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到底有多菜？
一、 定义“菜”：国民党在哪些方面被认为“菜”？
通常，“菜”在政治语境下可能指以下几个方面：
选举表现不佳： 相较于曾经的执政优势，在关键选举中失利。
政策能力不足： 提出的政策缺乏吸引力、可行性或影响力。
组织动员能力下降： 难以有效组织党员和支持者参与政治活动。
缺乏核心领导力： 党内派系林立，难以形成统一的领导核心和清晰的政治路线。
意识形态模糊或老化： 吸引力下降，无法适应时代变迁和社会思潮。
缺乏创新和改革： 固守旧有模式，难以吸引年轻一代。
与民意脱节： 政策和言论与主流民意存在较大差距。
二、 国民党历史上辉煌与衰落的轨迹：
要理解国民党为何被一些人评价为“菜”，必须回顾其历史：
辉煌时期：
国民革命与北伐： 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国民党是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中华民国的核心力量，并在北伐战争中统一了中国（大部分地区）。
抗日战争： 作为领导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主要力量，国民党政府在正面战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努力，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
战后台湾执政： 在中国内战失利后，国民党退守台湾，并在此实行了土地改革、发展经济，创造了“台湾奇迹”，长期维持了威权统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一度非常强大。
衰落与挑战：
中国内战的失利： 这是国民党政治生命中最关键的转折点。错失发展经济、争取民心的机会，以及内部腐败等问题，导致其在中国大陆的统治最终被共产党推翻。
威权统治的弊端： 在台湾长期实行戒严和一党专政，虽然在经济发展上取得成就，但也压制了民主和自由，积累了民怨。
民主化浪潮的冲击： 台湾的民主化运动兴起，对国民党的统治构成了巨大挑战。虽然国民党也进行了部分改革，但最终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丧失了对台湾的绝对控制权。
政党轮替： 2000年，民进党赢得总统大选，国民党首次下野。此后，国民党在野与执政之间多次切换，选举表现起伏不定，并且在野时期的监督能力也受到质疑。
三、 台湾国民党当前面临的“菜”的体现：
在现代台湾政治语境下，国民党被认为“菜”的体现主要集中在：
1. 选举表现不振：
总统选举的连续失利： 自2000年以来，国民党在多数总统选举中失利（2000, 2004, 2008虽然赢了，但2012, 2016, 2020连续失利）。尤其是在2016年和2020年，得票率和席位差距巨大，显示了其在吸引中间选民和年轻选民方面的困难。
“韩流”的崛起与幻灭： 2018年，韩国瑜以黑马之姿席卷台湾，让国民党一度看到希望，但随后韩国瑜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的惨败，也暴露了国民党在战略和候选人选择上的问题，以及其动员能力并非长久稳定。
地方选举的起伏： 虽然国民党在一些地方县市依然占有优势，但在重要的直辖市（如台北市长）也曾面临挑战或失利。
2. 政策与路线的模糊与争议：
两岸政策的摇摆： 国民党在“九二共识”上的立场虽然是其核心，但在具体表述和执行上时常受到民进党的攻击和质疑，其“亲中”的标签使其在部分选民中难以获得认同，尤其是在近年台湾民众对中国大陆观感下降的情况下。
缺乏鲜明的政策主张： 批评者认为，国民党在经济、社会福利、能源政策等方面，有时未能提出足够有吸引力、能够回应时代需求的政策。其政策往往被认为“模糊”或“跟风”，缺乏独特性。
“亲美和中”的定位困境： 在美国加强亚太地区存在、台湾本土意识高涨的背景下，国民党如何在“亲美”和“与大陆沟通”之间找到平衡点，并获得广泛认同，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3. 党内整合与领导力问题：
