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为何常出现南北分治而极少出现东西分治？
中国历史上，南北分治的局面似乎比东西分治要常见得多，这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地理、文化以及政治根源。要深入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剖析。
地理的制约：天然的界限与经济的差异
首先，地理因素是塑造中国政治格局的最核心要素。
黄河与长江：天然的南北分水岭。 中国北方以黄河流域为核心，南方则以长江流域为中心。这两条大河，尤其是长江，其宽度、流速以及两岸复杂的地形（如丘陵、山脉），在古代交通不发达的时期，构成了天然的地理屏障。渡过长江并非易事，这使得南北双方在军事、经济和文化上的隔阂相对较大，容易形成独立的政治实体。
地形的差异。 中国的地理版图从西向东呈现出阶梯状下降的特征。西部多高原、山地，东部则为平原和丘陵。这种“西高东低”的地势，本身就更容易造成东西部之间的沟通和联系不如南北之间的便利。虽然西部的自然屏障（如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很强大，但它更多的是将中国与外部世界隔离开，而非在内部形成足以支撑长久分治的区域。
经济模式的差异。 历史上，北方以旱作农业为主，以小麦、小米等为主食；南方则以水稻种植为主，经济作物也更为发达。这种经济模式的差异，也导致了南北在经济结构、人口分布以及社会生活方式上的不同，从而为政治上的分立提供了经济基础。北方地广人稀，适合骑兵作战；南方则人口稠密，农业发达，更适合步兵和水战。
历史的惯性：南北政权并立的传统
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反复出现的模式。
三国鼎立与魏晋南北朝。 曹魏、蜀汉、东吴三国分立，奠定了南北对峙的格局。随后，西晋短暂统一后，北方又陷入了十六国、北朝（前赵、后赵、前秦、后燕、后秦、西秦、后凉、南凉、北凉、南燕、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的混战，南方则有东晋、宋、齐、梁、陈等朝代。这段长期的分裂与对峙，极大地强化了南北之间在政治、军事、文化上的认同感和区隔感，形成了“南北”作为政治地理概念的深刻烙印。
隋唐的统一与五代十国的再分治。 隋朝短暂统一后，唐朝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统一的格局。但安史之乱后，中央集权衰落，再次出现了事实上的南北分裂，虽然名义上仍有中央政权。而到了五代时期，北方政权更迭频繁，南方则出现了十个割据政权（吴、南唐、吴越、闽、南汉、楚、前蜀、后蜀、荆南、北汉）。这再次强化了南北分治的模式。
两宋与辽、金、西夏的并立。 北宋偏安江南，与北方的辽、金、西夏等政权长期并立，这是南北分治的又一个典型例子。军事上，宋朝也常年面临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进一步固化了南北对抗的态势。
文化与认同的差异：南方文化的崛起与独立性
虽然中华文化被视为一体，但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南北方也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特征，这些差异也影响了政治上的分合。
南方的文化独立性。 许多朝代，尤其是东晋以后，北方饱受战乱，士族南迁，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技术，促进了南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南方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士族文化、文学艺术风格，以及更加精致的生活方式。这种文化的繁荣，增强了南方的凝聚力和独立意识，使其能够支撑起独立的政权。
北方文化的代表性与“中原正统”。 传统上，北方，特别是中原地区（黄河流域），被视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和政治中心，拥有“中原正统”的观念。当北方出现强大的统一王朝时，往往会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名义，试图统一全国，包括征服南方。然而，当北方力量衰弱时，南方也足以形成独立的政治文化区域。
政治与军事的考量：统一的难度与分治的“合理性”
统一的难度。 历史上，真正实现长期、稳定、高效的全国性统一，尤其是在交通通讯不发达的古代，是一项极其困难的任务。要同时维持北方草原民族的进攻压力和南方发达地区的稳定，对于任何一个政权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
