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比较顶级的手表品牌分别有哪些故事呢？
百达翡丽 (Patek Philippe) 腕表界的皇冠，百年传承的艺术
要谈论顶级腕表，百达翡丽的名字总是第一个被提起。这个品牌的故事始于1839年，两位波兰移民——安东尼·百达 (Antoni Patek) 和弗朗西斯·查普曼 (Franciszek Czapek) 在日内瓦创立了一家制表公司。他们富有远见，致力于打造最精准、最复杂的机械腕表。
然而，真正让百达翡丽走向辉煌的，是1845年他们遇到了另一位波兰移民——制表天才让阿德里安·百达 (JeanAdrien Philippe)。他发明了无需表冠即可上链和调时的装置，这项革命性的创新彻底改变了腕表的结构。很快，百达 Philippe 的名字就与这项技术紧密相连，成为品牌的标志。
1932年，斯特恩 (Stern) 家族购入了百达翡丽，从此，这个家族的使命就是守护这个制表王朝。他们坚持“传世”的理念，每一枚百达翡丽腕表都是为代代相传而生。你可以想象，在他们的工坊里，没有流水线，只有经验丰富的制表师，他们用放大镜仔细打磨每一个零件，用毕生所学灌注进腕表的灵魂。
百达翡丽的复杂功能腕表更是令人惊叹。比如，“Calibre 89”——一款为了纪念品牌150周年而制作的怀表，拥有33种复杂功能，耗时9年制作，可以说是人类制表史上的一座丰碑。而“Henry Graves Jr. Supercomplication”更是花费了8年时间打造，集合了24种复杂功能，在拍卖场上屡创天价，其价值不仅仅在于黄金和宝石，更在于其中蕴含的精湛技艺和历史沉淀。
百达翡丽的广告语“没人能真正拥有百达翡丽，只不过为下一代保管而已。”道出了品牌的精髓。它不仅仅是一件计时工具，更是一种对精益求精的追求，一种对时间价值的深刻理解，以及一种跨越世代的情感寄托。
爱彼 (Audemars Piguet) 山谷中的勇者，突破创新的先驱
爱彼的故事充满了冒险和坚韧。1875年，两位年轻的伙伴——儒勒·路易斯·奥德玛 (Jules Louis Audemars) 和爱德华奥古斯特·皮盖 (Edward Auguste Piguet) 在瑞士汝山谷这个风景如画却又极具挑战性的地方创立了品牌。他们怀揣着一个共同的梦想：创造出最复杂、最优雅的机械腕表。
当时的汝山谷，独立制表师众多，竞争激烈，但奥德玛和皮盖凭借着对制表技艺的极致追求和大胆的创新精神脱颖而出。他们从小就对机械着迷，对机芯的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好奇。
爱彼最著名的故事之一，便是他们大胆推出的“皇家橡树”(Royal Oak) 系列。在那个崇尚贵金属和经典设计的时代，1972年，设计大师杰罗·尊达 (Gérald Genta) 为爱彼创造了一款“八角形”的运动腕表，它由精钢制成，表圈设计灵感来源于潜水头盔，防水性能出色，表盘上更是大胆地采用了“格纹” (Tapisserie) 纹理。这在当时是颠覆性的！很多人都质疑一款全精钢腕表能有多么高贵和昂贵。
然而，正是这份大胆和前瞻性，让皇家橡树系列成为了经典。它打破了腕表的常规，证明了精钢也可以拥有奢华的魅力和卓越的性能。这款腕表不仅仅是一款腕表，更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敢于挑战权威、追求个性的宣言。时至今日，皇家橡树系列依然是爱彼的灵魂之作，不断推陈出新，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腕表爱好者。
爱彼的另一个传奇在于其对复杂功能的精进。比如，他们是第一家成功生产出全月相显示腕表的品牌，以及第一个将三问报时功能小型化并装入腕表中的品牌。这些成就，无一不体现着他们在制表领域不懈的探索和突破。爱彼的每一枚腕表，都像是在汝山谷的深处，经过无数次的锤炼和打磨，才最终呈现在世人面前。
江诗丹顿 (Vacheron Constantin) 时间的旅行者，历史与艺术的交融