派系林立，难以统一： 国民党内部长期存在不同的派系（如本土派、非本土派、不同世代的政治人物），在重大议题上常常出现不同声音，影响了党内团结和对外协调一致的形象。
世代交替的挑战： 许多传统政治家族和老一辈政治人物仍然在党内扮演重要角色，但难以有效吸引年轻世代的支持，导致党内人才断层问题日益显现。
领导人选择的争议： 在几次总统选举中，国民党候选人的选择也曾引发党内外的争议，未能选出能够获得最广泛支持的领导人。
4. 组织动员与政治文化：
基层组织老化： 虽然国民党在传统桩脚和基层组织方面仍有一定基础，但这些组织在吸引和动员新一代选民方面显得力不从心。
政治文化的保守： 相较于民进党在创新和网络宣传方面的活跃，国民党在运用新媒体、塑造年轻化形象方面相对滞后。
与社会运动的疏离： 较少能积极参与或领导社会运动，这使得其在回应社会关切和凝聚社会力量方面存在不足。
5. 被视为“中华民国”代表的包袱：
在台湾政治光谱中，国民党被认为是“中华民国”的代表，但随着台湾本土意识的抬头，“中华民国”的内涵和象征意义在不同群体中有不同解读。对于部分认同“台湾主体性”的选民而言，国民党过于强调“中华民国”反而成为一种障碍。
四、 总结：国民党为何被认为“菜”？
将以上几点综合起来看，国民党之所以被一些人评价为“菜”，不是因为其“完全没有能力”，而是因为它：
未能有效回应时代的挑战和民意的变迁： 在民主化浪潮后，未能及时调整其政治策略、政策主张和组织文化，以适应新的政治环境。
在关键时刻屡屡错失机会： 无论是内战失利，还是在台湾民主化进程中，其战略选择和执行力都存在问题。
党内整合与领导力出现问题： 派系分歧和领导层的不确定性削弱了其整体实力和凝聚力。
在与竞争对手的对比中显得保守和落后： 相较于民进党在选举策略、议题设置、基层动员等方面的创新和灵活，国民党显得较为被动和守旧。
对两岸关系的定位在特定时期成为负资产： 尤其是在台湾民众对中国大陆观感下降的背景下，其相对缓和的两岸政策难以获得广泛认同。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
“菜”是相对的： 国民党依然是台湾重要的政治力量，在许多县市仍然有执政基础和强大的地方实力。其支持者也依然庞大。
历史的复杂性： 将国民党简单地评价为“菜”，忽视了其曾经的巨大贡献和在台湾发展中的作用。
台湾政治的动态性： 政治格局是不断变化的，国民党的表现也会随着时间、领导层、政策等因素而起伏。
总而言之，国民党被认为“菜”的背后，是其在现代政治环境中未能有效适应、改革和整合，导致在选举中表现不佳，政策吸引力不足，以及在争取年轻世代和中间选民方面遇到巨大困难。这是一个复杂且多层次的问题，需要结合其历史、现实环境以及政治对手的表现来综合判断。
网友意见
全面内战爆发前，国军的总兵力为430万。其中包括：“正规军陆军86个军(师)、248个师(旅)约200万人，特种兵36万人，空军16万人，海军3万人，后方联合勤务总司令部所属部队以及其他军事机关和院校共约101万人。以上正规军总共约356万人。非正规军74万人。
空军有五个军区司令部，5个战斗机大队，2个中型轰炸机大队，1个B24大队，加上一个侦察机中队，有飞机约九百余架
海军有接受日伪舰艇288艘，美军转让的舰艇271艘
陆军编制分为美械、半美械、日械和国械，到内战爆发前为止，其中美械军为：N1A、
N6A、2A、5A、8A、13A、18A、53A、54A、71A、73A、74A、94A
半美械军为：46A、52A、60A、62A。
美械军的编制为：每军一个
榴弹炮营，每营配备105榴弹炮12门；每师一个山炮营，每营配备75山炮
12门；每团一个战防炮连，配备战防炮4门，每营一个迫击炮排，配备81
迫击炮两门；每营一个火箭筒排，配备“伯楚克”火箭筒两具；每个步兵
连配有轻机枪9挺，“汤姆森”手提机枪18只，60迫击炮六门（每排两门）
及火焰喷射器1个。每个军部和师部配备设备完善的野战医院一所。自军
师至每个营连都配有完善的通讯设备，包括有线电话和无线电报话两用机。
其他还有工兵器材和运输工具。
日械：为全部日式装备， 编制为军（整编师）有日式野炮营1个，师（旅）有1个日式山炮营，团有 迫击炮与步兵炮（有的为37mm速射炮）各一连，营有6挺重机枪，连有9挺
轻机枪与6个日式掷弹筒
半美械也被称为日美混合械,编制与日械相同,但补充了冲锋枪、火箭筒,火焰喷射器,并将步兵炮与掷弹筒改换为六零炮与战防炮，日式75毫米山炮换为美制75毫米山炮（也有半美械没有换美制山炮依然用的日制）
