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党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派？
孕育与诞生：时代洪流中的呐喊
青年党的诞生，可以说是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一股年轻力量对国家命运的深刻忧虑和积极探索的必然结果。20世纪20年代，中国正经历着从帝制到共和的转型，但新生的共和国并不稳固，军阀混战、民生凋敝、民族危机四伏。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群有抱负、有思想的知识青年，他们接受了西方的新思潮，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渴望找到一条能够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道路。
他们反对当时盛行的“打倒孔家店”的激进思潮，认为中国民族文化中仍有值得珍视和发扬的精华。同时，他们也对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当时的一些策略和思想持有不同的看法，认为这些政党过于偏激或者未能完全把握中国国情。他们更希望能够建立一个能够团结更广泛力量，既能革新又能在保留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政党。
1923年，中国青年党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上海成立。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在租界林立、东西方文化交汇的上海，一群年轻人，他们可能是学生，可能是刚毕业的知识分子，聚在一起，燃烧着对国家民族的热情，讨论着未来的方向。他们的口号，他们的纲领，都带着那个时代年轻人特有的冲劲和理想主义。
核心理念与主张：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交织
中国青年党的政治理念，用今天的话说，可以概括为一种强烈的 民族主义 和 国家主义。
民族主义： 这是青年党最核心的驱动力。他们认为，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这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他们反对全盘西化，主张在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同时，要珍视和发扬中华民族固有的优秀文化传统，比如温良恭俭让、讲究礼仪、重视家庭伦理等等。他们认为，一个民族的强大，不仅在于经济和军事，更在于其文化和精神的传承与发展。
国家主义： 与民族主义紧密相连的是对国家的忠诚和国家的强大。青年党认为，国家是民族的载体，国家的强大才能保障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他们强调国家主权，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致力于实现国家的统一和富强。他们也比较重视国家的组织和纪律，认为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国家稳定的基础。
温和的改良与渐进的变革： 相较于当时其他激进的革命政党，青年党在变革方式上更倾向于 温和的改良 和 渐进的变革。他们不排斥革命，但在很多时候，他们更希望通过政治协商、教育普及、经济发展等方式来实现国家的进步。他们也关注民生，认为国家的强大最终是要服务于人民的福祉。
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 这是他们与其他主要政党分歧的关键点之一。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非简单的阶级对立，而是民族危机和国家统一的问题。他们对共产党强调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持保留甚至反对的态度，认为这容易导致社会分裂和动荡，不利于国家整体的团结和发展。
发展与曲折：艰难的政治实践
青年党的政治实践，可以说是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但也面临着现实政治的严峻挑战。
早期活动： 成立初期，青年党主要通过创办刊物、组织讲座、发动学生运动等方式来传播其政治理念，吸引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在上海、北京、南京等地都有一定的活动基础，吸引了一批忠实的追随者。
与国民党的关系： 青年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比较复杂。一方面，他们都强调民族主义和国家统一，在反帝反封建的目标上存在共识。在国民大革命时期，青年党也曾与国民党合作，并支持北伐。但另一方面，在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和对国家发展方向的认识上，青年党与国民党存在差异。
与共产党的对比： 与共产党相比，青年党在组织形式、思想传播方式以及政治目标上都有所不同。共产党更加强调组织纪律性和阶级属性，其纲领具有更强的国际主义色彩。而青年党则更注重民族共识和文化传承，其思想内核更偏向于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
参与政治： 青年党也曾尝试通过合法途径参与政治，例如在国民政府时期，他们曾尝试成立议会，并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但由于其规模和影响力相对较小，加上当时中国政治环境的复杂性，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始终有限。
命运的转折：历史的选择与时代的局限