江诗丹顿，这个名字本身就带着一种历史的厚重感。自1755年创立以来，它就如同一个忠实的守时者，见证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品牌的创始人是年轻的日内瓦钟表匠让马克·瓦什隆 (JeanMarc Vacheron)。他对制表艺术有着非凡的热情，并渴望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精密计时器。
故事的转折点发生在1819年，弗朗索瓦·瓦什隆 (François Constantin) 加入了公司，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商人，更是一位富有远见的领导者。他将自己的名字加在了品牌名称中，并且积极地将江诗丹顿的腕表推广到世界各地。你可以想象，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将精密的机械带到遥远的国度，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毅力。
江诗丹顿的腕表，总是将精湛的制表技艺与艺术完美结合。他们对复杂功能情有独钟，但更注重腕表的美学设计和细节的打磨。例如，他们的“Tour de l'Île”腕表，是为了纪念品牌成立250周年而打造，集成了16种复杂功能，耗时10年，简直是一本活动的制表百科全书。
而江诗丹顿的另一个标志性系列——“纵横四海”(Overseas)，则展现了品牌对于旅行和探索精神的致敬。这款腕表设计坚固耐用，功能强大，能够适应各种环境和场合，就像一位真正的环球旅行家，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游刃有余。
江诗丹顿的品牌哲学在于“做比要求做得更多”(Do better if possible, and it is always possible)。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他们近三个世纪以来对卓越品质的执着追求。他们的工坊里，至今仍然保留着许多传统的手工技艺，比如手工雕刻、珐琅彩绘等，这些都是现代工业难以复制的艺术瑰宝。每一枚江诗丹顿腕表，都仿佛在讲述着一段跨越时空的旅程，一段关于探索、艺术与永恒的故事。
宝玑 (Breguet) 制表界的莫扎特，创新与优雅的化身
提到宝玑，就不得不提它的创始人——亚伯拉·路易·宝玑 (AbrahamLouis Breguet)。这位18世纪末的制表大师，被誉为“表盘之父”、“现代制表之父”，他的贡献之大，足以改变整个制表史。
宝玑的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出生于瑞士纳沙泰尔，但他的才华很快就让他移居巴黎，并在法国大革命的动荡时期，凭借着对制表技艺的精湛掌握和对创新的不懈追求，赢得了皇室贵族的青睐。
宝玑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便是“陀飞轮”(Tourbillon)。在1801年，他成功注册了陀飞轮的专利。这项发明是为了抵消重力对摆轮的影响，从而提高腕表的走时精度。你可以想象，在那个没有GPS和原子钟的时代，能够让一枚机械腕表如此精准地运转，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他就像一位音乐家，用齿轮和弹簧谱写出时间的乐章。
除了陀飞轮，宝玑还发明了“宝玑式指针”和“宝玑式数字”，它们优雅的造型至今仍被广泛使用。他更是将珐琅工艺、机刻雕花（Guilloché）等美学元素融入腕表设计中，让腕表不仅仅是计时工具，更是精美的艺术品。
宝玑的客户名单堪称一部欧洲皇室史，从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玛丽·安托瓦内特，到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再到拿破仑，都曾是他的忠实客户。传说，玛丽·安托瓦内特甚至订制了一枚极其复杂的怀表，这枚怀表在失踪多年后，于2007年重现天日，并被拍卖出天价，它的价值早已超越了其功能本身。
