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真的导致性别失衡了吗？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得先明白几个关键点：
1. 性别选择性堕胎（GenderSelective Abortion）是性别失衡的直接原因。
首先，我们需要区分“计划生育”和“性别选择性堕胎”。计划生育本身是一项旨在控制人口增长、优化人口结构的社会政策，其核心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而性别选择性堕胎，是指在怀孕过程中，由于对胎儿性别的偏好，而选择终止妊娠。
在一些文化背景下，尤其是在男性继承香火、传宗接代观念根深蒂固的社会，父母可能会更倾向于生育男性后代。当一个家庭被允许生育的子女数量有限时，这种性别偏好就会被放大，并可能导致选择性堕胎的发生。
2. 计划生育政策“创造”了性别选择性堕胎的“窗口期”。
在没有严格计划生育政策的年代，即使存在性别偏好，人们也可以通过多生育来“碰运气”，直到生下想要的性别。然而，当计划生育政策将家庭的生育数量限制在一个或两个时，这种“碰运气”的空间就被大大压缩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家庭已经有一个或两个女儿，而父母又非常渴望得到一个儿子，并且法律和技术允许他们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堕胎，那么选择性堕胎就成为实现愿望的“捷径”。
3. 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合谋”。
将责任完全归咎于计划生育政策是不公平的，因为真正驱动性别选择性堕胎的是一系列深层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
父权制和男权思想： 长期以来，在许多文化中，男性被认为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经济支柱，也是家族的延续者。这种观念使得男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往往高于女性，从而导致了对男性后代的偏好。
养老和经济保障： 在传统社会中，子女是父母年老时的依靠。如果女儿出嫁后随夫家，而儿子能够留在父母身边照顾，那么选择儿子就意味着更可靠的养老保障。即使在现代社会，这种观念也可能依然存在。
社会地位和婚姻： 一些地方可能存在“男高女低”的婚恋观，即男性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择偶优势。这也会间接促使父母希望生育儿子。
技术的可及性： 随着超声波等胎儿性别鉴定技术的普及，使得父母能够提前了解胎儿性别，从而为选择性堕胎提供了技术支持。
4. 计划生育政策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表现差异。
需要强调的是，“计划生育”并非铁板一块，它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实施的政策力度、侧重点以及配套措施都存在差异。
中国的“一孩政策”： 在中国，“一孩政策”是讨论计划生育与性别失衡时最常被提及的例子。在政策执行的特定时期，叠加上述的文化偏好和技术条件，确实导致了出生性别比的明显升高，出现了“女儿国”或“男性过剩”的担忧。
其他国家和地区： 许多国家也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但并未出现严重的性别失衡问题。这可能与这些国家或地区本身存在的文化差异、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政策的执行方式有关。例如，一些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更侧重于提供避孕服务和信息，而非强制性的生育限制。
5. 计划生育政策本身也可能包含鼓励生育女儿的元素。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计划生育政策也可能包含鼓励生育女儿的措施，例如“女儿优先”的奖励政策、保障女儿的升学就业机会等。这些措施的初衷是为了纠正潜在的性别失衡，但效果如何，则取决于政策的有效性和社会接受度。
6. 政策调整与性别失衡的缓解。
随着社会发展和对性别失衡问题的认识加深，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调整了其人口政策。例如，中国后来放宽了生育限制，从“一孩政策”调整为“二孩政策”乃至“三孩政策”。这些政策的调整，加上社会观念的转变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如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堕胎），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性别失衡的状况。
总结来说，计划生育政策本身并不是导致性别失衡的“罪魁祸首”，但它在特定历史时期，与根深蒂固的性别偏好、经济社会因素以及医学技术的发展“合谋”，为性别选择性堕胎提供了条件，进而间接导致了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衡。
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看到它是一个由多重因素交织而成的复杂社会现象，是政策、文化、经济和技术共同作用的结果。仅仅将原因归结于计划生育政策，或者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必然导致性别失衡，都是过于片面和简化的看法。反之，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在人口数量有限制的情况下，如果伴随强烈的性别偏好，那么性别失衡的风险确实会增加。因此，在制定和实施人口政策时，充分考虑社会文化因素，并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性别选择性堕胎，是至关重要的。
