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统治者是否自认为自己是华夏子孙的一员？
总的来说，清朝统治者在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下，有不同程度的“华夏认同”，并且这种认同是策略性、建构性的，并且随着统治的巩固和汉族文化的吸引力增强而不断深化。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始终保有并强调其满洲民族的身份认同。
以下是详细的分析：
一、 早期清朝（入关前后至康雍乾盛世之前）：策略性的华夏认同与满洲主体性并存
入关前的策略： 努尔哈赤时期，虽然已经开始建立国家制度，但其主要的战略目标是统一女真各部和对抗明朝。在与明朝的交往中，他采取了既是“征服者”又是“继承者”的姿态。他会使用“大金”作为国号，表明其独立性，但也会通过招降、利用明朝旧臣等方式来吸收汉族文化和人才，为入关奠定基础。他甚至会将自己定位为“天命所归”，这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对中原王朝“天命”传统的借鉴。
入关后的初步认同： 皇太极时期已经表现出明显的“汉化”倾向。他改国号为“清”，并开始使用汉文奏折，仿效明朝的官制，甚至册封一些汉族士大夫为官。皇太极本人会说汉语，也能读汉文经典，对汉族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和尊重。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华夏认同，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统治汉族人口和赢得汉族士大夫的支持。他希望将自己塑造成明朝的合法继承者，而非单纯的异族征服者。
顺治时期的“汉化”尝试： 顺治皇帝作为第一个真正生活在北京的清朝皇帝，表现出更强的汉化倾向。他学习汉文，喜爱汉族文化，甚至有研究儒家经典，并希望以儒家思想来治理国家。他会说“满汉一家”，试图模糊满汉之间的界限。然而，此时的满洲贵族内部对“汉化”的接受程度并不一致，有相当一部分人仍然强调满洲的语言、文化和习俗。顺治皇帝的“汉化”更多是一种个人倾向和初步尝试。
二、 康雍乾盛世：制度性、文化性的深度认同与“满汉一家”的建构
康熙皇帝：集大成者与文化自信
以儒治国： 康熙皇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对汉族文化有深刻理解和热爱的皇帝。他熟读儒家经典，尊崇孔子，多次南巡，宣扬程朱理学，提倡孝道、忠君等儒家伦理。他将儒家思想作为统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石。
文化工程： 他亲自组织编纂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等规模宏大的文化工程，这些工程不仅是文化的结晶，更是清朝统治者对汉族文化“正统性”的继承和弘扬。
满汉融合的倡导： 康熙皇帝高举“满汉一家”的旗帜，强调满汉文化的互补和融合。他鼓励满族学习汉语、汉文，并允许满族人学习汉族的技艺和文化。然而，他同时也强调维护满洲的语言、服饰等特殊性，以区分满族与汉族，这是一种策略性的融合，而非完全的同化。
自认正统： 康熙在很多场合表达了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认同，并将自己视为“中国之主”。他的言行表明，他已经将自己内化为中华文明的继承者。
雍正皇帝：制度性强化与“华夏”概念的延伸
强化中央集权与儒家伦理： 雍正皇帝继续推行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的统治，并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他重视法制，但同时也强调君臣一体、君权至上的理念，这与中国传统皇权思想一脉相承。
“大义觉迷录”的辩护： 雍正时期，针对一些汉族士大夫对清朝统治合法性的质疑，他颁布了《大义觉迷录》，详细阐述了清朝统治的合理性和“满汉一家”的理念。在这部著作中，他明确将清朝的统治视为中国历史的延续，是将汉族文化发扬光大的一方。他甚至试图论证满族本身也具有与华夏文化相通的“中国”精神。
