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重庆解放前渣滓洞、白公馆的守卫部队还要杀人，不是自找死路吗？
一、 守卫部队杀人的根本原因：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政策与对共产党的敌对心态
首先要明确的是，渣滓洞和白公馆并非普通监狱，而是国民党军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设立的专门用于关押和审讯被其认定为“共产党”、“革命分子”、“叛徒”等政治犯的监狱。因此，守卫部队的行动是执行国民党反动派镇压革命、维护其反动统治的政策。
1. 政治目的：消灭共产党及其支持者
打压革命力量： 国民党将共产党视为对其统治的最大威胁。他们认为，通过逮捕、关押、审讯并最终消灭这些“共产党”及其同情者，就能从根本上瓦解共产党的组织和影响力，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制造恐怖气氛： 对政治犯进行残酷镇压，不仅是为了消灭个体，更是为了在整个社会制造一种恐怖气氛，威慑和震慑任何敢于反抗国民党政权的人。通过公开或秘密的处决，他们试图让民众明白反抗的下场。
获取情报： 审讯的目的是获取共产党的组织情报、人员名单、活动计划等，以便进行更广泛的搜捕和镇压。
“以武止戈”的逻辑：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意识形态中，他们认为对共产党人动武是“正义的”，是“维护国家稳定”的必要手段。他们的“敌人”是共产党，杀害共产党人是他们眼中“铲除祸患”的行为。
2. 意识形态的对抗：仇视与妖魔化
国民党长期以来将共产党及其主义妖魔化，将其描绘成“赤色恐怖”、“颠覆分子”、“扰乱治安的匪徒”。这种意识形态的灌输使得守卫部队对被关押者充满了仇视和轻蔑，认为他们是“罪大恶极”的分子，不配享有基本人权，甚至将其视为“人渣”。
这种仇视心态，加上长期的政治宣传和宣传，使得一些基层守卫人员可能真的相信自己是在为“正义”而战，是在清除“敌人”，而不是在滥杀无辜。
3. 军队的性质：服从命令的工具
守卫部队是国民党军队的一部分，其职责是执行上级命令。军统特务和军官是主要的决策者，他们会制定具体的镇压计划和执行方案。
士兵和下级军官通常需要服从上级的命令，即使这些命令是残酷的。在等级森严的军队体系中，抗命往往意味着严厉的惩罚，甚至生命危险。因此，很多守卫人员是奉命行事。
二、 守卫部队“杀人”并非“自找死路”的考量：维护统治与镇压的“合理性”
从国民党反动派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行为并非“自找死路”，而是他们维持统治和“合法性”的手段。
1. 维护统治的根本需求： 对他们而言，消灭潜在的革命力量是维护其反动统治的“生命线”。如果不采取这种残酷手段，他们认为自己的政权将很快被颠覆。
2. “剿灭”与“肃清”的政治任务： 国民党政府和军统系统有明确的政治任务，就是要“剿灭”共产党，“肃清”革命分子。渣滓洞、白公馆是执行这一任务的具体场所。
3. 恐惧与威慑的工具： 杀戮是统治者最直接、最有效的威慑工具。通过对革命者的杀戮，国民党希望达到以下目的：
震慑潜在的反抗者： 让老百姓知道反抗的严重后果。
瓦解被捕者的意志： 通过严刑逼供和杀戮威胁，迫使被捕者招供或屈服。
打击革命士气： 希望通过消灭骨干力量来打击共产党的士气。
4. 内部的利益驱动： 军统等特务组织，其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反共”这一核心任务。积极参与镇压，抓捕和杀害所谓的“共匪”，能够为他们争取政治资本、资源和晋升机会。
三、 “自找死路”的真正含义与历史的必然性
