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历次荆扬之争，为何有时下游能反压上游 ？
一、 荆州与扬州的地缘及战略意义：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荆州和扬州各自的地理位置和战略价值。
荆州： 位于长江中游，是连接南北、沟通东西的关键枢纽。它扼守着长江的咽喉，对长江下游的地区（如扬州）具有天然的屏障作用。同时，荆州也是北伐中原的重要出发点，其军事潜力不容小觑。荆州腹地广阔，自古以来就有“九州咽喉”之称，拥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和军事基础。
扬州： 位于长江下游，特别是其核心地区建康（今南京），地处平原，水网密布，便于漕运和经济发展。建康作为东晋和南朝的政治中心，汇聚了全国最顶尖的人才、最雄厚的财力，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临江而据的地理位置，使得其更容易受到北方势力（如前秦、北魏）的直接威胁，但也正因如此，它也成为抵御外敌、整合南方力量的最后一道屏障。
二、 扬州为何通常占据优势？——“国都在下，必可控上”的逻辑
通常情况下，下游的扬州能够反压上游的荆州，主要得益于其作为政治中心的先天优势：
1. 政治与军事调度的中心： 扬州是整个南方政权的所在地，皇帝、朝廷、军队的最高指挥机构都设在建康。这意味着扬州在政治上具有绝对的号召力和资源调配权。一旦荆州出现异动，扬州朝廷可以迅速组织兵力，调集物资，甚至通过政治手段瓦解荆州的内部力量。
2. 经济与财政的支撑： 扬州地区，尤其是江南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实力日益增强。它拥有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是整个南方政权的经济命脉。强大的财政收入能够支撑起庞大的军队和政府运作，这是荆州难以比拟的。朝廷可以将有限的资源优先配置给自己的核心区域，从而在军事和经济上保持对上游的优势。
3. 长江水运的天然优势： 长江是贯通南北的重要水道。对于扬州而言，其水运条件极为便利，可以轻松地向上游调动军队和粮草。反之，荆州如果想向下游发动攻击，需要克服长江的阻力，而且其后勤补给线相对更长、更脆弱。
4. “拥戴”的合法性与道义： 扬州作为稳定南方政权的中心，往往承担着“保境安民”的责任。当出现外部威胁时，扬州朝廷更容易获得其他南方地区的“拥戴”，形成反荆州的统一战线。而荆州若发动内斗，在道义上可能处于不利地位。
三、 荆州如何有时能反压下游？——“时势”与“变数”的力量
尽管扬州通常占优，但有时荆州也能反压下游，这背后往往是特定的历史“时势”和“变数”在起作用：
1. 扬州政权的动荡与虚弱：
皇权旁落或幼主当政： 当扬州政权内部出现权力真空，或者出现年幼的皇帝，外戚、权臣专权，政治腐败，朝廷的号召力就会大打折扣。此时，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荆州军事集团，其首领（如桓温、殷仲文等）就可能利用这种权力真空，逐步渗透甚至控制朝政。
朝廷内部的分裂与内斗： 如果扬州朝廷自身就陷入严重的派系斗争，无法形成统一的声音和行动，其对荆州的管控能力就会大幅削弱。甚至可能出现朝廷为了平衡内部势力，而给予荆州方面某些妥协和让步，无形中壮大了荆州的力量。
北方强大压力的缓解： 奇怪的是，有时北方势力的强大反而能“压制”荆州的独立倾向。例如，在东晋初期，北方前秦的压力巨大，荆州作为南方的军事重镇，其主帅（如桓温）的首要任务是抵抗外敌，难以顾及与中央的权力斗争。然而，当北方压力减轻，甚至出现分裂时，荆州方面就更容易将目光投向国内，谋求更大的权力。
2. 荆州军事集团的崛起与强大：