“华夏”概念的重塑： 雍正皇帝在一定程度上将“华夏”的概念从狭义的汉族血统延伸到对中国土地和人民的统治，以及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和维护。
乾隆皇帝：文化高峰与象征性认同
文化盛世的缔造者： 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十全老人”，他进一步巩固了清朝的统治，并且以其对文化的重视和推广而闻名。他编纂了《四库全书》，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收录最广的丛书，是汉族文化集大成之作，也体现了清朝统治者对汉族文化的掌控和认可。
颂扬华夏文明： 乾隆皇帝以其文采斐然，经常写诗作赋，歌颂中国的山河大地、历史文化，并自觉地将自己定位为这些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承者。
维护满洲特色与策略性“汉化”： 尽管乾隆皇帝在文化上表现出高度的“汉化”，但他同时也非常注重维护满洲的语言、习俗和贵族特权。他曾明确表示，满洲是他的根本，不能忘记自己的祖先。这说明，他的“华夏认同”是建立在满洲主体性的基础之上的，是一种更为复杂和策略性的认同。他希望通过统治和对汉族文化的贡献来证明自己是中国合法的君主，但同时也要保持满族的独特性以维持统治的根基。
三、 晚清：危机与身份认同的动摇
内忧外患下的“满汉之别”重现： 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内部的社会矛盾加剧，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受到严重挑战。在这种危机下，一些汉族士大夫开始重新强调“汉族”的民族情感，而清朝统治者在维护自身统治的同时，也更倾向于强调满洲的特殊性和其作为“异族”的身份来争取满洲贵族的团结。
“满汉一体”的政治口号： 尽管如此，清朝统治者仍然需要以“满汉一家”或“满汉一体”作为政治口号，来争取汉族人民的支持，尤其是面对外部侵略时。然而，此时的“满汉一体”更多是一种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其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民族隔阂。
革命思潮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辛亥革命的兴起，其核心口号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直接点明了清朝统治者是“异族”的身份，也反映了相当一部分汉族民众对清朝统治的民族认知。这反过来也促使清朝统治者在最后阶段更加被动地面对其“非华夏”的身份认知。
结论：
清朝统治者对“华夏子孙”的认同是一个复杂而动态的过程，并非简单的归属问题。
从制度和文化层面看， 尤其是康雍乾时期，清朝统治者在很大程度上认同并践行了中华正统的政治和文化模式。他们将自己视为中国历史的继承者，以儒家思想治国，组织文化工程，弘扬汉族文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满汉一家”的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在政治和文化实践上，将自己定位为中国的主人，并且在努力融入和传承中华文明的“正统”叙事。
然而，他们始终未能完全消除其满洲民族的身份认同， 尤其是在维护满洲的特殊地位和语言文化方面。这种满洲主体性是其统治的根基，也是与汉族文化在根本上有所区分的地方。
因此，与其说清朝统治者“自认为自己是华夏子孙的一员”，不如说他们是在“建构和扮演”一个中华文明正统继承者的角色， 并将这种角色与自身的满洲主体性进行策略性的结合。这种结合在不同时期、不同皇帝身上表现的程度和方式有所不同。在盛世时期，这种建构和扮演是成功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内化，以至于许多人认为他们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但在危机和变革时期，这种身份认同的脆弱性就暴露无遗。
