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有评论说二十四史就前四部可信度较高，其他的可信度低，这种说法正确吗？二十四史的可信度到底怎么样?
“二十四史，前四史可信度高，后二十史疑点重重”，这种说法在一些历史爱好者和学者之间流传甚广。要评价这种说法是否“正确”，首先得明白“可信度”在历史学研究中的含义，以及二十四史各自的成书背景和价值。
“可信度”在历史研究中的复杂性
在历史学领域，我们很少用绝对的“可信”或“不可信”来简单评价史料。更准确的说法是：
史料的价值和局限性： 每一部史书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由特定的人员，怀着特定的目的编纂而成，它必然带有时代的烙印、作者的立场和信息获取的限制。
史料的印证和交叉比对： 历史研究更依赖于多方史料的相互印证。如果一个事件在多部独立史料中都有记载，且细节大致吻合，那么它的可信度就会大大提高。反之，如果仅仅依赖于某一部史书，而缺乏其他证据支持，那么就需要更加审慎地对待。
史料的时代背景和用途： 史书的“可信度”也与其编纂的初衷有关。例如，一些史书可能更侧重于帝王功德的记载，而忽略了民生疾苦；有些则可能是为了巩固某种政治合法性。
为何“前四史”常被认为可信度较高？
“前四史”指的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这四部史书之所以享有较高的声誉，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 《史记》：开创性的巨著，史学界的“圣经”。
开创纪传体： 《史记》是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确立了以人物为中心的叙事模式，对后世史书产生了深远影响。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目标，其史学眼光和写作魄力令人叹服。
史料的广泛性和严谨性： 司马迁为了《史记》，耗费毕生精力，访遍名山大川，搜集大量官方档案、竹简、帛书、口传资料，甚至亲身经历了不少事件。他引用史料往往注明出处，为后人提供了研究的线索。
“一家之言”的价值： 尽管司马迁有时也带有个人情感和评论，但他的“一家之言”恰恰是后人可以研究其史学思想、批判性思维以及时代局限性的宝贵资源。
局限性： 当然，《史记》并非完美无瑕。作为一人之作，在某些细节上可能存在史料不足或作者个人判断的问题。例如，一些关于上古时期的记载，更多是传说的汇集。
2. 《汉书》：断代史的典范，承前启后。
首部断代史： 《汉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将叙事限定在西汉一个朝代，使得内容更加聚焦和系统。班固及其家族（尤其是其父班彪）在史学上的贡献巨大。
史料的继承与发展： 《汉书》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史记》的体例，并吸收了当时更多的史料。班固继承《史记》未竟的汉代部分，并补充了许多当时未曾记载的制度、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容。
“信史”的追求： 班固作为东汉的官员，其写作也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力图为汉朝建立更具说服力的正统性叙事。
局限性： 《汉书》在材料的取舍上，特别是对一些负面史料的处理，可能存在一定的选择性。班固的家族与汉武帝时期的权臣集团关系密切，也可能影响其对某些事件的记载。
3. 《后汉书》：史料的补充与完善。
“补史”的价值： 《后汉书》由范晔编纂，填补了《汉书》之后的东汉历史空白。与《汉书》相比，它更注重对人物传记的刻画，许多人物的生平事迹在《后汉书》中有更详细的记载。
更广泛的史源： 范晔搜集了许多当时散佚的史料，尤其是在地方志、人物传记等方面，为我们了解东汉社会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局限性： 范晔本人卷入政治斗争并被杀，其史书的最终成书也可能受到一些干扰。此外，对一些东汉末年的记载，由于时代久远，史料的准确性也需要进一步考证。
4. 《三国志》：精准的史料，但缺少“志”。
作者的独立性： 陈寿所处的时代已经远离三国时期，他主要依靠文献史料和一些口传资料进行编纂。作为一个生活在晋朝的史官，他对魏、蜀、吴三国的立场相对更为客观。
史料的精炼与准确： 《三国志》以其简洁、严谨的风格著称，对历史事件的记载相对准确，尤其是在军事、政治制度方面。
裴松之注的价值： 《三国志》虽然篇幅不长，但其价值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裴松之的注中。裴松之为了弥补《三国志》史料的不足和纠正陈寿的一些错误，搜集了大量其他史籍的资料，使得《三国志》的史料价值大大提升。
局限性： 《三国志》最大的遗憾是缺乏“志”，即关于制度、地理、天文等方面的记载。这使得它在内容全面性上不如前三史。
“后二十史”的“可信度低”从何而来？
“后二十史”是指从《晋书》到《清史稿》的二十部正史。说它们的“可信度低”并非绝对否定，而是相对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 编纂时间晚，史料依赖性强： 很多“后二十史”的编纂时间都比较晚，往往是在新王朝建立后，为了巩固统治合法性而进行的。这就意味着编纂者需要依赖前朝遗留下来的史料，而这些史料本身可能就存在一些问题，例如被销毁、被篡改，或者经过了多年的口耳相传而失真。