杰出将帅的个人能力： 像桓温这样的将领，他本身就是军事奇才，拥有极高的威望和强大的军队。他成功地收复了关中部分地区，增强了荆州的实力和影响力。当他拥有了足以挑战扬州中央政权的军事力量和政治资本时，他自然有能力“反压”下游。
荆州经济军事基础的巩固： 荆州地区并非不能发展。随着南方政权的稳定，荆州地区也可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发展经济，巩固军事力量。如果荆州能够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军事基础，那么它就具备了与扬州抗衡的资本。
对长江沿岸的控制： 荆州若能有效控制长江中上游的水路交通，就能限制扬州的补给，甚至威胁扬州的侧翼。例如，桓温北伐，虽然成功，但也消耗了扬州的财力，同时展现了荆州在军事上的主导地位。
3. 扬州水军的相对衰落或失误：
水军指挥的失误： 扬州虽然拥有长江这一天险，但也依赖于其强大的水军来维持对荆州的优势。一旦扬州的水军指挥出现严重失误，或者水军的战斗力因内部原因（如腐败、训练不足）而下降，那么荆州方面就有可能利用长江进行反击。
财政困难导致水军无法有效运作： 如果扬州财政状况不佳，无法维持一支强大的水军，其对长江的控制力就会减弱，给荆州可乘之机。
4. 政治策略的博弈：
荆州利用政治联盟： 荆州方面也并非总是孤军奋战。在某些时期，他们可能通过拉拢扬州内部的反对派、或者联合其他地区的军事力量，形成对扬州中央政权的包围之势。
利用民意与舆论： 像桓温这样的权臣，也懂得利用舆论来为自己的行动辩护，例如以“匡扶社稷”、“整顿朝纲”为名，来掩饰其扩张权力的野心。
举例说明：
桓温时期： 桓温是东晋南朝时期最典型的例子。他屡次北伐，虽然未能灭亡前秦，但极大地提升了荆州的军事威望和政治影响力。他曾多次试图废立皇帝，控制朝政，如果不是因为一些顾虑（如怕引起其他士族的反弹），他甚至可能取而代之。此时，荆州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影响力，已经可以“反压”到扬州的政治中心。
刘裕时期： 刘裕也是一个重要例子。他从琅琊王氏等士族的代理人开始，逐步崛起，最终发动北伐，建立了南朝宋。在他崛起过程中，他虽然主要以广固（今山东青州）等北方为基地，但其影响力同样渗透到了扬州。在东晋末年，扬州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激烈，而刘裕作为一方军事力量的代表，最终也完成了对扬州政治的掌控。
总结：
总而言之，东晋南朝历次荆扬之争中，下游的扬州之所以“有时”能反压上游的荆州，是因为它拥有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先天优势，以及长江水运的便利。然而，这种优势并非不可撼动。当扬州政权出现动荡、虚弱，或者荆州军事集团出现杰出的领导者，并辅以自身经济军事实力的增长，同时扬州在关键时刻犯下战略性错误时，荆州就有可能突破地域的限制，在政治和军事上对扬州形成强大的反压。这是一个动态博弈的过程，是政治、军事、经济、人才、地缘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历史事件的复杂性，恰恰体现了那个时代南方政权内部不断进行的权力争夺和结构演变。
网友意见
知乎似乎出了一个新功能，在话题下面有一个叫“等待回答”的问题分类，然后点进来，就看到了这个问题。结果意外的发现我是第四个关注这个问题的人……
这个问题有点难度过大，起吗对我的能力来说有些超纲。姑且试着回答一下。
流民在东晋一代并没有成为影响荆扬之争的因素，盖因为此阶段北方民族隔阂极大，思南迁者十之六七，兵源始终能得到有效的补充。西晋八王之乱，引胡族参战撕裂中原，导致大批关中和中原人口背井离乡。流民主要是涌向三个方向：其一，也是最重要的是向南，是以八王之乱胜利者东海王司马越和琅琊王氏的王衍派生出来的琅琊王司马睿以及王敦王导兄弟，他们在永嘉之乱后带领了大批洛阳士族过江，肇基江左，衣冠南渡。其二，是辽东。慕容鲜卑汉化程度极高，对中原士人也有一定程度的吸引力；其三，是西北凉州地区。东晋建立后，又有几波流民涌入的高峰，也即胡亡氐乱，一波是前后赵互相攻伐，一波是冉闵祸乱中原，另一波则是苻天王的帝国崩溃。
