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联合国对于伊朗、朝鲜的制裁，有哪些相同和不同的地方，为什么伊朗放弃了核计划，朝鲜反而成功了？
在美国和联合国针对伊朗和朝鲜的制裁方面，确实存在不少相似之处，但也有关键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也直接影响了这两个国家在核问题上的不同轨迹。
制裁的相同之处：
首先，我们得承认，美国和联合国对伊朗和朝鲜的制裁，在核心目标和手段上有着高度的相似性。
核心目标： 两者的根本目的都是遏制和阻止这些国家发展核武器和导弹技术。无论是德黑兰还是平壤，它们追求的战略武器都被视为对国际安全和地区稳定的重大威胁。
联合国安理会授权： 许多制裁措施，尤其是早期和核心的制裁，都获得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这使得制裁具有一定的国际合法性，能够动员更广泛的国家参与。安理会通过一系列决议，逐步收紧对两国的限制，内容通常包括：
武器禁运： 禁止向两国出售先进武器装备，也限制它们出口武器。
金融限制： 冻结与核项目相关的个人和实体的资产，限制它们进入国际金融体系，限制贷款和投资。
物资限制： 禁止或限制向两国出口可用于核武器和导弹开发的双用途技术和材料。
旅行禁令： 对参与核武器和导弹计划的个人实施旅行限制。
“全面施压”的策略： 美国尤其倾向于采取一种“全面施压”的策略，旨在通过经济、金融、外交和军事威胁等多种手段，迫使目标国家改变其行为。联合国在某种程度上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尽管其方式更为温和和多边。
经济影响作为主要手段： 制裁的根本逻辑在于，通过切断目标国家的经济命脉，削弱其发展核武器和导弹的财力与技术能力，并迫使其回到谈判桌。
制裁的不同之处：
尽管有共同点，但美国和联合国在制裁的具体实施和侧重点上，以及这些制裁对两国产生的影响，却有着鲜明的区别。
制裁的严厉程度和广度：
伊朗：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对伊朗实施了非常严厉的单边制裁，并且成功地将欧盟拉入了联合制裁的阵营。这些制裁覆盖了伊朗的石油出口、金融机构、航空、航运等多个关键领域，对伊朗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也逐步升级，虽然不及美国单边制裁那样全面，但也是相当有力的。
朝鲜： 对朝鲜的制裁同样严厉，并且在特朗普政府时期进一步升级，试图“零容忍”地切断朝鲜的一切经济往来。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决议也比对伊朗的更加密集和细致，尤其是在限制朝鲜的煤炭、海产品出口，以及石油进口方面，力度非常大。然而，朝鲜的经济结构本就非常封闭，对国际经济的依赖程度远低于伊朗，因此即便制裁严厉，其对朝鲜整体经济的直接打击效果也可能有所不同。
外交与政治环境的差异：
伊朗： 伊朗的核计划是在一个相对开放的国际政治环境中进行的，其经济与国际社会有着较深的联系。这使得外部压力更容易转化为内部的政治和经济困境。同时，伊朗国内也存在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制裁的压力有时会成为内部政治博弈的筹码。美国的“伊核协议”（JCPOA）正是这种外交环境下诞生的产物，它以暂停制裁换取了伊朗对核计划的限制。
朝鲜： 朝鲜则是一个极端封闭的国家，其领导层对外部信息和影响的控制力极强。它将发展核武器视为政权生存的根本保障，因此对制裁的承受能力似乎更强。朝鲜的外交空间非常有限，很少能像伊朗那样有大规模的国际合作机会。
联合国制裁的执行力与国际合作的程度：
伊朗： 在伊核协议生效前，虽然联合国制裁存在，但由于美国单边制裁的压力更大、范围更广，实际上起到了更强的“锁喉”作用。同时，欧洲国家对伊朗制裁的配合度相对较高，这使得制裁的效果更为显著。
朝鲜： 虽然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的制裁决议数量众多且力度不减，但其执行效果却受到中国和俄罗斯等邻国的不同程度的“弹性”。这些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为了维护地区稳定或自身利益，对制裁的执行存在一定的“窗口”，例如通过跨境贸易或援助来缓冲制裁的影响。这使得朝鲜能够相对“韧性”地维持其核武器计划。
为什么伊朗放弃了核计划（暂时），而朝鲜反而成功了？
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两国不同的政权性质、发展路径、外部环境以及领导层的战略选择。