分治的“利益平衡”。 在某些时期，南北分治也可能是一种“利益平衡”。北方政权可能更侧重于军事上的控制和资源掠夺，而南方政权则更注重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双方在力量上形成均势时，分治反而能够维持一定时期的相对稳定。
东西方向的地理阻碍相对较弱。 相比于南北的天然屏障，东西方向的地理阻隔并没有那么明显。中国东部是辽阔的平原，一旦越过高原山地，则东西部的交通相对容易。而且，中国历史上，除了西南地区，大多数地方的行政管辖，其“中心”往往更倾向于偏向东方，或者说，其主要的经济和人口重心在东部。因此，在政治上，很难形成与东方核心区域分庭抗礼、独立运作的“西部”政权。即使有像西夏这样的政权，其地理范围和政治文化的影响力也主要局限在西北地区，与“东西分治”所涵盖的广度和深度有所不同。
为何极少出现东西分治？
“中心”的东方偏向。 如前所述，中国文明的早期发展和人口重心，很早就奠定在黄河、长江流域，也就是东部地区。即使后期西部经济有所发展，但其规模和影响力难以与东部匹敌。政治上的“中心”也更容易被设定在东部，以便于管理和连接全国。
缺乏独立的文化和经济腹地。 西部地区，尤其是青藏高原，虽然有其独特的文化，但在历史上，其人口稀少、经济结构相对单一，难以支撑起一个与东方文明体量相当的独立政治实体。即使在历史上，一些西部的政权，如吐蕃，也与中原王朝有着复杂的朝贡、冲突关系，但其本身并未形成与整个东方中国长期对峙的“东西分治”局面。
军事上的挑战。 统一王朝在军事上，通常会更重视防御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以及维护东部沿海的安全。对于遥远的西部，虽然也有战略意义，但其内部政治的稳定性和经济的支撑力，不足以形成一个独立的、能与东方抗衡的军事集团。
总结
总而言之，中国历史上南北分治现象的普遍性，是地理、历史、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长江、黄河等天然屏障，以及由此衍生的经济模式差异，为南北双方的独立发展提供了基础。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南北对峙的模式不断重演，强化了区域认同。而东西方向，由于地理上缺乏如此显著的天然隔阂，且中国政治经济的重心长期偏向东方，西部地区也难以形成独立的、具有足够影响力的政治经济文化腹地，因此，东西分治的局面在中国历史上便显得极为罕见。
地理的制约：天然的界限与经济的差异
首先，地理因素是塑造中国政治格局的最核心要素。
黄河与长江：天然的南北分水岭。 中国北方以黄河流域为核心，南方则以长江流域为中心。这两条大河，尤其是长江，其宽度、流速以及两岸复杂的地形（如丘陵、山脉），在古代交通不发达的时期，构成了天然的地理屏障。渡过长江并非易事，这使得南北双方在军事、经济和文化上的隔阂相对较大，容易形成独立的政治实体。
地形的差异。 中国的地理版图从西向东呈现出阶梯状下降的特征。西部多高原、山地，东部则为平原和丘陵。这种“西高东低”的地势，本身就更容易造成东西部之间的沟通和联系不如南北之间的便利。虽然西部的自然屏障（如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很强大，但它更多的是将中国与外部世界隔离开，而非在内部形成足以支撑长久分治的区域。
经济模式的差异。 历史上，北方以旱作农业为主，以小麦、小米等为主食；南方则以水稻种植为主，经济作物也更为发达。这种经济模式的差异，也导致了南北在经济结构、人口分布以及社会生活方式上的不同，从而为政治上的分立提供了经济基础。北方地广人稀，适合骑兵作战；南方则人口稠密，农业发达，更适合步兵和水战。
历史的惯性：南北政权并立的传统
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反复出现的模式。
三国鼎立与魏晋南北朝。 曹魏、蜀汉、东吴三国分立，奠定了南北对峙的格局。随后，西晋短暂统一后，北方又陷入了十六国、北朝（前赵、后赵、前秦、后燕、后秦、西秦、后凉、南凉、北凉、南燕、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的混战，南方则有东晋、宋、齐、梁、陈等朝代。这段长期的分裂与对峙，极大地强化了南北之间在政治、军事、文化上的认同感和区隔感，形成了“南北”作为政治地理概念的深刻烙印。
隋唐的统一与五代十国的再分治。 隋朝短暂统一后，唐朝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统一的格局。但安史之乱后，中央集权衰落，再次出现了事实上的南北分裂，虽然名义上仍有中央政权。而到了五代时期，北方政权更迭频繁，南方则出现了十个割据政权（吴、南唐、吴越、闽、南汉、楚、前蜀、后蜀、荆南、北汉）。这再次强化了南北分治的模式。