东晋建立，所倚靠的正是门阀。也即田余庆先生所言，“士族执政，皇帝垂拱，流民出力”。一方面，司马睿跟西晋皇族一系的血缘关系极为疏远，只是由于武帝子孙全部罹难，才让江左成为了正朔道统，所以司马睿并无足够的力量威望以维持皇权。另一个方面就是过江时，士族往往是以部曲、乡众、私兵跟随，裹挟流民，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力量。维系江左政权不坠，抵抗刘、石，乃至苻天王的，靠的是门阀的力量。
“以国事付一相，而不贰其任，以外付方伯，而不轻其权”
“方伯之重，莫重荆、徐，荆州西国门，刺史常七八州，事力雄强，分天下半。”这是荆州对于东晋王朝的重要地位，最先据有荆州的就是对东晋建立居功至伟的琅琊王氏，也是靠王敦在荆州、江州先后攻灭了华秩、杜弢、王机、杜曾等，使得江左政权得以保全，但同时王敦也拥有了自己的强大力量，远远超过下游的建康，因而有了僭越之志。其后刺荆州者，虽然“将士服于下，敌人畏于外”，但几乎全部仿效王敦，以上游制建康。东晋一代，刺荆州者21人，除了末年刘裕崛起，以北府和子弟镇荆州外，几乎全都是执政门阀。琅琊王氏（王廙、王敦、王含、王舒）四人十年，接着陶侃镇荆州九年，陶侃死后，颍川庾氏二人（庾亮、庾翼）占有荆州十年，再之后龙亢桓氏崛起，桓温刺荆州接近二十年，桓豁、桓冲、桓石民连续26年，“桓氏世莅西土”，最终桓玄篡晋，既赖于此。
也是由于面对来自上游的强大压力，建康的选择余地是很少的，要么以其他忠于皇室的士族门阀刺上游诸州分陕，要么树强藩于京师附近以拱卫抗衡上游。荆扬之争，表面上是中央与地方之争，上游与下游之争，背后则是上游门阀想一家独大，而建康的士族想维持平衡，使得X与马共天下的局面不变。
东晋建立后，司马睿畏惧厌恶王敦，重用刘隗、戴渊、刁协等人抑制以琅琊王氏为首的士族力量，结果导致王敦兴兵东下，攻入建康，这是第一次荆扬冲突。由于重用寒士，损坏了整个士族阶层的利益，所以无论是琅琊王导，还是太原王峤，陈郡谢鲲等人，都暗中支持王敦，也使得王敦几乎不费力就进入了建康。但他们却也不想琅琊王氏一枝独大，明确反对王敦篡位。王敦还镇后，司马睿郁闷而死，太子司马绍即位。为了对抗王敦，司马绍与当时一些忠于皇室士族密谋，决定依靠流民帅，靠这些豪帅抵抗王敦。而与司马绍密谋的两个人，就是对东晋之后历次荆扬对抗乃至东晋政治影响最深远的两个人：高平郗鉴和龙亢桓彝。
郗鉴出自魏晋旧族高平郗氏，是汉献帝御史大夫郗虑的玄孙，永嘉之乱后，郗鉴被宗族乡党推共推为主，接受司马睿任命，成为羁縻在江北的流民帅。当时的东晋方镇强藩，除了王敦踞有上游外，陶侃远在广州，还有祖约、郗鉴和苏峻等。就是靠郗鉴的流民帅身份成功联络了苏峻、刘遐、祖约，在王敦第二次举兵之后，迅速回援建康，击败王敦所部，粉碎了王敦夺权的企图。第二次荆扬冲突以扬州胜利结束。
流民帅虽然可以解决强藩，但本身也是一个不稳定因素。比如镇压王敦之乱的苏峻，很快坐大，联合祖约叛乱，刘遐所部归于郭默，后来被陶侃击败所杀。苏峻之乱中，桓彝战死，郗鉴移镇京口。郗鉴镇京口，标志着京口集团的形成，晋人称京口为北府，也就是北府军的雏形。（桓彝，出自龙亢桓氏，第一批过江士族，抵抗过王敦、战死于苏峻之乱，使得家族自高平陵之后终于复苏，他对此时的荆扬之争影响不大，但其子桓温桓冲，其孙桓玄，对整个东晋的影响无需多言。）
郗鉴出镇京口之后，京口迅速上升维护平衡的重镇。京口集团近可以控制晋廷腹地三吴地区、远可以抗衡上游，拱卫建康。故桓大司马常言：“京口酒可饮，箕可用，兵可使”。王敦覆灭之后，陶侃镇荆州，曾有顺流废黜王导之想法，然而被下游的庾亮和郗鉴反对而作罢；陶侃死后，庾亮刺荆州，再度萌发废王导之想，亦被郗鉴所阻止。也由于此，高平郗氏成功晋级为一流士族，世镇京口，直到属于桓大司马的时代。这两次陶侃与庾亮、王导、郗鉴，庾亮与王导、郗鉴之间的荆扬对抗，由于双方都曾经参与了镇压苏峻之乱，都深刻意识到东晋王朝是禁不起再一次内战的，所以都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克制，仅以政治权谋互相倾轧，没有直接兵戎相见，最后以王导、郗鉴、庾亮半年之内都先后去世而结束，姑且算是平局。
