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中国历史上的武人阶层没有像日本、西方一般形成传统的武士、骑士文化？
以下我将从几个关键角度来详细阐述：
一、 核心的政治与官僚制度导向：文官制度的绝对优势
“重文轻武”的千年传统： 中国历代王朝，特别是从汉朝开始，就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文官政治体系。这种体系强调通过科举制度选拔有才华、懂政务、明礼仪的文臣来治理国家。文官被认为是国家稳定、社会和谐的基石，而武将则往往被视为工具，其作用在于保卫国家、镇压叛乱，但其最终地位和权力需要受到文官的制约。
文官对军队的绝对掌控： 历代统治者普遍警惕武将坐大，因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确保文官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例如，军权往往由中央派遣的文官（如监军、节度使、总督等）掌握，兵符、将印等也由皇帝直接掌握或需要文官协同才能使用。这使得武将的权力受到很大限制，难以形成独立的、具有强大社会影响力的集团。
科举制度的文化吸引力： 科举制度为普通士人提供了进入仕途、实现社会阶层上升的通道。这种通过读书学习就能获得高官厚禄的机制，吸引了绝大多数有抱负的士人投身其中。相比之下，虽然军功也能获得晋升，但其路径更不稳定，且晋升到最高层往往需要依附于某个派系或势力，其文化吸引力不如通过科举入仕。
二、 文化与哲学思想的根本差异
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 儒家思想强调“仁、义、礼、智、信”，注重道德修养、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和谐。虽然儒家也承认“武”的必要性，但其核心在于“文治”，将“武”视为“备荒”、“应急”之策。武力本身并不被视为最高价值，甚至在某些解读中被视为野蛮、破坏性的力量。
“士”的身份认同与多元化： 在中国，读书人通常被称为“士”。“士”的身份是高度理想化和多元化的，可以从政（入仕），可以著书立说（学者、文人），也可以隐居山林（隐士）。军事才能固然是“士”的一部分技能，但并非唯一或最核心的构成要素。一个成功的“士”往往需要具备文武兼备的素养，但文的成分通常更受重视。
缺乏对“武士道”式的绝对忠诚和荣誉感： 日本武士道强调对主君的绝对忠诚、生死置之度外的荣誉感、以及对武艺的精益求精。虽然中国历史上不乏忠君报国的将领，但这种忠诚更多是基于君臣伦理、国家大义，而非像武士道那样，将其作为一种独立于政治体系之外、支撑其身份认同的核心价值观。而且，当君主昏庸、朝政腐败时，中国士人往往倾向于“事不二主”或“归隐”，而非像某些武士那样选择殉主或叛乱来维护其荣誉。
三、 社会结构与阶层流动
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工： 中国传统社会将人划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士居首位。虽然军事功勋可以提升个人地位，但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具有世袭性的军事贵族阶层，在缺乏一套与之相匹配的制度和文化支撑下，难以形成。
军户制度的局限性： 历代王朝为了解决兵源问题，实行过各种形式的军户制度（如府兵制、卫所制等）。这些制度往往将士兵及其家属固定化，使其成为一种特殊的“职业群体”，但其社会地位相对低下，文化素质不高，难以与接受良好教育的士人阶层相提并论，更无法形成具有独立文化传承的阶层。
缺乏军事技能的世袭传承： 虽然某些家族可能世代从军，但缺乏像西方骑士那样，从童年时期就开始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礼仪教育，并形成一套固定的社会规范和传承体系。中国的军事技能更多是实用性的，其传承更多依赖于师傅带徒弟，或在军中学习，而非一种独立的社会文化属性。
四、 西方骑士文化与日本武士文化的特殊性
西方骑士的封建制度背景： 西方骑士文化兴盛于欧洲封建制度时期。国王将土地分封给贵族，贵族再将土地分封给骑士，骑士则以服役和效忠作为回报。这种土地与军事义务紧密结合的制度，为骑士阶层的形成提供了土壤。骑士不仅是战士，更是拥有土地、城堡、庄园的领主，拥有一定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其身份和特权具有世袭性。
基督教伦理的影响： 基督教的伦理观，特别是关于“正义战争”和保护弱者的观念，也融入了骑士文化之中，形成了“骑士精神”的某些方面，如勇气、荣耀、谦卑、虔诚等。