两宋与辽、金、西夏的并立。 北宋偏安江南，与北方的辽、金、西夏等政权长期并立，这是南北分治的又一个典型例子。军事上，宋朝也常年面临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进一步固化了南北对抗的态势。
文化与认同的差异：南方文化的崛起与独立性
虽然中华文化被视为一体，但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南北方也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特征，这些差异也影响了政治上的分合。
南方的文化独立性。 许多朝代，尤其是东晋以后，北方饱受战乱，士族南迁，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技术，促进了南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南方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士族文化、文学艺术风格，以及更加精致的生活方式。这种文化的繁荣，增强了南方的凝聚力和独立意识，使其能够支撑起独立的政权。
北方文化的代表性与“中原正统”。 传统上，北方，特别是中原地区（黄河流域），被视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和政治中心，拥有“中原正统”的观念。当北方出现强大的统一王朝时，往往会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名义，试图统一全国，包括征服南方。然而，当北方力量衰弱时，南方也足以形成独立的政治文化区域。
政治与军事的考量：统一的难度与分治的“合理性”
统一的难度。 历史上，真正实现长期、稳定、高效的全国性统一，尤其是在交通通讯不发达的古代，是一项极其困难的任务。要同时维持北方草原民族的进攻压力和南方发达地区的稳定，对于任何一个政权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
分治的“利益平衡”。 在某些时期，南北分治也可能是一种“利益平衡”。北方政权可能更侧重于军事上的控制和资源掠夺，而南方政权则更注重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双方在力量上形成均势时，分治反而能够维持一定时期的相对稳定。
东西方向的地理阻碍相对较弱。 相比于南北的天然屏障，东西方向的地理阻隔并没有那么明显。中国东部是辽阔的平原，一旦越过高原山地，则东西部的交通相对容易。而且，中国历史上，除了西南地区，大多数地方的行政管辖，其“中心”往往更倾向于偏向东方，或者说，其主要的经济和人口重心在东部。因此，在政治上，很难形成与东方核心区域分庭抗礼、独立运作的“西部”政权。即使有像西夏这样的政权，其地理范围和政治文化的影响力也主要局限在西北地区，与“东西分治”所涵盖的广度和深度有所不同。
为何极少出现东西分治？
“中心”的东方偏向。 如前所述，中国文明的早期发展和人口重心，很早就奠定在黄河、长江流域，也就是东部地区。即使后期西部经济有所发展，但其规模和影响力难以与东部匹敌。政治上的“中心”也更容易被设定在东部，以便于管理和连接全国。
缺乏独立的文化和经济腹地。 西部地区，尤其是青藏高原，虽然有其独特的文化，但在历史上，其人口稀少、经济结构相对单一，难以支撑起一个与东方文明体量相当的独立政治实体。即使在历史上，一些西部的政权，如吐蕃，也与中原王朝有着复杂的朝贡、冲突关系，但其本身并未形成与整个东方中国长期对峙的“东西分治”局面。
军事上的挑战。 统一王朝在军事上，通常会更重视防御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以及维护东部沿海的安全。对于遥远的西部，虽然也有战略意义，但其内部政治的稳定性和经济的支撑力，不足以形成一个独立的、能与东方抗衡的军事集团。
总结
总而言之，中国历史上南北分治现象的普遍性，是地理、历史、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长江、黄河等天然屏障，以及由此衍生的经济模式差异，为南北双方的独立发展提供了基础。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南北对峙的模式不断重演，强化了区域认同。而东西方向，由于地理上缺乏如此显著的天然隔阂，且中国政治经济的重心长期偏向东方，西部地区也难以形成独立的、具有足够影响力的政治经济文化腹地，因此，东西分治的局面在中国历史上便显得极为罕见。
网友意见
一定要挖“更深层次的原因”，我只能说，气候带它是由北到南一圈一圈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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