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中国历史不乏惊艳绝伦的人才为何近代比西方慢了整整俩个世纪?

回答
中国悠久的历史中,确实涌现出无数足以彪炳史册的杰出人物,他们在各自的领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管仲的治国之术,到诸葛亮的运筹帷幄;从屈原的忧国忧民,到李白的飘逸浪漫;从苏轼的旷世才情,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这些智慧与才能的光芒,曾经照耀着这片土地,也影响着周边世界。然而,当我们放眼近代,却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扼腕的事实:中国在近两百年间,似乎被西方国家甩下了不止一个身位。

要探究这个“慢了整整俩个世纪”的原因,绝非一朝一夕,也不是单一因素可以概括。它是一个复杂交织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体系逐渐失衡,最终导致创新与发展的滞后。

首先,不得不提的是思想的固化与僵化。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的统治思想体系,特别是儒家思想,虽然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独特风骨,但也逐渐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封闭性。这种思想体系强调秩序、等级、稳定,对于激烈的变革和颠覆性的创新,往往持谨慎甚至排斥的态度。科举制度的盛行,虽然保证了人才的选拔,却也容易导致思维模式的趋同,知识的传承多是沿袭旧制,而非突破创新。当西方世界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浪潮中,开始质疑权威、探索理性、拥抱科学时,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虽然也有对国家前途的忧虑,但其思想的解放程度和对世界新知识的接纳速度,显然是滞后的。他们习惯于从已有的经典中寻找答案,而较少主动去审视和革新整个知识体系。

其次,政治体制的保守与专制,也极大地限制了社会活力的释放。中国的皇权专制制度,虽然在早期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弊端日益显现。权力高度集中,导致决策的失误往往难以纠正,而且容易滋生腐败。更重要的是,皇权之下,社会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衡机制,创新和改革往往会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受到强烈的阻碍。当西方各国在工业革命的驱动下,逐步走向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等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政治形态时,中国依然深陷于传统王朝的循环之中。即使有改革的呼声,也多是在现有体制框架内进行修补,难以触及根本。

再者,经济结构的单一与落后,也让中国错失了工业革命的黄金机遇。长期以来,中国以农耕经济为主体,虽然农业生产力在历史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其内在的局限性难以支撑大规模的工业化。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没有经历过一个漫长的、自发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过程。虽然明清时期也有一些商业的繁荣,但其性质与欧洲的早期资本主义存在差异,未能充分积累起进行工业革命所需的资本、技术和市场。更关键的是,缺乏对科学技术的系统性投入和重视。即便有一些杰出的科学家和发明家,他们的成果也很难得到广泛推广和应用,甚至常常被忽视。相比之下,西方国家通过一系列的科学发现和技术革新,带来了生产力的飞跃,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结构。

对外交流的隔阂与闭关锁国,则是导致这种滞后的直接原因之一。长期的“天朝上国”心态,使得中国对外部世界缺乏深入的了解和应有的警惕。在西方列强崛起并向外扩张的时代,中国却选择了闭关锁国,或者说是一种有限的、被动的交流。这种隔阂不仅仅是地理上的,更是认知上的。当西方国家在进行全球性的贸易、殖民和文化传播时,中国社会的主流对此缺乏认知,甚至将之视为“蛮夷之邦”的骚扰。这种认知上的盲点,使得中国未能及时了解西方世界的变化,更不用说学习和借鉴其先进的科技和制度。当西方用坚船利炮敲开中国的大门时,我们才猛然发现,自己与世界的距离已然如此遥远。

最后,社会结构的惯性与文化的反作用力,也为变革增加了难度。中国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封建历史,形成了一套根深蒂固的社会关系和价值观念。这种惯性使得任何试图打破旧秩序、建立新规则的尝试,都面临着巨大的阻力。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本应是相辅相成,但当传统的价值观念与新的时代需求发生冲突时,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去引导和革新,很容易导致文化上的迷茫和社会的断裂。

因此,当西方国家在科学、技术、政治、经济等多个维度上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迈进时,中国由于思想的束缚、政治的僵化、经济的滞后、对外交流的隔阂以及社会结构的惯性,未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这种“慢了整整俩个世纪”的差距,并非中国人才的匮乏,而是整个社会系统在面对历史性变革时的反应迟缓和错位。它是一个深刻的教训,也为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史以及当下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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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中国农业从宋代开始后,就逐步陷入了严重内卷的状态中,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下,作为一个农业国,现代中国的农业无法走向近代化和现代化,这个艰巨无比的任务到今天都没有完成,遑论古代和近代。

