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看你咋说。
满洲利亚时令鲜蔬沙拉配豆蛋沙司,这是通古斯五先知[1]的恩赐。
[1]五先知,指狐黄白柳灰。
就是因为东北人老爱吃这种东西,吃生的蔬菜,沾咸的大酱,以及平时吃菜多放盐的习惯,才导致东北的心脑血管疾病和胃癌发病率全国最高……
蘸酱菜经过长时间浸泡,会出现致癌亚硝酸盐,而且东北菜本来的特点就是高盐,还蘸酱……
这种不健康的吃法,问题是大量东北人都甘之如饴。我家向来就是尽量不生吃蔬菜,凉菜也很少吃,不过我家算是异类,因为和别人吃饭,看我对蘸酱菜和凉菜基本上不动,总是被说,“你是东北人吗?”
那也无所谓了,不吃或少吃蘸酱菜和拌凉菜,也降低了生病的概率,其实不亏。
ps:除了蘸酱菜之外的另一个东北的饮食陋习,就是生活在江边的许多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有吃杀生鱼的习惯,这导致了东北地区的肺吸虫病发病率也不低。
ps:可能蘸酱菜对于东北人,就相当于泡菜之于朝鲜人吧?不小心得罪了东北老乡了,不好意思,我匿了(笑)
可能因为东北人比较怕热吧。
我们夏天经常吃凉菜,除了拌菜之外就蘸酱菜。
说来惭愧,我一个东北人,不算太爱吃蘸酱菜,我家是以炒菜为主,炖菜为辅,凉菜普遍都是来人用于点缀的。或者夏天实在热得没胃口了,就吃点儿凉的。
蘸酱菜对我来说,是实在不爱动弹才吃的。
我也不太喜欢吃大酱,我喜欢吃芝麻酱,独爱芝麻酱蘸黄瓜吃。
偶尔吃蘸酱菜,也是因为家里炸的肉酱。
嗯,主要我跟我老公都是无肉不欢。
前面有人说,东北大酱臭其实是坏了,这个我没有证据,但我认可。不过肯定有相当一部分东北人不认可,比如我婆婆,她就爱那股臭味儿。
不过我有一点佐证,就是我奶身体还行的时候,会自己下大酱,就是农村的亲戚送来酱块,自己再做大酱的过程。
我奶算是农村人里稍微爱干净一点的人,她做的酱她自己没事儿就看看,落点儿灰都瞥出去。
如果这个酱块没问题,那当年的酱一定不臭。
不过我还是不爱吃,太咸了。
估计老式的东北酱,现在爱吃的人不多了,特别是年轻人,应该没几个爱吃的。咸到什么程度?舔一下心都跟着抽抽。
现在东北酱也有很多种,有黄酱,有黑酱,有里面能看见豆的,有算磨碎的,有咸口的,有甜口的,有甜咸适中的。
南方朋友如果想体验一下东北酱,还喜欢吃甜口的,可以买葱伴侣试试。如果喜欢咸口的,可以买豆中宝。如果喜欢甜咸适中的,可以买佐香园。
两种包装的葱伴侣。
豆中宝,可以试试,不过这个酱比较适合炸,生吃很一般。
我自己还挺爱吃佐香园这个酱的。
东北人不请自来。
父母老家都是东北的,我小时候也问过这个问题。
我大爷的解释:“生吃多鲜灵啊。”
我老姑的解释:“省事儿。”
我大姑父的解释:“不抢灶眼,锅里炖着肉呢。”
我妈的解释:“吃这个好,败火,助消化。”
我爸的解释:“东北这边冬天冷,土壤里寄生虫啥的能冻死,吃生的没事,你到南边不能这么吃。”
我爷的解释:“光吃鸡蛋酱不咸啊?”
首先人类就是喜欢吃凉菜。但是在没有现代冷链和黄连素的时代。在湿热地区吃这种生冷食物,会被痢疾一波带走。而且如果水不干净,食用不干净的水清洗过的食物,会患上血吸虫病。
但是因为东北地区没有这些问题,因此上才保留了这种习惯。
蘸酱吃是古法饮食。
中国最早的酱是肉酱,叫做“醢”(hǎi)。早期的酱是酒、肉和盐放在一起制成,味道很好,在周代是帝王和贵族的美食,并没有广泛进入民间。而如果“成汤作醢”可信的话,那么酱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商代。
西汉时期,以大豆和面粉为原料的豆酱开始出现,逐渐成为重要的调料品,也进入了民间。
当年霍去病远征大漠,背囊里是不是放了一瓶豆酱。
豆酱就是大酱,大酱的主要原料就是大豆。
中国古代,钟鸣鼎食。
敲着编钟奏乐,大方鼎里面煮着鹿肉、野鸡肉、蘑菇、猪肉。
编钟悦耳,鼎食飘香。
肉煮好了,大王命令传膳下去。
仆人们将肉从鼎里捞出来,分在一个个食盒里,依次传给在座各位贵族。
贵族们跪坐在蔺草席上,起身谢大王赐席。
美酒、肉汤、煮熟的肉、瓜果、醢。
吃一块肉,觉得差点味道,蘸一蘸醢,真是美味。
在铁锅炒菜出现以前,蘸酱以丰富调味,几乎就是中国人饮食的主流。
后来逐渐分化。这个时间点就是宋代。
中国冶铁技术不断进步,钢铁价格变得低廉,可以用来制作日用品。
有了铁锅炒菜,蘸酱就不是刚需了。
酱料逐渐高端化,精细化。
广东沿海大量制作鱼露,到了清末又发展出耗油。
西南地区的豆瓣酱。
江浙地区在宋代正式出现了酱油,酱油就是从豆酱演变和发展而成的。
最终酱油成功取胜,成为了中国重量级调料,完全取代了大酱的地位,是主流调料。
大酱分化发展的结果,就是一些地区依然保留了大酱的制作和食用方法,一些地方重新改进了工艺,比如四川豆瓣酱。广东地区则基本以海鲜为原料,制作出了海鲜味调料,其代表就是耗油。
事实上整个北方地区,基本上都喜欢大酱,山东大酱一样出名,所谓大葱蘸大酱。
北京的京酱肉丝,这个京酱就是北京黄酱。不过是将大豆换做了面粉。
酱是中国调味料的一个基础和特色,吃蘸酱菜的方式和几千年前的古人一般无二。
这也是一种传承。
我是某年一月份去的沈阳。
从北京转火车过去的。
天寒地冻的那会儿,我也是第一次正面迎接这场面。大学同学老苏带着我,走街串巷,吃了不少“地道东北菜”,炖鱼、烤肉、锅包肉、乱炖什么什么的,酸菜也由老翠儿上过了(笑)。
