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朋友在一个历史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我觉得近代中国弱不该由清朝独自背锅，而是明清共同的愚昧统治造成！?
你想啊，咱们说近代中国积贫积弱，这肯定是个不争的事实。那是什么造成的？要是说光是清朝，我觉得有点太片面了。你想想，明朝那时候，虽然说不像清朝那样被外国按着打得那么惨烈，但它内部的问题，那也真不是一般的多。
先说明朝这块地基，它打得稳不稳？
你想啊，明朝的统治，尤其是中后期，就已经显露出一些很明显的弊端了。
思想上的僵化： 咱们都知道，宋明理学那一套，讲究格物致知，但后来发展到什么程度？把人活生生锁在那些古圣先贤的条条框框里，创新和突破的空间越来越小。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说实话，跟后来的西方比，差距就开始拉开了。你想，那个时候，西方已经在经历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科学革命的火苗也开始点燃了，而咱们这边呢？还在琢磨“存天理灭人欲”。这种思想上的封闭和保守，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明朝就已经埋下不少了。
制度上的弊端： 明朝的内阁制，权力看似集中，但权力斗争也十分激烈，导致政治效率不高。宦官专权更是明朝后期一个顽疾，朝政被这些人搅得乌烟瘴气的。更别提那些腐败问题，从严嵩到万历皇帝不理朝政，这些都一点点地掏空了国家的根基。当一个国家内部就已经千疮百孔的时候，它还能有多大的抵抗力去面对外部的冲击？
经济上的停滞与社会矛盾： 尽管明朝有些商业发展，但重农抑商的政策根深蒂固。土地兼并严重，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流离失所。农民起义，从李自成到张献忠，虽然最终被清朝镇压，但这些起义的发生本身就说明了社会矛盾的尖锐，说明了明朝的统治已经失去了民心，国家治理能力已经严重下降。国家内部都没能好好治理好，怎么能指望它在外部危机面前能坚挺？
再来说说清朝，它接手的时候，是接手了一个什么样的摊子？
清朝入关的时候，明朝已经摇摇欲坠了。可以说，清朝是在一个已经严重衰败的帝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继承了明朝留下的很多问题，并且有些问题还被它进一步放大或固化了。
文化上的压制和“文字狱”： 清朝为了巩固统治，对汉族文化进行了很多压制，最典型的就是“文字狱”。这种做法，虽然在短期内消灭了一些反对的声音，但从长远来看，是对思想自由和创造力的扼杀。它让士大夫阶层更加谨小慎微，不敢触碰敏感话题，更不用说去进行思想上的革新了。这种恐惧的氛围，怎么可能孕育出能够应对世界变化的思想体系？
闭关锁国政策的延续与强化： 虽然明朝也有海禁，但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尤其是乾隆时期之后，是更系统的、更彻底的。国家对外面的世界几乎是闭目塞听，只允许有限的几个口岸对外贸易，并且严格限制中外交流。你想，当世界在飞速发展的时候，你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看不到外面的变化，那不就等于慢性自杀吗？这种政策的根源，也不能完全归咎于清朝建立者，它也有明朝后期那种“天朝上国”心态的影子，只不过被清朝发扬光大了。
科技和军事上的落后： 到了鸦片战争之前，清朝的军事技术、装备和作战方式，跟西方列强相比，已经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了。这种落后，不是清朝一朝就能造成的。你想，如果明朝就已经重视发展军事技术和科学知识，并且能够与世界保持交流，那么到清朝的时候，差距可能不会那么大。但明朝在这方面的投入和关注度，显然是不足的。所以，清朝继承的，是一个在科技和军事上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国家。
腐败和低效的官僚体系： 清朝继承了明朝的官僚体系，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腐败问题。虽然有康乾盛世，但盛世之下也隐藏着危机。到了后期，官僚体系的低效和腐败，更是让国家失去了应对危机的能力。当国家机器运转不灵的时候，你指望它能做出什么正确的决策，能有效地抵抗外敌吗？
所以，你看，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谁背锅”的问题。明朝就像一个房子，虽然外观可能还算体面，但里面的木头已经开始朽了，地基也有些松动了。清朝接手的时候，虽然也 tried to 补救，但它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那些深层的问题，反而因为自己的政策和思想上的局限，把这些问题进一步恶化了。
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明朝能像同时期的西方一样，鼓励科学探索，放松思想管制，开放对外贸易，那么到清朝的时候，中国可能就不会是那个样子了。到了清朝，如果它能及时醒悟，学习西方，改革制度，那还有挽回的可能。但它却选择了闭关锁国，选择了压制思想，最终导致了近代中国的悲剧。
所以说，我觉得说“明清共同的愚昧统治造成”是很中肯的。明朝奠定了愚昧的基石，清朝则是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加固了它的脆弱性。我们不能因为清朝挨打挨得更惨烈，就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它身上。得把历史的脉络捋清楚，看看这根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哪个环节又把问题给加重了。
这样分析下来，是不是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咱们得客观看待，不能带着情绪去简单地评判谁对谁错。这才是对历史真正的尊重嘛！
网友意见
英国虽说是第一强国，但那群抽大烟的大烟兵可不是什么天下第一陆军，他们败绩从伊朗能排到南非，也没见是多牛的天顶星科技。
人家英国公开卖官卖爵，军官贪污捞金，干的可不比大清少。
英国当时对大清，主战派跟主和派五五开。
大清是典型的老牌强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陆军，一半英国议员觉得优势只在沿海，即便清军在武器落后的情况下，英军一旦登录内地大清利用自己庞大的陆军可以轻而易举的把英军给打崩。
大清弱就弱在给自己军队下套，特化大抬枪就是大清禁止绿营自己制造火炮后，绿营无可奈何的做法，只能造一种介于枪和炮中间的产物来弥补火力上的不足。
这些做法还有一个后果就是各地对大型火炮制作的经验迅速衰退，甚至区域性失传。
到了鸦片战争时期逼得一些地方甚至要搬出明代火炮甚至是元代的火炮进行还击!