总而言之，清朝统治者的“华夏认同”是复杂的，它既有对中华文明的真诚热爱和积极的文化实践，也有基于政治需要和民族主体性的策略性建构。他们是中华文明的接受者、改造者和传播者，但同时也是一个具有独立民族身份的统治者，这种双重性构成了清朝历史研究中一个引人入胜的议题。
网友意见
先说结论：从整体上看清代无疑具有中国的国家认同，具体到统治者个人，诚然存在主张汉化和恢复满洲特色的区别，但是这些差异都是建立在国家认同、多元统治的总体框架下的，毋宁于说只是统治策略的不同，无法上升到认同层面，更不会影响清代统治的整体框架。
首先需要对问题的指涉进行一下阐释，我能够理解题主为了避免歧义，刻意回避了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和民族意义的“汉”，转而使用“华夏”，但是实际上这样的题设同样有可待完善之处，对于中国古代社会而言，政治认同首先表现为对君主和王朝的认同（具体可以参考我的这个回答为什么五胡十六国多汉奸呢？），但是除此之外，也确实存在对于中国的国家认同，这不过这里的中国并不是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历时性政治共同体，为了弄清这一点，我们首先要对【中国】这一概念进行解析。
在古代社会，中国这一概念至少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阐释，分别是地理维度、政治维度和文化维度。地理意义上的中国是一个不同扩大的概念，商周时期指河南地区，春秋战国时代扩展到关东地区，之后将关中地区也涵盖进来，最后在秦汉帝国时期基本覆盖清代所称汉地十八省的核心区域。
随着【中国】这一概念在地理上扩张，他便逐渐产生出政治上的含义，这种政治意义上的中国又可区分为两个层次，首先他指代可以作为现实存在政权的中国，在秦汉的大一统时期他是中央政权的指称，而到了魏晋南北朝的分裂时期，各个政权之间还会产生谁能代表中国的争论，从这种历史演进中我们可以发现，政治意义上的【中国】从实体走向了虚化，由此政治维度的【中国】又衍生出更高层次的意义，即一个基于共同文化的历时性政治共同体，这种历时性的政治共同体是超越具体王朝的共同记忆，他的突出表现就是正统理论与五德终始理论，具体王朝通过确立自己在五德终始中的位置，将自己纳入到这种历时性共同体序列之中，从而确立自身的政治合法性，对于这种历时性共同体的认同，也就是题设中指代的对于中国的国家认同。
除了上述两个维度之外，姚大力指出还存在文化维度的中国，并且认为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则绝大多数情形中都是代表汉文化的中国，国外学者的著作中Chinese一词往往同时指代【汉】和【中国】，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题主虽然为了规避了【汉】，但是【华夏】一词本身就是与【汉】纠缠不清的，同时如上所述，政治意义的中国可以代表一种历时性共同体，而并不只是作为民族国家的现代中国，因此在解释这一问题时，不妨直接将其理解成【清代统治者是否存在对中国的国家认同】
在对题设进行梳理之后，便需要对这一问题进行回答了，我认为清代统治者无疑具有对中国的自我认同，这集中表现在正统观念和外交辞令两个方面。如上所述，正统观念是判断是否具有国家认同的直接标准，如果一个王朝主动将寻求进入正统序列，那么它实际上就是将自己纳入到历时性共同体的政治序列中，而这一点实际上在则努尔哈赤时代便已经体现。
今人太多将满洲视为女真人的后裔，但是实际上了明代女真只是金代女真边缘部落的后裔，而非主要部落，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也许是因为女真语社会不存在书面文化，金元、元明之际的动荡造成了女真语社会的断层，到了晚明时期，满洲人早已没有对于金代女真的集体记忆，实际上将满洲与金代女真进行勾连，进而以后金作为名号建立自身政治合法性，完全是努尔哈赤的创造。可以作为对比的是，成吉思汗在吞并诸部后将自己原先的部落名蒙古作为整合后新政权的名号，而努尔哈赤则没有选择将建州推广，而是使用了金的名号，可见在其政权草创之际，努尔哈赤就努力将其纳入到中国的历史性共同体中。
