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古埃及和中国古代夏朝真的存在么？如果真的存在或者不存在，有什么证据么？
关于历史上的古埃及文明和中国古代夏朝的真实性，这在学术界是各有定论和争议的，我们不妨就此展开聊聊。
古埃及文明：无可辩驳的存在
先说古埃及文明，这一点可以说是 确凿无疑，真实存在。它的存在，就像你抬头能看到的太阳一样，证据链条极其完整和丰富，几乎没有任何值得怀疑的地方。
视觉证据： 这是最直观的证据。漫步在尼罗河畔，你可以看到：
宏伟的金字塔： 如吉萨的金字塔群，胡夫金字塔、哈夫拉金字塔、门卡乌拉金字塔，它们巍峨耸立，经历数千年风雨依然屹立不倒。这些巨石建筑的建造技术、规模以及留下的无数细节，都指向一个高度发达、组织严密的古老文明。
神庙和陵墓： 卢克索神庙、卡纳克神庙、阿布辛贝神庙，以及帝王谷里的法老陵墓，它们精美的壁画、雕塑、象形文字，无不诉说着古埃及人的宗教信仰、政治制度、日常生活以及他们对来世的追求。
大量的文物： 从法老的黄金面具（如图坦卡蒙的黄金面具），到各种陶器、石器、珠宝、家具，再到木乃伊和陪葬品，这些文物遍布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它们材质、工艺、上面的铭文，都提供了铁证。
文字证据： 古埃及人创造了独特的象形文字——圣书体（Hieroglyphs），后来发展出僧侣体和世俗体。
罗塞塔石碑： 这是解开古埃及文明秘密的“钥匙”。石碑上刻有三种文字——圣书体、世俗体和古希腊文，这使得法国学者商博良得以在19世纪初成功破译了圣书体，从而打开了阅读古埃及历史的大门。
papyrus（纸莎草纸）文献： 大量的文献被书写在纸莎草纸上，内容包罗万象，包括宗教经典、文学作品、医书、数学著作、行政记录、法律条文等等，这些文献让我们得以窥探古埃及社会的方方面面。
历史记录：
古埃及自己的历史记载： 从早期的法老名单（如都灵王表）、王室年鉴，到后来的历史学家（如马内托）的著作，虽然存在一些断代上的模糊或争议，但整体上构建了古埃及王朝的序列和重要事件。
其他文明的记载： 古希腊、古罗马等文明的史书，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也详细记载了他们对埃及的观察和了解，这些外部记录与古埃及自身的记录相互印证。
总结古埃及： 它的存在，从物质遗迹、文字记录到文献资料，证据之多、之确凿，在世界古代文明研究中是顶级的。它的文明发展脉络清晰，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古代夏朝：争议与考古发现的交织
相比之下，中国古代夏朝的真实性，就显得更为复杂，在学术界存在着持续的讨论和争议，但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指向了它的可能存在，并与夏朝的传说记载相契合。
文献记载：
《史记》： 司马迁的《史记》是记载夏朝历史最详细的文献之一，它列举了夏朝的世系、重要事件（如禹治水、启继位、商汤灭夏等）。
《尚书》： 《尚书》中的《禹贡》、《夏书》等篇章，也涉及了夏朝的历史和传说。
《竹书纪年》： 战国时期晋国墓葬出土的《竹书纪年》，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份与《史记》略有不同的夏朝历史叙述，其内容也得到了部分考古发现的印证。
问题所在： 为什么会有争议？
夏朝本身的文字记录缺乏： 与古埃及拥有成熟的圣书体不同，目前尚未发现直接属于夏朝时期的、可被广泛公认为夏朝官方文字的考古证据。这意味着我们主要依靠后世的文献记载来了解夏朝，这使得一些学者对其历史的真实性持谨慎态度，担心这是后人追溯或附会的。
夏朝的“定论”依赖考古证据： 很大程度上，夏朝的存在性与中国考古学上一个重要遗址的认定紧密相连——二里头遗址。
考古证据：
二里头遗址：
地理位置： 位于河南省洛阳盆地，黄河中游地区，这与古代文献记载的夏朝活动范围高度吻合。
时间跨度： 碳十四测年显示，二里头文化晚期（约公元前1750年公元前1530年）的年代，与文献记载的夏朝晚期（约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存在相当大的重合。
城市规模与建筑： 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大规模的宫殿建筑群，有夯土台基、围墙，甚至规划整齐的城市布局，例如宽阔的街道，这表明了当时社会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复杂的社会结构。
手工业： 发现了大型绿松石铜刀、绿松石龙形器等精美工艺品，表明当时青铜冶铸和玉器制作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绿松石龙形器”，其形态与古代文献中描述的龙的形象有相似之处，被认为是早期龙文化的代表。