虽然从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逻辑”来看，他们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必要”的，但在历史发展的长远视角下，他们的行为最终导致了自身的灭亡。这里的“自找死路”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理解：
1. 丧失民心，加速灭亡：
残酷的镇压和杀戮，尤其是对无辜民众或被冤枉者的迫害，极大地激起了人民群众的反感和仇恨。
这种反感和仇恨，为共产党赢得了更广泛的民心支持。当人民发现国民党政权如此残暴，就会更坚定地选择共产党，加入革命队伍。
丧失民心是国民党最终败退台湾的根本原因之一。当老百姓不再支持你时，你的统治基础就动摇了。
2. 反抗的必然性：
越是残酷的镇压，越会激起更顽强的反抗。革命者虽然被捕、被杀，但他们的精神和斗争会延续。
渣滓洞、白公馆的烈士们，即使在狱中遭受非人待遇，依然表现出坚定的革命意志，他们的牺牲反而激励了更多人投身革命。
例如，江竹筠（江姐）、许云峰等烈士的英勇事迹，以及“狱中八条”等，都成为了鼓舞人心的力量。
3. 历史的审判：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任何反动阶级为了维护其垂死的统治而进行的残酷镇压，最终都逃脱不了被人民推翻的命运。国民党政权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
杀害革命者，从长远来看，并不是在巩固统治，而是在为自己的灭亡掘墓。他们的镇压越是惨烈，历史的清算就越彻底。
四、 守卫部队的具体行为与目的
渣滓洞和白公馆的守卫部队主要是国民党军统的特务、士兵和警察。他们的杀人行为通常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直接处决（枪决、绞杀等）：
当审讯无法获取更多情报，或者政治犯被认定为“顽固不化”、“罪大恶极”时，就会被直接处决。
地点可能在狱中，也可能被转移到郊外或其他刑场。
例子：许多在渣滓洞和白公馆被杀害的革命者，都是在解放前夕，国民党逃跑前夕被秘密杀害的，以免他们被解放军营救。
2. 在审讯过程中逼供致死：
特务们会使用各种残酷的审讯手段，如吊打、电刑、灌辣椒水、老虎凳、竹签插指甲等，目的在于逼迫被捕者招供、暴露组织、供出同志。
在这些过程中，很多人因为无法忍受酷刑而死亡。尽管不一定是直接“杀人”，但其意图和结果都是消灭革命者。
3. 以“越狱”、“抵抗”为借口处决：
即便被捕者没有越狱或抵抗的行为，守卫部队也可能为了制造“镇压有理”的假象，编造理由进行杀害。
4. 对知情者或潜在同情者的“清除”：
有时，为了保守监狱的秘密，或者防止监狱外围可能存在的接应者，也会进行抓捕和杀戮。
总结来说：
重庆解放前渣滓洞、白公馆的守卫部队杀人，是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镇压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政策所驱动的。从他们自身的统治逻辑来看，他们并非认为自己在“自找死路”，而是认为自己在执行必要的“政治任务”，通过制造恐怖来巩固权力。
然而，从历史的必然性和人民的选择来看，他们的残酷镇压，恰恰是加速国民党政权灭亡的重要因素。他们的杀戮行为，非但没有吓倒革命者，反而激励了更多人加入斗争，最终导致了国民党失去大陆，退守台湾。因此，他们的行为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确实是一种“自取灭亡”的路径。
网友意见
你这问题问的……
对这些人来说，不杀人才是不正常的。
渣滓洞、白公馆这些地方都是关押政治犯的监狱。假如你是一个政府领导人，你会挑选什么样的人去管理政治犯监狱？
肯定得是对你忠诚的人吧？政治犯跟普通的刑事犯区别可大了去了。管理刑事犯的人，偷奸耍滑没多大问题，最多就是把几个杀人犯放出来，但要是让方志敏、杨虎城、瞿秋白这类人从监狱里出去，那老蒋也就寝食难安了。