宝玑的品牌哲学就是“精湛工艺，永恒创新”。即使在品牌易主多次，经历了战争和革命的洗礼，宝玑始终坚守着对制表艺术的初心。每一次推出新款腕表，都会在经典的基础上融入新的技术和设计理念，让这个拥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品牌，始终散发着年轻的活力和优雅的魅力。
这些顶级腕表品牌的故事，不仅仅是关于技术和设计，更是关于人的智慧、热情和对极致的追求。它们是历史的见证，是艺术的载体，更是我们对时间价值的深刻解读。希望我的讲述，能让你感受到这些腕表背后那份独特的温度和故事。
网友意见
想起一篇旧文，虽是小说，但比一些品牌故事鲜活多了。
痛恨时间的人
Victor canning 著
赵君鹏 译
看得出来，他打算向我乞讨，于是我对他产生了怜悯之情，因为我的衣着簇新而他却衣衫破旧，我的杯中斟满了酒而他的杯中却空空如也。人们在看到这种情形时往往会怀疑自己是否有一天也会向陌生人乞讨。二十年后，我也会象他一样地衰老——六十岁左右吧——谁知道这二十年中，什么事儿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呢？
他走过来，坐下，上身前倾靠着桌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只表放在我俩中间。这是一只不错的银表，里面有纯金的表针，做工考究，现在已经很难见到了。
“给我两英镑，它就归你了。这表没毛病，来路也正。”
从他那二话不说、直截了当的方式你马上就能感觉到他是做惯了这种事儿的。
“我不想要。”我说。但是因为可怜他，我把表和一张十先令的钞票一起推了过去。他惊讶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给他点了饭菜和一杯酒。
“我只想让你买这块表。”他边吃边说。
“没关系。”我说。
他似乎想要告诉我些什么。“我讨厌看见表，”他突然喊道，象是想起了一件他早已遗忘的事情一样，“一切都是因为表才开始的。”
“什么一切？”
“这个。”他指了指自己的破衣服，又开始吃了起来。
外面下着雨。半个小时后我才会客，所以我继续呆了下去。
“他叫克瑞恩"瑟伯，”这老头儿说，“他是伦敦的一个演员经济人。是的，当时他给一些非常有名的大腕儿当经纪人。他并不缺钱，但是他耐不住诱惑，总想变得更富有——即使那意味着他得干些本行之外的活儿也在所不惜。”
他说得很轻松，也很流畅。这事儿他已说过多次了。它发生在一战结束后不久。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
这个克瑞恩"瑟伯看起来是个很讨人喜欢的人。他笑起来很温和，声音听起来很有磁性。但是如果你挡住了他的财路，他就会露出恶毒的本性。大多数人都很喜欢他，因为他们不了解他的性格。
他每年都要从伦敦到巴黎往返五六次，去看一些新上演的戏剧和音乐演出。他在巴黎认识很多人，晚上从不缺伴儿。每年有两次，他自己开车去。
他经常走从多弗到加莱这条路，并且顺原路返回。海关的大部分人都认识他。当你每年就见他五六次、每次仅十分钟时，你很容易喜欢上他——只有那些非常了解他的人才讨厌他——并且他经常送给海关的工作人员一些伦敦的戏票。
他从未在海关遇到过麻烦。不过除了每年两次的开车旅行，也确实没有产生麻烦的必要，因为他从不打算越境走私。不过，当他开着车时，情况就不一样了——每年两次，他都要带回五千只手表。
五千只手表听起来好像很多，但一辆汽车能装下的手表的数量是惊人的。特别是当汽车的地板做了手脚，油箱里只加了两加仑的汽油时，就能腾出更多的地方来装手表。当然，他得经常停下车来加油，但是他每趟都能挣一千英镑，这点儿麻烦根本不值一提。
如果你我要做这种事，我们都会象雨中的小猫一样紧张，没准儿会很快露馅儿。但是瑟伯从不觉得紧张。他知道怎么走私手表。