还把绿营拆的七零八落，这个县几百人，那个堡几十人，拆分之后这些军队根本不具备大规模作战的经验。
清宫武备里，早在乾隆的时候，皇室成员们已经玩着，转轮火枪，燧发枪，全身板甲，各种军事器具，但就是不给国内军队装备。
因为鸦片问题，直接禁止与英国贸易，结果逼得英国宣战，咸丰打了一年都不知道英国人为啥要打他。
英国政府收入鸦片占比就不多，占大头的是茶叶每年都要向大清进口2000万磅!
而通过茶叶获得的税收几乎占了英国财政的十分之一，1836年甚至达到了400多万英镑，占了英国16%的财政收入。
因为茶叶攥在大清手里，清朝刚禁鸦片的时候，英国政府还专门叮嘱过商人们让别在大清惹事。
谁知道大清不仅禁鸦片，还直接断了贸易，这种损人不利己的行为，英国都被大清的操作给整懵了，最后不得不向大清开战。
这就是自己拿着王炸，还没事找抽型的。
古代科技创新，任何大朝代都有二三十个，元朝百年都有十几个科技创新，鞑清二百多年，总共三项发明。不但如此，你敢使用新技术敢提高生产力，必被砍头，造船超过2000石，就是载重两万斤，你就得死。一战后德国被协议不能造军用飞机，希特勒疯狂制造民用飞机，就为了保留工业水平，二战一开，这些飞机瞬间改装成军机。
鞑清把所有东西都斩断了，你对古人的印象也已经被鞑子改变了，b乎上的人在清朝也就是愚蠢的象征。然后自己说，自己蠢怪政府？怪当朝清政府就罢了，还怪前朝政府。怪前朝也就罢了，怪几千年旧社会？哈哈哈，怪只怪盘古不该打开这天地罢！为了掩饰鞑清的丑恶，不惜推给所有人分担
席泽宗院士：“康熙盛世”是中国科学衰落之始
——与席泽宗院士对谈
作者：原中国科技大学方校长
文章来源：《争鸣》杂志
老友席泽宗院士八秩在望。今年本有可能同他在柏林见面，因MG11大会邀请他做超新星1006千年回顾的报告。泽宗兄以他的“古超新星新表”（1955）在学界驰名半世。以下就是三个月间，2006年8-11月，多次电话往来的一个记录。略去有关时事和往事的点评，只记席教授的科学史，特别是中国科学史的精论。
F：我看了你关于康熙的文章，你的结论是中国的科学直到清初康熙一朝才真正开始衰落。
X：对。
F：在清帝中，康熙似乎是最爱好自然科学的。他请传教士教他西方科学。他对算学和天学都有相当的了解。你说他是“窒塞民智”，何以为据？
X：康熙“窒塞民智”一说，最早是梁启超提出来的，后来邵力子也论证过。确实，康熙学过算学和天学。不过，他的目的不是倡导科学，相反是为了堵塞现代科学在漢民族中的传播和发展。证据之一就是他请传教士的目的。明末的士大夫和学者可以同西方传教士自发地交流，万历和崇祯皇帝基本不管。而据传教士张诚（J. F. Gerbillon）的日记，康熙不准传教士在有漢人和蒙人的衙门里翻译任何科学文献。自康熙一百五十年以降，清廷的钦天监一直由西来的传教士担任监正或监副，从没有漢人和蒙人。康熙请传教士监理钦天监，目的不是开启中西交流，相反是为了“窒塞” 中西科学技术交流。
F：据我所知，就在康熙年代，伦敦有了皇家学会，巴黎有了皇家科学院，柏林也有了科学院。它们对欧洲的科学发展是一大推力。
X：是。康熙同法王路易十四和俄国的彼得大帝在同一时代。传教士也向康熙介绍过路易十四创建的“格物穷理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和“天文宫”（Observatoire de Paris）。
F：创建科学院似乎是那个时代的帝王的一个时髦。据传康熙在上朝的时候还发表过他的数学论文，康熙是不是也有意要创建大清科学院？
X：你指的康熙的数学论文可能是《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不过，没有记录显示康熙对建立科学院感兴趣。路易十四访问过他的“格物穷理院”，没有发表论文。他建“格物穷理院”目的是倡导法兰西的科学研究精神，培养人才。康熙的政策则是巩固“御制”，遏制漢民族的科学研究精神。在清初，还有“南王（锡阐）北薛（凤祚）”等精通数学，天文的非“御制”人材。那是明朝学界的残留。后来，就彻底没有了。