接替颍川庾氏的庾翼刺荆州的桓温，逆流灭成汉，使得龙亢桓氏在上游迅速兴起。桓温北伐，修皇陵，复洛阳，威震天下，又利用北伐之名，成功的把高平郗氏的势力排挤出了京口，从而实现了荆州对扬州的控制，甚至可以废帝以立威。这一次，荆州完胜。然而在桓温最后试图转移晋祚的时候，在建康执政的太原王氏王坦之，陈郡谢氏的谢安，极力反对，试图维持门阀之间的平衡，并成功的拖延到了桓温病死。
桓温死后，陈郡谢氏为了对抗桓氏门阀，维持东晋门阀间的力量平衡，主政的谢安以谢玄刺徐兖，掌控京口集团。谢玄“募骁勇之士，得彭城刘牢之等”，“战无不捷，时号‘北府兵’。”在东晋的生死之战中，桓、谢两大门阀联手合作，击败了前秦的苻天王，但也就在淝水之战的五年之内，谢安、桓冲、谢玄、桓石虔等人相继病故，司马氏皇权竟然开始复苏。
琅琊王司马道子专权，排挤谢氏出京口集团，自领扬州，又试图削弱方镇。消息传出后，被桓温之子桓玄利用，蛊惑王恭起兵，以清君侧名义，逼迫司马道子诛杀了太原王氏的王国宝，这次冲突，依然是荆州胜利；翌年，王恭再次起兵，直指建康，然而这次由于刘牢之倒戈，导致王恭被杀，刘牢之作为北府领袖，以北府军对抗龙亢桓氏之桓玄和弘农杨氏之杨佺期，荆州兵无奈退兵，这一次扬州胜利。
但随后桓玄就干掉了自己的盟友杨佺期，使得桓氏再刺荆州。接着北府领袖刘牢之再次背主，不战而降桓玄，使得形势急转直下，桓玄入建康，杀司马道子父子，大权独揽，并逐步诛杀刘牢之等北府旧将，京口集团几乎毁灭，扬州惨败。桓玄终于可以实现父亲的志向，登基九五了。
然而北府旧将中，并不是都如刘牢之一样进退失据，在复苏的皇权和全面反扑的门阀中不知如何自处。刘裕就看到了京口的战略地位和京口侨民的潜力，刘裕与何无忌、檀道济、刘毅等人以北府旧将身份起事，纠集乡党，凭借旧谊，重振京口集团，并成功击败最后的门阀桓玄、镇压了北方高门范阳卢氏的卢循宗教起义，兴师北伐，几乎收复全部河南地区。这次刘裕以京口北府为根基，驱除荆州西府势力，扬州大胜。
刘裕以京口起家，内外征讨，最终完成了桓温桓玄父子没完成的帝业，因而也充分的意识到了京口集团的作用，遗诏曰：“京口要地，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同样重要的还有荆州，刘裕遗诏“诸子次第居之”，也就是南朝“皇子镇强藩”格局的开始。荆州为建康西门户，上游需要一个强藩翼护下游，然又要避免出现东晋时大族凌驾皇权的现象：毕竟刘裕死后，托孤的几位重臣就杀了皇帝，其中后来外镇荆州，又起兵叛乱的就是陈郡谢氏的谢晦。镇压谢晦的则是另一个参与废杀皇帝的托孤重臣，北府系统的名将檀道济。刘宋后来的统治者，对荆州采取了分化限制的策略，先后析出襄阳五郡，独立雍州，再分荆置郢，侨立湘州，最终荆州从宋初三十一郡变成了十二郡，荆州对建康已无足够的力量威胁，强藩地位失去。
至于京口，其重要意义在于内镇，北越长江，南控三吴，威慑上游。但入宋之后，与北朝以河为界，京口远离战乱，重要意义迅速下降。同时由于刘裕与同一系统内的诸葛长民、刘毅的交锋（刘毅死时，正是荆州刺史，虽然属于京口集团内乱，也姑且算再为扬州的一次胜利）导致京口集团失血过多，补充不足，再到檀道济被诛，京口集团终于趋于衰败。而对扬州的处理，与荆州如出一辙，从扬州中分出了东扬州，以分割其力量。
最终，影响了东晋和刘宋前期的京口集团与荆州势力，失去其支撑皇权的统治地位，被雍州力量所取代，也再无所谓的荆扬之争了。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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