伊朗为何“放弃”核计划（暂停或延缓）：
经济的脆弱性与外部联系： 伊朗经济高度依赖石油出口，并且与国际金融体系紧密相连。美国及其盟友通过严厉的金融和能源制裁，几乎切断了伊朗的海外收入来源，导致国内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民生凋敝。这种经济上的痛苦，以及对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直接威胁，迫使伊朗领导层寻求妥协。
“伊核协议”的外交突破： 在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和欧盟）的强大压力和有限的外交接触下，伊朗选择了通过谈判来缓解经济压力，换取国际制裁的解除。其核心在于，伊朗认为通过签署《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可以获得更大利益，例如经济的复苏、国际交往的恢复，并且可以暂时绕过最严厉的制裁。虽然协议未能永久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但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它确实让伊朗暂停了其核武器级别的铀浓缩活动。
内部政治博弈的考量： 在伊朗国内，对于核计划的推进以及与西方国家的对抗，一直存在着不同的声音。部分改革派认为，发展核武器弊大于利，会进一步孤立伊朗，损害国家利益。制裁带来的经济压力也为改革派提供了一定的政治筹码，促使温和派的鲁哈尼政府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战略优先级的权衡： 对于伊朗政权来说，政权的生存和稳定是首要任务。在经济极度困难，社会不满情绪上升的情况下，继续强硬推进核计划可能会导致不可控的国内动荡，甚至引发外部军事干预。因此，暂时搁置核武器研发，换取经济喘息和国际社会的认可，成为了一种更理性的选择。
朝鲜为何“成功”了核计划（但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
政权生存的最高优先级： 对于金氏政权而言，发展核武器并非只是战略武器那么简单，而是被视为政权生存的终极保障。在经历了朝鲜战争和冷战的洗礼后，金氏家族深信，只有拥有核武器，才能有效威慑来自美国等外部的任何颠覆企图，确保其统治的延续。与伊朗不同，朝鲜的领导层将核武器视为比经济发展、国家民生更重要的战略目标。
高度封闭与经济隔离： 朝鲜经济的封闭性是其对制裁的“抗性”的关键。国家高度集权，经济活动受到严格控制，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程度非常低。虽然制裁无疑对其经济造成了严重打击，导致严重的物资短缺和人道主义危机，但这种打击并未能触及政权的根本，也未能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来迫使领导层改变方向。
成功的战略讹诈与谈判策略： 朝鲜通过发展核武器和导弹技术，不断提升其在国际舞台上的“议价能力”。它利用了国际社会对地区冲突的担忧，通过一次次的试射、挑衅，然后在关键时刻提出谈判。这种“以核制核”或“以不扩散换安全与发展”的策略，使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外部援助（尽管非常有限且不稳定），或者至少能延缓最严厉的打击。
有限的国际制裁执行力： 如前所述，朝鲜的两个主要邻国——中国和俄罗斯——在制裁的执行上存在“弹性”。这为朝鲜提供了一些“漏网之鱼”，例如通过海运偷偷运输禁运物资，或在边境地区进行有限的贸易。这些有限的渠道虽然无法让朝鲜经济重振，但足以支撑其维持核武器计划所需的关键资源。
国家意识形态与宣传的强化： 朝鲜官方将其核武器发展描绘成抵御外敌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必要手段。通过强大的国内宣传，将核计划与民族自豪感、国家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民众的（强制性）支持或至少是沉默，抵消了部分制裁带来的痛苦。
总结来看：
伊朗的“放弃”更多是一种战略性的妥协，是在经济压力和国际外交环境的双重作用下，为了缓解困境和换取发展机会而做出的选择。而朝鲜的“成功”则是一种顽固的坚持，是将核武器视为政权生存的生命线，并在高度封闭的国家体系和有限的国际支持下，不惜代价地推进其战略目标。
简单来说，伊朗的决策者在经济民生和国际关系层面有更多的考量，并且受制于外部的经济压力。而朝鲜的决策者则将政权存续置于一切之上，并采取了“以核为生”的战略，即使付出巨大的经济和人道主义代价也在所不惜。这种根本性的战略差异，以及两国所处的内外环境的不同，最终导致了它们在核问题上截然不同的命运走向。
