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历史上能干大事的皇帝都是老粗？知识分子型的皇帝普遍没有出息？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触及到了中国历史上一类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经常能听到一些说法，比如“马上得天下”的开国皇帝，或者是一些在乱世中力挽狂澜的君主，往往被贴上“老粗”的标签。反之，那些饱读诗书、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型皇帝，似乎成功的案例相对较少。
这背后其实不是简单的“老粗”就一定能成大事，也不是知识分子就注定没出息。它反映的是一种历史发展阶段、社会环境以及统治者所需核心能力与特定才能之间的一种复杂关系。咱们掰开了揉碎了聊一聊。
“老粗”皇帝为何能干大事？
首先，得明白什么是“老粗”皇帝，以及他们通常出现在什么时期。
“老粗”的定义： 这里说的“老粗”，并不是指他们真的没有文化，而是指他们可能出身草莽，没有接受过系统、深厚的儒家精英教育。他们的成长环境可能更贴近社会底层，对民间疾苦有更直接的体察，更擅长于实践、军事斗争和权谋。比如，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他们的早期经历都比较“接地气”。
乱世出英雄，“老粗”更适应： 中国历史上很多“能干大事”的皇帝，尤其是开国皇帝，都出生在或成长于乱世。乱世的特点是什么？
秩序崩坏： 原有的社会结构、法律制度被打破，需要强力手段来重建。
生存竞争激烈： 谁能整合力量，谁能打赢战争，谁就能生存下来并建立新的秩序。
实用主义至上： 道德、礼仪、繁文缛节在生死存亡面前显得不那么重要，更需要的是果断、勇气、魄力和执行力。
“老粗”的优势： 在这种环境下，那些从小经历风浪、见过血、懂得如何在复杂环境中生存和斗争的“老粗”们，反而更能适应。他们：
军事才能突出： 能够率领军队，制定战略，鼓舞士气，这是建立王朝的基石。
组织能力强： 懂得笼络人心，招募人才，建立起自己的势力。
务实和决断： 不会被条条框框束缚，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快速、果断的决策。
体察民情： 很多“老粗”皇帝出身贫苦，对百姓的疾苦有更深的理解，这使得他们在建国初期更容易得到民众的支持，并制定出相对有利于民生的政策，从而巩固统治。比如朱元璋，他的很多政策都带着浓厚的反贪和体恤民情的色彩。
“驭人”之术： 他们可能不擅长理论，但很懂得如何使用和驾驭那些有知识、有才能的人。他们可以依靠知识分子来治理国家，自己则掌握着最终的决策权和最高权力。
知识分子型皇帝为何“普遍没有出息”？
这里说的“普遍没有出息”，其实是一种相对而言的概括，不乏一些学识渊博且有所作为的皇帝，比如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虽然他有武将背景，但也有一定的文化素养），甚至康熙大帝。但为什么“知识分子型”皇帝相对容易“失意”？
生于太平盛世： 知识分子型皇帝更多地出现在国家相对稳定、社会结构成熟的时期。他们通常是家族传承、权力交接的产物，而非通过血腥的斗争夺取政权。
教育的影响：
儒家思想的局限性： 中国传统教育以儒家思想为主。儒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更注重道德修养、人际关系、礼仪制度。这在治理国家时固然重要，但在需要打破常规、果断决策时，可能会显得束手束脚。
理论与实践脱节： 许多知识分子型皇帝，虽然饱读经史子集，但可能缺乏实际的政治、军事经验。当他们需要处理复杂的政治斗争、边疆战事时，可能会显得力不从心。书本上的知识，与真实的权力斗争和国家管理，是两回事。
过分依赖文臣： 他们可能更容易相信和依赖那些同样受过儒家教育的文臣，从而形成一种“以臣治君”的局面，或者被文官集团所裹挟，削弱了皇权。
性格与能力差异：
