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宋、南明为什么越来越弱？
一、东晋（317年—420年）：偏安一隅的无奈与内耗
东晋的“弱”在于其政权的合法性与根基相对不稳，以及始终无法收复北方失地。
政治上的门阀政治与皇权旁落： 东晋的建立，是在西晋灭亡，北方士族大批南渡的背景下，由司马睿在江南地区重建的。由于北方政治经济中心的丧失，南方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王导、王敦等北方士族成为首批政治力量，形成了以“门阀”为核心的政治体制。这些门阀世族拥有巨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力，甚至可以“权倾朝野”。皇权相对虚弱，皇帝往往受制于这些强大的士族。
早期权力斗争： 以王导为代表的“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初期的局势，但却埋下了权力分散和内斗的隐患。后来的苏峻之乱、桓温专权等，都暴露了朝廷内部权力制衡的失衡和君臣之间的矛盾。
寒门崛起与士族压制： 随着门阀势力的衰落，一些寒门出身的官员如殷浩、谢安等人也试图崭露头角。但门阀士族往往不愿放权，甚至联合起来压制寒门，这导致了政治的僵化和效率低下。
“南渡”士族的局限性： 南渡的士族虽然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制度，但他们也带着原有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在面对北方强大的民族政权时，他们缺乏收复故土的决心和魄力，更侧重于在南方巩固统治，享受安逸。
经济上的南方压力与北方反攻的军事需求：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东晋虽然在南方得到了发展，但与北方相比，其人口、资源、耕地面积都处于劣势。
南方经济的单薄： 南方在早期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虽然有士族带来的技术和人口，但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巩固内部，而非大规模开发。
北方政权的军事压力： 北方的鲜卑、匈奴、羯等少数民族政权，如前秦、后燕等，在军事上远比东晋强大。他们掌握着北方广袤的土地和人口，拥有更具侵略性的军事体系。东晋需要投入大量资源来维持防御，而收复北方则需要更强的国力支撑。
军事上的“侨姓”与“青州兵”： 东晋的军事力量也存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侨姓”与军力分散： 为了安置南渡的北方移民，朝廷设置了“侨郡”、“侨县”，这些机构在管理和征兵上带来了混乱。军队的来源和训练也相对分散，难以形成统一高效的战斗力。
“青州兵”的困境： 著名的“青州兵”虽然骁勇善战，但其忠诚度主要来自于其内部的凝聚力，而非对东晋朝廷的绝对效忠。一旦其首领号令，他们甚至可以反戈一击，这使得朝廷对军队的掌控力也受到制约。
地理上的“偏安”： 江南地区虽然富庶，但也是一个相对封闭和易于被割据的地理环境。一旦北方政权南下，中原腹地的天然屏障消失，东晋的生存空间就变得狭窄。
二、南宋（1127年—1279年）：丧失中原与积贫积弱的困境
南宋的情况与东晋有相似之处，但其“弱”更体现在经济的长期压力、军事上的被动防御以及政治上的妥协。
政治上的偏安苟且与君臣矛盾： 靖康之变后，北宋灭亡，宋高宗仓皇南逃，定都临安，开始了偏安江南的生涯。
“议和派”与“主战派”的斗争： 面对金朝的强大军事压力，南宋朝廷内部长期存在“议和”与“主战”两派的斗争。以秦桧为代表的“议和派”主张屈辱求和，以岳飞为代表的“主战派”则力图收复失地。然而，“议和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上风，导致了对有能之士的打压（如岳飞被杀），削弱了国家的战斗力。
