心》的执笔者
9. ^ 也就是说他也是“保守旁流”的代表人物之一，鸠山派经过石桥、岸信介的接盘并且历经多位派阀领袖后演变为今天的“清和政策研究会”
10. ^ 日本历史学流派。因出版《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讲座》(共7卷，1932－1933年版)而得名。代表人物有野吕荣太郎、山田盛太郎等人。强调日本资本主义的半封建性质以及绝对主义天皇制所起的作用。认为“日本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农村半农奴式土地上的资本主义”，是“半农奴制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二战以前曾长期与劳农派学者论战，其观点对日本史学界有很大影响。“讲座派”的历史学观点可以说是日本共产党长期秉持的历史学观点，跟代表像“社会主义协会派”这样的社会党左派的历史学观点的“劳农派”相对
11. ^ 提出“大正民主”这一概念的历史学家信夫清三郎在1934年10月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唯物论研究会”成员，为此还遭到特高警察的逮捕，终其一生都是进步学者以及反法西斯战士
12. ^ “老一辈自由主义者”当年大多数都顺应潮流支持战争（反正送死的也不是他们），例如清泽冽的日记中写道当年做为庆应义塾大学校长、曾经担任内阁顾问的小泉信三即便在1944年12月轴心国差不多败局已定的情况下还叫嚣彻底抗战，还说“比成为美国的奴隶强”，战后小泉信三摇身一变变成了亲美派并且赞成美军驻扎日本的安保条约，清泽在日记中认为小泉信三“完全变成右翼”、“变成大臣待遇或者校长的话，思想就能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吗？”与司马辽太郎以及宫崎骏合著『時代の風音』的作家回忆自己做为小泉信三的同学的父亲在评价小泉时说道“那样的人才是卖国贼”，“什么教育皇太子啊，简直就是国贼。”（小泉与皇室关系亲密，曾经负责皇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平成天皇的教育）
13. ^ 久野収・藤田省三・鶴見俊輔『戦後日本の思想』、279頁
14. ^ 『鶴見俊輔著作集』3巻、445頁；鶴見俊輔「素材と方法」『思想と科学』、1972
15. ^ 例如“单一民族”这个词的用法就发生了变化，1950年代这个词做为应该实现的目标被左派提倡，但是1960年代之后这个词做为“自古以来既成事实”的词被保守派所提倡
16. ^ 《朝日新闻》长期喜欢以“中立、客观”的立场示人，在冷战时期实际上代表的是社会党与部分自民党鸽派势力的立场，在当今的日本则可以看做是立宪民主党实际意义上的喉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