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为什么鲜有「非暴力不合作」的运动和抗争？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确实不似印度那样，将“非暴力不合作”作为一种系统性的、核心的政治实践来发展和推广。这背后有着多重深层原因，既有历史文化的土壤差异，也有政治制度和现实考量的影响。

首先，从文化根基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与“忠”思想，虽然强调和谐，但其“和”的内涵更多是指一种“事功之和”，即通过积极的手段达到稳定和秩序，而非消极地对抗。 儒家思想倡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强调臣对君的忠诚和顺从。这种“忠”往往被解读为不离不弃，即便君主有过错，臣子也应尽力规劝，实在不行，也应退隐，而非公开对抗。即便是有名的“大义灭亲”或“汤武革命”，也往往被冠以“顺天应人”、“代天行罚”的正当性，而非纯粹的“不合作”。这种文化传统使得直接的、公开的、大规模的“不合作”在意识形态上就存在一定的阻力。

相比之下，印度的非暴力（Ahimsa）和真理坚固（Satyagraha）思想，在宗教和哲学上有更深厚的根基，例如佛教和耆那教都将不杀生、不伤害作为核心教义，为甘地倡导的非暴力抵抗提供了天然的文化土壤。

其次，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核心在于皇权的高度集中和对社会力量的严密控制。 从秦朝开始，中央集权制度逐渐完善，国家机器对社会有着强大的渗透和管控能力。基层社会结构往往是围绕着宗族、乡绅等展开，但这些地方性的权力结构最终都要服从于中央的权威。一旦出现大规模的“不合作”苗头，政府往往能够动用强大的国家机器，如军队、官僚体系、基层组织（保甲制度等）来镇压和瓦解。这种高效率的镇压能力，使得非暴力的抗争者很难在规模上形成对抗皇权的足够力量，一旦被发现，后果往往是惨烈的。

此外，古代中国对于“乱”的恐惧根深蒂固。经历过无数次的王朝更迭和战乱，统治者和民众都普遍渴望稳定。任何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的行为，都会受到极大的警惕。非暴力不合作，即使其目的是为了改变，但其潜在的“不合作”性质本身就容易被视为“扰乱”秩序，从而招致严厉的打压。

第三，中国历史上的抗争形式，更多是以其他方式体现，而非“非暴力不合作”的明确标签。

起义与反抗： 中国历史上不乏农民起义和民变，如陈胜吴广起义、黄巾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等。这些运动通常是暴力冲突，目的是推翻现有政权，建立新的统治。它们的性质与“非暴力不合作”有着本质的区别。
士大夫的“风闻奏事”与“清议”： 在某些朝代，士大夫阶层通过上书、论辩、弹劾等方式，表达对朝政的不满。这可以看作是一种“温和的”不合作，但其目的更多是影响决策，而非瘫痪政府。例如，王安石变法时，保守派士大夫的反对就是一种政治上的不合作，但他们依然在体制内运作。
消极抵抗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在基层社会，民众有时会采取一些消极的抵制方式，例如逃避徭役、偷税漏税、阳奉阴违等。这些属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民间智慧，是一种分散的、局部的抵抗，但缺乏组织性和系统性，也未能形成明确的政治诉求。
知识分子的“隐逸”与“批评”： 当政治环境恶劣，无法有效表达意见时，一些知识分子会选择“归隐山林”，以此来保持自身的清白和独立。这种行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不合作”，但更多是一种个人价值的坚守，而非集体性的政治行动。

第四，缺乏系统的理论和组织基础。 相比甘地在印度培养了广泛的非暴力抵抗的追随者，并通过组织将其转化为强大的政治力量，中国历史上虽然有过一些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和领袖，但并未形成一套系统性的、适用于大规模政治斗争的“非暴力不合作”理论和组织模式。这需要理论的指导、明确的行动纲领、有效的组织传播以及广泛的民众动员，而这些在中国古代社会条件下实现起来极为困难。

第五，统治者的策略与策略调整。 统治者也并非只会采取高压手段。他们也懂得“怀柔”和“分化”。一旦发现抗争的苗头，可能会通过安抚、收买、分化瓦解等方式来阻止其发展壮大。例如，对一些有声望的士大夫进行拉拢，或者对农民起义领袖封官许愿，都是常见的策略。

最后，历史语境与社会结构的变化。 随着时代发展，尤其到了近代，中国也出现了新的抗争形式。五四运动中的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都具有“不合作”的色彩，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当时的政府。但这些运动往往是与其他形式的抗争相结合，并且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政治环境下才得以迸发。

总而言之，中国历史上鲜有“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并非是因为中国人不具备反抗精神，而是因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以及缺乏系统性的理论和组织基础等多种因素，共同塑造了中国历史上抗争的独特面貌。这种面貌更多地表现为其他形式的反抗和抵制，而非以“非暴力不合作”作为其核心指导原则和主要实践方式。

网友意见

谢邀，「非暴力不合作」才是各国历代鲜有的，几个流传最广的标杆，如：甘地，也号召印度人三次参军，重点是不合作，甘地能成功的根本是二战格局，英国要放弃殖民地，以及工党上台节制资本的阶级需要；曼德拉更是革命武装“民族长矛”漫长反抗，而不是非暴力，最终才有德克勒克当局的趋利避害，换来谈判；马丁路德金能发展的抵抗空间，也是马尔科姆X的黑色武力号召，持续施压换来（参考电影《黑潮》和马尔科姆的自传及演说集，有英文版）；托尔斯泰和梭罗则根本不是政治人物。

也就是说，「非暴力不合作」本质是个伪概念，是伪启蒙“公知”从90年代开始把现代中国的很多曲折归咎给所谓“爱国压倒启蒙，革命打断立宪”（而清末搞出皇族内阁的所谓“立宪”开篇就是永永尊戴万世一体，满清皇帝是立法司法执法的终极裁量），捣鼓出来侮辱中外历代革命先烈的一个充气wawa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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