网友意见
如果没有计划生育，中国的性别失衡仍然会很严重，但不会有现实中这么严重。
一般来说，当一个地区的农耕传统越需要重劳动力，这个地区的「重男轻女」的现象就越严重。
例如，
这项研究发现，在历史传统上，如果一个地区使用犁来耕地而非使用轮作法来进行种植，那么由于使用犁需要更高的身高、握力和爆发力而更适合男性，该地区的女性地位就更低。而轮作法不需要考虑土壤肥力，只需要锄头和刀把原本生长在此处的植物清理干净就可以，这些地区的女性地位就相对更高。
反过来，
这篇文献发现，在中国的某个地区，由于种植茶叶是女性的比较优势，种植果树是男性的比较优势，因此当该地区的茶叶价格相对于水果价格上升时，该地区的女性地位就有所提高。如果茶叶价格上升使得该地区女性收入上升幅度达到了平均家庭收入的10%，该地区的男女性别比就下降1.3%。如果该地区的女性收入上升幅度达到了家庭收入的20%，该地区的性别比就会回到正常水平。这意味着女童的死亡率不再偏高。
中国是一个需要重劳动力来进行传统农业种植的国家，因此自古以来就有强烈的「重男轻女」思想，即使没有计划生育，出生性别比也会很高。不要说自古以来，就是上个世纪有详细数据记载以来，女婴「消失」的现象就已经十分普遍。例如
这篇文献提到了一个例子：
19世纪末，一个传教士向40女性进行了调查，她们共生了183个儿子和175个女儿。有126个儿子活到了10岁，但只有53个女儿活到了10岁。
他同时使用了历次人口普查画出了历年出生女性相对于的「消失」比例，其正常基准为106：100。从上个世纪初的8%到抗日战争时期的14%，这些「消失」的女性，可能是出生被溺杀的，可能是因为没有被良好抚养，也可能是在战乱中比男性更快的死去了，见下图：
「重男轻女」的现象在许多亚洲国家都存在。即使移民到了西方国家，和传统农耕完全脱钩了，美籍华人也仍然会存在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文化，导致选择性流产女婴的现象发生。
上图来自
Son-biased sex ratios in the 2000 United States Census，表示在美国白人和中国、韩国和印度裔人口在美国的生育情况。从左到右可以分别看到三组柱状图，表示第一胎、第二胎和第三胎的性别比例，柱状图下标表示之前的孩子是什么性别。
可以看到，美国白人无论第一胎是男性还是女性，第二胎的男女性别比例都没有显著差别；而中韩印裔人口的第一胎如果是女性，那么第二胎的性别比例就会上升到1.17：1；如果亚裔的前二胎都是女性，则第三胎的性别比会上升至1.51：1，这显示了非常明显的选择性堕胎现象。
这篇研究将中韩印三国区分开来，分别看他们移民在美国加州的移民的生育情况。
其中空心点代表第一、二胎的男性比例，实心点代表第三、四胎的男性比例，可以看到美国的黑人、白人和日裔美国人的各胎次性别比例十分接近，而中韩印三国移民虽然第一胎的性别比例正常，但第三、四胎的男性比例显著上升，印度第三、四胎的男性比例甚至在某些年份接近60%，显示了大量的选择性堕胎现象。
要注意的是，这些严重的选择性堕胎现象，并不是发生在有计划生育的中国，也没有发生在需要重劳动力农耕的家乡，而是在移民之后美国。且中国自古就是一个溺杀女婴屡见不鲜，到上个世纪仍然有着超高性别比的国家。 因此，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即便没有计划生育，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例也会是一个居高不下的数字。特定的农耕文化可能是这个结果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这并不是说计划生育在中国的性别比例的提高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这很好理解，假如一个家庭想要一个男孩，那么他在连续生了几个女孩之后，可能会在在第三、第四胎进行选择性堕胎，因此如果第二胎是女儿，那么她还有较大可能被生下来。但是如果这个家庭的生育数量有限制，那么选择性堕胎就会提前发生，此时第二胎的女儿就可能会被杀死，使得性别比例上升得更快。比如，
这篇文献发现，中国一些地区的计划生育是「一胎化」，而另一些地区进行了较为宽松的「一胎半」政策，政策的不同导致两个地区的性别比例出现了差异。
上图表示了不同地区的第一胎的性别比例。随着计划生育的收紧，在那些「一胎化」更严格的地区，第一胎就是儿子的概率比起其他地区高的程度更大。
上图表示，一个「一胎化」地区的母亲如果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她第二个孩子是儿子的概率要比一个「一胎半」地区的同样情况平均要高出3%。
另外，由于不同地区的计划生育罚款力度不同，从中我们可以度量出计划生育的严格程度。上一篇文献发现，在计划生育收紧之后，超生罚款每增加家庭平均年收入的一倍，该地区生男孩的概率就会上升1%。但同样是这些地区，在计划生育实行前的出生性别比却完全没有差异。
因此，说计划生育导致了性别失衡，不太妥当；但要是说计划生育进一步加剧了出生性别比的上升，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注：这篇答案参考了微博上的
史律老师给出的一些文献，史律老师针对计划生育写下了一句话，我很喜欢，想引用在这里：
如果只考虑那一部分受益者，那么黑死病流行也是有好处的，增加了幸存者的耕地。英国城市被希特勒炸成废墟也是有好处的，显著增加了幸存妇女的职业参与度。现在黑非洲艾滋病流行也是有好处的……除非那一部分受益者在你眼中就是全部，别的什么都可以不管。
这句话，谨与那些因某些原因（女童教育提升、妇女不必沦为生育工具）而无条件支持计划生育的人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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