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对美国和世界有什么样的影响？
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一次影响深远的战略棋局
美国在2018年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HRC），这一决定在国际社会引发了轩然大波，也标志着美国在全球人权治理中的角色发生了显著转变。对这一举动进行评价，需要深入剖析其背后逻辑、对美国自身及全球的影响，以及它所折射出的复杂地缘政治博弈。
退出背后：对人权理事会的“不公”与“选择性病态”的指责
美国退出人权理事会的直接原因是，其认为该机构存在着严重的“选择性”和“病态”问题。美国政府多次公开指出，人权理事会存在着“偏袒”的倾向，对一些国家的人权侵犯视而不见，却对以色列进行无休止的“政治化攻击”。这种指责并非空穴来风，人权理事会的确存在其固有的结构性问题：
成员构成争议： 理事会成员国的选举存在一定的地域分配原则，但这并不保证成员国在人权记录上都堪称典范。一些被指控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通过政治运作也能够进入理事会，这自然会引发对理事会公信力的质疑。
议程设置的偏向： 以色列问题在理事会历史上一直是讨论的焦点，甚至形成了专门的议题。美国认为，这种对特定国家的过度关注，忽视了其他地区更广泛的人权危机，是一种“双重标准”，削弱了理事会的整体效力。
政治化与党派斗争的泥潭： 人权理事会作为联合国框架下的一个机构，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成员国之间政治博弈的影响。美国认为，理事会已经沦为政治角力的场所，而非真正致力于推动人权进步的平台。
从美国自身角度看，退出也是一种战略选择。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是其核心理念。参与一个被认为效率低下、充满政治算计且无法真正代表美国价值观的国际组织，似乎与其核心目标相悖。退出人权理事会，可以被视为美国试图“摆脱束缚”，在人权议题上采取更主动、更符合自身利益的策略。
对美国的影响：得失之间的权衡
美国退出人权理事会，对美国自身而言，是一把双刃剑，既有潜在的利益，也伴随着显而化的损失。
潜在的利益：
自由度增加： 退出意味着美国不再受制于理事会的议程设置、决议投票和集体行动的约束。美国可以更自由地在国际舞台上推动其认为重要的人权议题，无需顾忌理事会的“低效”或“不公”。
资源聚焦： 将原本用于参与和支持人权理事会的外交资源和精力，转移到其他更被美国视为优先事项的国际合作或双边议题上。
“道德高地”的争夺： 美国试图通过退出，重新定义自身在全球人权领域的领导者角色，将人权议题的定义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避免被质疑在人权理事会内部的“无效”或“被拖累”。
显化的损失：
国际形象受损： 退出一个以促进人权为宗旨的国际组织，尤其是在人权问题日益受到全球关注的背景下，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美国的国际形象。许多国家和人权组织视此为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退缩”或“不作为”。
影响力削弱： 人权理事会虽然存在诸多弊端，但毕竟是联合国框架下唯一一个专门处理人权问题的政府间机构。通过参与理事会，美国能够直接影响议程设置、监督人权状况，并与其他国家合作推动改革。退出之后，美国在这一领域的影响力将不可避免地被削弱。它将失去一个直接的发言和监督平台，在与人权侵犯国较量时，少了一个有力的杠杆。
失去参与改革的平台： 美国退出的理由是人权理事会的“病态”。然而，通过参与其中，美国原本有机会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推动理事会的改革，使其更加公正和有效。退出的决定，也意味着放弃了这种“从内部改变”的可能性。
孤立的风险： 在一些关键人权议题上，美国可能会面临被孤立的风险。当世界其他国家继续通过人权理事会来表达关切、施加压力时，美国却置身事外，这可能使其在人权外交上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
对世界的影响：人权治理的碎片化与挑战
美国退出人权理事会，对全球人权治理的影响更为深远和复杂。
人权议程的真空与挑战： 美国作为全球少数超级大国，其在人权领域的参与和推动作用不容忽视。其退出无疑会在全球人权议程上留下一定的“真空”，尤其是在推动某些敏感或复杂的人权议题时，可能缺乏强有力的领导者。
加剧国际社会的分裂： 美国与人权理事会之间的裂痕，也折射出国际社会在人权观和治理方式上的分歧。美国的退出，可能进一步加剧这种分裂，使得在人权问题上形成全球共识和统一行动变得更加困难。
权力平衡的重塑： 美国退出之后，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在人权理事会中拥有影响力的国家（如中国、俄罗斯等），可能会填补这一真空，进一步影响理事会的议程和运作方式。这可能导致理事会更加偏离美国所期望的“人权标准”，或者更加侧重于批评西方国家，而忽视了某些非西方国家的人权问题。
人权话语权的争夺： 人权话语权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美国的退出，将使得这场话语权的争夺更加激烈。其他国家可能会借此机会挑战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主导地位，提出不同的人权观和发展模式。
