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辛德勇及其学问？
在当代中国史学界，辛德勇的名字或许不像一些“大家”那样耳熟能详，但他以其独特的治学路径和鲜明的学术个性，在中国古代史，尤其是隋唐史研究领域，占据着一个不可忽视的位置。评价辛德勇，不能仅仅套用主流学界的框架，而需要深入理解他那“不入流”却又“自成一派”的学问之道。
一、 独特的治学路径：从“民间”到“庙堂”的跨界者
辛德勇的学术轨迹颇具传奇色彩。他早年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科班出身，而是凭借着对历史的浓厚兴趣和不懈的钻研，在相对“民间”的环境下打下了坚实的史学基础。这种“非主流”的起点，反而塑造了他更加独立和批判的学术视角。他不像许多在名校深造的学者那样，容易受到学院派理论和研究范式的过度影响，而是能够更自由地去探索和发现。
他早期的研究，例如对《资治通鉴》的深入梳理和辨析，就展现了他严谨扎实的考据功底。他对于史料的敏感度极高，能够从浩繁的古籍中捕捉到不易察觉的线索，并进行细致入微的爬梳。这种“咬文嚼字”、“抠字眼”的功夫，是他在学术研究中的基本功，也是他建立个人学术体系的基石。
随后，辛德勇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研究所，在“庙堂”之中继续他的研究。然而，即使身处学术重镇，他依然保持着独立思考的精神。他对于学术研究的“功利化”和“浮躁化”现象抱有警惕，更注重的是对历史真相本身的追寻，而非迎合某种趋势或追求短期的学术声誉。
二、 鲜明的学术风格：严谨求实与“野狐禅”的融合
辛德勇的学问，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其严谨的考据精神。他对于史料的运用，绝不轻率，而是力求精准，通过对原文、版本、出处等多重考证，来确立史实。他的许多研究成果，都建立在对古籍细致的辨析和对史料相互印证的基础之上。
然而，他的严谨并非枯燥的“搬砖”，而是与一种“野狐禅”式的自由探索相融合。所谓“野狐禅”，在此可以理解为一种不拘泥于固定理论框架，不畏惧挑战既有权威，敢于提出新颖甚至“异端”观点的学术态度。他对于一些主流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常常会进行质疑和反思，并通过深入的研究来提出自己的看法。
这种风格，使得他的学术文章读起来常有一种“荡气回肠”的感觉。他不是平铺直叙地讲述历史，而是通过层层剥茧，将读者带入一个充满探索和发现的学术过程。他敢于“横看成岭侧成峰”，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历史问题，挑战那些看似坚不可摧的学术“共识”。
三、 主要学术贡献与影响
辛德勇的主要研究领域集中在中国古代史，尤其是隋唐史。他的贡献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
对史料的重新审视与辨析： 他对于许多关键史料的深入解读，例如对《旧唐书》、《新唐书》等正史的细致梳理，对一些唐代文献的考订，都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他能够从细微之处发现问题，并提出合理的解释，纠正一些流传已久的谬误。
对隋唐政治制度的深入研究： 他在对隋唐政治制度，特别是官僚制度、科举制度等方面的研究，展现了他扎实的功底。他不仅关注制度的表象，更深入探究其背后的运作机制和历史逻辑。
对历史人物的“再解读”： 辛德勇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也常常不落窠臼。他不会简单地贴标签，而是通过对其言行的细致分析，来呈现人物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例如，他对某些唐朝重要人物的评价，就可能与传统认知有所不同。
对学术史的关注： 除了对历史本身的探索，辛德勇也对史学史本身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关注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脉络，并对一些重要的史学著作和史学思潮进行梳理和评价。
