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北京上海这两座人口近十年的人口增长如此缓慢？
北京和上海作为中国最具吸引力的大都市，其人口增长在近十年却呈现出缓慢甚至停滞的趋势，这背后有多方面复杂的原因交织作用。这并非单一因素所能解释，而是宏观政策、社会经济发展、城市承载能力以及个体选择等多重力量共同塑造的结果。
以下将详细阐述北京和上海人口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
一、 宏观政策的引导与调控：
疏解非首都功能与超大城市治理（北京）：
核心目标： 北京自2014年起就开始大力推进“疏解非首都功能”战略，核心目标是降低人口密度，优化城市功能布局，减轻资源环境压力，提升城市宜居性。
具体措施： 这包括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逐步淘汰低端制造业、污染性产业以及不符合城市定位的商业服务业（如部分批发市场、小型加工企业等）。同时，对部分区域进行腾退改造，限制新增人口的迁入。
人口流动影响： 这些政策直接导致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部分低端服务业从业者及其家庭的离开。一些企业也因政策调整而外迁，从而带走了相应的就业岗位和人口。
常住人口统计： 尽管北京仍然是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但官方统计的常住人口增长率明显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政策主动调控的结果。
超大城市精细化管理与人口调控（上海）：
目标： 上海同样面临着超大城市的承载压力，虽然不像北京那样有明确的“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口号，但其城市管理也日益精细化，对人口增长也有一定的调控导向。
户籍制度与居住证制度： 上海严格的户籍制度和相对复杂的居住证积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非户籍人口的定居和落户，尤其对于低技能劳动者和非高素质人才的流入设置了门槛。
公共服务承载力： 随着人口基数庞大，上海的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资源面临巨大压力。为了维持和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城市也倾向于控制人口规模，而非追求无限增长。
区域协同发展： 上海也积极参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部分城市功能和产业向周边地区疏解，一定程度上分流了部分人口和经济活动。
二、 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与产业升级：
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 近十年来，中国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北京和上海作为先行者，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历了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服务业驱动的转型。
就业结构变化： 这种转型意味着对高技能人才、研发人员、创新创业者的需求增加，而对传统制造业工人、低端服务业从业者的需求相对减少。
吸引力分化： 这使得北京和上海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出现分化。对高素质人才的吸引力依然很强，但对普适性劳动力的吸引力可能在减弱，甚至被其他二三线城市所替代。
城市竞争与区域分化：
新一线城市崛起： 随着中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成都、杭州、深圳、南京等一批“新一线”或强二线城市迅速崛起，它们在产业发展、营商环境、生活成本等方面也展现出越来越强的吸引力，分流了一部分原本可能流向北京上海的人才和人口。
成本效益考量： 对于许多创业者和普通劳动者而言，在生活成本高昂的北京和上海，与在生活成本相对较低但发展潜力也日益增大的其他城市之间进行权衡，后者的吸引力在提升。
三、 社会经济因素与个体选择：
高昂的生活成本：
房价： 北京和上海的房价在过去十年一直是全国最高的。高企的房价成为许多外来人口在这些城市定居的最大障碍。即使有稳定的工作，购买或租赁一套合适的住房也需要巨大的经济投入，这显著降低了城市的居住吸引力。
教育、医疗等成本： 除了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获取成本（如学区房、高昂的医疗费用）也对家庭的长期定居产生了重要影响。
生活压力： 巨大的生活压力迫使一些人选择迁移到成本更低、生活节奏更慢的城市。
生育率下降与老龄化：
自然增长率降低： 与全国普遍存在的生育率下降趋势相似，北京和上海也面临着生育意愿普遍不高、新生儿数量下降的问题。高昂的生活成本、激烈的竞争压力、对个人发展的重视等因素，都影响了年轻人生育的决策。
老龄化加剧： 同时，由于人口增长放缓和预期寿命延长，两地的老龄化程度也在加深，这意味着死亡率相对会上升，进一步拉低了自然人口增长率。
对外来人口吸引力下降的微观感受：
工作机会的结构性变化： 虽然总体经济体量大，但具体到某些行业或领域，外来人口可能感受到工作机会的饱和或竞争的激烈。
融入难度： 大城市的快节奏和高竞争，加上户籍、社保等政策壁垒，使得外来人口的融入感可能不如预期，长期的“漂泊感”也影响了定居意愿。
“奋斗者”的权衡： 许多年轻人在大城市经历了激烈的“内卷”后，可能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目标，选择更适合自己发展和生活节奏的城市。
四、 数据解读与常住人口的变化：
需要注意的是，“人口增长缓慢”通常是指官方统计的“常住人口”增长速度。常住人口是指在一个地区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口。
政策影响下的“统计学”变化： 北京的“疏解非首都功能”政策，直接导致了部分人口的迁出，这在常住人口统计上体现为增长缓慢甚至负增长。
流动人口的波动： 对于一些非户籍的流动人口而言，他们在北京上海的居住和就业可能存在一定的流动性。政策收紧或经济形势变化都可能导致短期内流动人口数量的波动，进而影响常住人口的统计数据。
更深层次的“定居”意愿： 即使有大量人口来往，但如果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不在北京上海长期定居、落户、成家立业，那么从长远来看，人口的“质量性增长”和城市的“健康性发展”可能会受到影响。
总结：
