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吉林省公安厅回应「副厅长写《平安经》」事件，称「该创作系业余时间个人行为」？
吉林省公安厅对“副厅长写《平安经》”事件的回应，即“该创作系业余时间个人行为”，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要理解这一回应的含义和影响，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分析：
1. 事件的背景与争议点：
事件本身： 2020年，吉林省公安厅副厅长（后被证实为时任副厅长、现任厅长）袁刚被曝出创作并出版了一部名为《平安经》的书籍。这本书的内容被指充斥着大量“平安体”的口号式语句，被认为与官场文化、意识形态宣传紧密相关，甚至被讽刺为“学习强国”APP的文字版。
争议点：
“平安经”的性质： 很多评论认为《平安经》的内容空洞无物，缺乏实际意义，更像是对“平安”概念的过度泛化和政治宣传，与文学创作相去甚远。
官员写作的目的与动机： 质疑声主要集中在：官员是否利用职权或平台为自己的作品进行推广？写作是否是为了迎合上级、打造个人“政绩”或官场形象？这种写作是否挤占了本应用于本职工作的精力？
出版与宣传的官方色彩： 《平安经》的出版和宣传过程中，吉林省公安厅及其他官方机构的参与，使得这件事情并非单纯的个人行为，而是带有一定的官方色彩。例如，新华社等媒体曾对《平安经》进行过报道和推荐，虽然事后又被删除，但这本身就暗示了某种程度的“官方认可”。
“人民公仆”的职业操守： 有观点认为，官员的业余时间也应以提升个人能力、服务人民为导向，而不是进行这种被广泛质疑的“创作”。
2. 吉林省公安厅回应“业余时间个人行为”的解读：
吉林省公安厅的回应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理解：
法律与纪律的界定：
“业余时间”： 这是回应的核心论据之一。在法律和纪律层面，公务员在非工作时间进行的个人活动，通常被认为是其自由。只要这些活动不违反法律法规、不影响本职工作、不损害公务员形象，理论上是可以被允许的。公安厅试图将此事件定性为一种个人爱好或副业，以规避更深层次的问责。
“个人行为”： 这句话的目的是将事件与公安厅的官方职能和集体决策剥离。言下之意是，这本书的创作、出版、推广，并非公安厅的官方项目，也不是厅党委的集体决定。这样可以避免公安厅在整体上承担责任，将焦点限制在个人身上。
规避责任与平息事端：
政治上的审慎： 在中国政治环境下，涉及官员的负面新闻往往需要谨慎处理。直接承认“问题”或进行严厉批评，可能会引发更大的舆论风波，对当地政治生态造成负面影响。将事件定性为“业余个人行为”，是一种试图将事件“降级”处理，从而避免深挖和追责的策略。
内部问题的掩盖： 如果《平安经》的创作和推广过程中确实存在利用职权、公权力介入等问题，公安厅的回应就是在试图掩盖这些潜在的违纪甚至违法行为。通过“个人行为”的定性，可以避免对这些内部运作机制进行审查。
对“平安经”本身的评价：
回避内容评价： 该回应没有对《平安经》的内容本身进行任何评价。这是一种典型的“避重就轻”策略。公安厅不谈书写得怎么样、有没有意义、是否恰当，只强调“谁写”和“何时写”。这种回避恰恰反映了他们也心知肚肚这本书的内容存在很大争议，直接评价反而会陷入泥潭。
3. 这种回应的局限性与批评：
尽管公安厅的回应试图将事件框定在“业余个人行为”的范畴，但这种回应存在显著的局限性，并受到了广泛的批评：
对“个人行为”的定义模糊： “业余时间个人行为”的界限在哪里？如果一个副厅长利用自己的身份、资源（例如请人代写、利用公家宣传渠道进行某种程度的隐晦宣传），这还能算是纯粹的“个人行为”吗？《平安经》的出版和宣传，尤其是在新华社等官媒上的出现，很难完全撇清与官方资源的关联。
回避了关键的权力滥用问题： 核心的争议在于，一个掌握公权力的官员，是否应该把大量精力投入到这种被质疑的“创作”中？这种创作是否会影响其本职工作？是否存在利用职权或影响力为个人作品“站台”的嫌疑？公安厅的回应完全回避了这些关于权力、责任和职业操守的关键问题。
对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的漠视： 公众有权知道公职人员的行为是否恰当，是否符合其身份和职责。公安厅的回应未能提供一个让公众信服的解释，反而可能加剧公众对权力监督缺位的担忧。
未能真正平息舆论： 这种模糊的回应往往难以平息公众的质疑，反而可能被解读为“官方在袒护”。舆论会继续追问，甚至挖掘更多细节。
潜在的“负负得正”逻辑： 回应中似乎隐藏着一种逻辑：因为是“业余时间个人行为”，所以不算什么大事，不必深究。但这忽视了“谁”以及“如何做”的背景下，即使是个人行为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4. 对事件的进一步思考：