既然你要挑对你忠诚的人管理政治犯监狱，那这些人又会挑选什么人当守卫？一般来说就是这么几种：
第一是下手狠的人——因为政治犯一般是不公开审判的，很多时候要偷偷做掉以绝后患。所以，在挑选守卫的时候，首先选的就是那种不问理由给钱就能动手杀人的人。但凡有点良心，能问一句“这人也没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要杀了他”的，肯定是没资格来这里的。
第二是意识形态坚定的人——管理政治犯就必然要与犯人有交流，而如果守卫自己没有坚定的对敌人的恨，自然很容易被对方灌输进去新的想法。
第三是文化程度不高的人——文化程度不高，想法也就没那么多。
第四是让一些官员的孩子到监狱来工作，这并不一定是让他们当守卫，但可以当各个部门的小领导，这样因为自己的父母都是政府的官员，他们在执行各种命令时自然也能更能为坚决。
在满足了以上条件后，也还要考虑到守卫工作的特点。所谓的“守卫”，说白了就是狱警。今天你去搜一下一些狱警自己对这份工作的介绍，也会知道狱警这份工作的特点是封闭性强、与外界接触少。今天有互联网，很多狱警尚且会漏掉很多重要的信息，而放到七八十年前，你能指望一个狱警对前线局势有什么清晰地了解？
最后的结果，自然是上峰让我杀人我就杀人。
那些出于良知或者恐惧而选择不执行命令的人，才是极少数。
蒋匪帮最后阶段的状态，有点执行力的非蠢即坏，干这事的就是两者兼之的。
是自找死路，但解放前还奋螳臂阻挡历史车轮的，它们知道个p啊，等待它们的，是人民和历史的审判。
重庆人回答一波。
首先国民政府在重庆的最后日子不光是杀害白公馆渣滓洞的关押人员，大屠杀只是国民政府企图在撤离重庆时，毁灭重庆计划的一部分。它的整个计划是包括了破坏重庆的供水、供电、重要工厂、屠杀等一系列行动，而且也不止是重庆，重要的工商业城市都有这种情况，比如上海。
1948年国共命运决战期间，国民政府就准备将上海的主要工厂搬迁到台湾，带不走的全部毁掉，同时还制定了刺杀民主党派人士的计划并且执行。后来是上海地下党组织工人成立护厂队，纠察队跟国民政府周旋，另一方面，金圆券改革尽失上海人心，缺乏配合，这才保了下来。杀人方面，中共方面地下党说动了阎锦文他们反水，否则的话，按照原本的计划，张澜罗隆基要被弄去沉江......
同样的还有云南，它那边倒是没有太多重要工业，所以重点在杀人。蒋的主要目的就是逼着卢汉去杀人，手上沾了血，就只能跟他一条道走到黑，毛人凤带着徐远举他们抓了400多，第一批申请杀掉的就有200，其中多数还不是TG。也就是幸好卢汉起义了，不然只怕全得死。
这种毁灭前的疯狂是国民政府的常用手法，是有计划，有针对性的，并不局限某一城市。重庆跟上海又不同，地处西南，抗战期间大批重要工厂内迁，想弄去台湾不可能，关押犯人方面也是如此，很多犯人还是从息烽上饶转过来的，现在转无可转，那么毁灭就成了主旋律，斗争也更加血腥：比如现在大渡口的重庆钢铁集团，其前身就是鼎鼎大名的汉阳钢铁厂，抗战期间承担大后方接近9成的钢铁产量。结果临解放前被塞了10吨TNT，号称让新中国10年都恢复不过来。这个厂离我老家不远，后来发生的事情老人们也常说：地下党和工人为了保护这个场子，偷偷用扁担去把炸药挑出来，还剩下一小半的时候引信启动，当场就炸死十几个护厂工人，也幸好他们搬出了大部分炸药，第二年才能恢复生产。其他的诸如水、电等基本生活单位都是重点破坏区域，如果不是当年重庆地下党和工人们与解放大军的配合，山城消失不至于，瘫痪十几年问题不大。
所以《一只绣花鞋》以重庆为背景，毁灭瘫痪整个城市这种事情，当年是真经历过。
工厂和民生单位尚且如此，民盟领袖尚且危在旦夕，渣滓洞白公馆的共产党人又怎么能幸免。最反感的就是连小孩子都不放过，讲真，我这人心肠算硬的，也看不下去，你杀人归杀人，小孩子惹你了？
至于行刑者，主要是特务部门的人，这些人都各有门路，当然不怕，尤其是高层，比如主持破坏和屠杀的徐远举这种人，是可以跑路的。至于下层的人物，必须听命于人，平时也没少干染血的事，小虾米一个大不了潜伏，怕甚？