皇权对军权的依赖与制约： 为了防止唐末藩镇割据重演，宋朝实行“重文抑武”的政策，导致文官权力过大，而武将缺乏自主权。虽然皇帝拥有绝对的最高军权，但他也必须依赖于文官集团的支持。这种权力制衡在和平时期有利于稳定，但在战时则容易导致决策的迟缓和军事指挥的混乱。
冗官与财政负担： 为了安置大量文官，南宋的官僚体系日益庞大，冗官现象严重，增加了财政负担。
经济上的“积贫”与“积弱”的恶性循环：
财政的脆弱与依赖： 北宋时期的发达经济基础在靖康之变后遭到严重破坏。南宋虽然在江南地区恢复了经济，但其财政收入高度依赖于税收，尤其是农业税和商税。在长期与金、元政权的对峙中，国家需要维持庞大的军队和官僚体系，财政支出巨大。
“岁币”的消耗： 为了换取和平，南宋不得不每年向金、元缴纳巨额的“岁币”，这极大地消耗了国家的财政实力，也加剧了经济的“积贫”。
海外贸易的局限性： 虽然南宋海外贸易发达，但其贡献的税收不足以弥补与北方政权对抗的巨大开销，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国家的经济困境。
军事上的“重文抑武”与防御体系的局限：
“重文抑武”的弊端： 前面已经提到，这种政策虽然避免了军事政变，但却导致了军队的战斗力低下，将领缺乏经验和勇猛。
防御战略的被动： 南宋长期处于被动防御状态，以长江天险为屏障，但终究无法抵挡元朝强大的骑兵和水军。其军事战略往往是保守的，缺乏主动出击的魄力。
科技的局限： 尽管宋朝科技发达，但在军事科技上，尤其是在应对蒙古骑兵的战术和装备上，存在一定的不足。
地理上的“南方”限制： 尽管江南地区富庶，但失去北方广袤的疆土和战略纵深，使得南宋的生存空间受到极大限制。一旦北方政权跨过长江，其灭亡就只是时间问题。
三、南明（1644年—1683年）：政权破碎、内斗不止的绝唱
南明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弱”的朝代之一，其“弱”体现在政权的合法性争议、内部严重的分裂以及外部强大敌人的双重打击。
政治上的合法性争议与权力真空：
“君权”的真空与混乱： 明朝灭亡后，出现了多个皇族成员在各地争相称帝的局面，如弘光、隆武、永历等政权。这些政权缺乏普遍的承认和合法性基础，相互之间并非联合抗敌，而是相互猜忌、攻伐，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
士大夫的分裂： 即使在南明政权内部，士大夫阶层也存在严重的分裂。有的人支持某一位皇子，有的人则对皇族失望，采取观望甚至投降的态度。这种政治上的不团结，使得国家在面对清朝的强大攻势时，无法形成统一的力量。
党争与内耗： 即使在有限的几个政权内部，也未能避免东林党、阉党等派别的遗留矛盾，以及新的政治派系之间的斗争，进一步消耗了本已极其脆弱的统治基础。
军事上的“空壳”与权力分散：
军队的离散与不忠： 明朝末年的军队已经非常腐败，许多军队的忠诚度已经转向了地方实力派，而非朝廷。南明政权虽然继承了一部分旧军队，但这些军队往往指挥混乱，缺乏训练，而且听命于各自的将领，而非南明中央政府。
地方势力的独立： 许多南明政权依靠的是地方实力派的支持，例如郑成功、李定国等。这些实力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南明输送了兵力，但他们本身也拥有独立的势力范围和政治诉求，使得南明中央政府难以统一指挥和调动军队。
缺乏统一的战略： 在这种分裂的军事格局下，根本不可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抗清战略。郑成功在台湾的坚持，李定国在西南的抵抗，都像是孤军奋战，缺乏相互支援。
经济上的“空虚”与财政困境：
战乱导致经济凋敝： 明末以来，连年的战乱已经严重破坏了经济基础。南方地区虽然相对北方稳定，但仍然受到军事冲突的影响，经济发展受到阻碍。
财政来源的枯竭： 南明政权缺乏稳定的财政来源。税收难以征收到位，军饷更是难以保障。许多军队的开支依赖于地方实力派的自行筹措，这进一步加剧了地方势力的独立性。
