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东北拥有优秀的适合农耕的土地，但中国古代史上，中国东北似乎并没有出现农耕文明？
一、 自然环境的独特制约：
虽然东北土地肥沃，但其自然环境与中原地区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在古代条件下成为了发展农耕文明的阻碍：
严寒的气候和漫长的冬季：
生长周期短： 东北大部分地区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冬季漫长且严寒，零下几十度的低温是常态。这导致农作物只能在相对短暂的生长季节内完成播种、生长和收获。相对于中原地区，一季或两季的作物轮作几乎不可能实现，只能以一季为主。
耕作时间受限： 冬季冰雪覆盖，土地封冻，农事活动基本停滞。春季解冻晚，夏季短暂，留给农民耕作的时间和机会都比南方要少得多。
对农具和技术的严苛要求： 应对严寒需要更耐寒的农作物（如小米、高粱、豆类等，虽然这些作物在北方也很重要，但与中原的水稻小麦相比，其单位产量和营养多样性有一定差距），以及更先进的农具来应对冻土和短时效的耕作。古代技术水平下，这些适应性技术的研发和普及难度较大。
草原与森林的过渡地带特征：
土地类型多样，但均有挑战： 东北地区既有草原，也有森林。草原虽然肥沃，但初期垦荒难度大，需要长期驯化。森林则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砍伐、清理才能用于农耕，耗费巨大。与中原地区相对开阔、平坦、易于开垦的冲积平原相比，东北的土地开发门槛更高。
对特定农具的需求： 适应森林或草原的耕作方式与中原的旱作方式有所不同。例如，在森林边缘开垦需要斧、锯等工具，而在草原上则需要犁等工具来应对草根。
水资源分布和利用：
河流季节性强： 东北的河流虽然不少，但部分河流的季节性变化较大，水资源的管理和利用相对于中原的黄河、长江等大江大河，其灌溉和漕运的便利性有所不及。
旱灾和涝灾并存： 尽管一些地区有水灌溉的潜力，但在古代技术条件下，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难度较大，难以有效应对干旱或洪涝灾害。
二、 历史文化与社会因素：
除了自然环境，东北地区特殊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文化基因也深刻影响了农耕文明的形成：
游牧民族的长期主导和影响：
以游牧和渔猎为主的经济模式： 历史上，东北地区是许多游牧民族（如东胡、鲜卑、契丹、女真等）的活动区域。这些民族长期以来以骑射、渔猎和畜牧为主要生计方式，其经济和文化模式与定居农耕文明存在根本性差异。
对农耕的接受程度有限： 即使这些民族在与中原王朝的交流中接触到农耕技术，但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让他们对大规模、精细化的农耕文明接受度相对较低。有时，他们更倾向于利用中原地区的农耕成果（例如通过征服或贸易获得粮食），而非在本地大规模发展。
经济重心不在此： 这些游牧政权在统治东北地区时，其政治和经济重心往往不在此地，甚至将重心放在更南边的中原地区（如辽朝、金朝）。因此，他们投入到东北本地农耕发展的资源和动力相对有限。
人口流动和定居农耕的难度：
边疆的地理位置： 东北地处中国北部边疆，长期以来是农耕中原文明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接地带。这种地带往往不稳定，战争和冲突频发，不利于长期稳定的农耕生产和人口繁衍。
大规模移民的限制： 历史上，大规模向东北移民（尤其是在汉唐时期之前）的动力和能力都相对不足。中原王朝虽然也曾试图在东北设置郡县或移民屯垦，但其规模和持续性都无法与中原腹地的开发相提并论。
文化同化的缓慢： 游牧民族的文化强势以及地理上的相对隔绝，使得中原的农耕文化在那里传播和同化的速度缓慢。
中央王朝对东北地区的控制程度和策略：
早期控制力弱： 在汉唐之前，中央王朝对东北地区的实际控制力非常有限，多为羁縻统治或册封当地部落首领，难以在当地推广农耕技术和制度。
