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明」是一种怎样的文明，有何特点？
首先，它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史前社会。现在我们一提到“史前”，脑海里可能会浮现出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景象，但良渚文明完全打破了这种刻板印象。想想看，那已经是距今5300年至4300年前的事情了，那时的良渚人已经掌握了极其高超的玉器制作工艺。良渚的玉器，尤其是那些玉琮、玉璧、玉钺、玉璧琮等，简直就是艺术品中的艺术品。它们器形规整，雕刻精美，尤其是“神人兽面纹”，纹饰复杂而神秘，至今仍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这些玉器不只是美观，它们更象征着权力、财富和宗教的权威，表明良渚社会已经形成了复杂的等级制度和宗教信仰体系。
再者，它拥有宏大的城市规划和水利工程。良渚古城，是良渚文明的中心，也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城市之一。考古发现的良渚古城，规模宏大，结构清晰，有宫殿区、内城、外城之分，还有护城河环绕。这说明良渚人已经具备了非常先进的城市规划理念和组织能力，能够动员大量人力物力进行大规模建设。更令人惊叹的是，良渚古城外围发现了庞大的水利系统，包括反山、瑶山等地的水坝和水道。这个系统不仅仅是为了灌溉或排水，更是为了防御洪水。想想看，在那个年代，能够构筑如此庞大、精密的工程，其组织动员能力、工程技术水平以及对自然环境的认知，都达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这已经不仅仅是生存需求，而是对自然力的征服和利用，是文明进步的强大体现。
第三，它孕育了早期国家的雏形。良渚文明的诸多成就，如高度发达的玉器工艺、复杂的社会分工、大规模的公共工程，以及其核心区域如反山、瑶山墓地出土的等级分明的墓葬，都指向了一个事实：良渚社会已经发展出了早期国家的组织形态。权力的集中，阶层的分化，以及统治者对社会资源的调动和控制，这些都是早期国家形成的标志。良渚文化在长江下游地区的广泛传播，以及不同区域之间文化元素的交流融合，也证明了其强大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第四，它拥有独特的宗教信仰和文化符号。良渚文明对“神人兽面纹”的反复刻画，显示了其复杂的宗教世界观。这个神秘的纹饰，可能是神灵、祖先与人之间的沟通媒介，也可能是统治者获取合法性的重要依据。围绕着玉器和这些神秘纹饰，良渚社会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宗教仪式和祭祀体系。这些宗教信仰和文化符号，不仅塑造了良渚人的精神世界，也深刻影响了后来的中华文明，尤其是玉文化和祭祀礼仪的传统。
最后，它对后世中华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良渚文明并非孤立存在，它的许多成就，比如对玉石的崇拜和运用、复杂的社会组织模式、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理念，都成为了中华文明早期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距今四千多年前，良渚文明因为某种原因（气候变化、洪水泛滥等，具体原因仍在研究中）突然走向衰落甚至消失，但它所创造的辉煌并没有就此中断。它的很多文化元素和技术成就，通过各种途径被后来的文明所继承和发展，最终融入了波澜壮阔的中华文明大潮之中。可以说，良渚文明是我们中华文明“满天星斗”中的一颗耀眼明星，照亮了我们探索自身起源的道路。
总而言之，良渚文明是一个集精湛工艺、宏大工程、复杂社会结构和独特精神信仰于一体的、高度发达的史前文明。它展现了中国长江下游地区在史前时期所达到的文明高度，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源头之一，其成就足以令世界惊叹。研究良渚文明，不仅是为了了解一段遥远的过去，更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以及我们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它就像一本写在玉石和泥土上的古老密码，等待着我们去不断解读和发掘。
网友意见
良渚文明是距今约5300-4300年、环太湖地区的区域性古代文明。
在考古学上一般归入新石器时代晚期，因为首次发现和典型遗址都在余杭良渚，所以称作良渚文化（考古学上的文化是指一定时空范围内人类活动产生的、具有基本相同特征的考古遗存，比如陶器、石器、房屋、墓葬等）。
发现过程
最早是1936年施昕更对良渚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工作，发现了大量黑陶和石器，在当时黄河流域已经确立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背景下，这些遗存被认为是龙山文化向东南传播的一支。
1959年夏鼐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命名，从而把它和其他地方的龙山时代遗存区分开。
1973年吴县草鞋山第一次发现了随葬玉琮、玉璧等大型玉礼器的墓葬，良渚文化的玉器开始逐渐被认识（此前类似传世品一直被当作周汉时期遗物）。