日本武士的独特地位： 日本武士阶层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中国的“将门”或“勋贵”的混合体，但其社会影响力更为深远。在幕府时代，武士掌握着实际的统治权力，他们拥有土地、俸禄，并且其身份和特权具有高度的世袭性。武士道不仅是一种军事准则，更是一种生活哲学、道德规范，深刻影响了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
五、 中国古代军事人才的“仕途”导向
将领的“文官化”趋势： 许多杰出的将领，在功成名就后，也常常被授予文官的官职和待遇，他们的最终目标往往是进入中央政府，成为朝廷重臣，而非仅仅满足于作为一名纯粹的军事指挥官。例如，汉朝的卫青、霍去病，唐朝的郭子仪，宋朝的岳飞等，虽然是伟大的军事家，但他们的职业生涯也与政治紧密相连。
军事技能的边缘化： 随着中央集权和文官制度的巩固，纯粹的军事技能和技艺在社会价值评价体系中逐渐边缘化。更受推崇的是政治手腕、外交能力、经济管理能力以及文学艺术才华。
总结：
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形成与日本武士、西方骑士类似的独立、世袭的武人阶层文化，主要是因为：
1. 强大的文官制度 及其对军队的绝对控制，限制了武将的权力独立性。
2. 儒家思想主导下的文化价值观 更强调文治，将武力视为辅助工具，而非最高价值。
3. 社会结构和阶层流动机制 （如科举制度）吸引了最优秀的人才进入文官体系。
4. 缺乏土地与军事义务紧密挂钩的封建制度基础 来支撑一个世袭的军事贵族阶层。
5. 军事技能的传承更偏向实用性，而非一种具有独立社会地位和文化认同的体系。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没有值得尊敬的勇士和军事家。他们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只是他们融入了中国特有的政治、文化和制度环境中，其发展路径和文化表现形式与西方和日本有所不同。他们的价值更多体现在为国家服务、实现政治抱负、或者在特定时期担负起保家卫国的重任，而非构成一个独立于统治阶层之外、具有独特文化符号和生活方式的“武人阶层”。
网友意见
我来唱唱反调，题主原来的问题，某种层面上也是对的。
已经想喷的请看到最后。
针对现在的题目：
因为骑士、武士是西欧、日本的特权阶层，而中国并没有形成长久的武力特权阶层。
首先，我想简单阐述骑士、武士两个阶层及其文化的形成。
一、
骑士阶层及其文化的最终形成，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
骑士最早源自日耳曼人的亲兵制，是日耳曼民族攻破罗马帝国并互相征伐的军事主力，也是中世纪采邑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世纪初，日耳曼民族组成多个国家，不事生产，相互掠夺与攻伐，采邑骑士是统治者不得不依赖的助力。
但10世纪的骑士还是一群傲慢、目不识丁、言谈举止粗俗的武士，他们以战争为职业，用手中的刀和剑解决一切问题，甚至不受公共司法的管辖。他们以暴力掠夺为生，当时最富裕的教会就成为其掠夺的首选目标。
为了排除骑士对教会财产的威胁，教会积极介入骑士生活，包括反对骑士比武大赛；发起著名的“上帝和平与休战”运动；出台《正义与和平公约》。教会也通过一系列改革，逐步摆脱对世俗政权的依赖，反过来控制世俗骑士政权，随后发动了规模浩大的十字军东征运动。在十字军东征中，骑士阶层最终得以确立的标志是骑士团的形成——具有宗教与骑士统治的双重意义，明确了骑士有保护贵族统治、平民生活、宗教扩张的职能。这使得骑士阶层得以独立成特权阶层。
采邑确立骑士的统治特权，教会规范骑士的行为，宗教与世俗的双重影响最终塑造了骑士阶层的道德准则。当然，即使在教会的影响下，作为军事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骑士始终是以在战场上寻求个人荣誉为最高目标。因为战争才能带来骑士在统治结构中的上升。好战始终是骑士阶层的本质。
二、
武士出现在公元10世纪，从两百多年后镰仓幕府建立至明治维新，武士政权延续了近700多年。其作为一个阶级并建立政权，经历了近三个世纪的曲折过程，简要给大家说说。
武士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的因由是日本地方豪族的叛乱。889年平氏始祖高望王被任命上总介，下放板东（关东），镇抚虾夷。当时关东是落后的边陲之地，凶徒结党，群盗满山，朝廷鞭长莫及。平氏通过联姻地方豪族，不给朝廷面子杀人抢地盘的方法，在十世纪中叶积累起了反乱的实力。之后，先后发生了平将门之乱，平忠常之乱。这两次叛乱中，平氏武士夺取了地方政权，而中央政权无能为力，全靠武士阶层解决。第一次叛乱是由同为地方豪族的平贞盛与藤原秀乡打败，而第二次是源氏武士源赖胜平定。自从之后，中央开始利用武士为爪牙镇压地方，将武士阶层引入国家组成部分。
自此以后，武士阶层开始作为日本公家代理活跃，并在院政时代建立平氏政权。但由于武士牵涉入公家争斗，在一番争斗后，平氏政权最终被源氏取代。源赖朝在朝廷公家体系以外建立独立的武士政权——镰仓幕府，掌握全国各地的实际军事、行政、诉讼以及税收权。自从，日本进入武家政治时代。