国械：其编制与日械装备同，只是步枪为中正式步枪，轻 机枪为捷克式，重机枪为马克沁，迫击炮为六零炮与国产82迫击炮，此外， 还有美式冲锋枪、火箭筒等，而在重武器方面，炮兵都是日式火炮
另外国军还有被称为杂械的杂牌军：以使用抗战之前与之中进口的英、德、苏及捷克式武器和土制枪械为主，无统一的编制
到46年全面内战爆发为止，国军得到的美援为：以废铁的价格购买了一批贮藏于印缅地区的美械装备与物资,计有价值6800万美元的车辆（1.5万辆汽车，大部分被缴获后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及价值5000万美元的军火（内有100余辆M3A3）,自1945年11月10日起将美国驻华空军的物资移交给国民党,移赠飞机200余架,大批航空器材（仅在昆明一地就有上万吨）,另外尚有机场警卫需要的地面武器弹药,大约有4000吨轻式武器及弹药。到1946年5月,先后向国民党军提供了700余架飞机,以帮助国民党军建立8又1/3大队空军。1946年2月1日,自加尔各答海运至沪机械,车辆及纺织品3万吨,计2500万美元,内有3吨卡车5700辆,纺织品（主要为军用服装）500万美元,1946年3月19日,提供1亿美元剩余物资,内有4000万美元之船只（登陆舰艇）,军用干粮4.5万吨及大批医药品,1946年5月27日,赠送国民党海军271艘舰艇等
另外内战全面爆发前，国军还有一些独立部队，如独立炮12团，36门美制155榴，独立炮7团，36门日制150榴。
三个快速纵队，每个快速纵队下辖一个步兵旅、一个战车营、两个炮兵营、一个装甲搜索营、两个工兵营、两个汽车营，装备有坦克四十辆，重炮二十四门，汽车二百辆。
三个战车团，其中战车一团为美式坦克，战车二团为日式和部分苏式T26坦克，战车三团为抗战爆发前购买的英、意等国的轻型坦克（基本都不堪使用了）
全面内战爆发前，国军还有26个辎重兵汽车团和一个保养团，每团装备卡车400多辆，这些车辆，一部分是在抗战前、抗战期间及胜利后从英、美、法及原苏联购买进口的各种类型、大小不同的载重汽车编成，一部分是在抗战胜利后接收日本投降的日式卡车编成。其中为数最多的是在八年抗战期间，尤其是抗战胜利后由美国援助的D.M.c.十轮越野卡车和五吨大道奇卡车。
最后再看看同时期共军的编制和装备，内战爆发前，
共军总兵力约127万人。其中野战军约61万人，辖有纵队及相当于纵队的师共22个，旅及相当于旅的师共94个。地方部队及后方机关约66万人。没有空军和海军。
全军装备马步枪44.7万支，短枪4.4万支，冲锋枪2678支，轻机枪4.6万挺，重机枪1699挺，枪榴弹1428具，掷弹筒5050具，迫击炮1559门，步兵炮124门，山炮58门，坦克8辆。
双方实力对比差距如此巨大，也不能怪校长信心满满，下面是蒋公1946年10月18日在南京召开的秘密军事会议上讲话：“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匪军不如我们，尤其是空军、战车以及后方交通运输工具，如火车、轮船、汽车等，更完全是我们国军所独有。一切军需补给，如粮秣弹药等，我们也比匪军丰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据点、大都市和工矿的资源，也完全控制在我们的手中。一切之条件，皆操之在我，我欲如何，即可如何。时间到了，成熟的苹果自然会坠入我们的怀抱。”
不过即便开战半年就送给共军七分之一的装备，但由于国军有较多的武器储备，另一方面又设法用各种方法购入与生产武器装备，所以到47年底国军装备还是占有很大优势：1947年12月，国民革命军（正规军）计有104个整编师（军）279个旅，198万人，装备步枪72.0317万支，轻机枪6.1399万挺，重机枪1.1949万支，冲锋枪6.7855万支，手枪4.0077万支，中口径迫击炮7506门，60炮9600门，战防炮1474门，步兵炮260门，山炮1257门，野战炮503门，榴弹炮401门，掷弹筒38364具，火箭筒1191具，战防枪1058支。
国军内战时的军工生产（以48年为例） 可月产中正式步枪13000支，轻机枪1000-1200挺，重机枪500挺，82迫击炮250-300门，60炮700门左右，步机枪子弹2500万发，82迫击炮弹10万发左右，60迫击炮弹12万发左右
再来看看共军装备的变化，在1946年7月-1948年7月的两年时间中，共军总共缴获步枪九十万余支，机枪六万四千余挺，迫击炮八千余门，步兵炮五千余门，山炮、榴弹炮、加农炮一千一百余门。此时，由于武器装备的大量缴获使共军的装备得到极大改善，已与国军的水平相接近了