他的著作，例如《隋唐史论稿》、《古代官制研究》、《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等，都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他并非高产的学者，但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凝聚了他的心血和思考，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四、 争议与评价：一个“硬骨头”的学术人格
当然，辛德勇的独特风格也伴随着一些争议。他的“野狐禅”式的独立思考，有时会让他与主流学界产生摩擦。一些人认为他的观点过于“激进”或“偏颇”，但这种批评往往忽视了他背后严谨的考据和深刻的逻辑。
更重要的是，辛德勇展现了一种可贵的学术人格。在当下学术界，追求名利、迎合潮流的现象并不鲜见。而辛德勇始终保持着一份纯粹的学术追求，他对历史的尊重，对真理的执着，以及对学术尊严的坚守，都令人钦佩。他不是一个“迎合者”，而是一个“守望者”，守望着历史研究的本真。
他曾公开批评某些学术乱象，例如“注水”的论文、抄袭剽窃等，这种“硬汉”式的姿态，为他赢得了不少赞誉，但也可能招致一些不友善的目光。
总结：
总而言之，评价辛德勇及其学问，需要跳出“名师出高徒”的传统思维。他是一位在“民间”积淀深厚，又能在“庙堂”独立思考的学者。他的学问以严谨求实为基础，以“野狐禅”式的自由探索为特色，他挑战权威，不畏争议，始终坚持对历史真相的追寻。
他或许不是最“受欢迎”的学者，但他无疑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一位不可或缺的、具有独特魅力的“硬骨头”。他的学术精神和治学态度，对于当下浮躁的学术环境，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可以不完全认同他的某些结论，但他的研究方法、学术品格以及对历史的深情，都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尊重。他用自己的方式，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注入了一股清流，也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别样的学术人生。
网友意见
本人算是秦汉历史地理与历史文献学专业背景出身，正巧与辛先生最擅长的两大领域存有交集，基于专业角度，探讨一二。
辛德勇教授的学术成就主要在两方面，其一是历史地理，师从史念海先生，后来又与韩茂莉先生喜结连理，相互浸润。其二是版本学，师从黄永年先生，算是继承陕西师大历史学两大传承的唯一传人，再加之其自身的优秀特质——快手。
按照这个背景而言，辛先生如果只专注于唐史研究，未必有如今这么大成就，当然也不会有如今这么多争议。他虽然从史念海先生研究历史地理，但并没有从史念海先生《河山集》的思路研究自然地理、军事地理，他转向秦汉断代研究，着重于战国秦汉之间政权更迭时期，郡县沿革变化的研究。秦汉史是目前出土材料众多，但是学术前辈并不多的断代领域，很多非秦汉史专业出身的学者，都进军这一领域，辛先生算是其中的佼佼者，其代表作是《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一书，尤其是《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一篇雄文，算是秦代郡制考证最为详实的作品，辛先生的考证在于对历代文献资料的爬梳，在于对清代乾嘉学者论述的分析与驳斥，虽然看上去是一篇历史地理考证性质的文章，但是其中充分发挥了文献学、版本学的功利，算是辛德勇历史地理领域的最高贡献。后边一篇《两汉州制新考》算是对这秦代三十六郡考察的延续。下篇当中的《张家山汉简所示汉初西北隅边境解析》算是跨出简帛类型研究的范畴，给予了简帛研究的理论创新与材料创新。众所周知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是研究秦汉法律沿革最重要的史料，研究西汉西北边境一般参考的是各种西北汉简，辛先生可以在张家山汉简中，读出历史地理的价值，其读书细密功夫可见一斑。
