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争夺帝位的藩王了解清军和大顺军的实力吗？为什么敢去争这个众矢之的？
南明的藩王们，在明朝覆灭、清军入关的动荡年代，确实上演了一幕幕争夺帝位的悲歌。他们敢于涉足这趟浑水，与清军和李自成的大顺军正面硬碰，并非全然不知死活的莽撞，而是根植于复杂的多重考量。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剥开历史的层层迷雾，深入探究他们对敌我双方实力的认知，以及他们之所以敢于冒险的深层动机。
对清军和大顺军实力的认知：模糊而矛盾的评估
首先要明确，南明藩王们对清军和大顺军的实力评估，远非我们后世以历史全局视角审视的那般清晰和准确。他们的信息来源有限，且常常受到自身立场和期望的影响，导致认知上存在显著的模糊性和矛盾性。
对清军的认知：
“蛮夷”的轻视： 在许多明朝文人士大夫以及相当一部分藩王心中，满洲人（女真人）长期以来被视为“蛮夷”，文化上、制度上都与中原汉人存在巨大差距。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让他们初期对清军的军事素质和组织能力存在低估。他们更倾向于认为，清军的强大不过是明朝内部腐败、军心涣散的产物，一旦明朝能够重新振作，清军不过是纸老虎。
八旗兵的真实战斗力： 然而，与此同时，清军在辽东战场上对明军的连年胜利，尤其是几次关键战役的摧枯拉朽，也让一些有识之士和身处前线的藩王意识到了八旗兵的强大战斗力。他们看到了八旗兵的骑兵优势、严格的纪律以及善于野战的特点。但这种认知往往是零散的，不足以形成对清军整体战略和战术的全面理解。
入关后的变化： 清军入关之后，特别是顺治元年（1644年）入主北京，并且迅速控制了北方大部分地区，这无疑给南明藩王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看到了清军能够占据中原腹地，收编明朝降官降卒，并且建立起初步的统治秩序，这表明清军并非只是单纯的军事力量，而具备了政治组织和统治能力。但即便如此，他们仍然认为清朝是“异姓”，其统治合法性存疑，并且担心其统治基础不稳固。
对大顺军的认知：
农民起义的局限性： 对于李自成的大顺军，南明藩王们普遍抱有“农民起义”的标签。他们认为农民军缺乏正规的军事训练、严密的组织纪律，并且其军事技术和战略眼光都相对粗糙。即使李自成能够攻克北京，他们也倾向于认为是明朝自身崩溃所致，而非大顺军真正强大到足以取代明朝。
短暂的辉煌： 大顺军在北京的统治是短暂的，很快就被吴三桂联合清军击溃。这一事实，在南明藩王看来，进一步印证了农民军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认为大顺军的强大只是昙花一现，缺乏长期统治的能力和基础。
潜在的威胁： 然而，李自成横扫北方、攻占北京的“功绩”也让南明藩王们意识到，大顺军的声势和军事冲击力不容小觑。他们担心如果大顺军能南下，可能会对他们构成直接的威胁，甚至比清军更加难以应对，因为大顺军的政治宣传和对汉族士人的笼络，可能比清军更具吸引力。
总而言之，南明藩王们对清军和大顺军的实力认知是模糊、片面且充满矛盾的。他们既有对“蛮夷”和“农民”的固有偏见，又对他们取得的军事成就感到震惊和忌惮。这种不清晰的认知，反而为他们“敢于争夺”埋下了伏笔。
为何敢于争夺众矢之的？深层动机分析
在对敌我实力认知模糊的情况下，南明藩王们之所以还敢于站出来争夺那个似乎已成众矢之的的宝座，其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动机和考量：
1. “正统”的血脉继承权：
天潢贵胃的身份认同： 作为皇室宗亲，他们身上流淌着朱家王朝的血液，这是他们最根本的身份认同和政治资本。在他们看来，明朝并没有真正灭亡，只是“易主”了而已。继承大统，重建明朝，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维护家族荣誉和地位的唯一途径。
