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士英也殉国了，为什么评价没有史可法好？
要说马士英也“殉国”，这说法其实有些值得商榷。马士英确实是在南京城破之后，被清军俘虏，最终绝食而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不愿屈服于清廷，选择了以死明志。但与史可法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以身殉国的悲壮，马士英的结局，更像是在绝境中的一种无奈选择，也少了几分那种视死如归的决绝。而且，他的死亡地点是在被俘之后，与史可法在扬州城破前，为了守卫城池而战死，其性质和意义是不同的。史可法是最後まで在战斗，而马士英更多的是在被俘后的“绝食”。
更重要的是，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往往要看他在位期间的行为、决策以及对时局的影响。这才是区分他们历史地位和声誉的关键所在。
马士英其人：能力与争议并存，结局不敌理想
马士英，作为凤阳总督，在明末就已经展现了不俗的军事才能和组织能力。他起初也曾积极拥护弘光政权，试图挽救危局。然而，他的政治手段和个人作风却备受争议。
政治斗争中的角色： 马士英并非那种纯粹的文臣或者武将，他更像是一个精于政治手腕的人。在弘光政权建立初期，他与权臣阮大铖等人勾结，排斥异己，导致朝政更加腐败。他与马鸣世等人组成的“马派”，在朝堂上党同伐异，争权夺利，这极大地削弱了南明政权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这种内耗，使得原本就摇摇欲坠的弘光朝更加不堪一击。
战略上的局限性： 在面对清军南下时，马士英的战略思想也显得颇为保守和短视。他更倾向于固守一隅，而非积极主动地出击。在扬州危机出现时，他未能给予史可法足够的支持，甚至有观望和退缩的态度，这为史可法的最终失败埋下了伏笔。
个人品德的质疑： 虽然马士英最终以绝食而死，但他在位期间的一些行为，例如对权臣的依附，以及参与政治斗争中的一些手段，让后人对他的人格产生了怀疑。他的“殉国”行为，在很多评价者看来，是他在政治上失势后的“体面”退出，而非出于对国家民族的绝对忠诚。
史可法其人：忠诚与担当并存，结局令人扼腕
相比之下，史可法成为南明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民族英雄之一，他的评价之所以高，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坚定的立场、无畏的勇气和以身殉国的壮烈。
坚定的抗清立场： 史可法自始至终都立场坚定，拥护明朝，反对清朝。他将抗清视为自己毕生的使命，不曾有过丝毫动摇。在许多人趋炎附势、投降清廷之时，他依然在为光复明朝而奔走呼号。
卓越的军事才能与担当： 史可法在扬州期间，虽然兵力悬殊，但他仍然组织了顽强的抵抗。他亲自登上城墙，指挥作战，与将士们同甘共苦。他深知扬州对于整个南明政权的重要性，也明白一旦扬州失守，清军的铁骑将长驱直入。在这种生死关头，他展现了作为一名将领的责任和担当。
以身殉国的悲壮： 扬州城最终被攻破，史可法在城破之后，拒绝投降，从容就义。他的临死前的诗句“数点梅花亡国泪，犹残一缕士人心”，更是将他忠贞不屈的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是对其人生最好的注解，也赢得了后世的无限哀思和崇敬。
对朝政的批判态度： 史可法虽然身处政治漩涡，但他对朝政的腐败和不作为是有清醒认识的，并且时常会表达自己的担忧和不满。这与那些沉溺于权力斗争的朝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总结一下，为什么史可法评价优于马士英：
1. “殉国”性质不同： 史可法是战斗至死，是为守卫国家而牺牲。马士英是被俘后绝食而死，虽然也是不愿屈服，但其“殉国”的意味稍显单薄，且是在政治生涯的终结之时。
2. 政治品德的差异： 史可法以其忠诚、正直和担当赢得了人心。而马士英则因参与党争、排斥异己等行为，其政治品德受到广泛质疑。
3. 对时局的影响： 马士英的政治斗争削弱了南明政权的力量，而史可法则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虽然未能扭转乾坤，但其抗争精神激励了后人。
4. 后世的评价标准： 历史的评价往往是复杂的，但对于一个在乱世中挺身而出、坚持抗争，并最终以生命践行理想的人物，后世总是给予更高的肯定和更深的敬意。史可法的悲壮牺牲，满足了人们对于忠臣良将的理想化期待。
