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和八路军时代的战斗经验给日后的中国军队建设留下了多大的心理阴影？
红军与八路军战斗经验留下的深刻烙印：一场关于生存与胜利的哲学
谈论红军和八路军时代的战斗经验给后来的中国军队建设留下的“心理阴影”，用“阴影”二字或许有些过于情绪化，但如果将其理解为一种深刻的、难以磨灭的烙印，一种塑造了战略思维、战术运用乃至于士兵精神面貌的底层逻辑，那么这个说法倒是颇为贴切。这并非简单的恐惧，而是一种生死存亡搏杀中提炼出的生存哲学，一种对敌人、对战争、对自身极限的极端认知。
一、 在绝境中求生存的生存本能刻骨铭心
长征时期，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缺衣少食、疾病蔓延，红军几乎是在刀尖上跳舞。八路军在敌后抗战，面对的是拥有绝对技术和兵力优势的日军，以及国民党军队的侧击。这种“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残酷现实，让红军和八路军的战士们深切地认识到，生存本身就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
对敌情判断的极致审慎： 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任何一点判断失误都可能导致全军覆没。这种经验使得后来的军队建设，即使在装备水平大幅提高后，依然对情报工作、对敌情分析有着近乎偏执的重视。对敌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深刻理解，让人们不敢丝毫放松警惕，始终保持一种高度的戒备状态，生怕因为一时的麻痹大意而重蹈覆辙。
后勤保障的极端艰辛与珍视： 在红军时期，一粒米、一块布都弥足珍贵，每一件装备的损耗都意味着战斗力的削弱。这种对后勤的极端依赖和对物资的极度珍惜，转化为一种深入骨髓的观念：后勤必须坚不可摧，否则一切都是空谈。即便到了现代化战争时期，对后勤体系的建设和保障能力，仍然被置于极其重要的位置，这是一种对历史教训的深刻回应，而非简单的畏惧。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风险规避： 面对强大的敌人，过度的自信往往是致命的。红军和八路军的经验告诉他们，要时刻为最坏的情况做打算。这种“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辩证法，在很大程度上被内化为一种心理定势：在制定计划时，总要留有余地，为突发情况预设多种应对方案，而不是将所有希望寄托在一个完美的设想上。
二、 以弱胜强的智慧与对“非常规”手段的依赖
红军和八路军之所以能在绝对劣势下生存并发展壮大，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非对称作战的智慧。游击战、运动战、麻雀战等战术，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有效的。
对“人民战争”理论的坚定信仰： 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是红军和八路军能够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这种经验极大地巩固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并且在后来的军队建设中，始终将密切联系群众、发动群众作为重要的战略手段。即便在信息化战争时代，也强调“军民融合”，这其中就包含了对这种“人民力量”的深层信任，也包含了一种对单一技术手段的某种“戒备”。
对灵活机动战术的偏好： 阵地战、消耗战往往对技术装备劣势方极为不利。因此，红军和八路军更倾向于运动、分散、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局部力量的战术。这种经验使得中国军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运动战”情有独钟，即使在拥有先进装备后，依然保留着快速反应、灵活机动的战术思想。这并非不能适应现代战争，而是其作战风格已经深深打上了游击战的烙印。
对敌人心理的深刻洞察与利用： 红军和八路军的战士们，在与日军的长期斗争中，深刻理解了敌人的骄横、低估对手的特点。他们善于利用地形、气候、民情，设置陷阱，疲惫敌人，瓦解其斗志。这种经验训练了中国军人观察、分析和利用一切有利条件的敏锐性，也让他们习惯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三、 对牺牲精神的崇高敬意与对“生命价值”的独特衡量
在那个年代，个人生命如同战争机器上的一个微小齿轮，随时可能被牺牲。但这种牺牲并非无谓，而是为了一个更宏大的目标。
“生命高于一切”与“为了胜利可以牺牲一切”的矛盾统一： 这种经历使得中国军人在面对生与死时，表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冷静和坚韧。一方面，他们深知生命的宝贵，因此会尽一切可能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另一方面，在关乎国家存亡、人民利益的重大时刻，又能够毫不犹豫地付出一切。这种看似矛盾的统一，是战争残酷性对人性最深刻的塑造。它意味着，在未来的军队建设中，虽然会更加重视士兵的生命安全，但对“牺牲奉献”精神的呼唤，依然会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它代表着一种精神力量的源泉。
