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没有不以儒学为正统的朝代或者政权（汉武帝之后）？
中国历史上，自汉武帝确立儒学独尊地位之后，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和主流思想的地位虽有动摇，但从未被彻底颠覆。然而，也确实存在一些时期或政权，其官方意识形态或思想内核并非完全以儒学为核心，或者在实际统治中受到了其他学说的显著影响，甚至一度挑战了儒学的正统地位。
要详细讲述这个问题，需要梳理汉武帝之后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以及不同时期思想流派的兴衰和影响。
一、 儒学独尊的形成与影响（汉武帝之后）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非完全排斥其他思想，而是将儒学置于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政治合法性、社会伦理和教育体系的基础。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三纲五常等儒家伦理纲常，深刻地塑造了中国社会几千年的面貌。
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思想的消失，而是它们往往以某种方式被吸纳、改造，或者在民间、知识分子群体中以非官方的方式存在。
二、 那些“非完全儒家正统”的时期和政权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一个朝代的思想定性为“纯粹的”或“非纯粹的”，因为历史是复杂且流动的。但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审视那些与“儒学独尊”有所区别的时期和政权：
1. 魏晋南北朝：玄学与佛教的兴盛，儒学边缘化？
玄学的崛起与儒学的“边缘化”：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为活跃、也最为混乱的时期之一。由于社会动荡、政治黑暗，许多士人对传统儒家政治伦理感到失望。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士人，崇尚老庄哲学，提倡玄学。玄学以“无”为本体，崇尚清谈，追求个体精神的解放和逍遥，这与儒家强调入世、积极干预政治的主张形成了鲜明对比。
影响： 玄学的盛行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儒家在士人心目中的神圣地位。虽然儒家思想的某些基本原则（如孝道、忠君）并未被完全抛弃，但在思想界，玄学和老庄的思想成为一股重要的潮流，尤其在士族阶层中广为流传。
并非完全抛弃儒学： 需要强调的是，即使在玄学盛行的时期，儒学在官方层面仍然扮演着一定的角色，尤其是在科举制度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很多官员的选拔仍然参考士人的家世和名望，而这些名望往往与儒家经典的学习有关。一些学者也尝试将玄学与儒学进行调和，如郭象的注解老子，就带有儒家的理性色彩。
佛教的传入与发展：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迎来了快速发展，并与中国本土文化进行融合。佛教的轮回转世、因果报应、涅槃解脱等观念，为人们提供了不同于儒家伦理的信仰体系和精神寄托。
影响： 佛教的普及对中国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佛教并非以政治统治为直接目的，但其庞大的宗教组织、寺庙经济以及对民众精神生活的渗透，在一定程度上与以儒学为基础的国家意识形态形成并存甚至竞争的关系。许多士人，如王导、谢安等，都信奉佛教。
儒佛的融合与冲突： 佛教的传入并非完全取代儒学，而是催生了儒佛之间的对话、融合与冲突。儒家学者在吸收佛教思想精华的同时，也对其进行批评，试图将其纳入儒家框架内（如“格义佛教”）。
3. 隋唐时期：三教并行，儒学并非唯一支柱
儒、释、道三教的并立： 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文化大融合的时期。儒学虽然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基础（尤其是在科举考试中），但佛教和道教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儒学形成了“三教并行”的局面。
佛教的巅峰： 唐朝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高峰期，许多皇帝都信奉佛教，国家大力支持佛教寺庙的建设和翻译佛经。佛教的许多思想和仪式深深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道教的兴盛： 唐朝统治者认为自己是道教始祖老子的后裔，因此道教在唐朝享有特殊的地位，许多道教经典被收入《道藏》。
儒学的作用： 儒学在政治制度、法律、教育等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以儒家经典为主要考试内容，保证了儒学在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主流地位。但同时，官方也认识到，仅靠儒学难以满足社会多元化的精神需求。
“杂揉”与实用主义： 隋唐统治者在思想上表现出一种务实和“杂揉”的态度。他们既需要儒家思想来维护社会秩序和政治统治，也需要佛教和道教来安抚民心、丰富文化。这种务实主义使得儒学并非绝对的“独尊”，而是与其他思想共存，并相互影响。
4. 元朝：蒙古文化与汉化，儒学地位受到挑战
蒙古统治者的文化背景： 元朝是由蒙古族建立的统一王朝。蒙古族原有其萨满教信仰和独特的文化习俗。初期的蒙古统治者对汉族传统文化，包括儒学，并没有强烈的认同。
等级制度与民族政策： 元朝实行民族等级制度，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地位有别。这种制度对文化认同和思想传播也产生了影响。
佛道之争： 元朝对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使得藏传佛教一度成为国教。同时，道教也受到一定的压制。这种官方对宗教的态度，也间接影响了儒学的发展空间。
