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有「靖康之难的祸首是王安石」这一说法？
首先，我们得明确一点：靖康之难发生在北宋末年（1127年），而王安石生活在北宋中期（10211086年），他去世时距离靖康之难的爆发还有四十多年的时间。从时间线上看，王安石本人显然不可能直接参与或导致靖康之难的发生。所以，这种说法绝非字面意义上的“祸首”，而是指王安石的某些政策，被认为是为后来的灭国之灾埋下了伏笔。
这种说法的核心逻辑，通常围绕着王安石变法的负面影响展开。支持这一观点的人，往往会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证：
其一，是变法对军队战斗力的削弱。最常被提及的是“保甲法”和“将官法”。保甲法旨在加强地方治安和民兵训练，但批评者认为，其对厢军的抽调和训练效果不佳，反而分散了正规军队的兵源，或者使得训练有素的厢军退化成了“纸上谈兵”的队伍。而将官法，则是试图通过轮换将领来避免将领拥兵自重，但批评者认为，这导致了将领与士兵之间缺乏默契，军事指挥体系变得不稳定，关键时刻无法形成有效的战斗力。一旦面对女真这样勇猛善战的对手，这种体系性的弊端就暴露无遗。
其二，是变法对国家财政的过度汲取和制度的破坏。变法中的一些措施，例如“市易法”和“青苗法”，虽然初衷是富国强兵，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但执行过程中却可能存在“扰民”的嫌疑。有人认为，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百姓的负担，破坏了原有的经济秩序，并且由于官员的腐败或执行不力，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导致了民怨的积累。更有甚者，认为过度依赖国家财政，也削弱了地方的自治能力和军事力量的自主性，使得中央集权下的军队更显脆弱。
其三，是变法引起的党争激化，影响了国家政治的稳定。王安石变法是北宋政治舞台上最剧烈的变革之一，也因此引发了长达数十年的党争。保守派和新法派之间水火不容，朝堂之上充斥着互相攻讦。这种长期的政治动荡，削弱了宋朝政府的凝聚力和决策效率，也使得国家在面对外部威胁时，无法形成统一、有力的应对。有人认为，正是因为这种党争的消耗，北宋错失了最佳的战略机遇，比如在女真崛起初期未能采取有效的遏制措施。
更进一步地，这种观点有时还会将宋朝“重文轻武”的国策与王安石变法联系起来。虽然“重文轻武”是宋朝的固有弊病，但一些人认为，王安石的一些改革，比如取消部分武举科目，或者在选拔官员时更侧重儒学素养，间接强化了“文官治军”的局面，使得军事人才的选拔和培养更加困难。
当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将靖康之难的“祸首”完全归咎于王安石，是一种片面化的解读。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难，其直接的祸根在于：
一是北宋自身军事制度的衰败，尤其是厢军战斗力的低下，以及对辽、西夏、金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战略误判。
二是北宋皇帝（尤其是宋徽宗）的昏庸和政治腐败，以及对边患的漠视。
三是女真族崛起，其军事能力和战略眼光远超北宋的预期。
王安石的变法，确实是那个时代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深刻地影响了北宋的社会和政治格局。但将它视为靖康之难的“唯一祸首”，就像是把一个生病已久的人的最终死亡，归咎于他年少时一次感冒的后遗症。虽然过去的病症可能对他身体有长远影响，但最终压垮他的，往往是当前更加严重的疾病。