但后来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蘸酱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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蘸酱菜刚端上来的时候,我有点诧异。这就是一个小型的“菜市场”。白萝卜、心里美萝卜、木耳、黄瓜……切得整整齐齐,也码得整整齐齐。
除了木耳用白水汆熟,其他都是生的。
酱端上来了。酱里裹着煎蛋花。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满尖满盘的蔬菜,生吃。十五还是十八一份我忘了。
实在。当时我心里就这一个“心得体会”。
这盘菜好不好吃甚至没必要多做介绍。你现在去拿根黄瓜嚼一嚼,差不多就是原味。但不知道为什么,从沈阳走后,我一直想起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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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南方人,尤其是作为一个打小吃川菜、嘴不说刁也算有点想法的四川人。
我深知一道菜可以做得多复杂,可以操作出多少新花样。四川人口味重,习惯用大量的香料去料理食材,而这种料理却可以巧妙地不掩盖食材本身的味道和口感。
我记得自己第一次做红烧排骨,当时无人指导,凭借着想象往里面加了三种完全不同类型的辣椒,一大把花椒,葱姜蒜……似乎这样才可以让排骨升华成我们能理解的美食。
所以当蘸酱菜近乎“裸奔”地出现在餐桌上,简直是开了一门新课。
两年后,我去了山东,吃着同样“裸奔”的煎饼卷大葱,已经可以自如地谈笑风生。边啃饼,边喝啤酒。
这一切的过渡,拜蘸酱菜所赐。
盯着这冒尖的一盘“菜市场”,好奇很快就被味道盖过去了。
因为除了大酱的咸鲜,实在也没什么别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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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蘸酱菜只给我这样的感受吗?我还得说说沈阳。
冬天的沈阳,和冬天的北方是一个道理。下雪了是挺漂亮的,雪化了就是满城的泥浆子。城里看不到绿色的东西,太阳照在楼面儿上总觉得光秃秃的。
河里冻上了,山也冻上了。
冰刀和雪橇却活了过来,人们即便已经穿成个球,在冰天雪地里仍然是收放自如的。城里却没那么多“林海雪原”式的场景,该窝起来的时候,大家还是喜欢在暖气房里窝着。
卖山货的小铺一家挨着一家,是啊,哪有比东北更适合吃山货的地方。
蘑菇,榛子,松子……老板娘站在门口扯着嗓子喊我:老妹儿你别忙着走,我给你称更好的。
煤运来了,钢运出去了,沈阳燃起来了。
这个工业化的城市,用钢铁框架搭了一个壳,可盖不住城里人的性格。
那性格就跟蘸酱菜一样“生鲜”、“原味”,配上一点倔脾气,近乎就是萝卜蘸大酱,辛辣而浓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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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又几次去到东北,已然习惯了,但仍忘不了第一次看到深冬的沈阳,听着东北话,看着地上一筐筐冻梨,然后……雪说下来就下来了。
老苏不在那天,我一个人在沈阳老城区漫无目的地游荡,听听那脆生生的口音,全是棱角,直来直去。
沈阳的生活就是一盘蘸酱菜,原汁原味。
张学良故居倒是安安静静。
雪铺在地上,落在灯笼上,仿佛时间倒转八十年。
我想他去台湾肯定是郁郁寡欢,除了政治身份的尴尬,肯定还有思乡的折磨。那里吃饭都是小碗小碟装的,哪有这动不动就端个“菜市场”出来的豪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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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我给亲朋好友们讲起沈阳见闻,大家觉得挺新鲜,但是说到吃,都表示难以想象那些近乎“粗糙”的菜式会不会好吃。
我想,就算此时此刻,老苏给我寄了一罐大酱,我自己切了个“满尖满盘” ,肯定也不是那感觉了。
那感觉,非得坐在一个热气腾腾的屋子里,外面刮风飘雪的。电视上锁定着地方电视台的节目,男演员盘腿儿坐炕上,正在用一溜的歇后语嘲笑另一个妆浓成大花脸的女演员。
我们坐在电视底下,锅里“咕嘟咕嘟”炖着肉,肉是一块一块的,在酸菜丝里面泡着。一筷子下去,叉起一大坨,也不在乎什么太肥太瘦了,然后把一片脆生生的萝卜按到酱里……
人们一口菜一口酒,跟着现场观众的掌声哈哈大笑,气氛甚至比背景音效还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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