官员的“第二职业”与权力边界： 此事件引发了关于官员在业余时间可以从事哪些活动的讨论。是否应该有更明确的规定，限制官员从事可能与其职责冲突或引起利益输送嫌疑的“副业”或“创作”？
意识形态与官场文化的审视： 《平安经》的出现，也暴露了当下官场文化中可能存在的过度政治化、形式主义和“拍马屁”现象。这种现象的背后，是对真正解决问题的忽视，以及对权力本身的崇拜和迎合。
媒体的责任与角色： 对于此类事件，媒体的报道和监督至关重要。在事件初期，部分媒体的报道甚至带有赞扬色彩，事后删除报道，也反映了媒体在面对权力时的复杂处境。
总结：
吉林省公安厅的回应“该创作系业余时间个人行为”，是一种典型的“政治策略性回应”。它试图通过法律和纪律的有限解释，将事件归结为个人层面的小事，从而规避深层次的问责和公众的质疑。
然而，这种回应未能触及事件的核心——权力与责任的边界、官场文化的弊病以及对公众知情权的尊重。因此，它更多的是一种“解释不清”的回应，而非真正解决问题或消除疑虑的回应。公众的批评和质疑，也反映了对官员行为规范和权力监督的更高期待。此事件也为反思官员的个人行为准则以及权力运行的透明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案例。
1. 事件的背景与争议点：
事件本身： 2020年，吉林省公安厅副厅长（后被证实为时任副厅长、现任厅长）袁刚被曝出创作并出版了一部名为《平安经》的书籍。这本书的内容被指充斥着大量“平安体”的口号式语句，被认为与官场文化、意识形态宣传紧密相关，甚至被讽刺为“学习强国”APP的文字版。
争议点：
“平安经”的性质： 很多评论认为《平安经》的内容空洞无物，缺乏实际意义，更像是对“平安”概念的过度泛化和政治宣传，与文学创作相去甚远。
官员写作的目的与动机： 质疑声主要集中在：官员是否利用职权或平台为自己的作品进行推广？写作是否是为了迎合上级、打造个人“政绩”或官场形象？这种写作是否挤占了本应用于本职工作的精力？
出版与宣传的官方色彩： 《平安经》的出版和宣传过程中，吉林省公安厅及其他官方机构的参与，使得这件事情并非单纯的个人行为，而是带有一定的官方色彩。例如，新华社等媒体曾对《平安经》进行过报道和推荐，虽然事后又被删除，但这本身就暗示了某种程度的“官方认可”。
“人民公仆”的职业操守： 有观点认为，官员的业余时间也应以提升个人能力、服务人民为导向，而不是进行这种被广泛质疑的“创作”。
2. 吉林省公安厅回应“业余时间个人行为”的解读：
吉林省公安厅的回应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理解：
法律与纪律的界定：
“业余时间”： 这是回应的核心论据之一。在法律和纪律层面，公务员在非工作时间进行的个人活动，通常被认为是其自由。只要这些活动不违反法律法规、不影响本职工作、不损害公务员形象，理论上是可以被允许的。公安厅试图将此事件定性为一种个人爱好或副业，以规避更深层次的问责。
“个人行为”： 这句话的目的是将事件与公安厅的官方职能和集体决策剥离。言下之意是，这本书的创作、出版、推广，并非公安厅的官方项目，也不是厅党委的集体决定。这样可以避免公安厅在整体上承担责任，将焦点限制在个人身上。
规避责任与平息事端：
政治上的审慎： 在中国政治环境下，涉及官员的负面新闻往往需要谨慎处理。直接承认“问题”或进行严厉批评，可能会引发更大的舆论风波，对当地政治生态造成负面影响。将事件定性为“业余个人行为”，是一种试图将事件“降级”处理，从而避免深挖和追责的策略。
内部问题的掩盖： 如果《平安经》的创作和推广过程中确实存在利用职权、公权力介入等问题，公安厅的回应就是在试图掩盖这些潜在的违纪甚至违法行为。通过“个人行为”的定性，可以避免对这些内部运作机制进行审查。
对“平安经”本身的评价：
回避内容评价： 该回应没有对《平安经》的内容本身进行任何评价。这是一种典型的“避重就轻”策略。公安厅不谈书写得怎么样、有没有意义、是否恰当，只强调“谁写”和“何时写”。这种回避恰恰反映了他们也心知肚肚这本书的内容存在很大争议，直接评价反而会陷入泥潭。
3. 这种回应的局限性与批评：
尽管公安厅的回应试图将事件框定在“业余个人行为”的范畴，但这种回应存在显著的局限性，并受到了广泛的批评：
对“个人行为”的定义模糊： “业余时间个人行为”的界限在哪里？如果一个副厅长利用自己的身份、资源（例如请人代写、利用公家宣传渠道进行某种程度的隐晦宣传），这还能算是纯粹的“个人行为”吗？《平安经》的出版和宣传，尤其是在新华社等官媒上的出现，很难完全撇清与官方资源的关联。