从全面内战爆发到国军转进台湾为止，蒋公慷慨送给共军的装备数量如下：
长短枪3161912支，各种机枪319958挺，掷弹筒21462个，枪榴筒15191个，火焰喷射器228具，各种火炮54430门，飞机189架，舰艇200艘，坦克622辆，装甲车389辆，火车机车1,016辆，汽车22012辆
（转自贴吧用户@烈焰玫瑰_R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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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的溃败，源于后方的溃败。
截止1946年5月，368家随党国前往陪都重庆的企业，仅3家迁回东部，16家继续在重庆惨淡经营，剩下的全部关门大吉，94.8369%的关张率。
而其时政府经济部承认，截止1947年，从日伪接收的2411个工业企业，仅852个实际恢复生产，35.338%恢复开工率。
行政院院长一职，大家不会陌生，1944年底，孔祥熙因长期贪腐，在倒卖美金公债丑闻爆发后辞去行政院院长、财政部部长，央行行长等职务。
他的接任者叫宋子文，宋子文继任后三个月，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战败投降，日伪部门留下了不少工矿企业该由国民政府接管，事后证明这是一场灾难。
其时流传了不少“劫收”民谣，譬如“等了八年半，来了一群王八蛋”、“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糟殃”、“宁愿鬼子烧杀，不要国军驻扎”等。作家张恨水以丑闻为题材，1947年出版小说《五子登科》，“房子、车子、位子、金子、婊子”闻名天下。
当时中国主要流通两种货币，一种是姓蒋的法币，一种是姓汪的中央储备银行券，互有涨跌，1942年时法币兑中储券在1:2、1:3左右。日本投降后法币大涨，1945年8月初，黄金每两兑法币20万，8月11日仅兑17万，几日后更到14万。至9月，以重庆、上海物价为参照，法币兑中储券大致在1:50，法币还有可能继续上涨。经济部次长何廉是耶鲁大学博士，认为兑换比应在1:50至1:60，但财政部坚持1:200，财政部听宋子文的，何博士只好闭嘴。
11月1日，官定兑换率实行，1:200。全国当时总人口约4.5亿，2.57亿是沦陷区人民，按美元、日元等外币兑换价考虑，中储券仅1945年贬值幅度254.5倍，两亿多人几乎一夜之间集体破产，其时上海民谣曰：昨天放炮（鞭炮），今天上吊。
战后的国民政府金融储备曾经在自孙文以来最好的状况，央行有黄金储备568万盎司（约当时8.5亿美元）。而在接收的沦陷区仅苏浙沪皖就有黄金51万两、白银857万两、棉纱4万件、棉布454万匹。上海仅1946年一年变卖物资收入达6698亿元。宋子文以此认为足以稳定物价和刺激出口，遂实行金融开放，法币自由浮动。
1945年8月11日，黄金每两17万法币，1946年3月，美元每刀2020法币。截止1947年2月1日，美元黑市价突破一万元，上涨约500%，2月10日，黄金每两96万元，上涨约564.7%。整个1946年，法币发行额平均每月增加11%，物价指数平均每月上涨17%。
期间央行以稳定市场为理由，在市场抛售3.81亿元美元，姓孔和姓宋的孚中、扬子和中国建设银公司（不是中国建设银行）结汇3.34余亿元美元。
当民国政府宣布禁止黄金、外币买卖流通时，民国的央行外汇储备减少4.53亿美元。1947年3月10日，宋子文辞职，在秋季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上，宋宣布将它在中国建设银公司的股权全部捐给政府，折合法币1800亿元（折合900个赵德汉）。
宋子文继任者是长期担任蒋公幕僚长的张群，他对此乱局已然无能为力，国库收入仅占支出5%，支出主要是军费，仅东北一处军费开支就占总开支40%。
前方高能预警（确认没有多打一个零）
《大公报》1948年8月16日统计，仅8月上半月，食品价格上涨390万倍，住房价格上涨77万倍，衣服价格上涨652万倍，较7月下半月同比上涨90%，当日报道中有一条“大饼油条，每件十万元”。