那时候对于新中国到底怎么个新法都不知道，以为就是改朝换代，不知道啥叫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结果不少潜伏的虾米都悲剧了：比如杀杨虎城的杨进兴，跑到乡下冒充积极分子，还被当地评先进，觉得这样保管没事。结果有个玩意叫全国普选，被乡普选办的人发现不对劲，然后入村调查，协调资料，很快就被拎了出来------------ 重庆这边民间的说法，是杨进兴跟他老婆吵架，老婆无意中说漏嘴，被警惕性高的村民反映给了乡上。
徐远举运气就更不好了，跑到昆明遇上卢汉起义，被逮了个现行，否则这家伙只怕还在台湾逍遥。
所以他们的心态吧，高层的认为我跑得掉，底层的觉得我藏得住，大抵如此。
另外那里面关押的也不全是政治犯，应该还有周边倒霉的普通老百姓。我们小时候就听大人讲，沙坪坝有两小孩上街玩，回家为了贪近路爬山，结果走进了渣滓洞的周边范围，然后就被抓了进去，11.27的时候也没跑掉，当然这个事不可考，但是无意中进去的人被弄进去把牢底坐穿倒是肯定。官方档案称为未定性人员，为什么抓他们估计蒋先生都不清楚。
修改一下，有私下问杨虎城的，这个正好感触特别深：小时去白公馆渣滓洞玩，松林坡也算景点之一，走累了坐花台上休息，后来起身后才看见后面有个碑，大意是说杨虎城遇害后就被埋在这个花台下面，那时候年纪小，真心是惊呆了，既吃惊又害怕。现在不知道那花台和碑还在不在，成年之后再想这事，唯有唏嘘而已
黎明前的黑暗啊。
2019.7.31更新：建议大家在看完这个回答之后再去看一下知友 @24601 在这个问题下的回答。他的回答更完善，并且明确指出了本人的不足。在此深表感谢。
谢邀。试着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渣滓洞、白公馆的特务们屠杀被捕的地下党，应该被视为重庆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一整套破坏计划——包括炸毁工厂、断绝水电等——的一部分。此即《红岩》中徐鹏飞所谓“山城将在黎明前消失”。因此，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这件事情。更准确地说，我们想要知道的是“为什么反动派在行将灭亡时不想着为自己留后路，而是更加丧心病狂”？
这种现象其实在历史上非常普遍。形形色色的反动派在自己面临灭顶之灾时往往都撕下了“亲善”的面具，对仁人志士举起了屠刀。正如《美丽人生》所表现的那样，反法西斯军队一路进逼时，纳粹往往会对集中营里的抵抗人士和犹太人进行“集中处理”——很多集中营幸存者都提到自己是在纳粹集中枪决囚犯、仓促行动时通过在死人堆里装死捡回一条命的。此外，相当一部分雨花台烈士，都是在南京解放前夕牺牲的。人民解放军逼近上海时，国民党反动派也有计划地屠杀了大批爱国民主人士。一般而言，反动派在战场上愈是兵败如山倒，在后方就愈是凶相毕露——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黎明前的黑暗”。
要理解反动派覆灭前的疯狂，大家先回想《三国演义》里的一个故事：袁绍官渡大败之后，狱卒都向在押的田丰贺喜，认为袁绍既然兵败，回来后必定悔悟，田丰将再次获得重用。但深知主公秉性的田丰明确指出，袁绍“若胜而喜，犹能赦我。今战败则羞，吾不望生矣”。结果袁绍果然听信谗言赐死田丰——反动派的行事逻辑，和袁绍其实是差不多的。在反动派得势之时，他们尚能制定一些看似开明的政策以拉拢人心、粉饰太平。而当反动派行将灭亡之时，他们就露出了自己残忍嗜血的真面目，其政策必然趋于高压，对革命力量的镇压也必然更加残酷——反动派那摇摇欲坠、在人民军队面前不堪一击的国家暴力机器，也只有在这时候方显示出其价值。
反攻是不可能抵抗的。这辈子都不可能反攻。死守到底又不会做，只有在监狱里才能继续耀武扬威这样子。监狱里那些“匪谍”个个都是人才，说话好听，又都是手无寸铁，我超喜欢里面的！