2. 政治目的的介入更深： 每一个新王朝都会试图通过修史来论证自己取代前朝的合理性，并对前朝进行评价。这使得修史往往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例如“尊君抑臣”、“褒贬人物”等，这必然会影响到史料的客观性。
例子：《新唐书》对唐朝某些历史事件的记载，为了突出李唐王朝的正统性，可能会对一些政治事件进行选择性叙述。
例子：《宋史》在编纂时，大量引用了前朝的私人著作和野史，但由于时间间隔久远，很多史料的来源和真实性存疑。而且《宋史》是由元朝人编纂，带有一定的征服者视角。
3. 史料的散佚与混乱： 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始史料的散佚是不可避免的。在编纂“后二十史”时，可能存在史料不全、真伪难辨的情况。
4. 私人史学与官方史学的杂糅： 有些“后二十史”在编纂过程中，虽然有官方史官主持，但也掺杂了大量私人著作、笔记、野史等，这些材料的可靠性参差不齐。
对“后二十史”的辩证看法
尽管存在上述问题，但说“后二十史”的“可信度低”是过于偏颇的。它们在史学研究中仍然具有巨大的价值：
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信息： 许多“后二十史”记载了前朝末期和本朝初期的许多重要事件、制度、人物，这些信息是其他史料难以找到的。
研究特定历史时期的关键： 即使存在偏见，这些史书仍然是研究特定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貌的最重要依据。我们可以通过批判性地阅读，从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
反映了当时的史学观念： “后二十史”的编纂方式、叙事角度，本身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史学观念、政治思想和文化特点，这也是重要的研究对象。
相互印证的必要性： 就像前四史一样，对“后二十史”的判断也需要与其他史料进行相互印证。如果某个事件在多部史料中都有记载，且细节一致，那么其可信度就会提高。
总结：
“二十四史，前四史可信度较高，其他可信度低”的说法，可以理解为一种相对而言、重点突出的表述。
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 的确在史料的丰富性、编纂者的严谨性以及对后世史学的影响力方面，享有更高的声誉，是史学研究的基石。
后二十史 虽然在编纂时可能受到更多政治因素的干扰，史料也可能更杂乱，但它们绝非“不可信”。它们是研究各自朝代历史不可或缺的资料，只是需要我们以更审慎、更具批判性的态度去阅读和运用。
真正有效的史学研究，是基于对所有史料——包括前四史和后二十史——的辨析、比较、考证和印证，而不是简单地将其划分为“可信”与“不可信”的两个极端。 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层层叠叠的史料之中，等待我们去发掘和解读。
“可信度”在历史研究中的复杂性
在历史学领域，我们很少用绝对的“可信”或“不可信”来简单评价史料。更准确的说法是：
史料的价值和局限性： 每一部史书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由特定的人员，怀着特定的目的编纂而成，它必然带有时代的烙印、作者的立场和信息获取的限制。
史料的印证和交叉比对： 历史研究更依赖于多方史料的相互印证。如果一个事件在多部独立史料中都有记载，且细节大致吻合，那么它的可信度就会大大提高。反之，如果仅仅依赖于某一部史书，而缺乏其他证据支持，那么就需要更加审慎地对待。
史料的时代背景和用途： 史书的“可信度”也与其编纂的初衷有关。例如，一些史书可能更侧重于帝王功德的记载，而忽略了民生疾苦；有些则可能是为了巩固某种政治合法性。
为何“前四史”常被认为可信度较高？
“前四史”指的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这四部史书之所以享有较高的声誉，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 《史记》：开创性的巨著，史学界的“圣经”。
开创纪传体： 《史记》是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确立了以人物为中心的叙事模式，对后世史书产生了深远影响。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目标，其史学眼光和写作魄力令人叹服。
史料的广泛性和严谨性： 司马迁为了《史记》，耗费毕生精力，访遍名山大川，搜集大量官方档案、竹简、帛书、口传资料，甚至亲身经历了不少事件。他引用史料往往注明出处，为后人提供了研究的线索。
“一家之言”的价值： 尽管司马迁有时也带有个人情感和评论，但他的“一家之言”恰恰是后人可以研究其史学思想、批判性思维以及时代局限性的宝贵资源。
局限性： 当然，《史记》并非完美无瑕。作为一人之作，在某些细节上可能存在史料不足或作者个人判断的问题。例如，一些关于上古时期的记载，更多是传说的汇集。
2. 《汉书》：断代史的典范，承前启后。
首部断代史： 《汉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将叙事限定在西汉一个朝代，使得内容更加聚焦和系统。班固及其家族（尤其是其父班彪）在史学上的贡献巨大。
史料的继承与发展： 《汉书》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史记》的体例，并吸收了当时更多的史料。班固继承《史记》未竟的汉代部分，并补充了许多当时未曾记载的制度、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容。