所以，马士英虽然也走向了生命的终点，但他在政治上的作为和其最终的结局，都未能像史可法那样，点燃后世心中对忠诚与担当的火焰。史可法用生命书写了一曲悲壮的史诗，而马士英的故事，则更像是一声叹息，一声对乱世中政治黑暗的无奈叹息。
网友意见
马士英也殉国了，为什么评价没有史可法好？------------------------------------------------------------------------------------------------
很简单，
这就是屁股决定脑袋的问题。
马士英在明末是被划到阉党，
更重要的是马士英不顾阻拦，强行启用阮大铖。
这简直是对东林党是大逆不道的行为。
而史可法是东林党。
马士英的名声大坏始于清朝编撰明史的时候，
特别说明的是这跟清朝朝廷没有一毛钱关系，
清朝朝廷当时是委任前明旧臣及文人来编撰明史的，
而这些人几乎全部是东林党和复社旧人。
这些人对阉党充满了极度仇恨。
清廷诏修《明史》时，原先的东林复社党人将马士英列入奸臣传。
康熙十八年，清廷重开史局纂修明史，
特旨以礼敦请刘宗周弟子黄宗羲入史局，黄以老病辞，
但却派出了其高足万斯同、万言叔侄，其子黄百家入局，
而万斯同则是《明史》的实际总纂。
明史纂修过程中，黄宗羲常与明史总裁等人书信往来，从内容到体例，影响明史的修撰。
全祖望曾说:"公虽不赴征书，而史局大案，总裁必咨于公。""至于死忠之籍，犹多确核。
"弘光一朝人事，更要特别的关心，因为对马阮的定位、评价，直接关系到亡国的责任、东林复社的历史地位两个大问题。
最便捷的解决办法，就是将马阮列入奸臣传，亡国的责任自然就由他们承担，
东林复社留在历史上的形象，也就永远是"正人君子""清流"。
所以，在这样无耻的党争思维里中，
马士英在明史的评价怎么可能好？
完全是按照奸臣来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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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
马士英没有留下什么值得肯定的事，
这是历史事实，
但是也谈不上是啥奸臣。
历史事实是，马士英跟史可法都是一样的人，
都是碌碌无为的一丘之貉而已。
历史学家顾城在《南明史》中对史可法评判的最中肯。
《南明史》顾诚：
对于史可法的誓死不降，应当充分肯定他的民族气节。
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和文人墨客受明清门户之见的影响，对史可法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偏爱，不顾史实作了过分的渲染。综观史可法的一生，在整个崇祯年间并没有多少值得称赞的业绩；
他的地位和名望迅速上升是在弘光时期。
作为政治家，他在策立新君上犯了致命的错误，导致武将窃取“定策”之功，大权旁落；
作为军事家，他以堂堂督师阁部的身份经营江北将近一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却一筹莫展，毫无作为。
直到清军主力南下，他所节制的将领绝大多数倒戈投降，变成清朝征服南明的劲旅，
史可法驭将无能由此可见。
即以扬州战役而言，史可法也没有组织有效的抵抗。某些史籍说他坚守扬州达十天之久，给清军重大杀伤，也不符合事实。
史可法自己在四月二十一日写的遗书中说：清军于十八日进抵城下，“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多铎下令攻城以前，史可法即已“自觉愦愦”，把军务交幕僚处理。
二十四日清军开始攻城，不到一天扬州即告失守。
史可法作为南明江淮重兵的统帅，其见识和才具实在平凡得很。
比起江阴县区区典史阎应元、陈明遇率领城中百姓奋勇抗清八十三天，相去何止千丈。
《南明史》顾诚：
史可法的一生只有两点值得肯定：一是他居官廉洁勤慎，二是在最后关头宁死不屈。
至于他的整个政治生涯并不值得过分夸张。
明清易代之际激于义而死焉者多如牛毛，把史可法捧为巨星，无非是因为他官大；
孰不知官高任重，身系社稷安危，
史可法在军国重务上决策几乎全部错误，对于弘光朝廷的土崩瓦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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