依靠海外援助的局限： 郑成功及其后继者在台湾的统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荷兰等海外势力的支持，但这是一种不稳定的援助，无法支撑一个国家的长久运转。
地理上的“沿海”与“内陆”的割裂：
无法有效控制全国： 南明政权主要集中在南方沿海和西南地区，无法控制中原和北方。即使在南方，其控制力也十分有限，许多地区处于军阀割据或清军控制之下。
战略上的孤立： 沿海的地理位置虽然有助于海外联系，但面对清朝陆地上的强大攻势，这种地理优势并不明显，反而容易受到海上封锁。
总结：
总而言之，东晋、南宋、南明的“弱”并非偶然，而是多种深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政治上， 权力分散、内斗不止、合法性缺失是共有的弊病。东晋有门阀专权，南宋有君臣矛盾，南明则更是政权破碎、群龙无首。
经济上， 财政基础的薄弱、对特定税源的过度依赖、以及长期的战争消耗，使得它们难以支撑强大的军事力量。
军事上， 军队的腐败、指挥的混乱、缺乏统一的战略以及“重武轻文”或“重文抑武”的政策失误，都削弱了它们的战斗力。
地理上， 失去北方中原的战略纵深，以及政治中心的转移，使得它们始终处于守势，难以整合全国的资源。
这三个朝代，如同在中国历史长河中逐渐衰退的潮水，每向前推进一步，都显得更加无力，最终被时代的大潮所淹没。它们的故事，也为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关于政权的稳固、国家的力量以及民族的生存，都值得我们深思。
网友意见
看看这三家的前半截就能明白一二。
我大晋和大宋都是统治者疯狂作死，把能犯的错误基本都犯了一遍，最终酿成大祸。就客观条件而言，国家并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主要还是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只要把屁股摆正就能抢救一下。
我大明则不然，槐宗皇帝用十八年从政经历证明了国家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生态已完全崩坏。财政问题、党争问题、军头问题，三座大山弘光朝可一样没落下。既然完整版的大萌被要了命，缩小削弱版又能支撑几天？
翻翻弘光朝的历史不难发现，这可真是一部催人奶下可歌可泣的大内斗史，就是把北京没唱完的戏挪到南京继续唱，不完是无天理。
说粗俗点，
大晋是青春期躁动不知节制，被扇俩耳刮子消停消停还能恢复。
大宋是中年危机，流连秦楼楚馆被掏空了身子，迷途知返还能折腾。
大萌已经是百岁老翁，全身器官衰竭，各种癌变，就算华佗再世、仲景重生也束手无策。没承想，老人家积习难改，病床上还强撸了一发，于是乎灰飞烟灭。
是的，你可以指摘老人家的直接死因是不知保养，但真正没活长的问题在哪里呢？
他该死了。
看了毛于久的奉狗回答后，我还是有兴趣来回答一下这个话题（包括南明为什么不能像东晋、南宋一样续那么久等类似问题）。首先我是不认同毛姐“东晋弱于南宋，南宋弱于南明”这个结论的，弘光政权之所以不进取山东，一是中枢奉行“联虏灭寇”一味对满清退让的总体决策失误；二是财政确实有问题，光是供应四镇+左良玉就已经不堪重负，根本没有余钱支持北伐；三是事实上对军队失去控制，弘光为了酬谢四镇对他的“拥戴”，实际上把江北的大片土地封给了四镇，听起钱粮自许，因此四镇是没有动力北伐的，而进入山东意味着直接面对满清的军事压力，不符合他们的利益，高杰北进完全是靠史可法的个人感情鼓动，而非朝廷的命令驱使；最后才是史可法亲自控制的扬州幕府和所属标兵在这件事上犹豫不决，但他已经是南都中少数对山东有一定想法的人，当然最后因为各种原因和他本人才具不足这个事情黄了。从上面这件事，其实能明显感觉到相比东晋、南宋，弘光政权在中央决策、财政供应、军队掌控等方面是不如前两者的。
但如果仅仅因为这个事实，就像某些历史神学家一样认为这是“唐以后汉人越混越不行”的表现，我觉得也是在跳大神。当然这个现象本身确实是值得探讨的，但我个人认为讨论这个问题就必须注意到唐以后中央集权体制越来越完备和周边少数民族越来越容易和中原进行技术、文化乃至政治交流这两个大的历史趋势的叠加。