我们都知道，反动派的逻辑就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反动派在黎明前的疯狂，事实上反映了反动派的虚弱本质和对革命力量的恐惧。或者说，在革命的烈火中他们对自己的统治能否继续维系极度缺乏信心。虽然不乏反动派在末日来临之时被迫妥协让步以迷惑革命群众的例子，但更多时候，反动政权在其统治末期，其军队在战场上溃不成军，后方的起义与暴动也风起云涌，依靠正常手段已经无力应对日渐高涨的人民革命运动。此时为了稳住前线，必须稳住后方。而为了稳住后方，反动派的国家暴力往往达到最高潮，其反动性也就得到了最彻底的暴露。他们会竭尽所能地捣乱、搞破坏。尽最大努力给革命者留下一个烂摊子。不论是海湾战争后愈发倒向宗教极端主义、对库尔德人日益高压的萨达姆，还是实行焦土政策、一遍又一遍质问部下“巴黎烧了吗”的希特勒，还是到1945年看谁都像非国民的日本法西斯军部，皆是如此。大肆屠杀被关押的仁人志士，不过是这种行径最极端的表现。而且，屠杀监狱里的进步人士也具有其现实意义——历史上并不缺少革命者在狱中暴动与外部军队里应外合的事例。况且，从反动派特务的角度来说，一方面这是上级明确指派的任务，另一方面他们在大开杀戒时可不认为自己会落到人民军队手里，大多数人都相信上级会帮助自己逃往台湾的承诺，极少数顽固分子还坚持认为总有一天国军会反攻回来的（虽然说这完全是痴心妄想）。
当然，由于此时反动派的国家机器已经彻底崩溃，组织早已涣散，他们的所作所为往往都被人民所挫败。反动派这种最后的疯狂，我们一般称之为“无能狂怒”。
反动派举起屠刀的样子固然凶狠，但白公馆和渣滓洞的英雄们不会因此而胆怯——因为这正彰显出敌人的懦弱和无能。正如陈然烈士所言：
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
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不要以现代人的观念去套当时的人。现代人送去民国，个顶个的都是圣母。
这是我过去一个回答，那时候有些人就是纯粹的坏，坏到现在心智正常的人从正常逻辑出发都无法理解他们的行为是出于何种目的，简而言之就是，当年有些坏人坏到了损人不利己的地步。
我爸小时候经常去我们这军区大院玩，其中一个非常有眼力见的前国民党见了我爸一聊起过去的风光时代就兴奋的搓着手说杀人有多过瘾，当我爸问起来杀人不犯法吗，人家大大咧咧的说草民草民，草木之民，谁见过砍树割草犯法的。
无独有偶，沈醉后来说起来也是一副得意洋洋的语气“当年我们一拍桌子，就要有人人头落地！”
都说人心险恶，现代人是不能理解当年那些人险恶到什么程度的。
编辑过去的回答有点感触，但是不想多说了。粘贴一下。
对于我说的那个罪大恶极的家伙，枪毙并不是目的，让他认罪才是。一般来说，对付狗腿子汉奸，只要绑起来让乡亲们讨血债，一般直接就软了。当初很多狗腿子汉奸的处理是这样的：绑起来游街，公审，之后如果还不服软认罪那就让有血债的乡亲们一拥而上，一般都是老娘们——不是对女性有什么误解，而是这事上了岁数的比较胆大敢下手，老娘们拿着剪刀锥子或者干脆直接上手抓个满脸花——这样让过去的受虐者反过来踩在施虐者的头上，他们的气焰就没了，之后就好办了，狗腿子认罪，乡亲们一则出了气二则也不会再害怕过去欺压他们的人，而且女人下手不会太狠不会让汉奸在认罪前就会被活活打死。但是这丘八极为厉害，即使是被老百姓清算的时候也盛气凌人，弄得百姓还是害怕他。所以最后才得让首长出马。
怎么说呢，当年的老百姓真的就是鲁迅笔下反复批评的愚昧，所以枪毙并不是目的，让人民明辨是非才是目的。对于群众，要让群众明白自己不是生来命苦注定要被欺压；对于汉奸，则要让他们忏悔，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犯罪。这就是现代人看腻了的红色主旋律片里的“教育群众，让人民觉醒”。
顺便说下，老辈人说的很玄，说那个丘八的活动地在清苑一代，出马的首长是刘少奇。
怎么说呢，感觉就是当年的中国很多人不是“人”，施虐者觉得自己做什么都是天经地义，受虐者则是觉得自己命该如此默默承受。社会上很多人普遍都不把人当人，例如太平天国时期曾公剃头的湘军动辄屠城，抗战时期国民党只管抓壮丁不管壮丁死活，但是社会上却觉得这样的情况自古如此没什么不对劲的。这样的人，在现在看来是标准的异化，表面上看来他们和人类无异，但是精神上完全不能沟通。在鲁迅笔下他说这样的人麻木不仁，在爱因斯坦看来这样的人给他留下了中国人是低等种族的印象。