对其他国际机制的示范效应： 美国作为重要的联合国成员国，其退出人权理事会的行为，可能会对其他国家产生示范效应，导致对多边人权机制的信任度下降，甚至引发其他国家效仿，进一步削弱全球人权治理体系的稳定性。
人权作为工具的风险： 一方面，美国指责人权理事会“政治化”；另一方面，其退出本身也可能被视为一种“政治工具”的使用。在人权问题上，不同国家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进行取舍和利用，这使得人权问题本身可能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捉摸。
重返与未来：曲折的道路
需要指出的是，拜登政府上台后，已于2021年宣布美国重新加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一举动被广泛视为美国重申其对多边主义承诺的信号，也表明了美国认为，通过参与而非退出，更能有效地推动其在人权问题上的议程。
然而，美国重返之后，人权理事会固有的问题并未消失，美国在理事会中的角色和影响力也需要重新塑造。未来的道路将是曲折的，美国需要在改革理事会、应对其内部政治博弈以及在全球人权领域发挥领导作用之间寻求平衡。
结论
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决定，是一次复杂且影响深远的战略选择。它既反映了美国对现有人权治理机制的失望和挑战，也暴露了其在人权问题上独特的考量和利益。尽管美国后来重新加入，但其退出期间所暴露出的问题，以及对全球人权治理造成的冲击，仍然值得我们深入反思。这场“进退”之间的博弈，不仅关乎美国在全球人权舞台上的角色定位，也深刻地影响着全球人权事业的未来走向。它提醒我们，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人权议题的实现，需要多方合作、持续努力和不断的改革与适应。
美国在2018年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HRC），这一决定在国际社会引发了轩然大波，也标志着美国在全球人权治理中的角色发生了显著转变。对这一举动进行评价，需要深入剖析其背后逻辑、对美国自身及全球的影响，以及它所折射出的复杂地缘政治博弈。
退出背后：对人权理事会的“不公”与“选择性病态”的指责
美国退出人权理事会的直接原因是，其认为该机构存在着严重的“选择性”和“病态”问题。美国政府多次公开指出，人权理事会存在着“偏袒”的倾向，对一些国家的人权侵犯视而不见，却对以色列进行无休止的“政治化攻击”。这种指责并非空穴来风，人权理事会的确存在其固有的结构性问题：
成员构成争议： 理事会成员国的选举存在一定的地域分配原则，但这并不保证成员国在人权记录上都堪称典范。一些被指控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通过政治运作也能够进入理事会，这自然会引发对理事会公信力的质疑。
议程设置的偏向： 以色列问题在理事会历史上一直是讨论的焦点，甚至形成了专门的议题。美国认为，这种对特定国家的过度关注，忽视了其他地区更广泛的人权危机，是一种“双重标准”，削弱了理事会的整体效力。
政治化与党派斗争的泥潭： 人权理事会作为联合国框架下的一个机构，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成员国之间政治博弈的影响。美国认为，理事会已经沦为政治角力的场所，而非真正致力于推动人权进步的平台。
从美国自身角度看，退出也是一种战略选择。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是其核心理念。参与一个被认为效率低下、充满政治算计且无法真正代表美国价值观的国际组织，似乎与其核心目标相悖。退出人权理事会，可以被视为美国试图“摆脱束缚”，在人权议题上采取更主动、更符合自身利益的策略。
对美国的影响：得失之间的权衡
美国退出人权理事会，对美国自身而言，是一把双刃剑，既有潜在的利益，也伴随着显而化的损失。
潜在的利益：
自由度增加： 退出意味着美国不再受制于理事会的议程设置、决议投票和集体行动的约束。美国可以更自由地在国际舞台上推动其认为重要的人权议题，无需顾忌理事会的“低效”或“不公”。
资源聚焦： 将原本用于参与和支持人权理事会的外交资源和精力，转移到其他更被美国视为优先事项的国际合作或双边议题上。
“道德高地”的争夺： 美国试图通过退出，重新定义自身在全球人权领域的领导者角色，将人权议题的定义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避免被质疑在人权理事会内部的“无效”或“被拖累”。
显化的损失：
国际形象受损： 退出一个以促进人权为宗旨的国际组织，尤其是在人权问题日益受到全球关注的背景下，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美国的国际形象。许多国家和人权组织视此为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退缩”或“不作为”。
影响力削弱： 人权理事会虽然存在诸多弊端，但毕竟是联合国框架下唯一一个专门处理人权问题的政府间机构。通过参与理事会，美国能够直接影响议程设置、监督人权状况，并与其他国家合作推动改革。退出之后，美国在这一领域的影响力将不可避免地被削弱。它将失去一个直接的发言和监督平台，在与人权侵犯国较量时，少了一个有力的杠杆。