而在外交方面，清朝则表现的更为明显，早在入关之前，满语中便存在与中国对译的tulimbai gurun一词，但这里的中国仍具有他者的意味，因此这里也可以看出清代的国家认同并未与生俱来的，而是伴随着政治形势的演进而逐渐形成的，在《尼布楚条约》的满文版本中，清朝使用了dulimda-i gurun一词以中国自居，因此可以认为清朝统治者显然具有对中国的国家认同，认为自己是这一历时性共同体的一份子，而非独立于华夏世界的他者。
实际上题主的问题到这里已经基本得到了解答，但是题设中【清朝统治者】的概念实际上蕴含着更为复杂的因素，就是在中国认同、多元统治的框架下，不同皇帝对于满汉问题存在不同看法，一种倾向于积极推行传统汉族王朝的政策与统治，而另一种则是通过强调满洲的特殊性巩固多元体制，又因为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与汉难以分割，所以后一种倾向往往被认识不具有中国认同，但实际上二者仍然建立在多元统治的框架之下，因此有进一步厘清的必要，最为典型的就是雍正与乾隆，二者的差别就直接表现在对于《大义觉迷录》的不同态度中。
《大义觉迷录》原文在第一部分雍正便首先强调了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在其论述中可以看出雍正具有很浓厚的儒家色彩，【惟有德者乃能顺天，天之所与，又岂因何地之人而有所区别乎？我国家肇基东土，列圣相承，保万邦，天心笃佑，德教弘敷，恩施遐畅，登生民于衽席，遍中外而尊亲者，百年于兹矣】在这里雍正突出强调了清代之“德”，这显然蕴含了很强烈的儒家仁政思想，而针对曾静所指出的华夷的问题，又提出【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并且引用韩愈对于华夷之辨的主张，【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可见其对于传统夷夏观念的认同。
通观第一部分对于合法性的论述，雍正具有优秀的儒家素养，其执政思想与传统的中原皇帝十分接近，而考察雍正执政时期的政策，也能够很鲜明的看出这一特点。雍正时期将八旗官制官僚化、取消部分士绅优待、完成摊丁入亩的改革、试图推广统一官话、通过常平仓加强中央对全国的粮食供给能力，在这一系列的举措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个非常传统的中国皇帝，其强化集权、文化统一、改善财政的措施甚至有“汉武帝”们的影子，可以认为雍正代表了清代政治中极为明显的中原化倾向。
而另一方面乾隆的执政方式却与其父有很大的区别，与雍正注重中原化的倾向相比，乾隆体现出“内亚”与“汉地”并重的多元性特点，通过强调恢复骑射、满语，有意识的维护满洲特色。除了登基两个月便违反雍正的嘱托把曾静凌迟处死外，还有一项具有代表性的政策是乾隆废止了雍正推行的全国性普及教育，认为这是一种浪费钱财的行为。雍正的这种普及性教育实际上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教化蛮夷”的要求，是传统华夷观念下的产物，而乾隆则对这种文化上的差序格局不屑一顾。在讨论宋辽的正统问题时，乾隆主张【辽金皆自起北方,本无所承统,非若宋元之相承递及,为中华之主也】，郭成康分析这一观点为“不问皇帝是否为夷狄，只要奄有中原而主中华即为正统”，实际上是十分朴素的“主中华者为正统”的观点，可见乾隆并未如其父一样接受传统的华夷观念。
与雍正相比，乾隆的身份认同则无疑更为复杂，柯娇燕便总结性的指出“乾隆帝将自己塑造为包容满洲人、蒙古人、藏人、维吾尔人和汉人之五族统治者”，他既是皇帝，又是大汗，也是文殊活菩萨。尤其突出的是乾隆强调维持满洲特色，比如他曾多次强调【骑射国语，乃满洲之根本，旗人之要】，此外虽然他不认可辽金的正统地位，但是【且至称蒙古为“胡儿”，夫蒙古自我朝先世，即倾心归附，与满洲本属一体，乃目以“胡儿”，此与自加诋毁者何异？非忘本而何？】，这又鲜明了表现出乾隆延续自蒙古-满洲体系的身份认同，柯娇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虽然乾隆强调【恢复】满洲，但是实际上正是他【创造】了满洲。除此之外，针对佛教地区，乾隆还自唐太宗、忽必烈那里继承了“转轮圣王”的身份，如果说雍正是一个优秀的“中原”皇帝的话，乾隆对自身的定位更接近于皇帝、可汗、文殊菩萨的结合，或者称之为“天下”的统治者，他似乎乐于在子民面前“扮演”不同的统治者形象。