有一年十一月的一天，瑟伯开着车离开了伦敦，一路上怒气冲冲。他上次所带的手表并没有象他所期望的那样值钱，并且获利也不多。他打算见到供货商后好好说说这件事儿。
当他把车开到多弗码头时，他并没有显露出怒气。他给了海关的工作人员几张新上演的戏票。两小时后，在驱车去巴黎的路上，他渐渐控制住了怒气。
到了巴黎，他去找供货商——一个叫奥迪特的小手表商。这个人的生意由他的那些呆头呆脑的兄弟帮着照料。奥迪特做事谨慎，为人谦恭，瑟伯是他唯一的做走私生意的客户。奥迪特情愿一年有两次的固定收益，也不愿意冒着被发现的危险每星期都做这种买卖。瑟伯在店铺的后面找到了奥迪特和他的那些兄弟。没有寒暄客套，他就用他们以前从未听到过的刻薄的言语开始抱怨。
上次运的一千只表都不走，剩下的大部分都是粗制滥造，并且上次包装的也不好，好多表在回伦敦的路上就被压碎了。接着他就攻击奥迪特和他的兄弟们，“问候”他们的父母以及整个法兰西。
奥迪特站在那儿，对瑟伯恼恨之极。他真想干掉他，但又不想断了这个不错的财源。最后他解释说上次那些坏表是从瑞士进的货，在装车之前他没来得及检查。他承诺说下一批货，也就是明天的那批，一定完美无暇。
但是，第二天，这批货没到。
第三天早晨，瑟伯开车到了奥迪特的车库——这批货还没到。
瑟伯要求把货准备好，好让他赶上加莱乘当晚的最后一班渡轮。他打算第二天上午回到伦敦，去观看一部新戏的首场演出。他暴跳如雷，发誓说如果这批货到晚上还不来的话，以后他就去找别人继续做生意。
瑟伯在一位舞蹈演员的陪伴下玩了一天。他觉得在伦敦无论是私事还是公事他都能帮上她的忙。他不时地给奥迪特打电话，看看货到了没有。最后，当天晚上六点钟时，瑟伯被告知那批货刚到。他立即驱车赶到了奥迪特的车库。
他告诉奥迪特装货的要求。奥迪特再次向他保证：他的兄弟们将把表统统检查一遍，看它们走不走；凌晨四点就能装车完毕。瑟伯来得及把车开到加莱赶上早上的第一班渡轮。他能在午饭后赶到伦敦，不会耽误晚上他的新戏。
凌晨四点刚过，他就坐在车里，哼着小曲儿，车开的飞快，还冲铁路道口的姑娘微笑。当瑟伯练习自己的微笑时，他才不管那姑娘是什么样的女人呢。天很冷，他很快就通过了法国的海关。亲眼看着那些人把他的车开上船后，瑟伯走下甲板，喝了杯咖啡，倒头便睡。
到了多弗，他所有的包裹都被海关的工作人员打开检查。他走到自己的汽车旁。正在检查他的车的海关官员和他很熟，并且和他的年龄也差不多。瑟伯对他笑容满面，并且回答了几个常规的问题。所有的一切都很正常，就象以前那样：面带笑容啦、讲个笑话啦、举止得体啦，他允诺说如果这个官员想要一张免费的新上演的戏票，尽管写信冲他要。
他把手放在车门上，正要钻进汽车把车开走，这时突然听到一阵尖利的汽笛声。
不用别人告诉他，瑟伯就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很多人的脑海里还记忆犹新。当停战纪念日的十一点钟汽笛拉响时，所有的人都得停下来，为在战争中死去的人默哀两分钟。真是一片寂静，甚至连鸟儿也停止了鸣叫。瑟伯和那个海关官员站在汽车旁，低头默哀。除了海浪拍打码头的“哗哗”声外，什么也听不到。
更确切地说，是几乎什么都听不到。车里有一些声音，虽然别人确实什么都听不到，但是这个海关官员却能清楚地听出来它们藏在哪儿。五千只表在走动，发出轻微的“滴答”声。它们都被奥迪特的兄弟们仔细地上了弦。他们想取悦瑟伯，让他相信这次他要的手表不光看着漂亮，而且走的也很准。
这时我的朋友停下来不讲了，低头把饭吃完。我还想知道些什么，就问:“现在，告诉我你就是克瑞恩"瑟伯。我也许会花两英镑来买你刚才给我的那块表。”
但是，那个老头摇了摇头：“瑟伯几年前就死了。不，我是和他说话的那个海关官员。他使出了他的微笑和魅力，劝我忘了手表的事儿。我甚至答应在他每年两次用汽车走私手表时帮助他。两年后，我们都被捕了。”
英文名《The Man Who Hated Time》
一稿译于2006年8月4日夜
二稿改于2007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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