性格温和，缺乏魄力： 许多知识分子型的皇帝，性格可能相对温和、儒雅，缺乏那种“大丈夫”的决断和担当。在面对重大危机时，他们可能更容易犹豫不决，或者采取温和的、妥协的策略，反而失去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
沉溺书本，脱离现实： 有些皇帝可能过于沉迷于读书、写诗、钻研学术，而忽视了对国家大政、军事战略、经济民生的实际关注。他们可能成为“学者型”的皇帝，但不是合格的“政治家”或“军事家”。
政治斗争的劣势： 在复杂的宫廷政治和权力斗争中，知识分子可能更擅长辩论和说理，但在尔虞我诈、背后捅刀的场合，他们未必是对手。而“老粗”皇帝往往在这种环境中磨练出来，更懂得如何以牙还牙。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知识分子皇帝的优点（如注重文化、理性）有时也会变成缺点。他们可能试图用“道理”去说服对手，或者用“制度”去约束权力，但在权力至上的环境下，往往难以奏效。
一个更 nuanced（细致）的视角：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老粗”和“知识分子”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很多成功的皇帝都兼具了这两方面的特质，或者懂得如何结合。
“马上得天下，马下治之”： 许多开国皇帝虽然以武力夺取江山，但在建国后，也开始重视学习和治理。刘邦重用萧何、张良；朱元璋则励精图治，巩固统治。他们需要从“战士”转变为“管理者”。
知识分子型皇帝的潜力和局限： 知识分子皇帝的优点在于他们更有可能建立更加文明、理性、注重法治的统治。比如宋朝，虽然军事上相对弱势，但在文化、科技、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与宋朝皇帝的文化素养和对文人的重视是分不开的。
“天时地利人和”： 皇帝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面临的挑战以及他身边的人才。一个“老粗”皇帝，如果没有好的谋士，也可能犯大错；一个“知识分子”皇帝，如果赶上一个乱世，又没有足够强大的武将辅佐，也很难成事。
总结来说：
“老粗”皇帝在乱世中脱颖而出，是因为他们的实践能力、决断力、军事才能和对底层疾苦的体察，更能适应残酷的生存竞争和权力争夺。而知识分子型皇帝，在国家稳定时期，虽然可能在文化和治理上有所贡献，但如果缺乏实践经验、政治斗争的历练，或者在关键时刻犹豫不决，就容易显得“没有出息”。
但这并不是说知识分子就一定不如“老粗”。关键在于，一个统治者需要什么样的能力来应对他所处的时代。乱世需要的是“打天下”的魄力，而治世则需要“安天下”的智慧和能力。很多时候，最杰出的君主，是那些能够根据时代变化，不断学习、调整自己，并有效整合各种才能（包括“老粗”的魄力与“知识分子”的智慧）的人。
所以，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非此即彼”，而是关于在不同历史情境下，不同类型人才所扮演的角色和展现出的能力差异。
这背后其实不是简单的“老粗”就一定能成大事，也不是知识分子就注定没出息。它反映的是一种历史发展阶段、社会环境以及统治者所需核心能力与特定才能之间的一种复杂关系。咱们掰开了揉碎了聊一聊。
“老粗”皇帝为何能干大事？
首先，得明白什么是“老粗”皇帝，以及他们通常出现在什么时期。
“老粗”的定义： 这里说的“老粗”，并不是指他们真的没有文化，而是指他们可能出身草莽，没有接受过系统、深厚的儒家精英教育。他们的成长环境可能更贴近社会底层，对民间疾苦有更直接的体察，更擅长于实践、军事斗争和权谋。比如，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他们的早期经历都比较“接地气”。
乱世出英雄，“老粗”更适应： 中国历史上很多“能干大事”的皇帝，尤其是开国皇帝，都出生在或成长于乱世。乱世的特点是什么？
秩序崩坏： 原有的社会结构、法律制度被打破，需要强力手段来重建。