“边患”与“开发”的双重考量： 即便有控制，中央王朝也常常将东北视为边疆和潜在的“边患”地区，其政策更多是防御和控制，而非大规模的开发和建设。即使是辽、金等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也可能因为其自身特点和战略考量，对东北腹地的农耕开发投入不足。
三、 特定历史时期的例外和转折：
尽管如此，我们也要看到东北地区农耕文明的发展并非完全停滞，并且在某些时期有所进展：
汉代乐浪、玄菟郡的屯垦： 汉朝在朝鲜半岛北部和辽东地区设置郡县，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屯垦，推广了农耕技术。
高句丽等政权的农业发展： 高句丽等在东北地区建立的政权，虽然也受到游牧文化影响，但其农业生产也有一定发展，并留下了相关的考古证据。
金朝在中原的统治推动： 金朝灭北宋后，其统治中心南移，对东北地区的农耕重视程度有所减弱。但金朝统治者也曾采取一些措施鼓励农业，尤其是在其统治的后期。
清朝的东北政策改变： 到了清朝，尤其是清朝中后期，出于战略和经济考虑，政府开始有意识地鼓励关内汉族移民入关垦殖，并修建了一些水利设施。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东北地区的农业面貌，推动了农耕文明的发展，并最终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东北大粮仓。
总结来说，东北地区虽然土地肥沃，但其严寒的气候、复杂的草原森林地貌、历史上游牧民族的长期主导以及中央王朝控制策略的局限，共同作用下，使得其在古代中国历史上未能像中原地区那样形成成熟、强大且持续发展的农耕文明。农耕文明的兴起和繁荣需要多重条件的配合，而东北地区在古代，在这些条件上都存在着显著的挑战。直到近代，随着人口流动、技术进步和国家政策的调整，东北的农耕文明才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
网友意见
1，东北在古代并不是游牧民族的天堂，而是以渔猎民族为主。
东北地区的定义，一般泛指东三省加内蒙古东部地区。那么，夹在大、小兴安岭、长白山之间的核心地区主要还是以渔猎民族为主。靺鞨，女真人，满人，赫哲，鄂伦春等等这些东北的世居民族，都是渔猎民族，而不是游牧民族！
2，东北在古代属于高寒地区，在棉花没有普及之前，渔猎民族通常以野兽皮毛来御寒，无法承载过多人口。
在古代，东北地区相对人口较多（相对）的地区都主要集中在辽东地区，包括战国时期的燕国，秦汉时期的辽东，后来隋唐时代的高句丽，渤海，和之后的契丹，主要统治核心地区都是集中在辽东。现代意义上的吉林和黑龙江地区，一直人烟稀少。一直到明代，东北的女真人分为野人女真（黑龙江流域），海西女真（吉林长白山一带）和建州女真（辽东地区）。清朝崛起的主体是建州女真。而黑龙江和吉林地区的野人女真，海西女真一直都处于人口稀少，生活和组织形式落后的状态中。
另外，很多人会提古代辽东地区的汉人开发情况。整个东北三省加内蒙东部地区，地域辽阔！辽东地区代表不了整个东北大地，它只是很小的一部分面积。真正整个东北的开发，在广度和深度上，还是以黑龙江和吉林地区为主。这两个地区开发了，东北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全部开发。否则辽东地区历史上的开发。更多只能算是中原文明在边缘地区的外溢。
我是黑龙江人。直到现在。除了核心城市。下面基层农业主产区仍然是人烟稀少，人口密度极低。很多南方朋友从小在南方宗族结构式的村子里长大，人均耕地紧张，村挨村，国道，铁路两旁都是密度极大的村子，很难理解东北基层的这种人口分布状态。
3，之所以东北地区土地肥沃（真的是肥沃啊，种的西红柿，茄子，豆角都是又大又油光锃亮的）。
而古代一直处于未开发状态。以下几个原因：
（1）气候酷寒：本人黑龙江人，家乡市里冬天零下三十度，不戴帽子，出门十五、二十分钟，耳朵就能冻起泡（冻伤），在棉花没有普及之前，没法大量承载人口。