制裁的相同之处：
首先，我们得承认，美国和联合国对伊朗和朝鲜的制裁，在核心目标和手段上有着高度的相似性。
核心目标： 两者的根本目的都是遏制和阻止这些国家发展核武器和导弹技术。无论是德黑兰还是平壤，它们追求的战略武器都被视为对国际安全和地区稳定的重大威胁。
联合国安理会授权： 许多制裁措施，尤其是早期和核心的制裁，都获得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这使得制裁具有一定的国际合法性，能够动员更广泛的国家参与。安理会通过一系列决议，逐步收紧对两国的限制，内容通常包括：
武器禁运： 禁止向两国出售先进武器装备，也限制它们出口武器。
金融限制： 冻结与核项目相关的个人和实体的资产，限制它们进入国际金融体系，限制贷款和投资。
物资限制： 禁止或限制向两国出口可用于核武器和导弹开发的双用途技术和材料。
旅行禁令： 对参与核武器和导弹计划的个人实施旅行限制。
“全面施压”的策略： 美国尤其倾向于采取一种“全面施压”的策略，旨在通过经济、金融、外交和军事威胁等多种手段，迫使目标国家改变其行为。联合国在某种程度上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尽管其方式更为温和和多边。
经济影响作为主要手段： 制裁的根本逻辑在于，通过切断目标国家的经济命脉，削弱其发展核武器和导弹的财力与技术能力，并迫使其回到谈判桌。
制裁的不同之处：
尽管有共同点，但美国和联合国在制裁的具体实施和侧重点上，以及这些制裁对两国产生的影响，却有着鲜明的区别。
制裁的严厉程度和广度：
伊朗：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对伊朗实施了非常严厉的单边制裁，并且成功地将欧盟拉入了联合制裁的阵营。这些制裁覆盖了伊朗的石油出口、金融机构、航空、航运等多个关键领域，对伊朗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也逐步升级，虽然不及美国单边制裁那样全面，但也是相当有力的。
朝鲜： 对朝鲜的制裁同样严厉，并且在特朗普政府时期进一步升级，试图“零容忍”地切断朝鲜的一切经济往来。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决议也比对伊朗的更加密集和细致，尤其是在限制朝鲜的煤炭、海产品出口，以及石油进口方面，力度非常大。然而，朝鲜的经济结构本就非常封闭，对国际经济的依赖程度远低于伊朗，因此即便制裁严厉，其对朝鲜整体经济的直接打击效果也可能有所不同。
外交与政治环境的差异：
伊朗： 伊朗的核计划是在一个相对开放的国际政治环境中进行的，其经济与国际社会有着较深的联系。这使得外部压力更容易转化为内部的政治和经济困境。同时，伊朗国内也存在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制裁的压力有时会成为内部政治博弈的筹码。美国的“伊核协议”（JCPOA）正是这种外交环境下诞生的产物，它以暂停制裁换取了伊朗对核计划的限制。
朝鲜： 朝鲜则是一个极端封闭的国家，其领导层对外部信息和影响的控制力极强。它将发展核武器视为政权生存的根本保障，因此对制裁的承受能力似乎更强。朝鲜的外交空间非常有限，很少能像伊朗那样有大规模的国际合作机会。
联合国制裁的执行力与国际合作的程度：
伊朗： 在伊核协议生效前，虽然联合国制裁存在，但由于美国单边制裁的压力更大、范围更广，实际上起到了更强的“锁喉”作用。同时，欧洲国家对伊朗制裁的配合度相对较高，这使得制裁的效果更为显著。
朝鲜： 虽然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的制裁决议数量众多且力度不减，但其执行效果却受到中国和俄罗斯等邻国的不同程度的“弹性”。这些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为了维护地区稳定或自身利益，对制裁的执行存在一定的“窗口”，例如通过跨境贸易或援助来缓冲制裁的影响。这使得朝鲜能够相对“韧性”地维持其核武器计划。
为什么伊朗放弃了核计划（暂时），而朝鲜反而成功了？
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两国不同的政权性质、发展路径、外部环境以及领导层的战略选择。
伊朗为何“放弃”核计划（暂停或延缓）：
经济的脆弱性与外部联系： 伊朗经济高度依赖石油出口，并且与国际金融体系紧密相连。美国及其盟友通过严厉的金融和能源制裁，几乎切断了伊朗的海外收入来源，导致国内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民生凋敝。这种经济上的痛苦，以及对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直接威胁，迫使伊朗领导层寻求妥协。