回避了关键的权力滥用问题： 核心的争议在于，一个掌握公权力的官员，是否应该把大量精力投入到这种被质疑的“创作”中？这种创作是否会影响其本职工作？是否存在利用职权或影响力为个人作品“站台”的嫌疑？公安厅的回应完全回避了这些关于权力、责任和职业操守的关键问题。
对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的漠视： 公众有权知道公职人员的行为是否恰当，是否符合其身份和职责。公安厅的回应未能提供一个让公众信服的解释，反而可能加剧公众对权力监督缺位的担忧。
未能真正平息舆论： 这种模糊的回应往往难以平息公众的质疑，反而可能被解读为“官方在袒护”。舆论会继续追问，甚至挖掘更多细节。
潜在的“负负得正”逻辑： 回应中似乎隐藏着一种逻辑：因为是“业余时间个人行为”，所以不算什么大事，不必深究。但这忽视了“谁”以及“如何做”的背景下，即使是个人行为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4. 对事件的进一步思考：
官员的“第二职业”与权力边界： 此事件引发了关于官员在业余时间可以从事哪些活动的讨论。是否应该有更明确的规定，限制官员从事可能与其职责冲突或引起利益输送嫌疑的“副业”或“创作”？
意识形态与官场文化的审视： 《平安经》的出现，也暴露了当下官场文化中可能存在的过度政治化、形式主义和“拍马屁”现象。这种现象的背后，是对真正解决问题的忽视，以及对权力本身的崇拜和迎合。
媒体的责任与角色： 对于此类事件，媒体的报道和监督至关重要。在事件初期，部分媒体的报道甚至带有赞扬色彩，事后删除报道，也反映了媒体在面对权力时的复杂处境。
总结：
吉林省公安厅的回应“该创作系业余时间个人行为”，是一种典型的“政治策略性回应”。它试图通过法律和纪律的有限解释，将事件归结为个人层面的小事，从而规避深层次的问责和公众的质疑。
然而，这种回应未能触及事件的核心——权力与责任的边界、官场文化的弊病以及对公众知情权的尊重。因此，它更多的是一种“解释不清”的回应，而非真正解决问题或消除疑虑的回应。公众的批评和质疑，也反映了对官员行为规范和权力监督的更高期待。此事件也为反思官员的个人行为准则以及权力运行的透明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案例。
网友意见
贺厅长对于人类的本质了解得非常透彻。
魔幻现实，但这事还就真真的发生了。
编书者贺电，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学位，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一级警监。这履历不错，我想这书虽然比不上鸿篇巨作，至少也应该有点深度吧。
点开一看，就这？这不就是个流水账吗？这下我是信了这是业余时间个人制作的了。那这个博士生导师，二级教授是怎么混上去的？还是说只是随便写写？可已经出书说明是认真对待的啊。自身水平就到这里了？深邃的灵魂和宽广的灵魂，我怎么一点都看不出来？这要是让我编，我能在编出十本来。
再一想，我编出来也没用啊。谁喜欢看这个？谁能看这个？发表出来没人看，更不会有人花钱买这个了。可他偏偏就能卖出去几万册。这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啊。
更让我惊讶的是，看过这书的竟然会说这书写的好。
据《吉林日报》报道，今年6月7日，（吉林）省朗诵艺术协会邀请我省十余位知名专家、学者、诗人共同参加了“助力平安中国、平安吉林建设暨《平安经》公益朗诵活动”研讨会。《平安经》由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厅长贺电著。本书是以“经”为载体，以歌诀、歌文形式撰写的平安颂歌。书稿内容丰富，包罗万象，亦可作为一部小百科词典，方便读者查阅相关知识。
张咏在感言中写道：“《平安经》作为跨国传世的经类大作力作，是历代和当代仅见的首部平安经书，由人民出版社和群众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作者贺电先生博学多识，拥有警察和专家双重身份，已出版专著 35部 。从他的新作《平安经》中，令人感知到一位学者深邃的灵魂和宽广的情怀。”
还有官方媒体亲自宣传，十余个知名作家共同学习，共同研讨。
你让我怎么看，我没脸看。一个个都是睁眼说瞎话的主，难道说混的越高越会说瞎话吗？我甚至都怀疑是不是我自身素养不够，看不了这么深奥的东西。
另外，接个活。本人准备出版一个《幸福经》，有没有出版社来联系。下午六点交稿，十万字，千字五十即可。可长期合作，什么经都可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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