辛德勇教授的另一大学术特长就是版本学，其版本学的最高成就在2016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印刷史研究》。本书算是跳出唐代版本学基于《隋书·经籍志》等传统研究，在隋唐之际出现的印刷术的基础上提出新知，本书依旧由三篇雄文组成，其中代表作是第一篇《论中国书籍雕版印刷技术产生的社会原因及其时间》，可谓是高屋建瓴，将中国雕版印刷之于版本学领域的理论意义上升到提纲挈领的高度。
2013年中华书局的《史记》精装修订本争议颇大，辛德勇运用他丰富的文献功底，迅速撰写了一系列质疑、对勘的文章，他的一系列质疑使得中华书局在2014年又出了一版修订本的简装版，且2014年版《史记》修订了2013版被质疑的诸多错误，当时学术界影响很大，现今如若博士论文写作引述《史记》原文时，专家一般都强调使用2014年版作为定本。辛先生的诸多质疑性质的札记之后结集成为了《史记新本校勘》一书，堪称当代古籍校勘的典范之作。
他的快手且质料上乘的优势另一作品即2018年出版的《发现燕然山铭》。2018年初，中蒙联合考古队才对外公布他们于2017年在蒙古国杭爱山一带发现了“燕然山铭”石刻拓片，2018年中，辛先生就收集了关于燕然山铭可兹考证的历史地理相关文献，写成论文诸篇，结集而成《发现燕然山铭》一书，该书虽然理论层面不算鸿篇巨制，但是未来在论及“燕然山铭”这一研究领域而言，本书必读参考地位不言而喻。
关于辛先生跨界从而引起的学术争议，他的问题意识极佳，给学术界相当大的启迪，也在三本书上有所争议。其一是探讨汉代纪年问题的《建元与改元》主要基于李学勤先生在2005年发表的《论汉简、钱范的纪年超长现象》展开对西汉末年小皇帝去世很快，边疆来不及传递消息，从而出现纪年错位问题的讨论，辛先生不同意李先生的看法，提出了若干基于文献考证方面的质疑。李先生的观点，我在另一篇答案（如下链接）中有过详尽解析，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
关于西汉新莽之际的讨论，到底是孰对孰错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读书然后思考，但是关于汉代年号的思考，以及古代皇帝去世之后应该如何纪年、改元的考量确实对秦汉史研究震动很大，毕竟东汉时期也有皇帝岁数小死得快改元频繁的问题，受辛德勇启发，也值得研究。
之后辛德勇老师引起广泛讨论的是他先在《清华大学学报》上发表的两篇文章，之后合集出版的《制造汉武帝》一书，指出《资治通鉴》记述汉武帝末期的“轮台罪己诏”事件存在后世史家嫁接南朝历史故事的成份，毕竟这一事件《史记》不可能写，《汉书》记述又分外简略，而之前田余庆先生的《论轮台诏》一文一直以来被秦汉史学界公认为入门专业必读第一论文。本书的出版是公然向学术权威开炮的意思，火药味十分浓厚。《制造汉武帝》是让辛先生从一个一流历史学家走向史学界顶流名声大噪的爆炸性事件，关于这一问题的学术大讨论，笔者在此就不多缀余。
在《制造汉武帝》大讨论的时代，辛先生也得到了诸多质疑，树敌不少，之后他在海昏侯汉墓挖掘后快手写成的《海昏侯刘贺》一书反响不佳，没有《制造汉武帝》的学术方法启发性强，也没有《发现燕然山铭》的学术总结意义大，更没有《史记新本校勘》的文献价值深远。再之后他又补充出版了《海昏侯新论》一书，也没有激起太大波澜。主要问题或许在于关于海昏侯墓的历史研究相关史料有限，可以探讨的空间不大，海昏侯墓的学术价值主要在考古学领域，对于研究汉代墓葬、礼制，以及相关物质文化史有深远影响，以及海昏侯墓还未完整公布的汉简若干种，未来也会为出土文献研究领域所重视。而辛先生的劣势是他并不擅长秦汉断代的考古研究。
总体而言，辛的学问广博精深，对史料文献和既存研究的把握极其熟稔，既有继承更有慧眼独具的创新；学术成果量大质优（尤其集中在2005—2015这十年），在学界引起巨大反响的重量级作品很多，解决了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年号学等领域的众多难题，比如《秦汉政区》《建元改元》《印刷史研究》，《越王勾践徙都琅琊》《云梦秦简与灭楚进程》《三国志本名国志说》等等等等，对此我十分佩服，自从2010年上大学后，我就买齐、读完了他的全部著作，至今仍在持续关注中。前些年他的为人也受到了不少好评，比如燕京学堂事件中仗义执言。但近年来，真不知是什么原因，个人感觉他愈发跑偏。