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反山、瑶山、汇观山发现了良渚文化的高等级墓地并首次确认了良渚的祭坛，同时莫角山发现了规模巨大的人工堆筑土台。至此，良渚遗址群在良渚文化乃至整个中国史前文化中的地位得以确立，成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探讨对象。良渚遗址1994年列入中国申遗预备名单，1995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6-2007年发现了良渚城址，2009-2014年又确认良渚古城外围北、东、南分布的长条形台地构成了外郭城，总面积达6.3平方公里，从而将以往发现的100多个遗址点有机组合为一个整体。与此同时，在古城西北远至10公里外的地方发现了10条水坝，与90年代发现的长约5公里的塘山长堤共同构成古城外围的水利工程，它直接保护的范围有100多平方公里。至此，对良渚文化的内涵已经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很多学者都认为可以用文明或国家来概括其社会发展水平。
良渚遗址群的兴衰
良渚遗址所处的杭州余杭地区，从地理环境看，北、西、南三面被天目山余脉包围，是一个南北20与公里、东西40与公里、面积约1000平方公里的“C”形盆地，以东是开阔的杭嘉湖平原。
大约距今7000年左右这一地区开始有人类活动，已知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序列是：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不过，马家浜时期和崧泽时期这里只有寥寥几处遗址，到距今5300年左右也就是崧泽文化发展为良渚文化之际，突然增加到100多处遗址。根据分期和年代数据，良渚遗址的兴衰过程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其中良渚文化为两期四段）：
早期早段：3300BC-3100BC，在较大范围内有良渚先民活动，已经出现高等级贵族墓地，以莫角山为中心的古城布局尚未明确形成。
早期晚段：3100-2850BC，高等级贵族墓地进一步发展，遗址西北部水坝系统开始营建，莫角山土台开始及其周围河道被逐步利用，目前所见良渚遗址的布局，基本是这一时期统一规划建筑形成的。
晚期早段：2850BC-2600BC，莫角山土台周围开始形成高地居址点，如卞家山和美人地。良渚古城城墙至少在这一阶段已使用，始建年代可能更早。贵族墓地仍在继续营建使用。
晚期晚段：2600BC-2300BC，良渚古城墙及周边高地被作为居址点继续使用，因此古城墙外围生活废弃堆积大多为这一阶段形成。以莫角山为中心、以古城墙为界的基本布局仍被沿用，水坝系统可能已经废弃。
钱山漾文化阶段：2300-2000BC，钟家港河道、古城墙葡萄贩段还发现有钱山漾文化的遗物。钱山漾文化被认为是中原文化因素在长江下游地区逐步渗透并融合了部分良渚文化因素而形成的新文化。目前看来钱山漾文化与良渚文化之间非但没有年代缺环，而且年代上有重合。
在这之后，遗址上普遍覆盖了洪水淤积层，洪水导致遗址彻底废弃，直到战国时期这一带才重新有人类活动。也就是说洪水比良渚文化的衰落还要晚一个阶段，两者可能并没有之前想象的那种直接关系。
以往认为的洪水沉积物是图中的黄色粉砂，它直接叠压在良渚文化层上，这是洪水导致良渚衰亡说的直接证据。但现在，至少在钟家港等地点发现这两层之间还有钱山漾文化层。
参考文献：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古城综合研究报告》，文物出版社，2019年。
关于良渚是一种怎样的文明，之前已经转载过一篇文章：
赵辉：《良渚的国家形态》，《中国文化遗产》2017年第3期。（全文见：良渚文化是不是文明？）
良渚文化的创造者
早年对上海马桥遗址、浙江桐乡新地里遗址良渚文化墓葬中人骨的古DNA研究显示，墓主个体在遗传结构上与百越系统尤其是东南沿海的越族群体较为接近。并且良渚文化和其后的马桥文化之间虽然文化上有巨大差异，但两个时期的Y染色体SNP单倍型都是以M119C和M95T为主。根据现代上海郊区人群与其他人群的比较，研究者认为良渚、马桥先民的血脉仍是当地人的主要构成。
体质人类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上海广富林和江苏兴化蒋庄两个遗址中的良渚文化墓葬。广富林的样本在人种上属于古华南类型，但又非常接近古中原类型，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中的南亚类型和东亚类型较为接近。蒋庄遗址远离良渚文化核心区，是在长江以北首次发现随葬琮、璧等玉质礼器的高等级良渚文化墓地，研究表明蒋庄良渚文化人群应归属于蒙古大人种范畴，通过与其他新石器时代样本对比和聚类分析，良渚文化居民、仰韶文化居民、大汶口文化居民在体质形态上总体比较相近，都属于“古中原类型”。
参考文献
杨俊, 李辉, 金建中, et al. 上海原住民的Y染色体遗传分析[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4, 13(1):60-69.
Li Hui, Huang Ying, Mustavich Laura F, et al. (2007) Y chromosomes of Prehistoric People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Hum Genet 122:383-388.