（2）地理环境：东北自然资源丰富，尤其是水资源！“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整个东北地区除了大规模的森林，就是平原湿地（沼泽地），处在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辽河几大流域之间，到处是湿地。所以在没有大规模人力和机械的条件下，排水，伐木，开荒，根本做不到大规模开荒。
（3）农作物：东北目前主要的作物玉米和大米，在古代都没有引入东北，就算引入了，在没有解决上述问题的情况下，也无法大规模耕种。
4，有朋友提到了张作霖奉系和伪满洲国日据时代，东北经历了大规模的移民（三千万人口）的问题。
在这里解释一下，近代东北移民闯关东的人，大部分还是集中在辽宁，越往北，吉林、黑龙江，人口还是越少。而且近代以来，随着清末中东铁路等铁路的修建，铁路贯通东北，城市商贸逐渐发达，很多闯关东讨生活的人口聚集在城市及城市周边以及矿区讨生活，并没有直接转化成农业人口（我祖上闯关东，就是直接到的城市，现在整个家族也没有周边农村亲戚）。而且随着奉系和伪满洲国时代工业、厂矿的发展，形成了大量的产业工人阶层，城镇化比例一直在快速提高。
真正开发北大荒，将北大荒变成北大仓的，主要是在建国以后对黑龙江和吉林地区的开发。黑龙江现在一直是全国粮食商品化率最高的地区（粮食产的多，但是商品化率低或者没有商品化率，毫无意义），所以东北土地的开发，真正意义上是对黑龙江和吉林的土地开发。建国以后。大量解放军退伍军人进入北大荒进行垦荒。最有代表的就是黑龙江农垦总局（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相似，不过前一阵已划归到地方管理）在基层设立的大量的国营农场，大规模现代机械化作业（中国唯一能和北美媲美的现代化农业区）黑龙江垦区每年可以保证1.2亿人口的一年的粮食供应！
（最北面的三江平原和松嫩平原之前都是大规模的湿地，这里是中国最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
（目前全国只有五个省份除了自足之外，还有结余粮食的。其中只有黑龙江和吉林两个省，粮食自给率超过300%，200%粮食自给率以上区间的，也只有内蒙古自治区，同时也是以内蒙古东部地区为主）
联系这两张图表，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九大商品粮基地。其中除了东北、蒙东地区（松嫩平原，三江平原），其他比如四川（成都平原）、河南，湖南，湖北（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安徽、江苏、江西（江淮地区、太湖平原、鄱阳湖平原）广东（珠江三角洲）粮食自给率都不高，有些地区甚至无法自给自足，最高的河南粮食自给率也才140%左右。
东北作为共和国长子，在油抽净了，煤挖空了，森林砍光了之后，在国家粮食安全方面，仍然为国家做着巨大贡献！
我觉得这个问题挺适合我回答的，还是主要讲金朝的黑龙江流域。首先上结论：东北地区在古代并不是非常适合农耕，但是出现过农业文明，古中国一直尝试控制东北。
关于古代东北地区为什么不能大规模开发，前面的人已经讲了很多了，我不再赘述。东北古代的农业文明是很多的，汉代的夫余、唐代的高句丽、渤海，金代都是农业社会，自从唐玄宗设立黑水都督府以来，唐、辽、金、元、明、清都控制着黑龙江流域，也不存在古中国没有尝试吞并的情况，你要说宋朝没有东北，可宋朝总共才有哪些地方……
夫余毫无疑问是农业民族，夫余系的各民族：夫余、沃沮、濊、高句丽都有相关记载
夫余“于东夷之域，最为平敞，土宜五谷。”
沃沮“土肥美，背山向海，宜五谷，善田种”
濊“知种麻，养蚕，作绵布。晓候星宿，豫知年岁丰约”
高句丽“随山谷而居，衣布帛及皮。土田薄瘠，蚕农不足以自供，故其人节饮食。”“种田养蚕，略同中国。”
肃慎系民族跟随夫余人学会了种地，高句丽灭亡后，靺羯将领乞乞仲象率领靺羯人和高句丽遗民建立了震国，后来成为了“海东盛国”的渤海国，渤海是强大的农耕国家，渤海民族是靺羯、高句丽、汉、契丹等民族融合形成的。
重点说金朝
渤海祖先的穷亲戚黑水女真也有农耕基础，且看金太祖的开国仪式：
“奉上即皇帝位。阿离合懑、宗干乃陈耕具九,祝以辟土养民之意”