1、首先说明几点：（1）本回答的确不是学术评论，我也没有学力来评价辛的学问和全部著作，说句不客气的话，在我看来能对辛的学术成就做出全面准确评价的学者，全国也没几个，而且我感觉那些侧重人物简介、著作解题的“学术评价”其实很无聊，也很肤浅，多是东抄西抄、人云亦云，深刻精到的个人见解很少，更不要说还有不少人信口开河、胡说八道，让人怀疑他是否真看了相应学者的书。（2）因为所学专业的原因，尽管他的书我全都读过，但真正能在所谓学术领域说道几句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我的硕论和辛的几篇论文密切相关，本硕时期的课程报告、读书笔记涉及辛著作的内容也相当不少），我也没必要把这些偏向学术的东西发在网上。何况和辛进行学术商榷和讨论的学者有那么多了，我一个圈外人算什么。不过，目前发在网上的这些不怎么学术的话，我没有任何的胡编乱造、也没有任何的添油加醋，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和感受，无论赞同还是反对，欢迎交流。（3）我从来没有质疑过辛的学问，恰恰相反，开篇我就说十分佩服他的学问，但这个问题并没有要求仅仅局限在学问上；我也从来没有认为学者不能出书赚钱（这里也想提醒一下各路大神，开喷前最好先看清楚别人原话是怎么说的），说实话，出书赚钱比那些违法违规、吃相难看的手段好太多了，但如果一味求量、求快，相对忽视了质，我感觉有些不妥。尤其是对辛这样的学者来说，曾经写出了如此多的高质量著作，如今新书的学术水平却普遍一般，我更多的是感到可惜。当然，对此也要报之以理解，经济原因恐怕不是最主要的，身心状况不佳可能才是主因，在此也祝愿他早日恢复健康，写出更多的优秀作品，我关注他这么多年，知道他还有好多要写的书和文章没写。（4）之所以回答此问题，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打抱不平、不吐不快（可能我个人戏太多了），也怪自己说话一直很刚很冲，但我没有任何泄私愤的意思。辛的某些言论，有些人很喜欢，有些人觉得无所谓，有些人觉得欠妥，但还有些人可能就会反感甚至厌恶。连他自己都说，有支持我的就有反对我的，我不要求别人一定信服我、听从我的观点，别人也不必如此要求我；所以说同样的，我的这些话，不同的人反应肯定也不会一样，我觉得这很正常。更重要的是，我个人感觉辛有不少话都在打擦边球，如何理解见仁见智，“黑子们”可能认为他在玩内涵，“真爱粉们”可能就认为他没那意思，到底该如何理解，是每个人的自由。希望有些复读机自重，你有自己的一套理解那是你的事，别人未必认同，就尽量别不厌其烦地来教育别人了好吗。
2、连续出版的新书几乎都是些价值不大的无聊之作，辛曾说，钱穆先生晚年那些讲义式的著述，算不上严谨的学术研究成果，那他近些年的这些公众号文章合集（我感觉这些著作有俩缺点：一是内容普遍浅显，且有不少互相重复之处，文风枝蔓啰嗦，时有胡乱堆砌；二是常夹带着阴阳怪气、莫名其妙的吐槽），又算什么呢？以最近的《生死秦始皇》为例，一位豆瓣网友的评价十分贴切：“内容注水，文风拖沓，以狂放傲岸之姿态，掩哗众媚俗之实质。好读书不求确解，好议论不得要领。鄙野常近村谈，悍执时类评书。至于“器大活好”“下边的事”“跟着大哥”“撅着屁股”之类今典，固市井之俚语，岂学者所宜言，骇俗耸听，反以自喜，斯文百行，扫地无遗。噫嘻，魏晋行散，往往裸裎，不意千载之下，犹乡慕焉，亦异事也。”这段评语活脱脱写出了辛近年来的面貌，无论学术还是为人。
3、凡是和他商榷的学者，甚至可以说凡是和他观点不同的学者，即使对方没有和他商榷，他几乎没有心平气和地回应过，而是常报以无端的人身攻击。其实，不回应也可以，为什么一面说着“不屑于回应”，一面明里暗里地发泄私愤、侮辱他人呢？何况，如果可以用学术讨论来解决，就用学术的方式不好吗，夹枪带棒图的什么？他的回应手段主要有两个，其一，动辄恶意嘲讽别人，不是就事论事地讨论问题，而是无限上纲上线：南大的李浩是“某人”“无知妄人”（与他商榷《制造汉武帝》），胡文辉是“小报记者”（与他商榷《禁不得祠明星》《制造汉武帝》《偶语诗书者弃市》等等。讽刺的是，早先辛研究《史记年表与张楚年号》的时候，胡对某出土文献性质的判定与他相符，辛还对此表示过赞同佩服，如今一商榷，就化友为敌了），郭永秉是“大专家”（与他商榷《洛阳武库钟》的真伪），孙齐研究学问是靠“电脑检索”（孙认为《马天祥造像记》是伪造的），张国安评价田余庆学术成就的文章是“千古奇文”（张对田的学术造诣和学术成就很佩服，赞扬了不少），以及，多次借着“燕京学堂”“清流”“神仙”“美国教授”等名头来黑陆扬和余英时、钱穆（陆扬和他在燕京学堂一事上有过对立，但至少陆扬没有公开谈论过与辛的冲突），多次在文章中攻击黄裳、李致忠（可能黄裳和黄永年在古籍收藏、版本学等领域有过竞争与冲突，抑或纯粹的文人相轻？