汪洋：广富林良渚先民体质及文化适应研究[D]，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
朱晓汀. 江苏兴化蒋庄良渚文化墓葬人骨研究[D]. 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8年。
良渚对后世文化的影响
首先是在经济形态上，良渚代表了中国南方地区尤其是长江下游湿地稻作农业文明的发端。这与中原及世界大部分地区以旱作农业为主的经济模式下产生的文明就有差别，具有独特性。从河姆渡、马家浜文化时期开始，这个地区就逐步形成利用淡水资源的复合式经济，其内容包括了以稻米作为单一作物，以鱼类作为蛋白质来源，同时利用菱角、芡实、葫芦、甜瓜等发展园艺经济。到了良渚阶段，这一地区“饭稻羹鱼”的农业形态进一步通过农具系统的建立、水田系统的发展达到精耕细作的水平。良渚文化特有的石犁、破土器、镰、刀（穗收工具）等成熟的石器农具组合；遗址群东侧茅山遗址发掘所揭露的水田系统的规模和水管理体系；这些都可以直接同历史时期甚至近现代的传统水田经济进行比较。从这个层次讲，良渚文化在稻作农业上的成就，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乃至世界范围同时期文化中都是具有唯一性和先进性的。同时，除了突出良渚文化稻作农业本身的价值以外，稻作发展也是理解遗址群水坝和水管理系统能在这个时候产生的生业经济背景；是良渚玉石手工业经济能蓬勃发展走向顶峰的经济保障；还是长江下游湖网水路“鱼米之乡”这种湿地文化景观的源头。
良渚在物质文化层面最重要的贡献肯定是玉器，良渚玉器的重要性需要放到不同角度来阐释。从手工业技术上讲，良渚玉器，说是史前石制品制作技术所能达到的顶峰毫不为过。在没有金属工具的前提下，遗址群内反山、瑶山出土玉器所达到的技术和艺术的成就，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具有唯一性的。同时，良渚也是中国玉文化传统最重要的源头之一，“玉通灵”这一中国古代传统思想，应该说在良渚文化中得到最早、最完整的体现。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制玉技术的发达和玉文化的发展在各区域的考古学文化中均有体现，如何通过横向比较来突出良渚玉器的特殊价值需要重点考虑。从技术层面上，手工业达到的专门化程度，体现在良渚纹饰的统一性、玉器形制的规整性上，这些与同时的红山文化、后来的后石家河、齐家、陕北等区域文化有所区别，特别是良渚阶段几乎已经看不到因料制器所造成的同类别玉器材质、体量、形态等方面的多样性，也看不到不同手工业群体背后制作工序和技术的差别——这种玉器成品的“标准化”，体现的是对玉料资源的掌控和分配能力，对技术和概念的精准传递，也是社会组织和分工所达到的水平。从玉器的功能上讲，其他文化没有像良渚、特别是良渚遗址这样，表现出对墓葬内玉器摆放使用的强烈而明确的制度性。通过用玉制度来表现社会身份，包括等级、性别甚至地域上的差别，这是良渚社会所特有的、发挥最为极致的一个特点。这反映出玉器在建立、维持和体现早期复杂社会秩序中的功能，这一功能是在其他中国新石器文化没有能够充分体现的价值。
第三，良渚对中国古代社会文化最大的贡献恐怕就是从上述玉器功能引申出来的“藏礼于器”的传统。对中国礼制形成的影响经常被当做良渚文化的一个重要价值，不过作为社会秩序或者习俗的“礼”在很多早期文化/文明中都是普遍存在的，中国“三代”后礼制的核心思想因为缺乏文献证据也是无法直接跟良渚文化做连接的。因此，解读良渚文化这一价值需要强调的是将这种“礼”体现在特定器物上的这种表现方式。控制利用特定的材料与技术，生产非实用的产品，并通过对这类手工业生产的控制和产品的分配使用，来表现社会等级、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上面这段对于良渚文化玉器的表述，换到接下来的青铜时代同样是中国青铜文明的主要特征。因此不简单是一个“礼”字，而是“藏礼于器”这一传统，连接了中国的新石器文明和青铜文明，乃至在某种程度上，维持了中国古代社会秩序和结构的稳定性。进一步从更大范围文化比较的视角说，西方纪念碑式的仪式传统的形成，对应东方宗庙式的社会秩序的表现，这个“藏”而不露的物质性是非常值得突出的东方价值观的内核。
摘自：秦岭：《良渚遗址的学术价值和遗产价值》，《中国文化遗产》2017年第3期。（全文见：如何评价良渚遗址进入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程序？）
最后贴一些图：
高坝、低坝形成的库区推测
良渚古城核心区高程模型图
良渚古城宫殿区整体剖面示意图
莫角山西坡栈桥码头遗迹（西-东）
美人地发现的木板护岸遗迹
钟家港南段西岸揭露出的木构护岸遗迹
宫殿区东侧（钟家港中段）河道内成组巨型木构件
南湖出土的良渚时期竹筏
良渚古城核心区出土陶器
庄桥坟遗址出土良渚文化组合“石犁”
余杭茅山遗址良渚晚期的稻田遗迹和灌溉水渠
庙前遗址良渚文化的木构水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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