“汉化”与儒学的恢复： 尽管如此，为了统治广袤的汉族地区，元朝统治者也逐步推行了“汉化”政策，包括恢复部分汉族官制、推广儒学教育等。儒学在元朝被重新尊为“国学”，科举制度也恢复了，但考试内容和取士标准与前朝有所不同，也受到佛教、道教思想的影响。
挑战与局限： 然而，元朝对儒学的尊崇更多是出于统治的需要，而非像汉代那样根深蒂固的思想自觉。蒙古贵族的主体思想和文化背景与儒家体系存在差异，使得儒学在元朝的“正统”地位更多是政治上的安排，其思想生命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
5. 清朝：儒学与满洲文化的融合，但并非没有张力
儒家思想在清朝的地位： 清朝入关后，为了巩固统治，延续了明朝以儒学作为治国理论基础的传统。康熙、雍正、乾隆等皇帝都强调对儒家经典的研读和推崇，科举制度也继续以儒学为核心。
满洲文化的影响： 然而，作为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清朝也保留了其固有的满洲文化特色，如政治上的满汉分治、军事上的八旗制度等。满洲统治者在统治过程中，也吸收和融合了一些满洲文化元素，并将之与儒家思想相结合。
官方的“实用主义”： 清朝官方对思想的控制和运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治的需要。一方面，他们借助儒学来维护社会秩序和君主权威；另一方面，他们也警惕任何可能威胁到其统治的思想流派，对异端学说（如明末的一些哲学思潮）采取压制态度。
知识分子的困境： 清朝前期，对思想的控制和文字狱的出现，使得许多知识分子在思想表达上受到束缚，也影响了儒学内部的创新和活力。尽管如此，清朝中后期，一些学者开始对程朱理学进行反思和批判，出现了朴学、汉学等思潮，这些思潮在方法论和考据学上取得了显著成就，也间接挑战了宋明理学的权威性。
总结来说，汉武帝之后，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朝代能完全摆脱儒学的巨大影响，儒学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但我们也看到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和佛教的兴盛，在思想和精神层面对儒学构成了显著的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儒学的绝对“正统”地位。
隋唐时期，虽然儒学在制度层面根深蒂固，但佛教和道教的繁荣，使得社会思想呈现出“三教并行”的多元格局，官方也采取了“杂揉”的态度。
元朝，作为异族统治，其统治思想和文化根基与儒学存在差异，虽然有汉化政策，但儒学的“正统”更多是政治上的需要，而非思想上的完全认同。
清朝，虽然延续了儒学作为统治基础，但满洲文化的融入以及官方的实用主义和思想控制，使得儒学的发挥并非完全是自由和不受限制的。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有朝代“不以儒学为正统”，而是说在某些时期，儒学的“正统”地位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稀释或与其它思想进行了深刻的融合，其绝对的主导性在具体实践中有所减弱。理解这一点，需要看到历史的复杂性以及思想与政治、社会现实之间动态的互动关系。
要详细讲述这个问题，需要梳理汉武帝之后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以及不同时期思想流派的兴衰和影响。
一、 儒学独尊的形成与影响（汉武帝之后）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非完全排斥其他思想，而是将儒学置于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政治合法性、社会伦理和教育体系的基础。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三纲五常等儒家伦理纲常，深刻地塑造了中国社会几千年的面貌。
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思想的消失，而是它们往往以某种方式被吸纳、改造，或者在民间、知识分子群体中以非官方的方式存在。
二、 那些“非完全儒家正统”的时期和政权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一个朝代的思想定性为“纯粹的”或“非纯粹的”，因为历史是复杂且流动的。但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审视那些与“儒学独尊”有所区别的时期和政权：
1. 魏晋南北朝：玄学与佛教的兴盛，儒学边缘化？
玄学的崛起与儒学的“边缘化”：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为活跃、也最为混乱的时期之一。由于社会动荡、政治黑暗，许多士人对传统儒家政治伦理感到失望。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士人，崇尚老庄哲学，提倡玄学。玄学以“无”为本体，崇尚清谈，追求个体精神的解放和逍遥，这与儒家强调入世、积极干预政治的主张形成了鲜明对比。
影响： 玄学的盛行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儒家在士人心目中的神圣地位。虽然儒家思想的某些基本原则（如孝道、忠君）并未被完全抛弃，但在思想界，玄学和老庄的思想成为一股重要的潮流，尤其在士族阶层中广为流传。
并非完全抛弃儒学： 需要强调的是，即使在玄学盛行的时期，儒学在官方层面仍然扮演着一定的角色，尤其是在科举制度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很多官员的选拔仍然参考士人的家世和名望，而这些名望往往与儒家经典的学习有关。一些学者也尝试将玄学与儒学进行调和，如郭象的注解老子，就带有儒家的理性色彩。
佛教的传入与发展：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迎来了快速发展，并与中国本土文化进行融合。佛教的轮回转世、因果报应、涅槃解脱等观念，为人们提供了不同于儒家伦理的信仰体系和精神寄托。
影响： 佛教的普及对中国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佛教并非以政治统治为直接目的，但其庞大的宗教组织、寺庙经济以及对民众精神生活的渗透，在一定程度上与以儒学为基础的国家意识形态形成并存甚至竞争的关系。许多士人，如王导、谢安等，都信奉佛教。