失去参与改革的平台： 美国退出的理由是人权理事会的“病态”。然而，通过参与其中，美国原本有机会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推动理事会的改革，使其更加公正和有效。退出的决定，也意味着放弃了这种“从内部改变”的可能性。
孤立的风险： 在一些关键人权议题上，美国可能会面临被孤立的风险。当世界其他国家继续通过人权理事会来表达关切、施加压力时，美国却置身事外，这可能使其在人权外交上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
对世界的影响：人权治理的碎片化与挑战
美国退出人权理事会，对全球人权治理的影响更为深远和复杂。
人权议程的真空与挑战： 美国作为全球少数超级大国，其在人权领域的参与和推动作用不容忽视。其退出无疑会在全球人权议程上留下一定的“真空”，尤其是在推动某些敏感或复杂的人权议题时，可能缺乏强有力的领导者。
加剧国际社会的分裂： 美国与人权理事会之间的裂痕，也折射出国际社会在人权观和治理方式上的分歧。美国的退出，可能进一步加剧这种分裂，使得在人权问题上形成全球共识和统一行动变得更加困难。
权力平衡的重塑： 美国退出之后，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在人权理事会中拥有影响力的国家（如中国、俄罗斯等），可能会填补这一真空，进一步影响理事会的议程和运作方式。这可能导致理事会更加偏离美国所期望的“人权标准”，或者更加侧重于批评西方国家，而忽视了某些非西方国家的人权问题。
人权话语权的争夺： 人权话语权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美国的退出，将使得这场话语权的争夺更加激烈。其他国家可能会借此机会挑战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主导地位，提出不同的人权观和发展模式。
对其他国际机制的示范效应： 美国作为重要的联合国成员国，其退出人权理事会的行为，可能会对其他国家产生示范效应，导致对多边人权机制的信任度下降，甚至引发其他国家效仿，进一步削弱全球人权治理体系的稳定性。
人权作为工具的风险： 一方面，美国指责人权理事会“政治化”；另一方面，其退出本身也可能被视为一种“政治工具”的使用。在人权问题上，不同国家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进行取舍和利用，这使得人权问题本身可能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捉摸。
重返与未来：曲折的道路
需要指出的是，拜登政府上台后，已于2021年宣布美国重新加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一举动被广泛视为美国重申其对多边主义承诺的信号，也表明了美国认为，通过参与而非退出，更能有效地推动其在人权问题上的议程。
然而，美国重返之后，人权理事会固有的问题并未消失，美国在理事会中的角色和影响力也需要重新塑造。未来的道路将是曲折的，美国需要在改革理事会、应对其内部政治博弈以及在全球人权领域发挥领导作用之间寻求平衡。
结论
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决定，是一次复杂且影响深远的战略选择。它既反映了美国对现有人权治理机制的失望和挑战，也暴露了其在人权问题上独特的考量和利益。尽管美国后来重新加入，但其退出期间所暴露出的问题，以及对全球人权治理造成的冲击，仍然值得我们深入反思。这场“进退”之间的博弈，不仅关乎美国在全球人权舞台上的角色定位，也深刻地影响着全球人权事业的未来走向。它提醒我们，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人权议题的实现，需要多方合作、持续努力和不断的改革与适应。
网友意见
其实这么多年以来大家已经发现了一点，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
在日本还是世界第二GDP的时候，那个时间点中国日粉遍地，表现为数量很多有理有据，精英为主，就像特朗普上台前的美分一样。随着日本跌下神坛，日粉大多数退散，少量变成纳吧太吧那样的极端分子。虽然人数更少，但是反而因为极端主义变得更出名。
美国也是一样的。两年前的美分和川粉，无论如何，至少他们多数是真的支持民主，人权，崇拜美国这个世界老大。美国毕竟很厉害，一时半会不会出事，但是这两年趋势已经很明显了。
大家应该不难发现，多数美分和川粉，已经默默脱离组织了。不久之后，大家会发现这两个团体变成了小而精的极端分子根据地。到那个时候，这两个团体将会无限重复一下两个观点:美国做什么都是对的，你国肯定药丸。其中后者才是重点。
就拿美国退出人权组织来说，很快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个团体宣传这样:人权组织是白左，穆斯林，必须退出。而在退出之后，美国就可以放开手收拾你国，天火焚豚。然后在自己心里无限幻想这一天的到来。
此外此两团体会更直接纯粹地和营销号以及相关产业合作，比如月子中心，非法偷渡，各种类型的律师，这些我们都看多了。
不久之后，刘警官恐怕是大多数人唯一能够正常交流的川粉了。而之前本来不怎么粉川粉美的恨国者，会纷纷变成美分川粉，比如早年支持希拉里的远邪，以及壮士请收下我的赞这种海外失败者。美国和川普将会变成恨国者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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