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东北抗联和土匪武装始终无法形成如南方一样的革命根据地？
首先，从地理环境上看，东北的自然条件与南方有显著区别。
南方多山地丘陵，地形复杂多样，这为武装力量提供了天然的屏障和隐蔽的场所。像井冈山、瑞金、遵义等地，都是典型的山区革命根据地，易守难攻，便于游击战争的开展，也更容易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建立相对稳固的根据地。
而东北，虽然也有山地（如长白山、大小兴安岭），但其特点与南方山区不同。长白山地区虽然广袤，但冬季严寒，积雪深厚，给生存和活动带来极大的困难。而且，相比南方连绵的丘陵，东北的山地有时更像是孤立的山脉，即便在林区，也可能面临着广阔平原和交通线，难以形成如同南方那种“山外有山，层层深入”的战略纵深。南方革命根据地往往能依靠山林对周边地区形成有效的控制和封锁，而东北的地理环境，尤其是在日伪统治时期，更像是“星星之火”，难以形成燎原之势的区域性稳定控制。
其次，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的差异也是一个关键原因。
南方许多地区，长期以来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封建宗族势力、地主阶级统治，农民阶级承受着沉重的剥削和压迫。这种阶级矛盾和历史积怨，使得农民阶级对于革命有着更强烈的诉求和更广泛的响应。革命政党能够有效地发动和组织这些具有反抗意识的农民，将他们转化为革命的兵源和支持者，从而在农村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
东北的情况则更为复杂。在抗战时期，东北是中国近代化较早的地区之一，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城市人口比例相对较高。同时，东北也是一个移民社会，大量来自山东、河北等地的农民涌入，他们为了生计而奋斗，生活虽然艰苦，但其社会结构和组织形式，可能不像南方那样容易被传统的革命组织所渗透和改造。此外，东北的土匪武装虽然数量庞大，但其性质和历史渊源与南方部分地区的农民起义或秘密会党有所不同。很多土匪并非完全是出于阶级压迫而形成的农民武装，而是更为复杂的社会群体，他们有时也依附于当地的势力，或者以独立的武装力量存在，其政治立场和组织能力参差不齐，难以完全纳入革命体系。
再者，东北抗联和土匪武装面临的外部环境和敌人力量也更加强大和残酷。
日伪统治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实行了严密的军事统治和经济掠夺。为了维持其统治，日伪当局投入了巨大的军事力量和特务组织，对包括抗联和土匪在内的各种反抗力量进行严酷的清剿。相比之下，国民党政府虽然在南方也进行了围剿，但其力量和统治根基不如日伪在东北那样绝对和极端。日伪的“治安强化运动”、“集团部落制”等政策，旨在将人口集中管理，切断抗日武装与民众的联系，使得抗日武装在活动时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和危险。
同时，东北抗联作为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虽然英勇顽强，但其力量相对薄弱，后勤补给困难，而且经常面临着敌我力量的巨大悬殊。他们虽然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长期处于分散、隐蔽的游击作战状态，难以像南方那样建立起以县为单位、以乡镇为基础的、拥有一定政治、经济、军事独立性的革命根据地。他们更多的是在中国广阔的东北土地上，以武装斗争牵制日伪力量，为全国抗战做出贡献，其生存和发展环境与南方那种能够发展壮大自身力量并建立稳固社会根基的根据地模式有所不同。
至于土匪武装，他们本身就不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力量，很多时候更像是地方性的武装势力，其生存和活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地的社会关系和资源。在日伪统治下，一些土匪可能会被日伪利用或收编，一些则与抗联之间存在复杂的合作或对抗关系。这种分散和缺乏统一政治纲领的状态，使得他们很难形成一个能够为革命政权提供稳定兵源、经济支持和政治动员的根据地。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东北抗联的斗争方式和战略目标也与南方革命根据地的建设有所侧重。东北抗联更侧重于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直接的武装抗日斗争，其战略重心在于配合苏联的远东战略，以及对日伪军的牵制和消耗。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能够长期巩固的、能够进行土地革命和社会改造的“根据地”的条件更为不成熟。他们的斗争更像是一场在敌后进行的，付出了巨大牺牲的战略性牵制战，其意义更多体现在对日伪军的消耗和对全国抗战的支持上，而非建立起一个能够实现社会革命的区域性政权。