合法性的诉求： 相较于清朝（女真统治者）和大顺（农民起义领袖），他们认为自己拥有最天然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是他们动员士气、争取支持的重要筹码。他们相信，只要能够组织起一支像样的力量，汉族士人和百姓更可能效忠于“复兴明朝”的旗帜，而非“异族”或“乱臣”。
2. 政治和权力真空的诱惑：
失去了中央的指导： 崇祯皇帝自缢后，明朝中央政府彻底崩溃。虽然大顺军和清军占据了北京，但整个中国南方地区，尤其是在没有强有力中央政权约束的情况下，各地的军事力量和地方实力派都处于相对独立的真空状态。
“土皇帝”的惯性： 许多藩王本来就生活在自己的藩地，拥有自己的军队、财政和行政体系，已经习惯了在地方上的绝对权威。当全国性的权力出现真空时，他们自然会倾向于将这种地方性的权力扩张到全国，以填补政治空白，并巩固自身的利益。
“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思路： 尽管他们争夺的是最高权力，但在初期，许多藩王也可能只是想通过拥立一个皇室成员（可能是自己，也可能是另一位藩王），来掌控政治主动权，成为实际的统治者，而并非真的要立刻与清军或大顺军决一雌雄。
3. 军事实力的潜在基础：
藩王私兵： 明朝制度允许藩王拥有自己的护卫和亲兵。虽然这些军队的规模和战斗力参差不齐，但它们确实是南明藩王们最直接的军事力量来源。例如，福王朱由崧在接受皇位前，就依靠了高杰、黄得功等明朝降将的军队。
地方军事力量的拉拢： 南方地区仍然存在着一些对明朝忠诚的将领和部队，如史可法、鲁王、郑芝龙等，他们对清军和李自成怀有敌意。藩王们试图通过自身的“正统”身份来拉拢和整合这些力量，组成一支反抗清军和顺军的武装。
4. 战略上的误判和侥幸心理：
认为清军势必南下，大顺军必被消灭： 许多藩王可能认为，清军的主要目标是控制全中国，而大顺军经过北方战场的消耗，已经元气大伤。他们可能抱着一种“坐山观虎斗”的心态，等待清军与大顺军两败俱伤，然后自己再渔翁得利。
低估了清军的战略纵深和补给能力： 他们可能没有完全理解清军的后勤保障能力和长期作战能力，认为清军一旦深入南方，会面临补给困难和水土不服的问题。
对南方士绅的支持抱有幻想： 他们可能过于依赖南方士绅的支持，认为只要打出“复明”的旗号，就能赢得广泛的响应和物资支持，从而对抗强大的外部敌人。
5. 个人野心和家族利益的驱动：
帝位的光环和至高权力： 对于身处高位的藩王来说，皇帝的宝座是至高无上的权力象征，是他们一生追求的最高目标。放弃争夺，意味着放弃一切。
家族的延续和繁荣： 在那个王朝更迭的时代，如果能成功重建明朝，不仅能保全家族的荣华富贵，更能为家族带来千古名声。相反，如果明朝彻底灭亡，他们的藩王地位和家族利益也将不保。
总而言之，南明藩王们之所以敢于争夺帝位，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他们一方面掌握着“正统”的血脉和一定的政治遗产，另一方面又面临着权力真空的诱惑和个人野心的驱动。即便他们对敌我双方的实力存在模糊和片面的认知，但这份对合法性的坚持、对权力的渴望以及对历史机遇的把握（即便把握得并不准确），驱使他们走上了这条充满血泪的争夺之路。他们并非完全没有脑子，而是被时代洪流、身份认同和权力欲望所裹挟，在信息不全的情况下做出了他们的选择。
对清军和大顺军实力的认知：模糊而矛盾的评估
首先要明确，南明藩王们对清军和大顺军的实力评估，远非我们后世以历史全局视角审视的那般清晰和准确。他们的信息来源有限，且常常受到自身立场和期望的影响，导致认知上存在显著的模糊性和矛盾性。
对清军的认知：