当年的先辈们为了让人民觉醒真是不容易呀，不过几十年时间，麻木的大多数中国人就被改变了。
赞同 @www1987wl 的回答，简单来说，就是人们在看待历史问题时，通常倾向于以「个人」的角度来考虑一个「国家政权」的行为。
对于言英同志（如果可以这么称呼的话）的回答，我的看法是：类似国民党的这类反动政权，同时具有「反动」和「国家政权」两个属性，而它们首先是国家政权，其次才是反动的，这两点共同导致了它们在濒临灭亡时犯下的暴行。
如果看守监狱的只是徐远举、沈醉、杨进兴这样的特务，脱离了背后的国民党政权，面对解放军的攻势，他们倒是有可能为了自己的小命而放下手中的屠刀。然而，他们是国民党统治机器上的一环，而正是这台机器，做出了毁灭重庆兵工厂、屠杀渣滓洞、白公馆、息烽集中营的决定，并交予像徐远举这样的螺丝钉来执行。
虽然结果不同，但根本的逻辑是相似的：无论是国家政权，还是个人，都是要趋利避害的。于这些特务个人而言，放下屠刀争取保全性命是最明智的选择；对于国民党政权而言，尽可能的毁灭现有的资源，消灭羁押的革命者，给即将胜利的中国共产党造成尽可能大的损失与报复，是有利于这个政权继续苟延残喘的选择。
身处于国民党政治集团之中，像徐远举这样的特务头子有着干完坏事飞回台湾的退路（尽管他没能逃得了），自然死心塌地的执行屠杀计划；像普通的底层特务，也没有什么反抗的能力，除了服从命令外别无选择。这大概就可以解答题主的疑问了。
至于国民党政权纯粹反动的一面，言英同志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除了国民党之外，还有纳粹德国在1945年春天行将覆灭之际，依旧在控制的集中营内运行着屠杀计划，以至于同盟国军队解放这些集中营的时候，仍然能看到成片的死难者遗骨。另外，他们在战斗中不择手段，连儿童都加以武装，准备拉整个德国给他们陪葬，正如戈培尔在电影《帝国的毁灭》中所说的，「当初他们选择了我们，是时候让他们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了」。
（图为美军清理、掩埋达豪集中营死去的犹太人）
同样地，军国主义日本也在塞班岛、冲绳岛等地战败之际，大规模恐吓、逼迫岛上居民自杀。日军鼓动当地的日本居民跳崖，甚至向人群中发放毒药、手榴弹以强迫他们为军国主义政权陪葬。
作战失败后，为了积攒力量而强迫百姓迁徙的自古有之，而像日本法西斯这样在战败后疯狂残害本国百姓的，实属罕见。除了他们骨子里的「反动」属性，实在难以找到理由来解释他们的暴行了。
除了上述两点之外，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因素，比如说「毁灭犯下暴行的证据」。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何纳粹在即将彻底毁灭之际，反而加紧了对犹太人的屠杀。国民党特务加紧屠杀中共革命者，也是出于类似的原因。所幸他们留下了足够的证据，让我们得以铭记这段黑暗罪恶的历史。
还有一点，可以归结为「行将覆灭时的狂暴｣，也就是言英同志所说的“无能狂怒”。譬如希特勒在巴黎起义后命令彻底消灭巴黎，恐怕就是这样的心态。
不过，这样的心态也不仅仅局限于那些作恶多端的政权。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义在即将遭到凡尔赛梯也尔政府的残酷报复而失败之时，一些巴黎公社的社员在「巴黎不属于公社，就应当毁灭」的绝望情绪之中，放火烧毁了部分巴黎古建筑。我本人是巴黎公社坚决的支持者，也能够理解他们当时的想法，只是在这里当一个例子。
（大家感兴趣的可以移步这则答案，感觉说的十分细致了）
私货时间：
在这里想谈一谈苏联的两个类似的例子，然后试着稍微分析一下。
1918年，布尔什维克将沙皇一家囚禁在叶卡捷琳堡，他们打算像审判路易十六一样审判沙皇。然而，捷克兵团和高尔察克的挺进使他们丢掉了这个地方。在撤退之前，沙皇一家遭到了处决。