生存竞争激烈： 谁能整合力量，谁能打赢战争，谁就能生存下来并建立新的秩序。
实用主义至上： 道德、礼仪、繁文缛节在生死存亡面前显得不那么重要，更需要的是果断、勇气、魄力和执行力。
“老粗”的优势： 在这种环境下，那些从小经历风浪、见过血、懂得如何在复杂环境中生存和斗争的“老粗”们，反而更能适应。他们：
军事才能突出： 能够率领军队，制定战略，鼓舞士气，这是建立王朝的基石。
组织能力强： 懂得笼络人心，招募人才，建立起自己的势力。
务实和决断： 不会被条条框框束缚，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快速、果断的决策。
体察民情： 很多“老粗”皇帝出身贫苦，对百姓的疾苦有更深的理解，这使得他们在建国初期更容易得到民众的支持，并制定出相对有利于民生的政策，从而巩固统治。比如朱元璋，他的很多政策都带着浓厚的反贪和体恤民情的色彩。
“驭人”之术： 他们可能不擅长理论，但很懂得如何使用和驾驭那些有知识、有才能的人。他们可以依靠知识分子来治理国家，自己则掌握着最终的决策权和最高权力。
知识分子型皇帝为何“普遍没有出息”？
这里说的“普遍没有出息”，其实是一种相对而言的概括，不乏一些学识渊博且有所作为的皇帝，比如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虽然他有武将背景，但也有一定的文化素养），甚至康熙大帝。但为什么“知识分子型”皇帝相对容易“失意”？
生于太平盛世： 知识分子型皇帝更多地出现在国家相对稳定、社会结构成熟的时期。他们通常是家族传承、权力交接的产物，而非通过血腥的斗争夺取政权。
教育的影响：
儒家思想的局限性： 中国传统教育以儒家思想为主。儒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更注重道德修养、人际关系、礼仪制度。这在治理国家时固然重要，但在需要打破常规、果断决策时，可能会显得束手束脚。
理论与实践脱节： 许多知识分子型皇帝，虽然饱读经史子集，但可能缺乏实际的政治、军事经验。当他们需要处理复杂的政治斗争、边疆战事时，可能会显得力不从心。书本上的知识，与真实的权力斗争和国家管理，是两回事。
过分依赖文臣： 他们可能更容易相信和依赖那些同样受过儒家教育的文臣，从而形成一种“以臣治君”的局面，或者被文官集团所裹挟，削弱了皇权。
性格与能力差异：
性格温和，缺乏魄力： 许多知识分子型的皇帝，性格可能相对温和、儒雅，缺乏那种“大丈夫”的决断和担当。在面对重大危机时，他们可能更容易犹豫不决，或者采取温和的、妥协的策略，反而失去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
沉溺书本，脱离现实： 有些皇帝可能过于沉迷于读书、写诗、钻研学术，而忽视了对国家大政、军事战略、经济民生的实际关注。他们可能成为“学者型”的皇帝，但不是合格的“政治家”或“军事家”。
政治斗争的劣势： 在复杂的宫廷政治和权力斗争中，知识分子可能更擅长辩论和说理，但在尔虞我诈、背后捅刀的场合，他们未必是对手。而“老粗”皇帝往往在这种环境中磨练出来，更懂得如何以牙还牙。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知识分子皇帝的优点（如注重文化、理性）有时也会变成缺点。他们可能试图用“道理”去说服对手，或者用“制度”去约束权力，但在权力至上的环境下，往往难以奏效。
一个更 nuanced（细致）的视角：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老粗”和“知识分子”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很多成功的皇帝都兼具了这两方面的特质，或者懂得如何结合。
“马上得天下，马下治之”： 许多开国皇帝虽然以武力夺取江山，但在建国后，也开始重视学习和治理。刘邦重用萧何、张良；朱元璋则励精图治，巩固统治。他们需要从“战士”转变为“管理者”。
