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根本上讲。苏联的政治制度就有非常大的问题。
各国有各国的国情,重大事情处理方式方法不一样,但是永恒的主题是权力交接要平稳,领导人的选拔方式亦是如此。西方选举最高领导人,东方大国是培养接班人。无论是哪一种方式,大国的权力交接一定要平稳有序,重点是一个稳字。前任有错误继任者纠正错误,但是万万不能拿明面上批判,这也是一个稳字。总之上层政治建筑要稳,这样才能保证全国的经济政治生活正常发展。
但是苏联就比较愣,苏联是,谁手黑谁是领导人。。。列宁选了斯大林接班,但是列宁的政治遗嘱是要求集体决策集体领导的,斯大林违背了组织原则,把对手杀了个干干净净,大搞一言堂家长制,这本身对苏联政治生态就起到了非常不好的示范作用,从斯大林开始,一言堂就贯穿了苏联政治生态始终。斯大林固然为苏联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他开的这个坏头影响是巨大的。
赫鲁晓夫上台把斯大林批判一番,为何举世哗然?不是因为斯大林做的都对不该批判,是因为本来应该低调而迅速的纠错,但是你这么大张旗鼓批判前任,会搞乱意识形态,搞乱全国的政治生态。
勃列日涅夫政变上台,干部终身制,干到老死。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相继短命翘辫子。
也就是说苏联这几十年,几乎没有一个领导人是平稳交接权利的。不是上来就闹腾,划清前任界限,就是政变上台。好容易有个正常点的,还早早地死了。这种政治风格就导致了执政经验无法顺利传承,每一个人都可以肆无忌惮的搞自己的一套东西,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能做什么,而不关心以后谁来做什么,正是由于这种断层式的恶劣的政治生态,最终导致了戈尔巴乔夫上台分家。
2,苏联的立国之本是工人阶级的国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苏联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和待遇都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工人阶级羡慕的。
但是显然苏联的领导人忽略了,一时的领先不代表一世的领先。在信息产业革命之后,西方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准飞速提高,而苏联由于僵化的体质导致了人民生活水平长期没有改善(注意这句话,很多人黑苏联就是把这句话理解成老百姓吃不饱饭,可笑),而苏联讲话的体质又导致了宣传部门日复一日的重复老腔调,蒙蔽真实情况,在国内进行虚假的宣传。这一套东西,不是不对,是在某些特殊时期(比如立国初期的困难阶段)必须这么做,但是你不能几十年如一日这么做。这会导致群众情绪的恶性反弹,再配合苏联国内恶劣的政治生态,很容易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就陷入混乱。
3,长期保持巨额军事投入,重工业畸形发达,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轻工业却非常孱弱。而且苏联投入的模式就是有问题的。军事工业不直接回馈社会,而且苏联的军事工业一直处于追赶阶段,必须保持长时间巨额投入。而等到80年代中后期基本追平的时候,问题已经积重难返。在一个政治生态恶劣的大环境下,过度倾斜资源向吞钱的领域,长时间必然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
4,四面出击虚耗国力,苏联保持对美的战略出击,但是其外交手段十分拙略,经常导致巨额投入打水漂(埃及等国),而且很容易被其他国家轻易利用成为放血工具(阿富汗、越南)。
5,军队国家化。苏联武装力量并不是苏共直接领导,而是苏联的国家武装力量,这是相当莫名其妙的一点。党不掌握军队,而军队还要国家投入巨额资源去发展,国家是党的,结果军队是国家的。结果野心家分行李,苏共苦心经营的军队竟然成了各加盟共和国被瓜分的财产。
综上,一个政治生态恶劣,国家上层不稳,资源过度倾向于不直接回馈社会的军事工业,外交手段拙劣的国家,他不管看起来多强大,都会扑街啊
内外问题积累太多。
内部:
1,党的组织原则无人遵守,任人唯亲,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这种人能经过层层政审就是典型例子;
2,计划经济的指导和统计失效,数字假大空,原计划建设的苏维埃互联网大数据体系迟迟无法推进;
3,给予少数民族特权和补贴太多,丧失主体民族的支持;
4,意识形态领域丧失自信,自卑,阵地完全丧失;
5,二战导致一个时代的精英全灭,所以到90年代,控制苏联政经的人大多是20~30年代的废物;
6,一直没有解决人民生活水平的真正提高;
7,军队脱离党的领导;
8,忽略理论探索,把党的发展理论刚性化。
还有很多。
外部因素:
1,无法分化瓦解帝国主义的财阀和财团;
2,与中国交恶;
3,工业化(轻工业)过于寄希望于扶植印度
4,阿富汗战争不够坚决;
5,对于波兰等二五仔进行放纵;
6,没有真正的对第三世界进行援建。
以上。
摸着苏联过河吧。
大量史料和采访,证明了当时的上层精英是如何厌弃苏联和向往西方。据书中所言,最早绝望的是知识分子也就是文化精英。虽然他们当时的待遇不错,但大部分人不乐意看到高级技工也和自己一样享受高级待遇。当然后来吊诡的是,苏联崩溃之后,这些文化精英大都成了市场化的第一批被冲击者。
苏联体制崩溃的真正过程,是1985年的经济发展遇到困难后,领导人迅速将遇到的困境归结为体制问题,开始转向全盘西化的立场。而精英阶层之所以会这么快的失去耐心,不是因为他们对于制度变迁有多么深刻的认识——事实上,如果他们有的话,就应该知道苏联体制当时遇到的困境是所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的,并不足以证明苏联体制本身已经不可持续——而是因为期望在完全放任的自由市场体制中得到更多的利益:知识分子期望借此恢复自己相对于工人阶层的优越性;经济精英,也就是在初步改革中最新兴起的一批私人企业主,希望寻求更多的发财机会;最后,体制内的官僚也期望全面西化后的体制可以使自己能够聚敛更多的、属于个人并且能够传给子孙后代的财富。政治精英的转向也是精英阶层全面倒向西方的最关键一步,因为在苏联高度集中的社会体系中,这意味着最后对异动进行压制的力量也不复存在。而之后的全面西化实践、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和并未随着市场化改进的那些老毛病,再次证明苏联的崩溃并非历史必然,而是精英阶层的轻率选择;苏联普通民众也并非流行解释中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而是被精英的错误选择所裹挟的牺牲品。
转自《来自上层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俄罗斯道路:苏联体制的终结和新俄罗斯》)的豆瓣书评:【消解的规律与琐碎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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