事实上，从东晋、南宋到弘光政权总体呈现的规律是，偏安政权的诞生时间在王朝中越来越晚，但这个偏安政权本身越来越难以维持（南宋确实比东晋存在的要久，但如果考虑到南朝政权与东晋的延续性，可以认为晋室南渡后的体系工作得比南宋要久）。我认为这其实说明了“王朝的中央集权体制越发成熟，因此出现系统性危机的时间越晚，但反之意味着一旦危机爆发，将没有足够的力量和韧性应对危机的发展；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政权在军事上的表现是非线性的，但政治上越来越成熟更容易火中取栗（这个结论大体是没有问题的）”。接下来，我想从三个方面阐述一下这个观点。
首先，不能光看到贼吃肉，没看到贼挨打，南渡建立政权的前提是该政权遭到系统性危机后已经无法维持全国性的统治。晋、宋南渡政府相比明维持得更久，可他们南渡的时间也比明朝要早得多。东晋建立是晋朝开国50年左右，南宋建立是宋朝开国150年左右，而弘光政权建立都是明朝开国250年左右了，真说起来反而是前两者的体制更有问题，导致很早就失去了全国性统治的能力。而明朝实行全国性统治的267年中，也遇到过迫使晋、宋南渡的危机，但同是皇族内战，晋朝打到中央军损耗一空、内附异族作乱，靖难的影响就并不大；同是统治集团被少数民族武装斩首，宋朝丢失了整个北方才稳住局面，土木堡让大明停止了扩张的趋势但也仅此而已。可见，原先能影响一国国运的危机，到明朝时已不是关乎生存的威胁，从而大大延长了明朝稳固统治的时间。而到弘光政权建立的时候，明朝早以被饥荒、瘟疫、流民、边荒等多种危机折磨的奄奄一息，并非简单地被单一灾难打垮。
其次，也要看到危机在破坏旧体制的同时反而促使了体制内残存的精英有机会避开往日繁琐低效的选拔流程，走上前台成为新政府的支柱。危机爆发得越早，就越可能有更多的体制精英存活下来成为新政权重构的基础。反之，一个政权延续得越久，政治内耗和离心倾向就越明显，能存活下来的体制精英就越少。对晋朝来说，皇族内战使中央力量损耗一空，但荆、杨二州的地方政权仍运转良好，并扑灭了反叛势力，最终东海王留在东南的影子幕府司马睿-王导政权通过与这二州地方精英的合作构筑了东晋政权的基础。宋朝的情况类似，靖康耻使中央政权崩溃，但地方行政体系依然在运转，不仅如此主要军事支柱西军没有遭到毁灭性打击，并由此诞生了南宋绝大部分武装力量的基础，事实上赵构手上的底牌是三者中最好的，最后“靖康耻，何时雪”的结局是赵构自己的问题。
而到明末，万历末年连绵不绝的党争使大量体制精英死于内耗，地方行政系统的低效使人民丧失希望，导致大量原本应该成为乱世中帝国未来希望的底层军人在绝望中投身草莽或者投降建州，崇祯个人的性格更是加剧了体制内精英的磨损。到最后，部分官员力劝思宗不要让孙传庭出师“陛下只此一副家当”，潜台词是孙传庭已经是大明最后一个既有能力又忠诚的体制精英了，他的死亡意外着将无人可以承担统筹南渡政府的大任。事实也是如此，南都诸公论政治能力无一人比得上王导和宗泽，体制内武将无一人比得上祖逖和吴阶。南渡后的明朝政府之所以还能继续存在十八年，主要依赖的是原体制外的大顺、大西以及半体制外的郑家集团，而如果不是清廷自己残忍暴虐导致各阶层为了民族大义团结起来，那么开局就失去了所有既有能力又忠诚的体制内精英的明朝政权只会存活得更短。
最后，要承认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在政治上的进步。的确建州建立政权的时候，其生产力和政治体制还相当落后，而如果不是洪太手段了得，那么建州很可能无法完成体制转轨最终沦为奢安之流的草台班子。但与明朝长期进行文化、政治和军事交流下，建州的开局水平比几个前辈都要好，虽然存在很多部族制色彩，但建立集权体制的难度相比辽金已经小了很多，洪太继位时没有几位贝勒爷轮流拿绳子勒他脖子“考验”他（对应耶律阿保机）吧，多尔衮时期没有因为江南佳丽往自家送没让大家“众乐乐”被指责贪污最后拖下来打屁股（对应完颜吴乞卖）吧。八旗贵族间的内部倾轧虽然频繁血腥，但相比之前几个哥们动辄内战、政变，在烈度上还是要轻了不少，结果就是建州虽然人数稀少，但由于内耗较少，可动员的力量并不弱。而在军事上，建州本身的冶铁技术并不差，能很快学习火炮在内的中原新军事技术，比起相当长时期弄不出合格攻城器械的北魏，死活造不出神臂弓的金要强许多，这也是满清作为一个战斗力在各异民族政权中排名中上（弱于蒙、金，近似北魏），手段粗暴不得民心的政权，却是甲申年逐鹿天下的有利竞争者的重要原因。面对这样的对手，自身已经相当虚弱的弘光政权自然难以应对。