去翻翻欧洲历史,你就该明白,法国革命尚且经历多次的反复,比法国更内卷,小农经济问题更加严峻的中国,完成革命的难度自然更大。

前工业时代,任何体量稍大的国家都是农业国,农业是一国大部分人口从事的核心产业,没有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就不会有整个国家的资本主义革命的成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前完成的正是农业的资本主义化,羊吃人发展到议会圈地,英国农业经济运行模式已经开始彻底转型。

到了近代,工业革命后,情况才有了些变化,单单发展机器大工业就足以让新兴阶级的力量压倒旧地主,没有农业革命的成功,没有大农场经济模式下封建地主被消灭或者转型农场主资产阶级的兼并式的土改,也没有平分土地消灭地主的土改,也足以让国家成长为一个半工业国,典型案例就是沙俄和日本。

法国情况比较特殊,但基本还是类似日俄的,大革命平分过土地,但之后的多次复辟后,旧地主还乡团又杀了回来,虽说没有完全摧毁大革命的成果,但还是造就了诸多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影响。

农业资本主义化比较彻底,又在第一工业革命完成后,迅速跟上的国家,由于整个社会封建残余清除得更干净,发展自然就更顺利些,典型案例就是德国了。受到大革命影响的德国,逐步废除封建农奴制的同时,确立的是容克贵族兼并土地后实施的是资本主义大农场生产经营模式,旧贵族基本转型为了农场主资产阶级。

沙俄就在欧洲,直面工业革命发源地英国对整个欧洲产生的巨大影响,中国近代化比沙俄晚是正常的。


中国的问题是近代化比日本晚,严重内卷的经济模式是主要原因,满清也有一部分锅,同时还有部分地缘政治方面的因素影响了中国近代化,毕竟欧美海洋强国会出于地缘政治方面的考量,去扶持日本,但决计是不会扶持一个会对他们产生巨大的威胁的大一统陆权帝国。

农业内卷化,其实描述的是农业劳动力投入的边际收益处于递减中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意味着单位农业劳动力生产效率下降,农业人口可养活的非农人口比例下降,可进入商品流通环节的农产品比例下降,这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相对旧地主的力量不会因为手工业大发展上升,反而可能倒退。

上层建筑领域的东西,制度思想这类内容,完全是阶级力量对比决定的。意识形态这玩意,剥开表面那些花里胡哨的玩意,其核心内容无非是某个集团的利益诉求而已。一种新兴的意识形态在一国成为主流,原因并不是这种意识形态很强或者某个民族特别容易接受新思想,而是因为在那个国家内,新兴意识形态背后的利益集团已经足够强大。

弱者的声音是不可能成为主流的,晚明泰州学派无疑是中国古代首次出现的摆明了车马反封建的思想,但其背后的新兴利益集团太弱了,他们的声音根本没法成为主流。

而制度变革,更是新兴阶级强大到已经掌控政权才会发生的事。

毫无疑问,处于农业内卷状态的国家,上层建筑变革的难度是在变大的。很多人把中国近代遇到的问题,锅一股脑全推给儒家,正是犯了儒家这类上层建筑领域的玩意能决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严重错误,事实上儒家思想的内容正是被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宋代开始,儒家主流思潮顽固保守化,正是宋代开始农业陷入内卷危机,作为一个农业国,中国整体生产力水平进步缓慢甚至倒退才造就了朱程理学的主流地位。

农业严重内卷的国家,不光难以发生近现代化的思想和制度革命,也同样不可能自主产生工业革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积累,基本都来自于前工业时代的水力机械工业大发展,像中国这样人口多到爆炸,廉价劳动力逆向淘汰了诸多水力机械的国家,是不可能有制造蒸汽机的前置科技积淀,也不会有对机械动力的强烈需求的。

中国农业为什么会内卷,原因嘛,自然是人地关系层面以及我国周边地理环境,这方面专业论文很多,篇幅有限,就不多说了。

总而言之,这个话题最深层次的决定性因素,主要还是地理层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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