“蛮夷”的轻视： 在许多明朝文人士大夫以及相当一部分藩王心中，满洲人（女真人）长期以来被视为“蛮夷”，文化上、制度上都与中原汉人存在巨大差距。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让他们初期对清军的军事素质和组织能力存在低估。他们更倾向于认为，清军的强大不过是明朝内部腐败、军心涣散的产物，一旦明朝能够重新振作，清军不过是纸老虎。
八旗兵的真实战斗力： 然而，与此同时，清军在辽东战场上对明军的连年胜利，尤其是几次关键战役的摧枯拉朽，也让一些有识之士和身处前线的藩王意识到了八旗兵的强大战斗力。他们看到了八旗兵的骑兵优势、严格的纪律以及善于野战的特点。但这种认知往往是零散的，不足以形成对清军整体战略和战术的全面理解。
入关后的变化： 清军入关之后，特别是顺治元年（1644年）入主北京，并且迅速控制了北方大部分地区，这无疑给南明藩王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看到了清军能够占据中原腹地，收编明朝降官降卒，并且建立起初步的统治秩序，这表明清军并非只是单纯的军事力量，而具备了政治组织和统治能力。但即便如此，他们仍然认为清朝是“异姓”，其统治合法性存疑，并且担心其统治基础不稳固。
对大顺军的认知：
农民起义的局限性： 对于李自成的大顺军，南明藩王们普遍抱有“农民起义”的标签。他们认为农民军缺乏正规的军事训练、严密的组织纪律，并且其军事技术和战略眼光都相对粗糙。即使李自成能够攻克北京，他们也倾向于认为是明朝自身崩溃所致，而非大顺军真正强大到足以取代明朝。
短暂的辉煌： 大顺军在北京的统治是短暂的，很快就被吴三桂联合清军击溃。这一事实，在南明藩王看来，进一步印证了农民军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认为大顺军的强大只是昙花一现，缺乏长期统治的能力和基础。
潜在的威胁： 然而，李自成横扫北方、攻占北京的“功绩”也让南明藩王们意识到，大顺军的声势和军事冲击力不容小觑。他们担心如果大顺军能南下，可能会对他们构成直接的威胁，甚至比清军更加难以应对，因为大顺军的政治宣传和对汉族士人的笼络，可能比清军更具吸引力。
总而言之，南明藩王们对清军和大顺军的实力认知是模糊、片面且充满矛盾的。他们既有对“蛮夷”和“农民”的固有偏见，又对他们取得的军事成就感到震惊和忌惮。这种不清晰的认知，反而为他们“敢于争夺”埋下了伏笔。
为何敢于争夺众矢之的？深层动机分析
在对敌我实力认知模糊的情况下，南明藩王们之所以还敢于站出来争夺那个似乎已成众矢之的的宝座，其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动机和考量：
1. “正统”的血脉继承权：
天潢贵胃的身份认同： 作为皇室宗亲，他们身上流淌着朱家王朝的血液，这是他们最根本的身份认同和政治资本。在他们看来，明朝并没有真正灭亡，只是“易主”了而已。继承大统，重建明朝，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维护家族荣誉和地位的唯一途径。
合法性的诉求： 相较于清朝（女真统治者）和大顺（农民起义领袖），他们认为自己拥有最天然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是他们动员士气、争取支持的重要筹码。他们相信，只要能够组织起一支像样的力量，汉族士人和百姓更可能效忠于“复兴明朝”的旗帜，而非“异族”或“乱臣”。
2. 政治和权力真空的诱惑：
失去了中央的指导： 崇祯皇帝自缢后，明朝中央政府彻底崩溃。虽然大顺军和清军占据了北京，但整个中国南方地区，尤其是在没有强有力中央政权约束的情况下，各地的军事力量和地方实力派都处于相对独立的真空状态。
“土皇帝”的惯性： 许多藩王本来就生活在自己的藩地，拥有自己的军队、财政和行政体系，已经习惯了在地方上的绝对权威。当全国性的权力出现真空时，他们自然会倾向于将这种地方性的权力扩张到全国，以填补政治空白，并巩固自身的利益。