F：没有人材。似乎也没有“审造器”。如果去参观过北京的古观象台和南京收藏的古天文仪器。就会发现，大清朝的观象台竟然还没有一架天文望远镜。清朝的天文学家竟然还不知道造望远镜？
X：当然知道。徐光启在1629年就建议制造天文望远镜，那是在伽利略天文望远镜之后二十年，这是很快的了。康熙也知道望远镜。北京的故宫中就有上百架望远镜，多为康乾“盛世”所收藏。但是，康熙防备望远镜的扩散。康熙命令传教士不要去做望远镜。望远镜只能是御用，所以，观象台上反而没有望远镜。清宫中的御用的天文仪器比天文观象台上的仪器多得多。整个清朝发表星表都是没有望远镜的实测数据为根据的。那还能不落后？康熙是怕仪器一经拿出宫外，就会有漢人复制，改进，满族统治集团就不能垄断了。
F：还有没有其他的垄断证据？
X：代数。不像算术，代数要靠一套符号。符号就是代数的语言。1712年耶稣会士傅圣泽写了一篇《阿尔热巴拉（代数）新法》向康熙介绍符号代数。康熙看不懂，他说此新法“可笑”。他下令不准代数新法传播。所以，直到1859年代数符号法才开始在中国流传，那已是150年之后的事了，早已不再是新法。
F：“可笑”一说，是典型的不懂装懂的心理表现。这不奇怪。1949年初，在北京，我初三，被叫去给一个文化补习班上初中代数（当时有很多文化补习班）。当我用符号讲a=-(-a)时, 班上年龄大的人都不明白，年轻的则易于接受。1712年康熙已经58岁，弄不懂代数符号法，情有可原。不过，我记得康熙还很爱说别人不懂科学。
X：1689年，康熙在南京要捉弄（贬低）大臣李光地。康熙事先问耶稣会士南极老人星出地平几度。见到李光地上朝后，康熙考问他：“可识老人星？” 李光地无以对。康熙得意了：“老人星在北京自然看不见，在南京就看得见。到了你的老家闽广，连南极星也看得见。” 康熙得意忘了形，在闽广，南极星是看不见的。梁任公（梁启超）说，康熙的科学是用来打击他人（李光地随后被降级）的一个工具，一点不错。
F：从代数符号到南极星，证明康熙对近代科学所知也有限，是不是同传教士有关系？
X：有关系。康熙只向传教士学西来的科学，并没有真正开启中西学术交流的大门。中西交流在当时已经没有技术上的困难。亚欧水上交通已很发达。前面说过，西方科学文献在明代就能及时地送到中国。当时有些欧洲学者还很希望他们的研究成果能得到中国学者的响应。开普勒Tabulae Rudolphinae于1627年一出版，他立即寄到中国一本。传教士对中西学术交流有很大贡献。有些耶稣会士的确是一流的学者。尽管如此，他们也受到罗马教廷的影响。譬如，他们对哥白尼的日心说一直态度暧昧，可能并不只是学术上的原因。
F：你在文章一开始引用胡适的话说，明末还是可以的，但清代以降，中西“双方（科学）相差，真不可以道里计”。你能不能更定量地说一说，康熙一朝，中国的科学到底衰落了多少“道里”？
X：康熙在晚年（1713-1722）主编了100卷的《律历渊源》。其中《数理精蕴》53卷，他自认为是，也曾被誉为是当年的数学百科全书。十六世纪中叶以后，欧洲的数学进展主要有，代数符号（1580），对数（1614），计算尺（1620），解析几何（1620），加法机（1642），微积分（1665）。其中最重要的是解析几何和微积分。无此二者，很难明白和应用牛顿力学。然而，“数学百科全书” 《数理精蕴》中竟然完全没有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编撰者可能根本不知道有这两门新发展的数学。明末1630年的“崇祯历书”虽也落后西方。但还远没有落后到全然不知最新重要发展的地步。
F：我离开中国快十七年，对“最新重要发展”也陌生。到是常听说有“康熙大帝”之类显灵于视频之中。你对这位视频“康熙大帝”，有何评价？
X：哈哈…哈哈…不值一谈，不值一谈。清末以来中国的屡败于西方，主要原因并不是我们传统的文化或者制度有大的问题。而在于满清王朝的性质是一个外来的异族政权，满洲统治民族私心自用，为了防漢制漢，千方百计地遏制中国自己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对漢族人民百般压制，满漢相猜，上下离心，导致康熙以后中国科学技术迅速落后于西方，大大的延误了中国社会走上工业化进程的时间，在清末仍不得不屡败于西方列强。从康熙的 “窒塞民智”到 “窒塞民智”的再显灵，呜呼！