“八年抗战，物价不过才涨2400倍，胜利迄今不满三年，仅上海一地物价较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却已涨1.4万倍。”（《七月以来的中国经济情势》，《观察》）
原因很简单，民国政府没钱，就开足马力印钞票，1947年法币发行量达30多万亿元（折合7.5个温总理），为上年同期1000%，民国三十四年同期2500%，而仅1948年第二季度，法币发行量660多万亿（折合22个1947年，165个ssdftfcvhhy），相当于抗战前全部发行量的470000000%（有谣传称是TG印假钞破坏民国政府钞票政策，你见过印钞票的纸比印钞票的面值还贵的钞票吗？印这种钞票的假钞要赔本赔称什么样了）。
物价如此，自然民不聊生，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先生遭暗杀，4日后，闻一多先生遭明杀。1948年，已经几乎没人有什么意见了。“我们愿意坦白说一句话，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则连批评这个政府的兴趣也没有了。说了又有什么用？一个政府弄到人民连批评它的性质也没有了，这个政府也真够悲哀的了！可怜政府连这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还在算计如何封禁民间报纸刊物，真是可怜亦复可笑。”（《观察》主笔—储安平）
多难兴邦，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国民党召开“行宪国大”，宣布“还政于民”，1948年8月19日夜，宣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该令宣布，现行民国所有货币在1948年11月20日后全部作废，以法币300万元折合金圆券1元；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元和外国币券；金圆券发行总限额20亿元（天大的笑话）。
蒋经国蒋公子自苏联归来，亲自到上海“打老虎”，当日即有人明显内幕交易，做空股市，蒋公子拿枪逼着交易所交出账目。当日大空头有两个，一个李国兰，财政部机要秘书陶启明之妻，一个杜维屏，杜月笙儿子。陶启明枪毙，杜维屏获刑八个月。
蒋公子成绩斐然，一个月内，逮捕64名投机倒把分子，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第六稽查大队大队长被枪决。十月底，上海收上来黄金114万两，白银96万两，美元3452万元，港币110万元，折合两亿美元。
9月底，在蒋经国召开的上海工商业代表大会上，杜月笙发言“请蒋先生派人去扬子公司查一查”，蒋公子当即允诺，10月7日，蒋公子下令搜查扬子公司总部，查封公司仓库。国内各大报刊争相报道。
扬子公司董事长是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宋美龄的大外甥，孔向宋哭诉，宋找小蒋谈话，小蒋不从，宋找“达令”老蒋哭诉，老蒋从北平前线军事会议上连夜飞回，找小蒋“谈话”。隔日扬子公司正常营业，报道“扬子案”最积极的《大众晚报》、《正言报》被勒令停刊。小蒋是日后终日饮酒大哭，言：“我是尽孝不能尽忠，忠孝不能两全。”
之后，上海物价再度“远走高飞”，“黄牛党无缝不钻，长蛇阵随处可见，绒线香烟西药等物无一不被抢购，药房门外占地待顶更属闻所未闻。”（《申报》）
（储安平对此的社评《一场烂污》1948年11月6日 发表于《观察》第5卷第11期http://article.netor.com/article/memtext_30254.html 很精彩）
“若1937年6月货币发行额为100，1945年8月为2.82万，1948年8月4707万，1949年5月14.45兆；若上海物价指数1937年6月为100，1945年8月为864万，1948年8月为5.64亿，1949年5月为36.3亿乘以100万（我懒得打零了，老哥们打多打少是个缘）（《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
）
1947年秋，东北基本控制，中原大部解放。
1948年11月2日，东北全境解放。
1949年1月10日，长江以北除华北外基本解放。
1949年1月31日，华北基本解放。
1949年4月21日，南京解放。