如果我们对雍正、乾隆对《大义觉迷录》的不同态度进行透视，或许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在清朝入关以后便向每一个异族政权一样需要面对身份认同的问题，一方面为了维持统治，清代统治者显然需要接受汉制中国的文化与政治，但同时不同于北魏式的渗透王朝，清代统治者也不愿全盘汉化，中断自身与内亚的联系，基于上述原因，清代统治的基本框架就是国家认同、多元统治，但是在这一基本主张之下，不同君主仍然存在差异，雍正对于中原文化的接受程度更高，更像一个传统的中国皇帝，而乾隆则不满足于此，希望能扮演更宏伟的天下统治者，因而主张保持不同族群的多元性，而欧立德等西方学者也因此称赞乾隆为现代中国的奠基者。
当然必须强调的是，这种区别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模糊的，雍正虽然接受中原文化程度更高，但是绝对不是主张全盘汉化，彻底消灭满洲特色，同样乾隆对于中原文化保持着相对程度的尊重，不然也不会尊宋朝为正统，更不会有效中原超过半个世纪，这一分野本身也只是程度的不同，只是父子二人之间这种差异表现的极为明显。虽然乾隆反复强调满洲特色，但实际上他的目的从来不是全盘满化，而是在满洲日益汉化的背景下，通过强调满洲的独特性，进一步维持多元统治，避免全面汉化，因为两种倾向的前提都是多元统治，只是在具体比重上存在不同。在我看来，这种中原化与多元化的差别，实际上与汉代【霸道】和【王道】的争论并无分别，只是统治方略上的差别，不能上升到认同层面，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看一看乾隆对藏传佛教的态度，乾隆万年曾发布锅一篇《喇嘛说》的学究式圣谕，一方面极力炫耀自身对藏传佛教的精通，另一方面却又反复强调自己的目的仅在于【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总而言之，在乾隆看来，无论是满洲特色、汉文化还是藏传佛教，都只是贯彻统治的工具罢了，而他本人则是熟练运用这些工具实行统治的天下守护者。
对于集权帝制而言，刘家的奴才与爱新觉罗家的奴才没有任何区别。
钦定满洲源流考
老子就算是棒子也和你们汉人没什么关系。
清朝皇帝大概是这个意思。
现在的内地网民的脑回路十分的奇特，而且他们跟藏独疆独和蒙独的思路十分一致，都觉得“中国人=汉族”。
内地网民谈到大元国和大清国的“正统性”就扯上会不会说汉语，是否认同汉族祖先炎黄为祖宗，是否尊崇中原文明。
藏独疆独蒙独谈到汉唐时就会扯上自己居住区属于中原王朝是武力征服的，这些统一的政权不是他们族群祖先建立的政权，他们认为这些中原王朝的政府不合法，他们不接受中原王朝统治的正统性。
不管古代少民百姓怎么看待中原王朝和其征服统治，是否有认同过中国，是否认同过汉国人、唐国人、大明人、大清人等身份。他们都属于中国历史，他们的家乡和后代属于中国。不管大清国皇室是否认同炎黄华夏，是否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大清国就是中国王朝。这是当代中国对少民区域拥有天然主权，少民区域不是殖民，少民区域没有民族自决权的根本依据。
都什么年代了，这种月经话题太无聊了。
满清皇室的后裔今天绝大多数都是中国人，而四大家族的后代，基本上都是美国公民、加拿大公民，谁有本事让他们说一句台湾属于中国试试看？
俄罗斯帝国是否认为自己是罗马人？这跟“如果俄罗斯穿越过去占领了古罗马帝国後是否把古罗马城里的人当同胞”是两回事。明白了吧。
游牧/渔猎民族入主中原成功和儒学带师世修降表彻底玩坏了国家认同体系。昭和天皇早知道这个道理，干脆迁都北京、把汉语做第二语言、任命足够多的汉奸当大官再参拜孔庙尊衍圣公，再给民国修史。对日寇来说这么做成本极低，但收益很大。按照知乎某些答主的逻辑，做到这些就必须得算中国正统了。
恭喜，某些人把中国名号祸害成地理概念+荣誉称号。
如果只要认个华夏子孙的名号(而别的什么都可以与华夏不同)就算华夏子孙，可以名正言顺地占有华夏大地，统治华夏民族，那日本鬼子一定会怨你为什么不早点穿越到二战告诉他们，日本人要是早知道这一点，还需要那么大费周章也灭亡不了中华吗？
种族可以不同，文明起源可以不同，文化可以不同，宗教可以不同，语言文字可以不同，风俗可以不同，历史可以从来不交融，只要一个强大民族自认华夏子孙，就可以过来侵略中国，烧杀抢掠，统治华夏民族，改造华夏社会，世界上如果有这等好事，我相信没有一个强大民族会不愿意担中华这个名头。