当然，这个例子很难称得上是如同白公馆、渣滓洞一样的「暴行」，不过依旧可以稍作分析。这个决策无疑是「趋利避害」的体现。消灭沙皇一家，就等于消灭了复辟帝制的源头；心慈手软放过沙皇的话，按照托洛茨基的预计，苏维埃会毫无疑问地被白卫军所吞噬。套用罗伯斯庇尔的句式，就是「尼古拉必须死，因为苏维埃必须生」。将沙皇一家带到后方也并非行不通，然而布尔什维克不会冒这样的危险。
第二个例子要稍微长一些。俄国社会革命党左翼领袖斯皮里多诺娃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者，1906年17岁时因刺杀卢热诺夫斯基将军被判终身苦役。在服苦役11年后，她与布尔什维克一起参加十月革命，她领导的社会革命党左派也是除布尔什维克以外唯一支持十月革命的政党。然而她在余粮征集制、特别是布列斯特合约等问题上与布尔什维克爆发激烈冲突，社会革命党左派最终企图发动武装叛乱以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
在叛乱被镇压后，她因「对革命作过特殊贡献」而被判处一年监禁。1919年2月10日，苏维埃政府再次逮捕她和其他的左派社会革命党领袖。24日根据列宁的指示，把她安置在克里姆林宫内。4月20日，她逃出后继续进行反苏活动。1920年10月20日又被捕入狱。1921年9月13日，政治局作出释放她的决定。1923年初她企图逃往国外，但被抓获，被判处3年流放。刑满释放后被关进精神病院。此后退出一切政治活动。成为计划经济专家。1937年斯皮里多诺娃和自己的丈夫马伊奥罗夫再次被捕，1938年1月，被军事法院判处25年监禁。1941年9月，德国入侵苏联3个月后，夫妇二人和其他150名政治犯被执行枪决。
即便是按照斯大林时期对她的判决，斯皮里多诺娃也罪不致死，却在莫斯科即将遭到德军攻击之际被杀害，由此可见斯大林政权在当时唯恐这些反对者为纳粹所用的恐惧感，尽管在我看来，这些被处决的大部分人就算是落到纳粹手里，也会成为烈士，而非叛徒。当然这也说明了集中处决政治犯这件事不仅仅会出现在那些穷凶极恶的法西斯国家，在特别危难之际也可能成为国家政权们的通病。
这就是体系性作恶的可怕之处。
开枪的士兵想：我这是执行命令，战场上杀人那么多，还优待战俘呢，我这是被命令开枪，就是找到我也就是个战俘待遇。不执行马上就要受罚，执行将来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干吧。
直接下命令的军官想：我是上支下派，开枪的不是我，做决定的不是我，我就传达个命令，这完全没我什么事儿，将来就是落到共军手里也有的说。不执行马上就要受罚，执行将来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干吧。
监狱的主官想：这是毛局长的命令，有事儿也是他的事儿，行刑我连看都不看。再说了，我也不是一定跑不出去，要是能去台湾或者美国，还怕什么？不执行马上就要受罚，执行将来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干吧。
毛人凤想：这个骂名我算是背上了，不过台湾的位置我已经有了，就这样吧，反正不敢忤逆蒋介石。不执行马上就要受罚，执行将来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干吧。
蒋介石对毛人凤说：别管那么多，我早就对你说过，我们今天之失败，正是由于过去我们太仁慈了，把一些反对我们的人保留了下来。至于重庆集中营的人犯，一律予以清理杀掉。我们过去那样有势力的时候，这些人都不肯投降，今天我们到处打败仗，他们还会转变过来吗？干脆一起杀掉！
所以在体系里面作恶，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无辜，谁都觉得自己是好人，所以必须推翻整个体系才能迎来光明。
我们不妨反向假设一下，如果看守不杀这些烈士会怎样。
我的回答是，一样会完蛋，而且可能死得更快。