礼仪性建筑： 发现的大型宫殿和祭祀场所，以及出土的规格较高的随葬品，都表明这里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分化。
青铜器： 出土了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酒器（如爵）以及各种青铜礼器，说明青铜时代在二里头时期已经确立。
其他相关遗址： 如河南偃师商城遗址（被认为是夏朝晚期或商朝早期的都城）、山西南部的一些遗址，也提供了与二里头文化相似或过渡的证据，共同勾勒出一幅早期国家形成的图景。
学术界的观点：
支持夏朝存在的观点： 认为二里头遗址的文化、年代、地理位置、城市规划、手工业水平等，都与文献记载中的夏朝高度契合。他们认为，二里头文化的最高层级（或其中的一部分）就是夏朝的都城或主要活动区域，并逐渐形成了一个早期国家。
谨慎或持怀疑态度的观点： 强调缺乏直接的文字证据，认为二里头文化可能是一个强大部族或早期国家的遗址，但将其完全等同于文献中的“夏朝”还需要更充分的证据。他们也担心“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可能带有一定的主观性。
总结夏朝： 尽管没有直接的夏朝文字，但二里头遗址的出现，以及近年来不断增加的考古发现，使得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二里头文化的建立者或主导者，很可能就是文献记载中的夏朝。 考古证据正在逐步“复活”文献中的夏朝，但最终的“定论”或许还需要更具决定性的发现。
最后的思考：
古埃及文明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存在，它的文明成就，无论是金字塔还是象形文字，都让我们对其历史的真实性深信不疑。
而夏朝，更像是在文献记载的“ skeleton（骨架）”上，通过考古发现不断“添肉”的过程。虽然骨架与血肉的吻合度越来越高，但毕竟还没有找到夏朝人自己留下的、清晰明了的“身份证明”。因此，对于夏朝，我们既可以从考古证据中看到它“真实”的物质基础，也理解为何在学术上仍有讨论的余地。
可以肯定的是，随着考古技术的进步和研究的深入，我们对夏朝乃至更早的历史的认识，一定会更加清晰和确切。
古埃及文明：无可辩驳的存在
先说古埃及文明，这一点可以说是 确凿无疑，真实存在。它的存在，就像你抬头能看到的太阳一样，证据链条极其完整和丰富，几乎没有任何值得怀疑的地方。
视觉证据： 这是最直观的证据。漫步在尼罗河畔，你可以看到：
宏伟的金字塔： 如吉萨的金字塔群，胡夫金字塔、哈夫拉金字塔、门卡乌拉金字塔，它们巍峨耸立，经历数千年风雨依然屹立不倒。这些巨石建筑的建造技术、规模以及留下的无数细节，都指向一个高度发达、组织严密的古老文明。
神庙和陵墓： 卢克索神庙、卡纳克神庙、阿布辛贝神庙，以及帝王谷里的法老陵墓，它们精美的壁画、雕塑、象形文字，无不诉说着古埃及人的宗教信仰、政治制度、日常生活以及他们对来世的追求。
大量的文物： 从法老的黄金面具（如图坦卡蒙的黄金面具），到各种陶器、石器、珠宝、家具，再到木乃伊和陪葬品，这些文物遍布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它们材质、工艺、上面的铭文，都提供了铁证。
文字证据： 古埃及人创造了独特的象形文字——圣书体（Hieroglyphs），后来发展出僧侣体和世俗体。
罗塞塔石碑： 这是解开古埃及文明秘密的“钥匙”。石碑上刻有三种文字——圣书体、世俗体和古希腊文，这使得法国学者商博良得以在19世纪初成功破译了圣书体，从而打开了阅读古埃及历史的大门。
papyrus（纸莎草纸）文献： 大量的文献被书写在纸莎草纸上，内容包罗万象，包括宗教经典、文学作品、医书、数学著作、行政记录、法律条文等等，这些文献让我们得以窥探古埃及社会的方方面面。
历史记录：
古埃及自己的历史记载： 从早期的法老名单（如都灵王表）、王室年鉴，到后来的历史学家（如马内托）的著作，虽然存在一些断代上的模糊或争议，但整体上构建了古埃及王朝的序列和重要事件。
其他文明的记载： 古希腊、古罗马等文明的史书，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也详细记载了他们对埃及的观察和了解，这些外部记录与古埃及自身的记录相互印证。
总结古埃及： 它的存在，从物质遗迹、文字记录到文献资料，证据之多、之确凿，在世界古代文明研究中是顶级的。它的文明发展脉络清晰，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古代夏朝：争议与考古发现的交织
相比之下，中国古代夏朝的真实性，就显得更为复杂，在学术界存在着持续的讨论和争议，但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指向了它的可能存在，并与夏朝的传说记载相契合。
文献记载：
《史记》： 司马迁的《史记》是记载夏朝历史最详细的文献之一，它列举了夏朝的世系、重要事件（如禹治水、启继位、商汤灭夏等）。
《尚书》： 《尚书》中的《禹贡》、《夏书》等篇章，也涉及了夏朝的历史和传说。