因为在你们的解释里，华夏不归汉族所有，也与汉文明无关，中是中心的意思，华是高贵的意思，甚至夏只是盛大的意思，“中华”也好“华夏”也罢，依照你们的解释变成了与特定族群无关的美称，地球上什么族群都可用，何况是那些强大民族呢？
如果以上不成立，那你看看满清都干了啥，烧杀抢掠先不说，全满洲永久入军户怎么回事？汉地官员满正汉副怎么回事？八旗最高军事长官只能满人担任怎么回事？剃发易服怎么回事？以满文为国文，蒙古文为副，汉文再次之是怎么回事(当时汉族人口超过全帝国的96%)？满汉异法怎么回事？哪一条不是针对汉族的种族歧视政策？如果这种朝廷也是华夏子孙，难不成他们所歧视压迫的汉族反倒其实不是华夏子孙？
得，我也知道皇帝只有一家，但如果你也是华夏子孙，是不是不应该按种族来区分满汉？是不是“军区司令”按比例八个得有七个是汉人？是不是满人可以种地当农民，汉人可以当禁军守卫皇宫(实际汉八旗也只能驻防在北京外围)？满朝官员是不是九成是汉人？国语国文是不是应该继续是汉语汉字？是不是皇帝应该解鼠尾辫蓄发戴冕穿交领衮服？是不是以道教或汉传佛教为国教？皇亲贵胄是不是应该改汉姓？满族是不是应该停弓马行桑耕？是不是不应禁止汉人扩散到东北、蒙古和西域？
做不到以上这些，就算天天用嘴巴喊“我是华夏子孙”有什么用呢？当年日本鬼子侵略的时候不也喊中日“同文同种”？当时好歹日文真的使用汉字，日本文化真的借鉴了中华文化，我们都还没有相信日本人鬼扯的欺骗，为什么今天我们中国已然复国一百年，却还要自我洗脑去希望满清是华夏子孙呢？中华上下五千年用满文写二十四史？孔子剃头扎辫子？能不能不开地球人玩笑？
有人说，你不承认清帝国是华夏子孙，有的人因此生出分离主义异心不愿意继续当中国人怎么办？好像错的是说实话的我们，那你怎么不去质问那些生出异心的人他们叛国叛得到底有没有道理呢？加害者的后代不觉羞愧不思悔改，反而还责怪受害者家属的不宽容会让加害者后代不高兴，伤了太阳系里的和气，天底下有这样的道理吗？如果今天有个日本人用这样的态度质问我们为什么不承认中日同文同种，质问我们为什么要讨厌小日本皇军？你会不会恨不得一棒棒锤死他？现在有些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质疑南京大屠杀不是30万人遇害而是15万或者20万，我们懂得站出来争辩到底。可是当有人说清兵在南京对岸的扬州杀了80万人时，却有人是跳出来极力论证清军没有杀那么多，又或者说汉族王朝战乱也屠城，杀个几十万中国人没什么大不了。这是人说的话吗？所以最后扣一下题，清帝国统治者是不是华夏子孙先不说，以上这种人一定不是华夏子孙，只能是背宗忘族汉奸卖国贼。
原创:侯德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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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中国国家历史》
“1865 年4 月，大清国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䜣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冲突，大有不共戴天之势。此时距离慈禧和恭亲王联手扳倒以肃顺为首的“八人帮” 才四个年头。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慈禧和恭亲王之间的“统一战线”就出现了如此大的裂缝呢？
表面看来，事情的起因是翰林院编修蔡寿祺于1865 年3 月31 日上的一道奏折，指控恭亲王“揽权纳贿，徇私骄盈”。后经王公贵族和文武百官再三请愿，强烈挽留，加之恭亲王做了触及灵魂的深刻检讨，“伏地痛哭，无以自容”，慈禧才收回成命，恢复此前“叔嫂共和”的政治局面。但奕䜣“议政王”的头衔被收回。这场激烈冲突持续了39 天。
那时候，大清官场的游戏规则，是“官不举，君不纠”。最顶层无论做什么，都要借助官员的言论。谁都不说话，事情就没法办。当然，谁要是乱说话，引起顶层震怒时也要倒霉。
蔡寿祺作为一个小小的翰林院编修，竟敢直接弹劾大清国当权的“领班总理衙门大臣”，可谓胆大包天。慈禧与恭亲王决裂，无疑是清廷的大事，是不是人为设计，值得怀疑。