最重要的是农具，如果说这段记叙是金朝人自己写的，有美化的嫌疑，那么宋朝人许亢宗的记载应该是公允的
“新稼殆遍,地宜种黍”
金朝女真起源于松花江流域，最早的首都是会宁府，也就是今天的哈尔滨市市郊，具有开发黑龙江流域得天独厚的条件，金代的黑龙江流域农业发展迅猛，建国初期，会宁府接受了大量移民，农业经济繁荣，等到金世宗时期：
“上京、蒲与、速频、曷懒、胡里改等路，猛安谋克民户计一十七万六千有余，每岁收税粟二十万五千余石，所支者六万六千余石，总其见数二百四十七万六千余石”
收税粮食20.5万石，本地支出仅有6.6万石，每年有十几万石的粮食可以自由调配，算得上是全国的粮仓之一，事实上，为了将东北的粮食外运，金代在肇州设立漕运司，是金朝仅有的两个漕运司之一（另一个是河北景州漕运司，负责黄河流域的粮食调运）根据人口和牛具税的推测，黑龙江流域鼎盛时期人口百万，耕地面积八十万公顷。
手工业和商业也比较发达，出土了“上京翟家”的商标，女真统治者将大量工匠掠夺至上京，客观上也助推了黑龙江流域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金朝东北地区的开发，首先得益于金朝政府毕竟能够得到当地土著民族的支持，在黑龙江流域的统治长期来看是比较稳固的；其次在于技术条件的进步，尤其是炼铁行业的发展，仅仅在哈尔滨阿城市五道岭一带，就发现了十几道矿井和50多处冶炼遗址，黑龙江省宾县一带，还有金代的冶铜遗址，1961年发掘出来的肇东八里城遗址，出土铁器700余件，除铁器外，还发现了当时在南方地区很流行的水碓，肇州地区还有炼盐遗址，可见技术条件进步之大；第三在于没有对上京开发加以限制，原则上鼓励开发。
除此之外，金朝后期的时候，金宋人口相加已经超过1亿3000万，充足的人口对开垦边疆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但是金朝统治者毕竟还摆脱不了封建社会的桎梏，他的上层依旧是愚昧而顽固的，在金朝统治的一百多年间，黑龙江流域尽管得到了一定的开发，但远远没有发挥出它的全部潜力，金熙宗时期，上京就曾经连续发生粮荒，直到金朝末年，这一地区的开发程度依旧远远不及中原。
金朝灭亡之后，是长达100年的蒙古统治，等到明朝建立的时候，全国人口仅剩下5000万左右，根本无力开发黑龙江流域，等到明朝中后期人口破亿之际，努尔哈赤崛起于辽东，再次对开发东北造成了障碍，等到满清建立后，本来有机会大力开垦黑龙江流域，但是统治者视东北为内地，不愿意大力开发，这一千多年的开发欠账，只能等到人民政权建立后再加以补偿。
古代对东北（吉林、黑龙江一带）的开发其实有过几起几落，在金朝达到高峰，元朝以后衰落，明朝中期彻底废弃。
东北中部的松嫩平原，是大片的沼泽地，直到建国后才能够大规模开垦，三江平原开发更晚。古代对东北的开发，集中在辽河平原、辽河上游、辽西丘陵、长春周边和长白山河谷地带。
辽河平原，早在战国时期，燕国秦开拓边，开拓辽东之地，燕人卫满开化朝鲜，就已经开始有了汉族定居。东北的土著民族，濊貊，还有夫余国，受汉人影响，也有发达的农业和城郭，文化程度很高。夫余国一度是辽东塞外大国，都城就在今天的吉林市附近，后来迁到了长春附近，夫余国后来在高句丽和勿吉（靺鞨）的南北夹攻之下灭亡。
汉武帝灭朝鲜，置四郡，东北地区进一步开发，西汉末年的战乱，辽东似乎没有受到大战乱的记载，东汉末年，辽东成为避乱之处。在前后燕国时期，东北也非常繁荣，慕容氏燕国灭亡之后，辽河以东大部分被高句丽占领。
古代河北通往东北，长期以来，都是走内陆：从北京出发，出卢龙塞（今天的喜峰口），经过坝上高原，走大凌河上游河谷到达营州（今天的辽宁朝阳），翻过医巫闾山，再渡辽河，到达辽东，不是走的今天的辽西走廊。辽西的营州，作为交通要道，繁荣一时，前燕国曾经在此发祥（燕国旧都龙城）。
今天的辽西走廊，在宋元以前，一直是大片沼泽和盐碱地，难于通行和开垦。
统治的东北大部和半岛北部的高句丽，土地辽阔，人口几百万，兵强马壮，贵族彪悍善战，绝不是爱好和平的小国。隋唐两朝对其进行了长期的战争，最后唐高宗年间将其灭亡。
高句丽的领土以辽河平原的辽东城和半岛北部的平壤两处为核心地带。战争也在两处同时进行。从隋炀帝大业年间到高句丽灭亡，长达五十多年，战争很少停歇，长期的战争蹂躏，从辽河到大同江，一片废墟，人烟稀少。残余的民众大部分被迁往内地融入汉族。