“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思路： 尽管他们争夺的是最高权力，但在初期，许多藩王也可能只是想通过拥立一个皇室成员（可能是自己，也可能是另一位藩王），来掌控政治主动权，成为实际的统治者，而并非真的要立刻与清军或大顺军决一雌雄。
3. 军事实力的潜在基础：
藩王私兵： 明朝制度允许藩王拥有自己的护卫和亲兵。虽然这些军队的规模和战斗力参差不齐，但它们确实是南明藩王们最直接的军事力量来源。例如，福王朱由崧在接受皇位前，就依靠了高杰、黄得功等明朝降将的军队。
地方军事力量的拉拢： 南方地区仍然存在着一些对明朝忠诚的将领和部队，如史可法、鲁王、郑芝龙等，他们对清军和李自成怀有敌意。藩王们试图通过自身的“正统”身份来拉拢和整合这些力量，组成一支反抗清军和顺军的武装。
4. 战略上的误判和侥幸心理：
认为清军势必南下，大顺军必被消灭： 许多藩王可能认为，清军的主要目标是控制全中国，而大顺军经过北方战场的消耗，已经元气大伤。他们可能抱着一种“坐山观虎斗”的心态，等待清军与大顺军两败俱伤，然后自己再渔翁得利。
低估了清军的战略纵深和补给能力： 他们可能没有完全理解清军的后勤保障能力和长期作战能力，认为清军一旦深入南方，会面临补给困难和水土不服的问题。
对南方士绅的支持抱有幻想： 他们可能过于依赖南方士绅的支持，认为只要打出“复明”的旗号，就能赢得广泛的响应和物资支持，从而对抗强大的外部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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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位的光环和至高权力： 对于身处高位的藩王来说，皇帝的宝座是至高无上的权力象征，是他们一生追求的最高目标。放弃争夺，意味着放弃一切。
家族的延续和繁荣： 在那个王朝更迭的时代，如果能成功重建明朝，不仅能保全家族的荣华富贵，更能为家族带来千古名声。相反，如果明朝彻底灭亡，他们的藩王地位和家族利益也将不保。
总而言之，南明藩王们之所以敢于争夺帝位，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他们一方面掌握着“正统”的血脉和一定的政治遗产，另一方面又面临着权力真空的诱惑和个人野心的驱动。即便他们对敌我双方的实力存在模糊和片面的认知，但这份对合法性的坚持、对权力的渴望以及对历史机遇的把握（即便把握得并不准确），驱使他们走上了这条充满血泪的争夺之路。他们并非完全没有脑子，而是被时代洪流、身份认同和权力欲望所裹挟，在信息不全的情况下做出了他们的选择。
网友意见
也是有人不敢的，比如说衡王朱由棷，赵应元拥立他监国的时候，他哭得眼肿如桃。潞王朱常淓在杭州被马士英拥立时，也推三阻四，实在没辙不得不监国，但是上台第二天就准备投降。
不过在弘光朝廷建立那会儿，还真没有人觉得这个皇帝有什么危险的，藩王都是从小只培养了吃喝玩乐这一项业务，对军事问题可以说一无所知，靠着点三脚猫的历史知识，都以为南明能维持个东晋、南宋那样的局面。南京的勋贵、文官中，屁都不懂的也大有人在，不少人一辈子待在江南，既没见过东虏也没见过流寇，就摆出一副没人比我更懂的架势。从纸面数据来看，南明有几十万大军，至少来个三足鼎立不成问题。至于这几十万大军到底能不能打仗，也就只有马士英、史可法等少数几个人认真考察过，考察了之后也没有解决方案。
福王是被马世英拥立的
鲁王只是监国
唐王素有大志，刚烈有谋，称帝但是被郑芝龙裹挟，郑芝龙投降后，唐王战死。
邵武帝是唐王的弟弟，唐王让他继位，他有不能退让的理由。
桂王是福王之外最名正言顺的，属于正常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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