因此，当听到“靖康之难的祸首是王安石”这种说法时，我们应该理解，这是一种对历史因果关系的追溯，是某些人从变法的负面效应出发，将问题层层剥离，最终指向了这位改革家。它并非历史真相的全部，而是历史评价中的一种极端和片面的声音。这种说法，更多地反映了后人对国家命运的惋惜，以及在反思历史教训时，那种“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复杂情绪。
网友意见
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说白了就一句——政治正确！和历史上是不是真是王安石造成的靖康耻压根没什么关系。
但是你说这种情况的形成和王安石有没有关系，那可以说是有的。因为王安石变法将“国是”之争也就是政治正确或者路线问题提升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将党争与”国是“之争相结合。但是，靖康耻的板子无论如何打不到王安石头上。要说在激化党争中起到的恶劣作用。旧党诸君子丝毫不差于新党，甚至犹有过之。元祐更化尤其是车盖亭诗案，被学界认为是党争的毒化点，也就是说从这以后，党争就超脱了正常的政争范畴，走向极端化和残酷化了。
但为什么就把板子打在文公头上了？这是同北宋中后期的政治以及皇权斗争息息相关的。
徽宗即位之初，本来是想调停新旧之间愈演愈烈的党争的。在新党曾布的协助下，启用了一部分在绍圣述时遭到打击的旧党分子。但是呢？旧党真是把作死二字诠释了个透彻。不仅没有说收敛一点，反倒是给点阳光就灿烂。恪守冰炭不同炉的君子小人之道，大肆攻击新党。不仅把曾布弄了个没脸，还惹怒了徽宗。再加上新党内部斗争，蔡京的上台。于是北宋最为残酷的”崇宁党禁“就到来了。徽宗彻底的抛弃了旧党。
徽宗本人比较喜欢长的帅气的儿子赵楷，不喜欢太子赵桓。身边的那些亲信，也屡有易储的谋划。后来金人南下，慌乱之中，徽宗被迫内禅，传位太子，钦宗即位。在暂时解决了开封危机之后，钦宗首先想的并不是怎么积极御敌，防备金人下一次进攻，而是忙着搞政治清算。软禁徽宗，确立自己绝对的皇帝地位。于是，打着旧党的旗号，清算蔡京之流打着新党旗号的人再合适不过了。当时开封流传一首”十不管“的民谣。将这个丑态反应的十足。
”不管太原，却管
太学；不管防秋，却管
《春秋》；不管炮石，却管安石；不管肃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聂山；不管东京，却管
蔡京；不管河北地界，却管举人免解；不管河东，却管陈东；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
简略说明一下，太原被围，万分危急，朝廷却派程颐的学生杨时去整顿太学，不管怎么防备来年秋天金人的再次南下，却要求恢复王安石变法时期废除了的《春秋》课程；不管给开封城楼上添加炮石，却要把王安石从孔庙十哲的地位上拉下来；不管被金人扣为人质的肃王，却在议论废除王安石的舒王爵位；不管东京安危，却想着怎么惩治蔡京等徽宗羽翼；不管河北兵危，却在为怎么科举考试吵个不停；不管二太子斡离不可能再次南下，却急着立太子，彻底稳固自己帝位，断绝徽宗复辟的可能。
可以看出，在如此危机的时候，旧党与急于稳固自己帝位的钦宗在做着一场对于新党从政治到意识形态全方位的反攻倒算。无论是整顿太学，科举改革，拉低王安石的待遇，都是意识形态上的清算。可见，意识形态的斗争下，将责任向王安石头上推，此时已经略见端倪。（具体请参考论文《靖康内讧详解》）
后来开封城破，北宋皇族几乎一网打尽。被金人立为伪帝的张邦昌，本身也不愿意当皇帝。所以请出来了一位北宋”皇室“——哲宗的孟皇后来安定人心。
这位孟皇后，是宋哲宗在他奶奶高太后的主持下册立的皇后。众所周知，哲宗恨透了他那霸道的奶奶。所以高老太一死，他就立马开始绍述，打击旧党分子。这位孟皇后当然也成为了哲宗发泄的对象。在新党大臣的协助之下，哲宗废了孟皇后。孟皇后从此在开封的寺庙修行，所以才幸运的逃过了劫难，没有被北掳。