儒佛的融合与冲突： 佛教的传入并非完全取代儒学，而是催生了儒佛之间的对话、融合与冲突。儒家学者在吸收佛教思想精华的同时，也对其进行批评，试图将其纳入儒家框架内（如“格义佛教”）。
3. 隋唐时期：三教并行，儒学并非唯一支柱
儒、释、道三教的并立： 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文化大融合的时期。儒学虽然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基础（尤其是在科举考试中），但佛教和道教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儒学形成了“三教并行”的局面。
佛教的巅峰： 唐朝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高峰期，许多皇帝都信奉佛教，国家大力支持佛教寺庙的建设和翻译佛经。佛教的许多思想和仪式深深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道教的兴盛： 唐朝统治者认为自己是道教始祖老子的后裔，因此道教在唐朝享有特殊的地位，许多道教经典被收入《道藏》。
儒学的作用： 儒学在政治制度、法律、教育等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以儒家经典为主要考试内容，保证了儒学在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主流地位。但同时，官方也认识到，仅靠儒学难以满足社会多元化的精神需求。
“杂揉”与实用主义： 隋唐统治者在思想上表现出一种务实和“杂揉”的态度。他们既需要儒家思想来维护社会秩序和政治统治，也需要佛教和道教来安抚民心、丰富文化。这种务实主义使得儒学并非绝对的“独尊”，而是与其他思想共存，并相互影响。
4. 元朝：蒙古文化与汉化，儒学地位受到挑战
蒙古统治者的文化背景： 元朝是由蒙古族建立的统一王朝。蒙古族原有其萨满教信仰和独特的文化习俗。初期的蒙古统治者对汉族传统文化，包括儒学，并没有强烈的认同。
等级制度与民族政策： 元朝实行民族等级制度，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地位有别。这种制度对文化认同和思想传播也产生了影响。
佛道之争： 元朝对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使得藏传佛教一度成为国教。同时，道教也受到一定的压制。这种官方对宗教的态度，也间接影响了儒学的发展空间。
“汉化”与儒学的恢复： 尽管如此，为了统治广袤的汉族地区，元朝统治者也逐步推行了“汉化”政策，包括恢复部分汉族官制、推广儒学教育等。儒学在元朝被重新尊为“国学”，科举制度也恢复了，但考试内容和取士标准与前朝有所不同，也受到佛教、道教思想的影响。
挑战与局限： 然而，元朝对儒学的尊崇更多是出于统治的需要，而非像汉代那样根深蒂固的思想自觉。蒙古贵族的主体思想和文化背景与儒家体系存在差异，使得儒学在元朝的“正统”地位更多是政治上的安排，其思想生命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
5. 清朝：儒学与满洲文化的融合，但并非没有张力
儒家思想在清朝的地位： 清朝入关后，为了巩固统治，延续了明朝以儒学作为治国理论基础的传统。康熙、雍正、乾隆等皇帝都强调对儒家经典的研读和推崇，科举制度也继续以儒学为核心。
满洲文化的影响： 然而，作为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清朝也保留了其固有的满洲文化特色，如政治上的满汉分治、军事上的八旗制度等。满洲统治者在统治过程中，也吸收和融合了一些满洲文化元素，并将之与儒家思想相结合。
官方的“实用主义”： 清朝官方对思想的控制和运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治的需要。一方面，他们借助儒学来维护社会秩序和君主权威；另一方面，他们也警惕任何可能威胁到其统治的思想流派，对异端学说（如明末的一些哲学思潮）采取压制态度。
知识分子的困境： 清朝前期，对思想的控制和文字狱的出现，使得许多知识分子在思想表达上受到束缚，也影响了儒学内部的创新和活力。尽管如此，清朝中后期，一些学者开始对程朱理学进行反思和批判，出现了朴学、汉学等思潮，这些思潮在方法论和考据学上取得了显著成就，也间接挑战了宋明理学的权威性。
总结来说，汉武帝之后，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朝代能完全摆脱儒学的巨大影响，儒学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但我们也看到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和佛教的兴盛，在思想和精神层面对儒学构成了显著的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儒学的绝对“正统”地位。
隋唐时期，虽然儒学在制度层面根深蒂固，但佛教和道教的繁荣，使得社会思想呈现出“三教并行”的多元格局，官方也采取了“杂揉”的态度。
元朝，作为异族统治，其统治思想和文化根基与儒学存在差异，虽然有汉化政策，但儒学的“正统”更多是政治上的需要，而非思想上的完全认同。
清朝，虽然延续了儒学作为统治基础，但满洲文化的融入以及官方的实用主义和思想控制，使得儒学的发挥并非完全是自由和不受限制的。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有朝代“不以儒学为正统”，而是说在某些时期，儒学的“正统”地位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稀释或与其它思想进行了深刻的融合，其绝对的主导性在具体实践中有所减弱。理解这一点，需要看到历史的复杂性以及思想与政治、社会现实之间动态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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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并被采纳，但日后有没有不以儒学为正统的朝代或者政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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