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1949年年底， 蒋名中正，字介石、幼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携带国库最后的黄金储备227万两 （折合美元约6亿）、故宫大部分国宝、其他工矿原料无数，转进台湾省。
蒋公转进前，开出一份名单，希望名单上的人与党国共进台湾，名单上包括当时中国最重要的知识分子和企业家。以知识分子为例，1948年9月中央研究院评选出第一届81位院士——他们是当时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家，其中，仅9人与党国共转进，12人前往美国，剩下的74%，60人，包括冯友兰、郭沫若、陈寅恪、李四光、马寅初、梁思成等，全部留在了大陆。
胡适一言可以道明原因，1948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50周年校庆日和胡适57岁生日，“文胆”陈布雷自杀一个月零六天，蒋公在南京黄浦路官邸设寿宴款待胡适夫妇，席间耳热酒酣之时有人按蒋公之意“恳请先生替政府在做些外援的工作”，胡适当场板下脸来：“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我怎样抬得起头来向外人说话?”冷至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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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区里有人为“黄金十年”的钢铁产量起争执，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我比较清楚的是下三件事。
一、1934年，国民政府宣布新关税税率，棉布、鱼类等商品税率下调，但是原棉上调43%，金属产品提高20-25%，矿石提高4-55%，煤油提高28%。
评论区某君认为只是关税壁垒问题，可能是太异想天开。中国银行研究部在当年报告认为“这种新税率的根本目的不是保护或发展中国工业，而是倒退到1933年之前奉行的歧视中国资本并阻扰其发展的方针上去”。
从日本进口商品可以很直观的感受到，1931年9月18日后，在抵制日货运动下，日本进口商品占中国总进口比例逐年下降，至1933年仅9.9%，但在新税率后，三年间反弹至16.6%。
二、胡氏兄弟的华西兴业公司，华西兴业由胡仲实、胡叔潜两兄弟于1932年创办，旗下有机器厂、炼钢厂、砖瓦厂、汽车修理厂等多家工厂，并有自营煤矿、铁矿和一家专科学校。战前承建西部众多电力厂、水泥厂和自来水厂，是西部最大的重型工业联合体，其中的华联炼钢厂是西部最大的钢铁企业。
先总统转进陪都后，胡氏兄弟想借机扩大生产能力，扩建华联产量至日产30吨钢，同孔祥熙联系后，哈哈孔表面赞成，实际胡氏兄弟在拿到首笔贷款、开工之后即被断贷，孔遂趁机入资，之后通过三次扩股增资，将胡氏兄弟挤出公司（你是行政院院长、财政部部长、央行行长，你吃个公司就是这么容易）。
钢厂扩建终于在1943年完成，开炉炼出几百吨低碳工具钢，因为质量不佳没有销路，孔令中央信托局全部购下，之后再也没有炼出一吨钢，1945年11月遣散工人，关张大吉。
三、1945年8月，130名内迁工厂代表集体到行政院请愿，要求给予贷款、协助复员。收到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回复：“中国以后的工业，希望寄托在美国的自动化机器上，你们这批废铜烂铁，济得什么事呢？”
这两天，我正在读一本书《黔滇川旅行记》，作者薛子中。这书是他1935年到贵州、云南、四川旅行时所写的笔记，文中对当时黔、滇、川各省风物进行细致如画的记录。
兹录其文数段，大家看了以后，自然就知道国民党究竟有多菜了。
由都匀沿公路北行，二十里至沙坝，有居民六七家，于一小饭店内进早餐，菜为豆芽蒜头，均系淡煮，另外有一碗内置有盐巴一块，吃菜时用筷将菜向盐巴上蘸，使之带上一点咸味，贵州全省所食多为川盐，川盐是用锅煮成块，通称盐巴，因运输不便以及盐税附加过重，故盐价昂贵异常，黔南各县大洋每元仅可购约二斤，普通人民多淡食，所食之菜能在盐巴上蘸一点咸味的，已经不是一般普通人所能享受的了。
看看，老百姓连盐都没得吃。