孟后出来后，写信给在赵构，拥立赵构登基称帝。赵构这边，早想着当皇帝了，要不然也不会手握重兵坐视开封陷落。真可谓瞌睡遇上了枕头。孟后的出面，等于是给赵构即位提供了法理上的依据。
这点很重要，因为当时赵构父兄皇帝都健在，又没有长辈存在，孟后是他伯母，又是曾经的皇后，由她来确认赵构的帝位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不过这便涉及到一个问题。孟皇后是废后，是废后自然就不是皇后，这个法理证明也就成问题了。那么就必须得证明当初废孟后是错误的。那当初是谁废的孟后？哲宗，是谁协助的？新党诸位。好，新党就被钉上奸邪了。只有新党是奸邪，孟后才是对的，孟后是对的，那么赵构才有法统依据。
、
所以，南宋确立的政治正确就是崇旧贬新，只有彻底打倒新党，法统问题才会稳固。至于新旧之间国是之争，变法不变法的问题，压根就不是赵构关心的。所以赵构才会说出”朕最爱元祐“的话来。再加上南宋中后期理学的兴盛，作为学术对手的王安石新学，当然成为了理学打击的对象。有什么能比将靖康耻归结到王安石头上更能打击王安石的学说呢？所以这个黑锅就这么扣在王安石头上。
亡了半壁江山，总得要个天下人一个交代。其实最大的罪魁祸首是徽宗 钦宗 高宗这爷仨，但是皇帝哪能有错？责任自然是臣下的。是蔡京童贯的，是章惇蔡确的，是王安石的。这就迎合了南宋的政治正确。所以后来元修《宋史》，因为成书时间短，仓促，直接就大量的引用了南宋的官方论调，以至于新党主要成员，除了王安石外，一水的都进了《奸臣传》。千载以降，这个黑锅，文公自然就顶在头上了
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要从宋代士大夫的角度感受一下。
大体上，他们从小的时候开始，就生活在一个非常富足的环境中。虽然国家有许多问题，社会有许多不公正，但他们享受着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生活是惬意的，尤其对于有土地的人来说；但某些变革又是必须的，尤其对于有责任心的人而言。
有一天，就有一个人上台了。他说要变法，改变这些不美好，重现三代的荣耀。肩负着许多人的希望，他开始做许多事情。
首先是理财。基于过去的经济发展，他有更多的渠道从民间吸收资金。随着青苗指数的涨涨跌跌，他相信普通投资人可以和国家一样收获实惠。他一边强化国有经营，一边创立新的金融机构以更好的利用聚拢的资金。国家在变得强大。
这些资金被用于强军。他开始在什么富良江大造战船，艨艟斗舰一艘艘下水，许多部队的战斗力在增强。邻国感到恐惧，人们开始感受到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到来。
当然最重要的是改变风俗。他改革学校，给普通人更多的机会。他也改变士人的教学方案。有些学科其实不必学，更不需考——用契丹语调侃乃至作诗，在早先或许是一件趣事，现在则受到非议。另一些学科要加强再加强，比如诗、书，还有周礼。新的语文考纲开始颁行全国，其中一些新的知识点很是有趣，比如“波”字一定要被理解为水的皮。这就是考纲，是这位执政者亲自修订的——
他就是王安石。
这些变革中确实不乏鼓舞人心的地方，但从一开始，人们发现变法似乎在向另一个方向倾斜。许多持有异议的人被剥夺了职务，无论在中央或是地方，韩琦、文彦博这样的前辈领导遭到批判。金融与借贷的改革确实让一些普通人受益，但更多的时候地方小吏开始巧立名目打击富民。还有一种情绪开始蔓延：剿灭夏国，推平辽国，恢复汉唐时的疆域。人们为这些理念所鼓舞，对邻国的仇恨日益增强。是的，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个国家遭受了许多的屈辱，这正是人们所需要的。执政者开始忘记变法的初衷：他们以尧舜为榜样——但事实上，尧舜地方不过百里，以崇尚礼让的文化为当时世界敬仰。
渐渐的，渐渐的，战争的脚步近了。