“伊核协议”的外交突破： 在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和欧盟）的强大压力和有限的外交接触下，伊朗选择了通过谈判来缓解经济压力，换取国际制裁的解除。其核心在于，伊朗认为通过签署《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可以获得更大利益，例如经济的复苏、国际交往的恢复，并且可以暂时绕过最严厉的制裁。虽然协议未能永久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但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它确实让伊朗暂停了其核武器级别的铀浓缩活动。
内部政治博弈的考量： 在伊朗国内，对于核计划的推进以及与西方国家的对抗，一直存在着不同的声音。部分改革派认为，发展核武器弊大于利，会进一步孤立伊朗，损害国家利益。制裁带来的经济压力也为改革派提供了一定的政治筹码，促使温和派的鲁哈尼政府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战略优先级的权衡： 对于伊朗政权来说，政权的生存和稳定是首要任务。在经济极度困难，社会不满情绪上升的情况下，继续强硬推进核计划可能会导致不可控的国内动荡，甚至引发外部军事干预。因此，暂时搁置核武器研发，换取经济喘息和国际社会的认可，成为了一种更理性的选择。
朝鲜为何“成功”了核计划（但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
政权生存的最高优先级： 对于金氏政权而言，发展核武器并非只是战略武器那么简单，而是被视为政权生存的终极保障。在经历了朝鲜战争和冷战的洗礼后，金氏家族深信，只有拥有核武器，才能有效威慑来自美国等外部的任何颠覆企图，确保其统治的延续。与伊朗不同，朝鲜的领导层将核武器视为比经济发展、国家民生更重要的战略目标。
高度封闭与经济隔离： 朝鲜经济的封闭性是其对制裁的“抗性”的关键。国家高度集权，经济活动受到严格控制，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程度非常低。虽然制裁无疑对其经济造成了严重打击，导致严重的物资短缺和人道主义危机，但这种打击并未能触及政权的根本，也未能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来迫使领导层改变方向。
成功的战略讹诈与谈判策略： 朝鲜通过发展核武器和导弹技术，不断提升其在国际舞台上的“议价能力”。它利用了国际社会对地区冲突的担忧，通过一次次的试射、挑衅，然后在关键时刻提出谈判。这种“以核制核”或“以不扩散换安全与发展”的策略，使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外部援助（尽管非常有限且不稳定），或者至少能延缓最严厉的打击。
有限的国际制裁执行力： 如前所述，朝鲜的两个主要邻国——中国和俄罗斯——在制裁的执行上存在“弹性”。这为朝鲜提供了一些“漏网之鱼”，例如通过海运偷偷运输禁运物资，或在边境地区进行有限的贸易。这些有限的渠道虽然无法让朝鲜经济重振，但足以支撑其维持核武器计划所需的关键资源。
国家意识形态与宣传的强化： 朝鲜官方将其核武器发展描绘成抵御外敌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必要手段。通过强大的国内宣传，将核计划与民族自豪感、国家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民众的（强制性）支持或至少是沉默，抵消了部分制裁带来的痛苦。
总结来看：
伊朗的“放弃”更多是一种战略性的妥协，是在经济压力和国际外交环境的双重作用下，为了缓解困境和换取发展机会而做出的选择。而朝鲜的“成功”则是一种顽固的坚持，是将核武器视为政权生存的生命线，并在高度封闭的国家体系和有限的国际支持下，不惜代价地推进其战略目标。
简单来说，伊朗的决策者在经济民生和国际关系层面有更多的考量，并且受制于外部的经济压力。而朝鲜的决策者则将政权存续置于一切之上，并采取了“以核为生”的战略，即使付出巨大的经济和人道主义代价也在所不惜。这种根本性的战略差异，以及两国所处的内外环境的不同，最终导致了它们在核问题上截然不同的命运走向。
网友意见
不同的地缘局势和大国支持，是造成这种结果的重要原因吗？还是制裁的力度，执行情况差很多导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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