唐朝虽然灭亡了高句丽，但是对于辽东根本鞭长莫及。安东都护府始终只是一个空架子。后来因为契丹兴起，武则天时期攻陷营州，甚至还一度南下杀掠到了冀中。唐朝虽然击退了契丹，也只能勉强维持营州，辽河以东都弃之而去。半岛的新罗国和新崛起的渤海国摄于唐朝的兵威，也都不敢大举经营辽东。
渤海国先后的几个都城都在今天黑龙江的牡丹江，吉林的敦化、珲春等地，集中在长白山地的河谷地带。渤海国同样高度汉化，衣冠文字类似中原，被称作海东盛国。
渤海国被辽国耶律阿保机灭亡之后，反抗不断，屡遭镇压，渤海国的故土被战争破坏严重，可能也有气候原因。残余的民众除了少数投奔高丽之外，大部分被迁往辽河以东地区，便于契丹人在辽河上游居高临下地看管镇压。
渤海国的故土在战争中基本成为废墟，人烟稀少，文明倒退，北方森林里的生女真逐渐南下填补了空白。《辽史·地理志》：上京道约3.65万户，东京道约4.64万户，契丹和奚等部落人口不包括在内，可能还有大量契丹贵族的领民也不在统计范围内，中京道人口没有记载，可能也不少。
辽国的主要首都，上京位于通辽西面的巴林左旗，中京位于赤峰南面的宁城，连同安置渤海遗民的东京辽阳成为辽国长城以北的核心领土。辽国统治时期，冀北辽西以及内蒙东南部，农业发达，大量汉人被迁往该地区，开垦土地，为契丹贵族耕作。
辽后期，统治集团内讧严重，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刚刚打了几个胜仗。辽国境内，辽阳的渤海遗民起兵，上京留守反叛，天祚帝被不断的内讧、反叛给折腾地稀里糊涂突然亡国。
金国统治时期，尤其是海陵王迁都以后，东北作为龙兴之地，除了金世宗时期都并不是特别重视，除了把大批内地的汉人（灭宋的战俘和官员及其家属）迁往上京等地，大量女真人南迁，离开苦寒的北方，前往温暖富饶的中原、辽东等地。
但是总体来说，金朝时期，东北的人口比辽朝明显增加，《金史·地理志》的上京、东京、咸平三路，人口超过20万户。北京路即辽的中京道，人口达到了30万户，临潢府路即辽上京道，人口增至8万余户。
蒙古灭金后，由于战争以及很可能的环境压力，当地的农业大为退化，冀北、内蒙东南部的农业基本荒废，行政机构比辽金两朝大为减少，当地的契丹人、奚人大部分南迁，融入汉族。元朝的辽阳行省，《地理志》记载的数据只有5万余户，中书省腹里的上都路，人口也只有4万余户。松花江流域的水达达人口约2万户。
金后期，蒲鲜万奴一度在黑龙江流域建立东夏国，后来被蒙古攻灭，但是似乎蒙古人仍然委任当地的女真酋长统治。元朝统治时期，渤海人和熟女真基本融入汉族。元朝的辽阳行省，除了今天的辽宁省之外，广阔的地区其实人烟稀少，大兴安岭到松嫩平原一带是斡赤斤等宗王的封地，其他大部分地区册封几个万户府进行统治。忽必烈征讨日本时候，一度曾经在黑龙江口设立征东元帅府，企图派兵从辽东沿江而下，泛海从背后包抄日本，但是计划根本行不通，很快放弃，征东元帅府的主要任务变成了和库页岛的几百个土著野人打游击战。
元朝时期，辽西走廊由于气候变得干旱，以及人工开发，逐渐变得易于通行，辽西走廊的尽头，山海关，元朝时叫迁民镇，开始成为新的交通枢纽，曾经繁荣的辽西河谷（大凌河上游朝阳一带）从此开始衰落。
明朝兴起，进攻辽阳行省的太尉纳哈出等元朝残部（在当年的韩州到黄龙府一带），获胜之后，明朝把当地居民都迁往南方，补充战乱后内地的人口，东北北部大部分地区再度成为废墟、荒野。
明朝对东北边墙之外的地方统治很短暂，奴儿干都司在永乐、宣德年间，曾经还有效过，明朝一度还曾经派兵前往图们江下游屯垦。但是，土木堡之变以后，明朝对于长城和辽东边墙以外逐步开始放弃。东北除了辽宁在边墙以内的地区，其余的地区基本上放弃，东部是女真羁縻卫的地盘，首领向明朝称臣纳贡，嫩江流域和辽河上游逐渐被科尔沁部控制。至于辽西、冀北一带早在宣德年间明朝就放弃了，扔给了朵颜三卫。
至此，辽金旧业到了明朝，全部废弃，只有黄龙府的古塔和一些古城遗址，在那里诉说着当年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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