然而，历史的洪流总是汹涌澎湃，也充满着不可预测性。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两大政治力量的激烈角逐中，中国青年党最终未能成为主导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 在抗日战争期间，青年党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这与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民意一致。他们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存亡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解放战争与新中国成立： 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以及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政治格局的根本性改变。在新的政治框架下，中国青年党和其他一些在野党一样，面临着如何定位自己的问题。
最终，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成立。中国青年党和其他一些民主党派一样，选择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上了联合政府的道路，并最终融入了新中国的政治体系。在新的国家建设时期，青年党也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但其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的时代已经过去。
评价与反思：一位历史的旁观者与参与者
回顾中国青年党，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成功”或“失败”来定义。它更像是一位在历史关键时刻，试图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推动国家前进的参与者。
优点： 青年党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珍视，对国家统一和富强的追求，以及在某些时期对温和改良的坚持，都展现了其作为政党的一份责任感和理想主义。他们代表了那个时代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考和努力。
局限： 然而，他们的政治力量相对薄弱，组织动员能力有限，在面对两大政治巨头的竞争时，显得有些势单力薄。同时，他们对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一些判断，也可能未能完全把握时代的脉搏。
总而言之，中国青年党是中国现代史上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虽然它没有成为历史的主角，但它所代表的民族主义情怀、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以及在变革时期所作出的探索，都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思考。它就像一颗璀璨的流星，划过中国近现代史的天空，留下了短暂却闪耀的光芒，也折射出那个时代中国青年人复杂的理想与现实的碰撞。
网友意见
CYP的内部规章
据曾琦说：“其严密为向来各党所未有“· · · 中国青年党自成立以后一一直严守机密，一切主张均以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名义发表，直至1929年4月才公开党名· · ·据胡国伟回忆，还规定有三级九等的奖励法与惩戒法· · ·一级一等惩戒者是秘密执行死刑。这里明显地表露了该党带有秘密会党的色彩。
CYP打算如何对付旅欧CPC
中国青年党总部决定，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部长胡国伟负责购买枪支，训练杀手，以便暗杀CPC人。但是事与愿违，中国青年党“最为精干“的发起人之一王建陌却因手枪走火丧生了。
CYP与国民党右派的联系
1923年底，中国青年党党员邬刚如将同宿舍一位CPC成员的关于CPC加入国民党的文件盗出交给了曾琦，曾琦如获至宝，立即持此文件面见时在法国游历的国民党员王宠惠、蔡元培，大谈国民党“联俄联C之危险，嘱其迅速设法转告中山“，但王、蔡并不以为然，拒绝转告。1924年1月，曾琦又将此文件较为了从德国留学归国的谢持的女婿曹四勿，嘱其密交国民党老右派谢持，谢持见到文件后”大为愤慨“，邀张继同赴粤向孙中山告密· · ·谢、张”反遭中山申斥“
CYP在五卅运动中
他们以各帝国主义在中国各有势力范围，有着极其复杂的利害关系为由，声称“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足以启帝国主义列强干涉之心“，”致帝国主义得以心口雌黄，一方面破坏我国际的同情，一方面离间我国民的一致“。按照他们的逻辑，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由于”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引起的，。这种倒果为因的绝妙理论认为中国人民应该俯首帖耳地永远听任帝国主义的压榨，反抗帝国主义即是赤化。
CYP在北伐战争中
1926年下半年，醒狮派借更换国旗，大作反对北伐的文章· · ·国家主义派组织了“拥护五色旗大同盟“。在南京、上海等地开展了”拥护五色旗运动“。公开亮出了拥护北洋军阀的旗帜· · · 曾琦与孙传芳密谋，主张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三大军阀势力联合起来，以对抗国民革命。于是各派军阀都对国家主义倍加推崇。
CYP在各派势力中的投机
1928年6-7月间，李璜奉曾琦之名，赴广西联络桂系军阀，交游于马君武、白崇禧、黄绍肱之间。旋即又北赴天津谒见梁启超，提议以梁启超为党魁，曾琦、张君劢为左右手，在中国青年党的基础上组织一个新的政党，而梁启超再次以久已无意过问政治和体力难胜政治活动的繁剧而谢绝。