总结来说，东北抗联和土匪武装未能形成如南方般的革命根据地，是地理环境、社会基础、敌我力量对比以及战略任务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差异并非否定了东北抗联的伟大斗争和牺牲，而是反映了中国不同地区革命斗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网友意见
那些说自然环境恶劣的答主，我不能说你说的错，但是至少你说的是片面的。
东北当时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原始森林密布，野外物产非常丰富，只要你还能采摘打猎，就不会缺吃的，抗联活动的那些偏僻地区，都是些狍子舔脸，盆子可以直接舀上来鱼的物产丰富的地区，冬天天寒地冻，但是森林里到处都是参天大树，可以建避寒的半沉降的那种营房，还不缺柴火烧，入冬前储存过冬的物资，冬天并不难过。进山清剿？别逗了，没有带路党，抗联就是坐在山头上等你来剿，你饿死都找不着他到底在哪里。
这还真不是我说的，这是抗联王明贵将军说的。
所以说，气候恶劣只是一个方面，还不是主要方面。但是抗联不能苟在山头上啊，抗联是抗日的队伍，要出击作战，这些营房、补给条件就得抛弃，加上地形原因，出击作战的抗联队伍补给十分困难。这种情况下东北的严寒会加剧这一困难，导致很多非战斗减员。
除开气候因素，主要方面有以下几点：
1，东北地广人稀，物产丰富。自清末开边一直到上世纪90年年代中期，其人民生活水平远远超过关内绝大多数城市的绝大多数人口，民国时期更是如此，开荒就可以自己当地主，毕竟“荒地”太多了。当长工的，多是关内刚到东北地区的慕名闯关东的人。建国以后揭批地主罪恶行径，关内每个地方都有一批血债累累的地主，有罄竹难书的罪恶，东北地区呢？差不多就是周扒皮这个档次的了，半夜鸡叫的水平。。。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东北的经济很好，阶级矛盾远没有关内突出，按理说这种情况下甚至都不会发生革命，但是少帅多厉害啊，把东北拱手送人了。促逢急变，根本来不及完成建立基层组织，进行宣传，组织抵抗的政治任务，因为大部分老百姓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呢就被当了亡国奴了。
2，由1而来，抗联队伍的素质。抗联的队伍和关内红色武装不太一样，抗联队伍在开始抵抗日本人前并不统属于一个政治势力领导，有土匪，有地方民团，有东北军残部，临时拼凑起来，又缺乏一支信仰坚定作战意志坚决的队伍作为核心力量，政工人员都很缺乏，绝大多数人甚至都没有任何武装反抗外来侵略者的准备，突然间东北沦陷了，仓促间就被推上前线成为了反抗强大侵略者的战士，加上第一条说的，根本来不及迅速建立基层组织完成宣传动员任务。所以抗联队伍，成分复杂，素质良莠不齐，没有经历过血与火的考验，仓促间面临强敌，很难保证有足够坚定的抵抗意志。这种情况下，有限的政工人员也难以发挥足够的作用，也就谈不上党组织对这个队伍有高的革命觉悟以及这支队伍能有多强的意志。抗联队伍中，很多都是一时之勇，只能打顺风仗，局势不好对面稍许好处立马就见异思迁。抵抗到最后的杨靖宇将军是党员，但是杨靖宇将军最后是怎么牺牲的？被各种叛徒出卖，这就足以证明，没有牢固的基层组织，没有经过彻底思想改造的拼凑起来的队伍，作战意志和政治觉悟和血里火里成长起来的红军不可同日而语。
3，日本人的策略。日本人靠屯垦这种殖民形式已经大量制造无人区的残酷政策，把人民群众和抗联队伍基本切割开来，抗联队伍接触不到群众，就如同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注定不能长久。要知道红军长征，可是走一路打一路土豪劣绅，处处都有人民群众支持，随时可以补充人员物资的。接触不到群众的抗联队伍，人员物资损失得不到补充，损失越来越大，加上队伍是仓促组建，革命意志和作战决心无法保证，所以越打越艰难。
综上所述，一支仓促拼凑起来的队伍，缺乏政治建设，更缺乏磨练和考验，缺乏群众支持，刹那间面对东亚最强的军队，别说杨靖宇，你就是把十大元帅都拉过来，也是两眼一抹黑啊！
九一八后，东北军关外部队组织的反抗何止有大规模根据地，32年高峰时五十多万人，一度反攻四大城市——吉林、沈阳、哈尔滨、齐齐哈尔。李顿到哈尔滨时，邓文打下江对岸的松浦、马家船口，控制呼海路，李顿天天听到江边的炮声，日寇满洲“王道乐土”的谎言不攻自破；冯占海奇袭吉林，险些活捉溥仪；唐聚五攻入沈阳城区；苏炳文兵锋直达富拉尔基。壮观吧？可惜正面硬钢全部功亏一篑，各部不得不在32年底“南征”热河，或者退入苏联。
看起来是不是和李德和国军刚正面后，红军不得不长征很像？
所以说，一个地方能否建立根据地，天时地利人和都很重要。关内根据地的建立，基本是在国军放弃某地后立刻进行的，一方面民气可用，一方面敌人的统治力量还很薄弱。东三省沦陷时义勇军也异常强大，甚至能够围攻沈阳、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问题是32年的时候就是共产党在如何建立革命根据地都还在摸索阶段，《论持久战》还没有写出来，马占山、冯占海等自然是对如何建立根据地两眼一抹黑了。32年末辽、吉、黑义勇军相继在攻打大城市损失惨重后被迫撤往关内或者退到苏联，东北抗日力量大幅削弱。其实这个和李立三时期打长沙以及博古时期“御敌于国门之外”是类似的，后果也是类似的。红军长征之后，老根据地很多直到解放也没复建起来。陈毅、粟裕都做不到的事，苛求抗联就没有必要了 。错过了建立根据地的黄金时期，自然东北就很难建立稳固的抗日根据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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