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什么人没关系,你让我去审核,我也给你鸡蛋里挑骨头,保不准比他们还狠。为什么?
如果什么都给通过,还能显出你的权力和地位吗?保不准上面觉得这个部门连存在的必要性都没了,直接就给撤了。只有保证足够的否决率,才能使不良文化产品的威胁和危害真实存在,而你和你的部门才有存在的意义,否决的比例越高,你这个部门越不可或缺,试想一下,同样是局长,你愿意当农业局局长,还是当财政局局长,肯定是后者,因为权力大,够威风,因此任何权力都会不停向外扩张,以保证本人和本集团的利益,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们往往会故意夸大出威胁,从而是本集团获得合法行事的权力。
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想象的。
脱离群众的人
今天文化审核人员都应当下放到基层去学习,深入的了解人民群众需要什么样的文化产品,怎么样做出人民群众都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而不是天天呆在办公室里,象牙塔尖,只按照自己的喜好来评判文化产品。
来复习一下义务教育的一篇课文:
装在套子里的人
别里科夫,现实生活让他总是感到心神不安,让他害怕,为了同世人隔绝,不致受到外界的影响,他总想给自己包上一层外壳,给自己制造一个所谓安全的套子:哪怕在艳阳天出门他也总是穿着套鞋,带着雨伞,他的雨伞、怀表、削铅笔的小折刀等等一切能包裹起来的东西都总是装在套子里,就连他的脸也好像装在套子里,因为他总是把脸藏在竖起的衣领里面,戴着黑眼镜,耳朵里塞上棉花,坐出租马车的时候也要车夫马上把车篷支起来。这仅仅是他抵挡恐惧的外在表现。另一方面,一切被禁止的东西都让他感到心里踏实、清楚明了,而对一切没有被政府明令禁止的事物他都觉得可疑、害怕。他的一句时时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在这部篇幅不算长的小说里这句话竟然以不同的方式出现了九次之多,简直就像咒语一样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特别让人无法容忍的是,他总是像一个幽灵一样不请自到地造访每个教师的住所,一句话不说地坐上一两个钟头,然后又像幽灵一样地消失了。他的恐惧像毒瘤一样一点一点地蔓延,传染给他周围的每一个人。他在学校里待了15年,整个学校乃至全城被他这样的情绪控制了15年,竟然在这样漫长的时间里没有一个人想要反抗,想要对他说一个不字。全城的人什么都怕: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寄信、交朋友、读书,不敢周济穷人、教人识字,不敢吃荤、打牌,不敢搞任何娱乐活动,人们都像他一样蜷缩在自己的套子里苟且偷生。
而最可怕的是,渐渐地,这一切都成为了习惯,成为了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别里科夫死了,死得非常具有戏剧性:学校里新来了一位史地教师,从乌克兰来的,与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姐姐瓦连卡,他们的到来如同一块石子一样把死水一潭的沉闷生活搅起了涟漪。小说中是这样形容她的:她简直就像蜜饯水果,活泼极了,很爱热闹,老是唱小俄罗斯的抒情歌曲,扬声大笑;她就像一个希腊神话中的爱神、美神一样从浪花里钻出来了;小俄罗斯女人只会哭或者笑,对她们来说不哭不笑的心情是没有的……这样的快乐甚至也感染了“套中人”别里科夫,在众人的怂恿下他甚至打算向瓦连卡求婚了,不过也仅仅是打算罢了:结婚以后要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把他给吓住了,尤其让他害怕的是瓦连卡姐弟两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他认为他们为人师表竟然骑着自行车穿街而过简直不成体统,以瓦连卡这样的活泼性情,说不定以后就会惹出什么麻烦来。于是他来到瓦连卡弟弟那里,告诉他这不应该那不应该,这不对那不对,最后被这个火暴脾气的弟弟揪着脖领子从楼梯上推了下去,而这恰巧被瓦连卡看到了。别里科夫又怕又羞,过了一个月就一命呜呼了。别里科夫就这样极具戏剧性地死去了。学校以及城里的人以为就此可以享受解脱的自由了,而悲哀的是,这种恐惧的情绪已经渗透到每一个人的血液中去了,好心情持续了还不到一个星期,生活又恢复了老样子,照先前一样,仍旧那么压抑、沉闷。
想象一下,假设家长们突然全部死去不再能举报任何文化产品,你以为对原神造型之类的内容发起举报的生态位就空出来了?
他人即地狱,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这并不重要,只要审核制度还在,就算我上去,结果也不会有改变……
这就不是个人能改变的事儿。
总有人以为,某个审核者能决定什么……
你们以为他们不需要按规章制度办事儿,自由裁决权力很大……
这是多幼稚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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