作为“杀人请负人”，武士有勇武之辈的血性，以及犯罪者的侧面。为了控制反复无常的武士，镰仓以来，一直用以总领制为基础的御家人制，以主从关系和家族关系约束武士。以此，所产生的武士道精神，构成武士名誉首要的是忠。在日本传统文学中，歌颂甚多的忠臣藏事件，便是这种制度以及精神的体现。
而补完日本武士阶层文化的，是东传日本演变后的日本儒学、日本佛学（尤其禅宗）和本土的神道教文化。儒学以及镰仓幕府第一部武士法典，约束并确立武士阶层的行为，从而衍生了武士阶层的文化。12世纪传入日本的禅宗则以哲学的“生死一如”补全了武士的悟死之勇。神道教对于天皇“现人神”的描述以及对黄泉则加强了武士道文化的森严阶级观念与舍身意识。日本儒学、日本佛学、神道教，构成了武士道的文化支柱，直到现在也影响日本人的文化。
三、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骑士与武士不仅仅是职业军人，而更是统治者的组成阶层。骑士文化与武士道精神的产生实质上是源于作为特权阶层的需要。而对比中国呢？
从中国的武力阶层的组成与地位变化，我们可以窥见到真相。
周天子迁都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大分裂与大发展时代。春秋战国时代，出于争霸和统一的需要，军事力量的建设是重中之重。列国征战中，军事技能是统治阶级的必备品。以当时不得志的儒家为例，也有君子六艺，要求门人掌握射箭与驭马驾车的本领。这个时代，虽然没有称得上独立的军事特权阶层，但统治阶层本身大多就有职业军人的身份。
又及秦汉，依然崇尚武风。汉高祖刘邦也曾得意洋洋地以为“马上得天下”而对儒生厌恶至极。汉武大伐匈奴，无数人踊跃从军，希望立军功以得封侯之誉，此时可见一斑。而与此同时，太史公大肆赞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游侠儿们，与地方豪族所拥有的私兵，是汉代的武力阶层。然而，随着战乱来临，游侠儿们开始良莠不齐，班超大骂“盗跖而居民间者耳”。而地方豪族也仗着私兵在地方胡作非为，在东汉末纷纷化身地方军阀。此时，秦汉时的武力阶层由朝廷军队的职业招募军人、游侠儿与世家门阀私兵部曲组成。
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游侠儿由于良莠不齐，为统治者所不满，备受打压。而世家门阀的私兵部曲，也因为再度一统的缘故，被统治者所忌讳。随着科举制以及对于私兵部曲的限制，唐代世家门阀不再是武力阶层的代表。武力一度收归唐朝统治者手中。西魏建立的府兵制沿用至唐朝中期，在家有田务农而在家训练的府兵是武力阶层组成。但均田制崩溃，府兵制难以维持，唐朝开始设立节度使，招募流民，拉开了五代十国惨烈的军阀乱战序幕。西魏至唐中叶，武力阶层组成为世家部曲和在家务农训练的府兵。唐中以后，为节度使军队与中央军。
五代十国的战争过于惨烈，而军队将领私人化过于严重，促使宋太祖最终实行以文制武的方针。宋朝军队实行募兵制，却以文官制衡军队，降低了军队的职业性。
自宋以后，元明设立了军户制来保证军队的职业性与来源。元代军户必须出成年男子到军队服役﹐父死子替﹐兄亡弟代﹐世代相袭。元代军户只对正军户免去一定税额，而对附军户即汉人军户不减免税赋。而军户需要自备装备与饮食，最终使得军户无法负担而导致军户制崩溃。明代军户则是每户每代出一丁服役，有税负减免，却同样需要负担巨大军装盘费数目。而在社会地位亦是低下，若与民户通婚则后代为军户；不可过继子侄脱籍；五丁以上才能为吏；仅许一人为生员；若非皇帝或户部尚书允许，不得脱籍；民户犯罪会以充军为罚；甚至可能一家军户分担两三处军役。明中以后以及清代，才开始把募兵作为官军重要来源。
结论：中国武力阶层地方的不断下降，一方面来自于中央政权一统下对于控制武力而分化武力阶层的需要的重视，一方面也来自武力阶层迟迟未能有成型的规范的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特殊性功能。而由于中国战争对于远程武器弓弩发展的重视，以及后来火器的出现，使得中国武力阶层难以展现出自身的独特认同感。从军事领域来看，和百年战争时期，弓弩大量列阵，使得骑士没落，失去自身重要地位的情况相仿。同时，中国战争的规模，也使得个人勇武的影响因子小于日本与西欧的同行，而军队统帅又往往是士族阶层，没有对未成型的武力阶层有认同感。因此，中国难以出现固定的武力阶层，就更难以有独立的文化可言。
针对原题，中国的军队的思想实质上来自于中国的社会文化，有拼死杀敌不甘为俘的荣誉，保家卫国舍生取义的勇武，而这种感情，是更加普适的。
当然，这不是中国的武力阶层特有的价值观。
嗯，对的，八旗太君的功能就是种族灭绝性屠杀汉族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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