龙里穷僻荒凉过于贵州，寂寞如一小农村，饭后休息时，便至县政府访县长袁汝楫君，袁君谈及地方穷苦状况，及施政困难，不仅摇头叹息，据谈，龙里全县，人口约五万余，苗民约占三分之一，境内尽系濯濯童山，土地贫瘠，农产仅鸦片及包谷，惟矿产蕴藏丰富，煤几随处可掘取。人民贫困异常，地方财政尤拮据，县政府及各机关，时又断炊之虞，全县最富之户，无百元以上现金储蓄，有时县政府急需款三五百元，全城竟搜罗不到。
人民既已贫困如斯，那政府又如何呢？你看，堂堂一县之府，三五百元现金，居然全县搜罗不到，真乃奇谭怪事也。龙里县虽然贫瘠，却也不是一无所有，“矿藏丰富，煤随处可掘取”，如此地方，居然也能穷成这样，你说，这个政府得有多菜？
龙里县既然如此，其他县又如何呢？且看云南师宗县：
师宗县穷僻荒凉，城垣高不及丈，城内道路崎岖，商店无一家，仅有零摊三五，出卖食盐火柴等物。
往县政府去，进了大门不见一人，两旁房屋亦多倒塌，院内满是荒草。我们意以此定为旧时衙门，县政府必迁他处，但二堂上却见有案桌一张，上置有火签二筒，案桌后上贴有“禄位高升”、“上任大吉”的红纸黑字，此非县政府又系何所？又进见一破屋内有一人，向其问此是否县政府，他答以“是”，接着又向我们问以“有何事”。此人即系收发主任，我们乃出名片，告以要见县长，他乃持名片传达于县长。少许出，谓“县长有请”。我们被导至会客室。会客室内有床两张，一床上铺有光席一条，上置一枕头，另一床上有黑蓝色棉被一条，这棉被大约最少要有六七年没有拆洗过，被面是污垢一层。县长到来，贵姓大名询问后，即坐于床上，接着说道：“我这衙门太不成样子，连一个会客室也投有，这是两个师爷住的房子”。
是，我知道古代有“官不修衙”的讲究，但堂堂一个县政府竟至于塌房破屋，满院荒草，这已经是超出一般人常识之外的事情了。——这是连最基本的体面都不要了啊。我想，但凡政府官员能有一丝羞耻心，一丝上进心，何至于此？总而言之一句话：国民党无能。
再看威宁县：
威宁地势高峻，且滨草海，故气候四季寒冷。时在初秋，室内多生炭火取暖。我们仅携毛毯两条，晚间知难御寒。特令教育局老勤务代为至街上租棉被两条。他很有点难色，说道：“街上有棉被之家甚少，恐怕租不到。”我们向他声明说租价无关，尽可多出。老勤务外出租赁，许久才回来说道：“街上已经问遍了，无论出几多钱，总是租不到一条棉被。”棉被既租不到，找们只好忍冻过夜。看来老勤务想出解决棉被难题的法子。他说：“局长家里是有棉被的，我去给他说明，请他将棉被惜先生们用一两夜不好么。”后来算在局长家里拿来一条棉被，是既小且薄，但老勤务说：“这棉被是局长在省里上学时所做，现在拿了来，局长就没有盖的了。”老勤务的诚实，局长的隆情，都是令人非常的感激。
一条棉被，全县找不出来，只有在教育局长家借了一条，而局长家这条，还是从省城带来的。把这条借出去，局长就没得盖了。——就问现在脑洞最大的编剧，敢编出这样的剧情不？
而以上的情况，就是发生在国民党所谓“黄金十年”的时期里。
我以前就知道国民党很无能，但究竟有多无能，大家尽可以大胆的发挥想象力去设想，但国民党总是比你所设想的更加无能。
杀猪都能爆神装
世界上第一次空对空导弹就是国军打TG创造的记录···
开始TG不知道，被打下来一架
然后TG剩下的飞机贴身，把国军带着导弹的飞机打了下来···打了下来···打了下来····
缴获空对空导弹，然后开心的进行研究···
造原子弹的时候，国军派飞机来侦察，被击落
上边有自卫的导弹两枚，美帝援助的最新的空气探测器一台··
蒋公你是来送装备的吧你是来送装备的吧····
KMT这个怂货，一有事情，满脑子想的从来不是自己如何去面对、去解决，而总是想着国际援助、美国军援。
淞沪会战为了打给国际社会看；九一八不抵抗去国联告状；平津战役天津快丢了要求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逃到台湾了国防目标也是坚持一个星期，等待美国、日本支援。
菜就菜在这种怂货心态。
1966年1月8日，共军福建沿海的一艘登陆艇发生叛乱，开去马祖。
国军对该小艇及其携带物进行了研究。还审讯了艇员。
国军:他们竟然会保养舰艇？
国军:这些艇员怎么这么具有研究精神？
没有儿女情长的军歌，算军歌吗？
国军:学到了，原来情报还能这样玩
啧啧啧，说明书真是好东西。
每次使用机器还要留个记录，这习惯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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