反正黄永年生前就多次表达过对黄裳的鄙视，比如“不要和他在同一期杂志上刊登文章”一类的），多次在文章中提及田余庆的“错误观点”乃至暗讽田余庆学术观点的支持者（他对田观点的商榷引发了很多讨论，但依然支持田观点的人不在少数）。其二，和他商榷的学者（比如胡文辉、郭永秉、李浩等等），都“没有读懂他的意思”就发表议论，至于他“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反正最终解释权都在他手里。不过，大多数吃瓜群众的眼睛还是雪亮的，不像他的真爱粉丝那样被蒙蔽了双眼，他所谓的辩解很多只是嘴硬逞强罢了，而不少与他商榷的学者，也确实不同程度地指出了他论著中存在的偏差或谬误。比如最近，因《李训墓志》真伪引发的话题，不少人在微博上讨论日本国名人名的写法，他在微信里说那些网友是**；有微博网友（怪猫等人）针对他《李训墓志》辩伪的文章再质疑，他就拉黑加嘲讽，理由是自己的微博不是别人自由讨论的空间；再如之前，因《马天祥造像记》的辨伪，他在微信里嘲讽孙齐，嘴硬到毫无逻辑，还删除别人的微信评论，如此小肚鸡肠，居然还有大批粉丝忙着洗地、照样吹捧，也真是辛苦。
4、近几年，辛会孜孜不倦地搜索关于他的微博（一直好奇是他本人闲得慌，还是有粉丝在不断通风报信），只要涉及批评商榷的（无聊的谩骂不算），他几乎都要挂出来，加几句阴阳怪气的转发，然后又有他的一众粉丝出来附和，真的无聊透顶。2020.1.14，他发微博称个人账号只是表达自己观点的地方（应该还是怨念怪猫与他商榷《李训墓志》那件事），不是让别人发议论的地方，所以不欢迎别人评论（估计他不欢迎的，只是批评商榷他的言论），到了第二天，又在微信公众号上重申此观点，还把那些评论的人称为“寄生虫”。那既然如此，他又为何频频去别人的微博下面评论转发呢？尤其是为什么要一再转发批评吐槽他的微博呢？这种双标是不是有些过分呢？之前有网友说他关于欧阳脩本名的讨论写得太拖沓，他就甩出句“何必要看呢”，又说自己的研究如何如何高明，其实那几篇文章确实拖沓重复，网友的批评也不无道理；再如前几天，有网友吐槽他的微信公众号，说他和他的粉丝的一些言论有些过火，又惹来他本人和狂热粉的转发与攻击，其中某些粉丝那忠心护主、上蹿下跳的样子也是可笑；最近，他又在公众号里说那些“把他的言论传到网上然后骂”的行为不是人，那他之前在《文史哲》事件时，动员各路粉丝到处把别人的说法截屏、还美其名曰“保留证据”的行为，又是什么呢？
在这里，也想多说几句。我感觉不独辛，国内不少活跃在网上的文史学者，都有一种蜜汁优越和双标。具体就表现在：总认为自己才是正确的，自己不会犯什么错误（尤其是他们指点江山、点评时政或大谈特谈“为人处世”的时候），一旦有错误，要么百般抵赖、各种狡辩，要么选择失明、死不认账。我真的有些好奇：当他们言行前后矛盾、常被自己或别人打脸的时候，真的感觉不到尴尬和难堪吗？难道真的所有批评他们的人都是瞎子、傻子？难道他们自身真的就一点问题都没有？这几天，针对一些读者对他新书的批评，辛又说他们势利、流氓下作云云，请问他自己的修养又去了哪里呢？这算不算经典的“反思怪却从不反思自己”？还说自己“从不肆意攻击评议别人”，那他的某些出格过分的言论，不是攻击又是什么呢？
5、辛只要微信发推送，几乎必附个人照片与写真，一开始还以为他是在开玩笑、在搞笑，现在感觉他好像居然是认真的？是感觉自己真的长得帅？还是什么其他原因？我反正不太明白他的心理，不过这一点粉丝们就不必出来撕了，我只是个人不喜欢、不理解而已，并没有阻止你们去欣赏；何况我早已取关他的微博微信，你们也不必用“不喜欢何必死皮赖脸地看”来回应我——需要说明的是，“死皮赖脸”是辛的原话，当年有些看了他微博又批评他的人（比如他借着说“国史”的定义，以“数典忘祖”来评价钱穆，并暗讽余英时、杨联陞，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击），就被他冠上了这样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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