曾琦曾到湖南、四川组织民团，李璜回四川组织了“安抚委员会“，并赴南昌谒见蒋介石，向蒋邀功请赏，请求调派国民党中央军进川围剿红四方面军· · ·由此可见，中国青年党反对国民党主要限于反对它的一党专政· · ·而反对一党专政的目的，则是为了达到它和国民党的真正平等的联合。因此，中国青年党反对国民党的斗争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决定了它不可能达到彻底的程度。
1933年11月，（福建事变后），中国青年党曾派左舜生率领大批干部前往，可是他们一见到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第三党）的政治主张同他们的国家主义绝对不相容· · · 没有亮出中国青年党的旗帜就悄悄溜走了。
李璜领导青年党工作期间，不仅与各民主党派和CPC在以民主推动抗战方面密切合作，而且还利用它与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关系，为CPC和西南地方实力派之间的联系牵线搭桥。如1945年春，张友渔到成都去做刘文辉的统战工作，华岗到昆明做龙云的统战工作，都是通过青年党四川省党部的负责人杨叔明进行的。青年党云南省党部负责人唐筱蓂（唐继尧之子）为华岗和昆明的民主人士开展民主活动提供了诸多方便。
CYP在抗战前后
（一二八抗战前后），中国青年党的所谓“正当休战“，是把CPC排除在外的青年党与国民党以及其他政治理论之间的休战。中国青年党没有对CPC休战，也不希望国民党对CPC休战。
中国青年党在抗战中也做出过有益的工作，中国少年铁血抗日救国军总司令苗可秀，毕业于东北大学，即是中国青年党党员。
1933年5月，日本政府派内务省次长床次竹二郎来华到天津，通过亲日派张英华与青年党员赵毓松取得了联系，并要求面见曾琦，向曾琦提合作条件，曾琦拒绝与之会面。令赵毓松大失所望· ·· 1939年，赵毓松叛国投敌，参加汪伪政权，当了汉奸。
左舜生却于1934年春在上海《时事新报》上以“仲平“的笔名发表了一篇短评《时局诤言》，在文中多方为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辩解。
1936年11月，一位曾参加过中国青年党的东北军中级军官给曾琦写信，告密说在西安形成了CPC与东北军、西北角三位一体的抗日统一战线· ·· ·曾琦得此信后，立即命令李璜以为蒋介石祝寿为名，赴洛阳劝阻蒋介石的西安之行· · ·以西安事变为契机，青年党与国民党实现了携手合作。
曾琦于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后，潜入上海，化名郑安定，避居法租界· · ·曾琦虽然没有公开就伪职。也没有公开发表降日言论，但其行踪极为诡秘，与汉奸温宗尧有诗文唱和，与参加汪伪政权的该党成员保持着联系。
左舜生却“痛定思痛“。连夜写了一封2000余字的长信，请张群转蒋介石。他在信中向蒋介石建议：“日本是一个压不死的民族，他们的复兴决不在远。我们对日本不宜采取过分的报复手段，尤其是不可动摇他们的国本，以保留将来合作反康的余地。”
CYP的“救国策略“
（中国大多数人民）“从自耕农以至地主，从小商贩以至于企业家，他们之间的生活水准虽有差异，但用欧美工业国家的标准来看，差别着实不大“，（这种情势下），”提倡社会主义，有为官僚资本造成控制人民死命机会的危险，即使比较温和一点的国家控制的政策，也要为官僚主义多造机会“· ·· ”而欲求政治的真正民主化，是扶植政治上经济上的民主力量，尤必须从社会上扶植中间阶层，使无产者化有产，有产者能自保其产不受制于政治，然后能进而过问政治“，（解决中国土地问题）”从生产的方面去着眼，而不应该只从分配的方面去着眼“
中国青年党式的民主共和主张，即国家主义的民主共和，既不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所容，也不为广大工农群众所相信与同情，因此，这种呼声很快地沉寂下去。
CYP在解放战争前夕
1946年5月19日，中国青年党在其机关报《中华时报》刊登的《中国不堪再内战了》的社论中就指出：“这次内战之所以再起· · ·从第三者看来，CPC自应负大部分的责任，国民党亦不能说完全没有责任。国民党所应负的责任，再于不应该提议修改政协决议，使CPC有所籍口。CPC所应负的责任，在不应依国际援助，武力夺取东北，使政府无从接受。”
CYP谈美国
1946年8月7日，（中国青年党在《中华时报》）竟然不顾历史事实，声称在百余年中，“美国的对华政策”“从来没有· · ·一点点对华侵略的行为，并”敬告反美的中国党派“，”应该力戒排美运动“，”不要把这个巨人刺激起来“！
中国青年党的卖身投靠也并未得到美国政府的垂青和赏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致国务卿马歇尔的函中说：参加国民政府的“青年党同民社党的委员多半不是有力量的知名之士。青年党的委员是一群代表四川学究兼地主的任务，过去同国民党右派有过联系· · ·在国内并无重要的政治影响。“
1949年后，CYP的三位主要人物
1948年10月曾琦以考察宪政为名出国赴美国后，旋即在诸国进行反C宣传· · ·1949年2月曾琦在华盛顿发表《对美国朝野十大质问》一文，要求美国以所谓“世界领袖的地位“对”苏联扩张内幕“”采取有力之政策“，并继续援助蒋介石国民党集团· · ·1950年，曾琦又在美国参与组织”民主自由联盟“· · ·于1951年5月7日病死在华盛顿，做手术前曾在医院的走廊上接受洗礼皈依天主教。
李璜坚决辞去经济部长后，本“民主乃有业者之事“的信念，在上海开办一闽海渔业公司，用机轮船打鱼。但上海的鱼市场为杜月笙所独占，”乃又逼得我只卖咸鱼，但亦不失为有业者，吃自己的咸鱼饭度日· ·· “，1948年11月后，李璜关闭公司，来到台湾进行了两个半月的读书与思考，又回到四川处理党务。1949年秋，李璜又抵达香港。1951年夏，李璜离开香港，前往英属婆罗洲隐居长达七年，在一华侨开办的中国建设公司当一监察人兼总稽核· · ·
（左舜生）1949年4月，他即携家眷自上海迁居台湾。在台北“驻了一阵，自己感觉无趣“，才于是年9月返回香港，暂时开一杂货店维持生计。后一面与朋友办《自由人》三日刊，一面在新亚书院教书。后又留香港与李璜及民社党同人合办《联合评论》
资料来源：《中国青年党在大陆和台湾》，周淑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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