知识分子型皇帝的潜力和局限： 知识分子皇帝的优点在于他们更有可能建立更加文明、理性、注重法治的统治。比如宋朝，虽然军事上相对弱势，但在文化、科技、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与宋朝皇帝的文化素养和对文人的重视是分不开的。
“天时地利人和”： 皇帝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面临的挑战以及他身边的人才。一个“老粗”皇帝，如果没有好的谋士，也可能犯大错；一个“知识分子”皇帝，如果赶上一个乱世，又没有足够强大的武将辅佐，也很难成事。
总结来说：
“老粗”皇帝在乱世中脱颖而出，是因为他们的实践能力、决断力、军事才能和对底层疾苦的体察，更能适应残酷的生存竞争和权力争夺。而知识分子型皇帝，在国家稳定时期，虽然可能在文化和治理上有所贡献，但如果缺乏实践经验、政治斗争的历练，或者在关键时刻犹豫不决，就容易显得“没有出息”。
但这并不是说知识分子就一定不如“老粗”。关键在于，一个统治者需要什么样的能力来应对他所处的时代。乱世需要的是“打天下”的魄力，而治世则需要“安天下”的智慧和能力。很多时候，最杰出的君主，是那些能够根据时代变化，不断学习、调整自己，并有效整合各种才能（包括“老粗”的魄力与“知识分子”的智慧）的人。
所以，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非此即彼”，而是关于在不同历史情境下，不同类型人才所扮演的角色和展现出的能力差异。
网友意见
有一个算一个，所有的皇帝，在当时来说，文化水平都是远远高于当时的平均水平的。
干大事的皇帝没有一个是文盲，即便是普通的皇帝，都不是文盲，都识字的。现在举几个例子来说一下。
| 姓名 | 是否识字 |
|---|---|
| 石勒 | 识字 |
| 刘裕 | 识字 |
| 成吉思汗 | 识字 |
| 朱元璋 | 很努力的提升自己文化，识字，字还写得不错 |
石勒是白种人，开始是一个奴隶，他开始是不识字的，后来学会了写汉字的。
刘裕开始文化程度不高，但是后来也会写字的。
成吉思汗就更厉害了。
被视为“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无论对于蒙古帝国还是蒙古民族，都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 Father，既是父亲也是缔造者。
成吉思汗目不识丁，甚至不会说突厥语，但还是让人用畏兀儿（维吾尔）字母创造了蒙古文。1240 年，用这种文字写出了《蒙古秘史》这本书，是当今研究蒙古历史的最重要文献。
朱元璋肯定识字，而且字写得不错。这个就不多讲了。
题主的问题，应该是指，尚武精神缺失的问题，或者说投降主义，汉奸思想流行的问题。这个对比最明显的是
巨唐跟挫宋的对比
巨唐能成为巨唐跟事实上的开国皇帝李二凤有很大关系。目前史书，乃至民间文学都强调的是李二凤文治的方面。事实上正是有了文化的加持，才有李世民的非凡成就。
李二凤是什么功绩？
饮马恒河畔、剑指天山西。碎叶城揽月，狼居胥赏雪。
李二凤打仗是什么风格？
一战灭国速战速决；擒贼擒王活捉敌酋；不杀俘虏让他跳舞。
李二凤无论是内战还是外战，及其风骚，非常的浪。
李二凤仗天子剑，长鞭所指，全部扫灭，山川壮丽天下大治。他能孤军安内，灭薛仁杲、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刘黑闼等牛逼的反王，攘外更是豪横，突厥（灭国）、薛延陀（灭国）、吐浑（灭国）、高昌（灭国）、焉耆（灭国）、龟兹（灭国）、吐蕃（让其臣服）、天竺（灭国）、高句丽（儿子灭了它）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也能长鞭所指，全部扫灭。但是由于文化的落后性。最终蒙古是被各个文化说同化，如被伊斯兰教，中华文化。
至于挫宋，那就算了。尤其宋徽宗那种怂包，还有赵构那种狗皇帝。
推荐上面的第四篇，李二凤穿越成康王的。知乎最热血的爽文。爽完之后，还能学到很多东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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