“集体主义”的强化： 在个体力量微不足道的情况下，集体的力量就显得尤为重要。红军和八路军的战斗，极大地强化了官兵之间、同志之间的集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在后来的军队建设中，被视为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来源。它意味着，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个人的荣辱得失会自觉地服从于集体的利益和目标，这是一种集体意志的强大体现。
四、 科技与战争的认知边界的挑战
红军和八路军的时代，是冷兵器与热兵器交织、技术落后与军事强国对抗的时代。这种经验，使得中国军队在面对技术日新月异的现代战争时，会有一种天然的“审慎”和“反思”。
技术崇拜的警惕： 虽然现代战争高度依赖技术，但红军和八路军的经验提醒人们，技术并非万能。战略战术、指挥员的智慧、士兵的意志，在任何时代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引进和发展高科技装备的同时，不会盲目迷信技术，而会更加注重人的因素和整体的作战体系。
对“信息化战争”的理解与本土化： 从“小米加步枪”到信息化战争，这是一个巨大的跨越。但即便如此，红军和八路军的那些基本作战原则——快速反应、灵活机动、集中优势兵力、发挥群众优势——在经过现代化改造后，依然有其内在的逻辑和价值。这种“承袭与扬弃”，是理解中国军队建设绕不开的视角。
总而言之，红军和八路军时代的战斗经验，与其说是给后来的中国军队建设留下了“心理阴影”，不如说是留下了一套深刻的、基于生死存亡考验的“作战基因”和“生存哲学”。它塑造了军队的战略思维方式、战术运用原则、官兵的精神特质，以及对战争本质的认知。即使在军事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这些植根于血与火的经验，依然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军队的建设方向和作战风格，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一种无形的心理烙印，它提醒着我们：在任何时代、任何环境下，都不能忘记战争的残酷本质，不能放弃对胜利的追求，也不能忘记我们是谁，从哪里来。
谈论红军和八路军时代的战斗经验给后来的中国军队建设留下的“心理阴影”，用“阴影”二字或许有些过于情绪化，但如果将其理解为一种深刻的、难以磨灭的烙印，一种塑造了战略思维、战术运用乃至于士兵精神面貌的底层逻辑，那么这个说法倒是颇为贴切。这并非简单的恐惧，而是一种生死存亡搏杀中提炼出的生存哲学，一种对敌人、对战争、对自身极限的极端认知。
一、 在绝境中求生存的生存本能刻骨铭心
长征时期，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缺衣少食、疾病蔓延，红军几乎是在刀尖上跳舞。八路军在敌后抗战，面对的是拥有绝对技术和兵力优势的日军，以及国民党军队的侧击。这种“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残酷现实，让红军和八路军的战士们深切地认识到，生存本身就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
对敌情判断的极致审慎： 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任何一点判断失误都可能导致全军覆没。这种经验使得后来的军队建设，即使在装备水平大幅提高后，依然对情报工作、对敌情分析有着近乎偏执的重视。对敌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深刻理解，让人们不敢丝毫放松警惕，始终保持一种高度的戒备状态，生怕因为一时的麻痹大意而重蹈覆辙。
后勤保障的极端艰辛与珍视： 在红军时期，一粒米、一块布都弥足珍贵，每一件装备的损耗都意味着战斗力的削弱。这种对后勤的极端依赖和对物资的极度珍惜，转化为一种深入骨髓的观念：后勤必须坚不可摧，否则一切都是空谈。即便到了现代化战争时期，对后勤体系的建设和保障能力，仍然被置于极其重要的位置，这是一种对历史教训的深刻回应，而非简单的畏惧。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风险规避： 面对强大的敌人，过度的自信往往是致命的。红军和八路军的经验告诉他们，要时刻为最坏的情况做打算。这种“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辩证法，在很大程度上被内化为一种心理定势：在制定计划时，总要留有余地，为突发情况预设多种应对方案，而不是将所有希望寄托在一个完美的设想上。
二、 以弱胜强的智慧与对“非常规”手段的依赖
红军和八路军之所以能在绝对劣势下生存并发展壮大，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非对称作战的智慧。游击战、运动战、麻雀战等战术，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有效的。
对“人民战争”理论的坚定信仰： 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是红军和八路军能够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这种经验极大地巩固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并且在后来的军队建设中，始终将密切联系群众、发动群众作为重要的战略手段。即便在信息化战争时代，也强调“军民融合”，这其中就包含了对这种“人民力量”的深层信任，也包含了一种对单一技术手段的某种“戒备”。