再说点题外话，笔者写了这么多并不是论证甲申年以后的历史是种必然的趋势，上述内容只能证明弘光时期明朝政府已经难以像过去的晋、宋一样将南方的局势维持下去。而满清的胜利则并非一种必然，事实上如果明朝拒绝在锦州和八旗决战，李自成在甲申年的攻击重点放在四川或者江南乃至进京后真的大肆屠杀京官，郑芝龙萌生了政治野心，抑或天花没有过早夺取多铎性命，上述假设如果有一个发生了，那么历史都将完全不同。不过我个人觉得，但如果只将历史的事实归结于运气或天灾，那终究不过是聊以自慰罢了。
个人观点，唐以后的政治体制在某些方面确实是有问题的，我之前也提过中央集权和科举体制的成熟使王朝稳固统治的时间更久，但同样也大大扼杀了体制内外反抗势力的活力，地方精英和农民起义军（包括被政府招安者）间很难合作，使得这些体制外的势力能吸纳相当多怀才不遇的军事人才，在政治上却出现了明显的短板；而体制内有一定自主性的半独立势力，如郑芝龙、曾国藩之流都宁可将机遇扔到地上，也不愿自己主导局势...王朝末期军事体制的问题最大，门第森严的魏晋时代，相对公平的军队体制反而吸引了大量有志青年从军，因此东晋之北府，北魏之六镇，在王朝末期反而青年俊杰齐聚一堂。而到宋明时代，虽也有中兴四将，但再无魏晋时代一整代军官团叱咤风云的景象，明末则更是如此，青年精英落草为寇的比例远比从军高得多，以致南明时代的不少将星不是大西、大顺就是海贼出身。而对这个现象的探讨和研究，不是现在的笔者能回答了，姑且抛砖引论，留待大家共同思考和交流吧。
西晋和北宋的灭亡，是中央虽然灭亡，但国家皮骨犹在，人民的认同还在，组织架构是完整的，仍能够较为有效地组织社会资源。
而明朝的灭亡，是王朝的生命已经走到了终结。政府本身已经不再能够获得人民的认同，并不能有效地组织起社会资源来，人民不仅不支持你，还在给敌人带路，怎么能不迅速灭亡呢？
什么叫皮骨犹在？国家的统治基础还在，但中央政府把自己玩儿死了，就叫皮骨犹在；
什么叫生命终结？国家的统治基础已经没有了，灭亡的不仅仅是中央政府，而是把整个政权掀了重来，叫做生命终结。
古代大一统王朝的Happy Ending应该是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
皇帝马放南山多少年的“中央军”对付不了彪悍的起义军，皇帝只能下令各地自行组织“团练”抵抗起义军。而农民起义军因为自身的局限性，一定会出现抢掠和屠杀，食髓知味的“义军”会迅速沉迷暴力，进而堕落，最终被各地镇压。
到手的兵权，怎么会让出来呢？各地的封疆大吏们组建的“团练”，就会变成他的私军。中央变成名义上的中央，皇帝只是“天子”，而不再是一言九鼎的皇帝。国家进入军阀混战。
问题就在这里了，东晋和北宋都还没有到这一步，他们只是因为自己玩自己把中央政府玩没了。所以呢敌人最多也就划江而治而已。
明朝呢，已经走完了自己的生命历程。底层民众已经对大萌彻底死心了，大萌早就已经灭亡了，接下来只是在要军阀里面决出一个胜利者而已。清朝的前身是明朝的“建州卫所”，努尔哈赤是建州卫指挥使，严格来说，满清也算明末的割据势力之一，只不过是从1611年就开始造反罢了。
在反过来看清末，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清朝也陷入了实质上的军阀割据时代，只不过在洋人的压力之下，清末的军阀相对团结罢了。如果没有洋人，曾国藩恐怕就要学曹操了，甚至直接学朱温也说不一定。
南明是积重难返＋崇祯不南下
南宋是天生的半身不遂
东晋，刚刚灭吴才十年就八王之乱了。和一个半身不遂的老头子一个天生无迪奥的中年人比。太不要脸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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