后记：席泽宗院士的答话，没有字字经他本人审阅(眼疾，难阅读)。如有误，我负责。席院士的更详尽的论证可见他的 “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等论文（《古新星新表和科学史探索》，2002）。
你觉得清朝愚昧，其实人家精着呢。
知道为啥乾隆不待见英国使者吗？因为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消息传到了中国，乾隆对这种革命具有极大的警惕性。你让他学西方，那不就是革他自己的命吗？
176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派遣两位特使高类思、杨德旺出访中国，觐见了乾隆皇帝。这两个特使都是在法国居住数十年以上的华裔。法国王室以此表示愿意同中国进一步加深官方往来。后来乾隆皇帝也打算派遣使团访问法国，由钱德明担任特使。钱德明在书信中写道：“乾隆皇帝有遣使臣至法见路易十六世之计划，德明将随使行。法国王室似甚期待使臣之来。”但是使团未能成行，因为这时候，法国王室的脑袋掉了。
对于法国的这场惊天巨变，乾隆朝廷是什么态度呢？就在法王路易十六掉脑袋的1793年，另一个欧洲强国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我们从使团成员斯丹东的记录中可以窥见一斑：“近两三年的法国内乱消息在北京已有风闻,那里所鼓吹的种种破坏秩序颠覆政府的主张迫使北京政府加以防范。为了避免这些东西传入中国,北京王朝虽然还没有下令驱逐住在广州的外国人,已经对在华外国人的行动注意监视。外国的工匠和天文学者们在北京仍然受到欢迎,但他们同欧洲的通讯则受到严格的检査。事实上这些外国传教士们依靠外国教会汇寄一些款项来维持生活,现在法国的平民统治者断绝了这笔款项来源,这些传教士们比任何人都更厌恶法国革命。虽然如此,他们还是受到小心而多疑的中国政府的提防。”
到达中国之后,英国使团更是直接感觉到了中国对于大革命的顾虑:“自从英国人航海到中国海岸之后,种种误会和种种造谣污蔑使中国人对英国一直抱有成见。这些成见需要英国政府在中国设立常驻代表来逐渐消除。除此而外,现在又加上英国人帮助尼泊尔进攻西藏的误会。使节团进入中国境内以后,虽然受到了隆重的招待,但中国方面,尤其是鞑靼族的大官,处处流露岀怀疑和猜忌。这些鞑靼人好像误解英国人到中国来的最终目的在于企图分享他们统治中国的一杯羹。还有一点,最近法国的种种理论,没有比中国政府对此更深恶痛绝的。使节团来自西方,中国不愿同地球的这一部分接近。英国与法国为邻,这一事实损害了它和远方中国的关系。”
很明显地，清政府已经得知了法国大革命的消息，他们将法国革命视为洪水猛兽。虽然当时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不如法国，没有一个庞大的“第三阶层”中坚——商人和资本家，法国革命在缺乏社会基础的中国，无法掀起巨浪。但是乾隆皇帝作为一个封建帝王，本能地将革命视为犯上作乱、弑君杀父大逆不道的行为，要对其进行严加的防范，否则大清就将国无宁日。
对于马戛尔尼未能完成通商建交等使命,钱德明提供了一个英国人此前没想到的理由:“如果英国人能早些到达,在中国政府接到欧洲巨变的麻烦消息之前到达,使团所遇到的麻烦就会少得多。而在中国人看来,欧洲人都是无差别的狂人。”所谓的“欧洲巨变”,就是法国革命。钱德明认为,法国革命令中国政府“害怕”,因此变得更加“敌视任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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