“信史”的追求： 班固作为东汉的官员，其写作也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力图为汉朝建立更具说服力的正统性叙事。
局限性： 《汉书》在材料的取舍上，特别是对一些负面史料的处理，可能存在一定的选择性。班固的家族与汉武帝时期的权臣集团关系密切，也可能影响其对某些事件的记载。
3. 《后汉书》：史料的补充与完善。
“补史”的价值： 《后汉书》由范晔编纂，填补了《汉书》之后的东汉历史空白。与《汉书》相比，它更注重对人物传记的刻画，许多人物的生平事迹在《后汉书》中有更详细的记载。
更广泛的史源： 范晔搜集了许多当时散佚的史料，尤其是在地方志、人物传记等方面，为我们了解东汉社会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局限性： 范晔本人卷入政治斗争并被杀，其史书的最终成书也可能受到一些干扰。此外，对一些东汉末年的记载，由于时代久远，史料的准确性也需要进一步考证。
4. 《三国志》：精准的史料，但缺少“志”。
作者的独立性： 陈寿所处的时代已经远离三国时期，他主要依靠文献史料和一些口传资料进行编纂。作为一个生活在晋朝的史官，他对魏、蜀、吴三国的立场相对更为客观。
史料的精炼与准确： 《三国志》以其简洁、严谨的风格著称，对历史事件的记载相对准确，尤其是在军事、政治制度方面。
裴松之注的价值： 《三国志》虽然篇幅不长，但其价值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裴松之的注中。裴松之为了弥补《三国志》史料的不足和纠正陈寿的一些错误，搜集了大量其他史籍的资料，使得《三国志》的史料价值大大提升。
局限性： 《三国志》最大的遗憾是缺乏“志”，即关于制度、地理、天文等方面的记载。这使得它在内容全面性上不如前三史。
“后二十史”的“可信度低”从何而来？
“后二十史”是指从《晋书》到《清史稿》的二十部正史。说它们的“可信度低”并非绝对否定，而是相对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 编纂时间晚，史料依赖性强： 很多“后二十史”的编纂时间都比较晚，往往是在新王朝建立后，为了巩固统治合法性而进行的。这就意味着编纂者需要依赖前朝遗留下来的史料，而这些史料本身可能就存在一些问题，例如被销毁、被篡改，或者经过了多年的口耳相传而失真。
2. 政治目的的介入更深： 每一个新王朝都会试图通过修史来论证自己取代前朝的合理性，并对前朝进行评价。这使得修史往往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例如“尊君抑臣”、“褒贬人物”等，这必然会影响到史料的客观性。
例子：《新唐书》对唐朝某些历史事件的记载，为了突出李唐王朝的正统性，可能会对一些政治事件进行选择性叙述。
例子：《宋史》在编纂时，大量引用了前朝的私人著作和野史，但由于时间间隔久远，很多史料的来源和真实性存疑。而且《宋史》是由元朝人编纂，带有一定的征服者视角。
3. 史料的散佚与混乱： 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始史料的散佚是不可避免的。在编纂“后二十史”时，可能存在史料不全、真伪难辨的情况。
4. 私人史学与官方史学的杂糅： 有些“后二十史”在编纂过程中，虽然有官方史官主持，但也掺杂了大量私人著作、笔记、野史等，这些材料的可靠性参差不齐。
对“后二十史”的辩证看法
尽管存在上述问题，但说“后二十史”的“可信度低”是过于偏颇的。它们在史学研究中仍然具有巨大的价值：
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信息： 许多“后二十史”记载了前朝末期和本朝初期的许多重要事件、制度、人物，这些信息是其他史料难以找到的。
研究特定历史时期的关键： 即使存在偏见，这些史书仍然是研究特定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貌的最重要依据。我们可以通过批判性地阅读，从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
反映了当时的史学观念： “后二十史”的编纂方式、叙事角度，本身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史学观念、政治思想和文化特点，这也是重要的研究对象。
相互印证的必要性： 就像前四史一样，对“后二十史”的判断也需要与其他史料进行相互印证。如果某个事件在多部史料中都有记载，且细节一致，那么其可信度就会提高。
总结：
“二十四史，前四史可信度较高，其他可信度低”的说法，可以理解为一种相对而言、重点突出的表述。
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 的确在史料的丰富性、编纂者的严谨性以及对后世史学的影响力方面，享有更高的声誉，是史学研究的基石。
后二十史 虽然在编纂时可能受到更多政治因素的干扰，史料也可能更杂乱，但它们绝非“不可信”。它们是研究各自朝代历史不可或缺的资料，只是需要我们以更审慎、更具批判性的态度去阅读和运用。
真正有效的史学研究，是基于对所有史料——包括前四史和后二十史——的辨析、比较、考证和印证，而不是简单地将其划分为“可信”与“不可信”的两个极端。 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层层叠叠的史料之中，等待我们去发掘和解读。
网友意见
读完24史的万里无一，你信他个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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