有确切史料依据的是，蔡寿祺弹劾恭亲王的第二天，也就是1865 年4 月1 日，慈禧与恭亲王之间有一场很不愉快的谈话。《清实录同治朝实录》记载，慈禧责备恭亲王重用汉人，说：“这天下，咱们不要了，送给汉人吧！”又说：“汝事事与我为难，我革汝职。”恭亲王顶撞慈禧：“臣是先皇第六子，你能革我职，不能革皇子。”更甚者，恭亲王久跪之后，陡然站起，慈禧吓一跳，大呼恭亲王想打人，太监赶紧上来，把恭亲王撵了出去。
从慈禧跟恭亲王的言论冲突中可以看出，慈禧革去恭亲王所有职务的举动，并不是由于恭亲王“揽权”，而是由于“放权”，也就是重用汉人。另一句，“汝事事与我为难”中的“事事”，很大程度上也是指在任用汉人的问题上，恭亲王没有尊重慈禧的意见。
慈禧和恭亲王爆发冲突的前一年，太平天国刚刚被剿灭。在剿灭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汉臣的权力不断加强，出现“楚省风气，近年极旺，自曾涤生（曾国藩）领师后，概用楚勇，遍用楚人”的局面。除曾国藩和李鸿章之外，还有曾国荃、胡林翼、左宗棠等多位湘淮军首领，占据地方总督和巡抚的职位。“至提镇两司，湖南北者，更不可胜数。”毫无疑问，这些人的职权大都由恭亲王提名授予。
要说清楚慈禧为什么跟恭亲王怄气，就必须说到大清国的执政理念。这个理念，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以满人为本”。此“国策”由来已久。努尔哈赤向明朝大举进攻时，说过“以汉人征明，对满洲有利”。这句话里清晰表达出“满洲本位”思想。大清国开国之后，把全国人口分为两种，一种是“旗人”，一种是“民”。“旗人”自然是以满人为主，也包括八旗蒙古子弟等。“民”以汉人为主，也包括其他少数民族。同时规定，“旗人”不能与“民”通婚。就是说，不能把这条界线弄模糊。以下为行文方便，以“旗人”称满人，以“民”称汉人。
可以说，大清国最大的利益集团是满人。在清朝，谁敢染指满人利益，注定没有好下场。这是有前车之鉴的。
1653 年，也就是顺治十年，汉臣李呈祥上奏，建议各衙门裁去满族官员，说他们水平太低，不能胜任本职工作。顺治帝览奏震怒，大骂李呈祥：“朕不分满汉，对尔等同等眷顾；尔等汉官奈何反生异心！本来按照常理，满洲优先才对！”顺治帝所谓“不分满汉”，其实是迫不得已，那些满族奴才水平太低，不使用汉臣，还真就不行。另外，此举也有笼络“民”心的效用。
骨子里，顺治帝还是恪守“满洲优先”理念的。顺治帝震怒之下，竟然欲将李呈祥“弃市”！这说明，“以满人优先”是高压线，谁也不能碰。李呈祥由此不呈祥。
1655 年，清廷讨论如何处置满人所蓄汉奴逃亡问题时，汉官赵开心主张“宽仁”，顺治帝再次动怒，大加斥责：“汉人欲令满人困苦，谋国不忠，莫此为甚！”赵开心由此不开心。
由此说来，慈禧与恭亲王的分歧是原则性的分歧。
慈禧恪守“以满人为本”的理念，认为恭亲王重用作为“民”的汉人，也是“欲令满人困苦”，因而提出警告。谁知恭亲王竟不买账，难怪老佛爷盛怒。说起来，恭亲王也未必是心甘情愿地重用汉人，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太平天国动乱，一乱十几年，戡乱过程中作为正规军的八旗兵不堪重用，绿营兵也是颓势尽显，不得已才起用“民”兵。尘埃落定，不给湘淮军首领一点甜头还真不行。如果太吝啬，日后遭遇乱局，谁还会为满人利益集团卖命呢？这么浅显的道理，恭亲王不可能不懂。但慈禧没有像恭亲王那样迅速进行利益权衡，并决定妥协，这才促成那场激烈冲突。
恭亲王是满人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岂能不知“以满人为本”的国策。只是在太平天国动乱的特殊历史时期，他只能把重用汉人作为权宜之计。其实，在他急功近利的手段之外，也有为满人谋幸福的长远打算。
晚清政局中，有几个史无前例的“第一次”。在这些“第一次”中，不难看出，恭亲王维护满人利益的战略步骤。恭亲王与慈禧发生激烈冲突之前，大清国有过两个“以满人为本”的“第一次”。
第一次出洋学习军事。1862 年，也就是同治元年，上谕选派八旗兵450 名，绿营兵10 名，出洋接受外国新式军事训练。这是同治年间大清“自强运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据罗尔纲《湘军新志》统计，19 世纪中后期，清廷有大约25 万八旗兵，64 万绿营兵，而送去接受外国新式军事训练的满人和汉人比例，竟然是45 ∶ 1，汉人只做点缀，故做“不分满汉”状而已。大清国自开国以来，一直奉行重八旗兵轻绿营兵的方针政策。八旗兵驻屯务求集中，绿营兵则竭力分散；八旗兵使用最先进武器，绿营兵只配备普通兵器；京师禁卫由八旗兵负责，绿营兵不得参与；八旗子弟无差役，绿营兵有劳工之责。此外，八旗兵的薪饷远远高于绿营兵。