《竹书纪年》： 战国时期晋国墓葬出土的《竹书纪年》，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份与《史记》略有不同的夏朝历史叙述，其内容也得到了部分考古发现的印证。
问题所在： 为什么会有争议？
夏朝本身的文字记录缺乏： 与古埃及拥有成熟的圣书体不同，目前尚未发现直接属于夏朝时期的、可被广泛公认为夏朝官方文字的考古证据。这意味着我们主要依靠后世的文献记载来了解夏朝，这使得一些学者对其历史的真实性持谨慎态度，担心这是后人追溯或附会的。
夏朝的“定论”依赖考古证据： 很大程度上，夏朝的存在性与中国考古学上一个重要遗址的认定紧密相连——二里头遗址。
考古证据：
二里头遗址：
地理位置： 位于河南省洛阳盆地，黄河中游地区，这与古代文献记载的夏朝活动范围高度吻合。
时间跨度： 碳十四测年显示，二里头文化晚期（约公元前1750年公元前1530年）的年代，与文献记载的夏朝晚期（约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存在相当大的重合。
城市规模与建筑： 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大规模的宫殿建筑群，有夯土台基、围墙，甚至规划整齐的城市布局，例如宽阔的街道，这表明了当时社会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复杂的社会结构。
手工业： 发现了大型绿松石铜刀、绿松石龙形器等精美工艺品，表明当时青铜冶铸和玉器制作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绿松石龙形器”，其形态与古代文献中描述的龙的形象有相似之处，被认为是早期龙文化的代表。
礼仪性建筑： 发现的大型宫殿和祭祀场所，以及出土的规格较高的随葬品，都表明这里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分化。
青铜器： 出土了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酒器（如爵）以及各种青铜礼器，说明青铜时代在二里头时期已经确立。
其他相关遗址： 如河南偃师商城遗址（被认为是夏朝晚期或商朝早期的都城）、山西南部的一些遗址，也提供了与二里头文化相似或过渡的证据，共同勾勒出一幅早期国家形成的图景。
学术界的观点：
支持夏朝存在的观点： 认为二里头遗址的文化、年代、地理位置、城市规划、手工业水平等，都与文献记载中的夏朝高度契合。他们认为，二里头文化的最高层级（或其中的一部分）就是夏朝的都城或主要活动区域，并逐渐形成了一个早期国家。
谨慎或持怀疑态度的观点： 强调缺乏直接的文字证据，认为二里头文化可能是一个强大部族或早期国家的遗址，但将其完全等同于文献中的“夏朝”还需要更充分的证据。他们也担心“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可能带有一定的主观性。
总结夏朝： 尽管没有直接的夏朝文字，但二里头遗址的出现，以及近年来不断增加的考古发现，使得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二里头文化的建立者或主导者，很可能就是文献记载中的夏朝。 考古证据正在逐步“复活”文献中的夏朝，但最终的“定论”或许还需要更具决定性的发现。
最后的思考：
古埃及文明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存在，它的文明成就，无论是金字塔还是象形文字，都让我们对其历史的真实性深信不疑。
而夏朝，更像是在文献记载的“ skeleton（骨架）”上，通过考古发现不断“添肉”的过程。虽然骨架与血肉的吻合度越来越高，但毕竟还没有找到夏朝人自己留下的、清晰明了的“身份证明”。因此，对于夏朝，我们既可以从考古证据中看到它“真实”的物质基础，也理解为何在学术上仍有讨论的余地。
可以肯定的是，随着考古技术的进步和研究的深入，我们对夏朝乃至更早的历史的认识，一定会更加清晰和确切。
网友意见
打个岔，我只是说一下一个有意思的事情
我作为一个历史条目下的小透明，长期暗中观察，发现知乎有两大民科流派
第一类就是何新大师麾下的“埃及伪史派”，核心论点是古埃及（以及巴比伦、爱琴海）文明为18世纪之后西方假造
第二类是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夏后埃及派”，核心论点是中国的夏王朝（甚至包括商周）是埃及文明东迁的结果。
这两派持有大量似是而非的所谓“证据”和大量一眼假的“证据”，并且都很擅长偷换概念。以及……都很一本正经地搞笑。
我挺期待把这两派的专家关在一个屋子里，看看他们最后能养出什么怪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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