对灵活机动战术的偏好： 阵地战、消耗战往往对技术装备劣势方极为不利。因此，红军和八路军更倾向于运动、分散、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局部力量的战术。这种经验使得中国军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运动战”情有独钟，即使在拥有先进装备后，依然保留着快速反应、灵活机动的战术思想。这并非不能适应现代战争，而是其作战风格已经深深打上了游击战的烙印。
对敌人心理的深刻洞察与利用： 红军和八路军的战士们，在与日军的长期斗争中，深刻理解了敌人的骄横、低估对手的特点。他们善于利用地形、气候、民情，设置陷阱，疲惫敌人，瓦解其斗志。这种经验训练了中国军人观察、分析和利用一切有利条件的敏锐性，也让他们习惯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三、 对牺牲精神的崇高敬意与对“生命价值”的独特衡量
在那个年代，个人生命如同战争机器上的一个微小齿轮，随时可能被牺牲。但这种牺牲并非无谓，而是为了一个更宏大的目标。
“生命高于一切”与“为了胜利可以牺牲一切”的矛盾统一： 这种经历使得中国军人在面对生与死时，表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冷静和坚韧。一方面，他们深知生命的宝贵，因此会尽一切可能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另一方面，在关乎国家存亡、人民利益的重大时刻，又能够毫不犹豫地付出一切。这种看似矛盾的统一，是战争残酷性对人性最深刻的塑造。它意味着，在未来的军队建设中，虽然会更加重视士兵的生命安全，但对“牺牲奉献”精神的呼唤，依然会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它代表着一种精神力量的源泉。
“集体主义”的强化： 在个体力量微不足道的情况下，集体的力量就显得尤为重要。红军和八路军的战斗，极大地强化了官兵之间、同志之间的集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在后来的军队建设中，被视为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来源。它意味着，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个人的荣辱得失会自觉地服从于集体的利益和目标，这是一种集体意志的强大体现。
四、 科技与战争的认知边界的挑战
红军和八路军的时代，是冷兵器与热兵器交织、技术落后与军事强国对抗的时代。这种经验，使得中国军队在面对技术日新月异的现代战争时，会有一种天然的“审慎”和“反思”。
技术崇拜的警惕： 虽然现代战争高度依赖技术，但红军和八路军的经验提醒人们，技术并非万能。战略战术、指挥员的智慧、士兵的意志，在任何时代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引进和发展高科技装备的同时，不会盲目迷信技术，而会更加注重人的因素和整体的作战体系。
对“信息化战争”的理解与本土化： 从“小米加步枪”到信息化战争，这是一个巨大的跨越。但即便如此，红军和八路军的那些基本作战原则——快速反应、灵活机动、集中优势兵力、发挥群众优势——在经过现代化改造后，依然有其内在的逻辑和价值。这种“承袭与扬弃”，是理解中国军队建设绕不开的视角。
总而言之，红军和八路军时代的战斗经验，与其说是给后来的中国军队建设留下了“心理阴影”，不如说是留下了一套深刻的、基于生死存亡考验的“作战基因”和“生存哲学”。它塑造了军队的战略思维方式、战术运用原则、官兵的精神特质，以及对战争本质的认知。即使在军事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这些植根于血与火的经验，依然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军队的建设方向和作战风格，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一种无形的心理烙印，它提醒着我们：在任何时代、任何环境下，都不能忘记战争的残酷本质，不能放弃对胜利的追求，也不能忘记我们是谁，从哪里来。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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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炮兵主义，这个大家都知道
解决：没得治
2、精神万能论——由于历史上红军八路条件长期苦逼，而国军那群傻逼连飞机坦克大炮都不大会用而被屡次被反杀，造成部分官兵片面强调“吃苦”“士气”“艰苦朴素”，甚至出现藐视科学、藐视改善条件环境的左倾思维
解决：这些年逐步讲究科学训练科学带兵，上述现象得到很大缓解，但还是个别存在
3、装备排斥症/恐惧症——同样是因为历史上条件苦逼，所以出现了排斥新装备（认为旧装备“皮实可靠”，嫌弃新装备“娇贵”）、恐惧新装备（怕花钱、怕弄坏）的现象
解决：这些年演习强度越来越大，那些崇旧排新的基本都淘汰掉了
4、崇尚自力更生——还是因为历史上条件苦逼，于是要求军队要自给自足，所以到处种菜养猪，搞军队农场，乃至到了“自己赚钱”的份上
解决：“一律不准”之后，这十几年来慢慢变壕了，上述现象才得到缓解，但尚未完全解决
就写这些
2016.8.26记
刚来知乎
就那么多人赞，不胜惶恐
是不是都冲着“一律不准”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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