这个国家开始在许多争议领土修筑堡寨。令人惊艳的挖掘机技术在笔记中被记载，譬如《梦溪笔谈》。这个国家设计出了领先世界的新装备，尤其是各种火器与远程兵器，他们被汇编入了《武经总要》。唯一遗憾的是动力系统——就是马。大量资金被投入“保马法”，但国产化的努力收效有限，只能受制于北国。于是，曾经的丝绸之路被认为是一个新的突破口，在执政者的强力支持下，王韶率军出征了。
青海周边的部落像岛屿一样分散各处，他们战斗力有限。廉价的胜利让人们感受到了伟大的复兴临近，也更加相信武力的作用。于是战争的矛头指向了这个国家的世仇：西夏。这是一个真正的对手，他吸收了这个王朝的许多灿烂文化，并加以创造，在过去的百年间给这个王朝无限的屈辱。双方互有胜败。战争机器必须进全面开启。
在这过程中政治斗争不断加剧，不同派系间开始了拼死的撕咬。同时，普通的人开始变得更加得狭隘与排外，读书人也不再有完整的知识结构——他们甚至不知道董仲舒是谁，因为新的考纲上没有。在街头巷尾，只有“灭夏平辽”的大业让人兴奋。
这一切给了野心家新的机会。
他们开始掌权，并决定介入一场真正的战争：收复燕云。北方的领土在一百多年前被割让给了强势的邻国，这让几代人痛心。更切近的过去，新的联盟被签订。这个国家承认既成事实，放弃领土要求，迎来了长久的和平，以及彼此间的互信。但许多人为这一城下之盟而感到屈辱。现在，掌权的野心家们打算利用邻国的内乱，收复这些固有的领土。是的，他们要让日益偏狭的民众感受到自己的伟大，而新的庆典与仪式会遮盖其他的一切：那些日益龌龊的政治斗争，以及日益贫乏的政治现实。
战斗打响了。
出乎意料的是还有一个国家一直在观望。他们一直在遥远的地方，带着很厉害的老鹰到处转悠。他们自己不劳动，靠一层层地压榨其他动物：蚌养珍珠，天鹅吃蚌，最后他们用老鹰把天鹅杀了，就卖珍珠。所以他们的商标是白色的、圆圆的，光下面晶莹剔透的——有时还缺了一个角，是被老鹰咬下来的。
现在他出手了。他是那样得强大，在他的面前，大宋的军队土崩瓦解。掌权的野心家无法处理这样的危机，失败变成了灾难。大片国土沦丧，多少人死于屠戮，寄托着荣耀的都城被洗劫，百年来的繁华付之一炬。几经流离辗转，经历多少丧亲之辱，一些幸运的士大夫终于在遥远的南方找到了安身之所。他们开始回望过去，回想当年的许多变故。
他们觉得自己曾经生活在那么美好的一个时代，而这一切，却因为一个人的改革走上了另一种道路——他们当然会怪王安石。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开始思考真正重要的问题：“曾经，我们需要怎样的改革？而这改革，这一切又为何走上了后来的不归路？”冷静的思考留下了旷世的著作，譬如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许多人开始意识到了更重要的事情：诚然，强大的军队是必要的，但也需要一种健康的国家财政来支持他，一种健全的政治理性来驾驭他。
许多人明白保持清醒、审慎与思想独立的意义；许多人开始新的、细小而务实的变革——尽管，在新的政治格局中，他们更难进入中枢。在别一种的惬意与危机中，宋朝，又迎来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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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是另一位在野武将在2015年9月3日即将来到的时候写的宋史笔记。欢迎大家就宋史展开讨论。请读者一定不要浮想联翩、招是搬非；请给我们一个安静的、讨论历史的空间。另外，笔记的作者向我表示欢迎大家转载——但请注明作者是在野武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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