我们先把以下主体标出：
地下党被捕人员、中共官方、国民党特务看守、国民党上级
首先：地下党被捕人员虽然坚贞不屈，但依中共组织纪律，这类同志少不了小鞋审查降格，没有能力替特务讲话，那么多整天跟中共斗的看守特务，不会连中共最基本的组织规则都不懂。
其次：这群特务对中共的利用价值不大（其实大，但特务们如此理解），中共进军西南，高官大特务一抓一大把，谁会在意几个缺乏利用价值小看守献诚？更何况是造大坏事的看守！
然后：特务自己犯下众多滔天大罪，自知难赎，更何况，自己的背后还有宪兵用枪顶着，一旦营救，马上以通匪罪处！
最后：国民党官方对特务的确有安排与承诺（就地潜伏、飞机接走）只不过最后大部被捕结局枪决。（飞机没来原定架次，潜伏被捕）
@胡悠 回答有误
杨进兴被缉捕归案，不是他老婆说漏嘴，而是他自己多次发牢骚被人听见了。
二
大屠杀是蒋介石下令，毛人凤实施，徐远举执行。
殉难者名单
引自
权威资料参考书——《来自白公馆和渣滓洞的报告》
群众出版社
1997版
《血手染红岩》推荐一下，值得珍藏文史资料参考书。
确实是有释放行为的，比如白公馆的杨钦典。
陈然、王朴、罗广斌、周从化等30名共产党员和“民革”干部被关押到白公馆后，也全力教化杨钦典。杨钦典确实有回应，开始在他的职权范围内为他们传递口信、交换书报，还延长放风时间，尽力给予方便。尤其是陈然和罗广斌，杨钦典很佩服。
新中国诞生前夕，对白公馆、渣滓洞里革命志士的杀害开始了。
杨钦典奉命参与了暗杀爱国将领杨虎城及家人、随从的罪恶行动；并亲手杀害了小萝卜头。
在大屠杀中：
当屠杀进行到半夜时，还有罗广斌等19人未“处理”。这时，保密局西南特区专员、西南长官公署二处二课长雷天元接到二处的电话，被告知警卫部队在天明前将撤离，要求务必在拂晓前“处理”完毕渣滓洞的囚犯和二处寄押在白公馆的囚犯，同时又接到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的电话，说渣滓洞那边人手不够，“处理”行动迟缓，按现在分批执行的速度，天亮也杀不完，要求雷天元赶快带人去增援。于是雷天元就将这19人交给杨进兴代管，待他到渣滓洞“处理”完毕后再回来“处理”。
然后这位「代管」的国民党白公馆看守所所长杨进兴自己逃跑去了成都。
杨钦典和监狱杂工李育生寻机转到楼下二室，杨钦典把这些情况都给罗广斌他们讲了。罗广斌等革命者乘机给杨钦典做工作，劝他不要跟特务部队走，把这19个人救出去立功赎罪，解放后保证为他证明，并为他解决工作。经过思想斗争，杨钦典终于把门锁打开，但未取下，为了稳妥起见，杨钦典与罗广斌约好，他和李育生先上楼观察动静，看警卫部队是否撤走，如果撒光了，就在楼板上跺脚三下为信号，下面的人听到信号就把锁取下跑出去。
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楼上传来“咚、咚、咚”三下响声，几秒钟的沉寂后，牢房里出现了一阵骚动， 大难不死的难友们紧紧拥抱，泪飞如雨。
重庆解放后，罗广斌为杨钦典作证，杨钦典回到家乡务农，于2007年病故，年89岁。罗广斌在回忆录中写到：
如果没有杨钦典的将功折罪，白公馆剩下的19个人会全部被杀死，那么狱中党组织血和泪的嘱托就不可能被保存下来——所以，杨钦典最后的义举，应该说对保存这些历史资料以及了解大屠杀的真相，客观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逃跑的白公馆所长杨进兴，后伪装成贫农在南充务农，于1955年败露被捕，1958年在重庆公审后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提供一个背景：1959年，新中国第一次特赦，之后的战犯就几乎没有被执行死刑的，即使是没有被特赦的「血手染红岩」徐远举也是1973年因脑溢血死于狱中。杨钦典也救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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