恭亲王继承并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和作风”，1864 年曾经上奏谈及学习洋枪洋炮事宜，说：“唯此项精秘之器，京营学成后，只可推之各省驻防旗兵学制。”
第一次创办外语学校。1862 年，清廷创立京师同文馆。出于洋务的需要，恭亲王认识到与外国交涉“须先识其性情”，创立同文馆，学习外语，就是这一思想的体现。恭亲王强调：“选八旗中资质聪慧，年在十三四岁以下者，俾资学习。”这等于是说将来的洋务，要由满人负责。此后广州成立的同文馆，也是以满人为主的外语学校。
1871 年，满人权贵、大学士、两广总督瑞麟上奏，说广州同文馆“旗籍诸生，咸皆踊跃。唯民籍正学附学各生，来去无常，难期一律奋勉……奴才等公同酌议，似应量为变通，拟请嗣后同文馆学生，专用旗人，毋庸再招汉民”。恭亲王同意，同治帝御批下发。显然，瑞麟也深谙“以满人为本”的“国策”，用谎言跟恭亲王演了一场双簧。说满族学生表现好，汉族学生总是逃学，其实都是谎言，从此不再招收汉族学生才是本意。
”李鸿章对此洞若观火，竟然有了对着干的举动。他也成立了一所外语学校，叫“上海广方言馆” ，招收学生以汉人为主。
最为诡异的是，1900 年，奉命处理八国联军善后事宜的李鸿章，在香港秘密会见英国总督卜力，直截了当地问：“英国希望谁做皇帝？”卜力答：“光绪帝对此事件没有责任的话，英国对他继续统治不会反对。
李鸿章又说：“听一些洋人传言，义和团要是把北京所有外国公使都杀了，列强就要重新扶植一个皇帝，要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你们希望谁做皇帝？”不等卜力回答，李鸿章自言自语：“也许是个汉人？”联想到此前李鸿章倡导“东南互保” ，违背清廷命令，拒绝与外国开战的事实，说明此时李鸿章跟满人利益集团已经离心离德。后来的袁世凯更是如此。
从恭亲王与慈禧发生激烈冲突到大清国灭亡，还有三个耐人寻味的“以满人为本”的“第一次”。
第一次派遣出洋考察团。1866 年，由英国人赫德率领，大清国派出了第一个出洋考察团，先后游历了法国、英国、荷兰、丹麦、瑞典等15 个国家。这个考察团的所有成员都是满人。这是同文馆思路的继续，希望满人能在洋务运动中发挥更大作用。
第一次派出留学生。1871 年，曾国藩、李鸿章联袂上奏，请求公费派遣幼童奔赴各国留学，建议“每年以三十名为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没有提到满人和汉人的比例问题。恭亲王表示支持，但特意强调八旗子弟优先的原则。
第一次组建内阁。1911 年，清廷颁发《新订内阁官制》，组建第一个责任内阁。内阁成员13 人，旗人贵族9 人，汉臣4 人。而旗人贵族中，又有7 人是皇族成员。这个责任内阁，又被称为“皇族内阁”或“亲贵内阁”，是赤裸裸的“以满人为本”。
组建“皇族内阁”的时候，恭亲王奕䜣已不在人世，左右晚清政局的是醇亲王载沣。这位年仅二十几岁的愣头青，在执行“以满人为本”的国策时，步子迈得过大，引发朝野舆论大哗，满汉离心离德倾向进一步加剧。原本比较保守的改良派，由此倒向革命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口号更加深入人心。报纸竟然公开讨论剪辫这一敏感问题，一些地区还兴起了大规模剪辫运动。史学家得出的结论是：“皇族内阁”成为压垮大清国的最后一根稻草。其实当时就有人看到这一点，清末诗人易顺鼎感慨，辛亥清亡，不是亡于军事，是亡于政治。
即便是在日本，“皇族内阁”也不得人心。日本自明治维新由伊藤博文组建内阁，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一个皇族成员担任内阁要职。无条件投降之后却突然组建了一个“皇族内阁”，但这个内阁，只存在54 天就垮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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