北京和上海人口增长缓慢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宏观政策的引导（如北京的疏解非首都功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从劳动密集到技术密集）、激烈的城市竞争（新一线城市崛起）、以及个体在生活成本、职业发展、家庭生活等多方面的权衡与选择，共同塑造了这两座超大城市近十年来人口增长的趋势。这标志着中国城市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更加注重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居民的生活质量以及人口结构的优化。
以下将详细阐述北京和上海人口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
一、 宏观政策的引导与调控：
疏解非首都功能与超大城市治理（北京）：
核心目标： 北京自2014年起就开始大力推进“疏解非首都功能”战略，核心目标是降低人口密度，优化城市功能布局，减轻资源环境压力，提升城市宜居性。
具体措施： 这包括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逐步淘汰低端制造业、污染性产业以及不符合城市定位的商业服务业（如部分批发市场、小型加工企业等）。同时，对部分区域进行腾退改造，限制新增人口的迁入。
人口流动影响： 这些政策直接导致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部分低端服务业从业者及其家庭的离开。一些企业也因政策调整而外迁，从而带走了相应的就业岗位和人口。
常住人口统计： 尽管北京仍然是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但官方统计的常住人口增长率明显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政策主动调控的结果。
超大城市精细化管理与人口调控（上海）：
目标： 上海同样面临着超大城市的承载压力，虽然不像北京那样有明确的“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口号，但其城市管理也日益精细化，对人口增长也有一定的调控导向。
户籍制度与居住证制度： 上海严格的户籍制度和相对复杂的居住证积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非户籍人口的定居和落户，尤其对于低技能劳动者和非高素质人才的流入设置了门槛。
公共服务承载力： 随着人口基数庞大，上海的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资源面临巨大压力。为了维持和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城市也倾向于控制人口规模，而非追求无限增长。
区域协同发展： 上海也积极参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部分城市功能和产业向周边地区疏解，一定程度上分流了部分人口和经济活动。
二、 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与产业升级：
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 近十年来，中国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北京和上海作为先行者，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历了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服务业驱动的转型。
就业结构变化： 这种转型意味着对高技能人才、研发人员、创新创业者的需求增加，而对传统制造业工人、低端服务业从业者的需求相对减少。
吸引力分化： 这使得北京和上海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出现分化。对高素质人才的吸引力依然很强，但对普适性劳动力的吸引力可能在减弱，甚至被其他二三线城市所替代。
城市竞争与区域分化：
新一线城市崛起： 随着中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成都、杭州、深圳、南京等一批“新一线”或强二线城市迅速崛起，它们在产业发展、营商环境、生活成本等方面也展现出越来越强的吸引力，分流了一部分原本可能流向北京上海的人才和人口。
成本效益考量： 对于许多创业者和普通劳动者而言，在生活成本高昂的北京和上海，与在生活成本相对较低但发展潜力也日益增大的其他城市之间进行权衡，后者的吸引力在提升。
三、 社会经济因素与个体选择：
高昂的生活成本：
房价： 北京和上海的房价在过去十年一直是全国最高的。高企的房价成为许多外来人口在这些城市定居的最大障碍。即使有稳定的工作，购买或租赁一套合适的住房也需要巨大的经济投入，这显著降低了城市的居住吸引力。
教育、医疗等成本： 除了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获取成本（如学区房、高昂的医疗费用）也对家庭的长期定居产生了重要影响。
生活压力： 巨大的生活压力迫使一些人选择迁移到成本更低、生活节奏更慢的城市。
生育率下降与老龄化：
自然增长率降低： 与全国普遍存在的生育率下降趋势相似，北京和上海也面临着生育意愿普遍不高、新生儿数量下降的问题。高昂的生活成本、激烈的竞争压力、对个人发展的重视等因素，都影响了年轻人生育的决策。
老龄化加剧： 同时，由于人口增长放缓和预期寿命延长，两地的老龄化程度也在加深，这意味着死亡率相对会上升，进一步拉低了自然人口增长率。
对外来人口吸引力下降的微观感受：
工作机会的结构性变化： 虽然总体经济体量大，但具体到某些行业或领域，外来人口可能感受到工作机会的饱和或竞争的激烈。
融入难度： 大城市的快节奏和高竞争，加上户籍、社保等政策壁垒，使得外来人口的融入感可能不如预期，长期的“漂泊感”也影响了定居意愿。
“奋斗者”的权衡： 许多年轻人在大城市经历了激烈的“内卷”后，可能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目标，选择更适合自己发展和生活节奏的城市。
四、 数据解读与常住人口的变化：
需要注意的是，“人口增长缓慢”通常是指官方统计的“常住人口”增长速度。常住人口是指在一个地区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口。
政策影响下的“统计学”变化： 北京的“疏解非首都功能”政策，直接导致了部分人口的迁出，这在常住人口统计上体现为增长缓慢甚至负增长。
流动人口的波动： 对于一些非户籍的流动人口而言，他们在北京上海的居住和就业可能存在一定的流动性。政策收紧或经济形势变化都可能导致短期内流动人口数量的波动，进而影响常住人口的统计数据。
更深层次的“定居”意愿： 即使有大量人口来往，但如果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不在北京上海长期定居、落户、成家立业，那么从长远来看，人口的“质量性增长”和城市的“健康性发展”可能会受到影响。
总结：
北京和上海人口增长缓慢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宏观政策的引导（如北京的疏解非首都功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从劳动密集到技术密集）、激烈的城市竞争（新一线城市崛起）、以及个体在生活成本、职业发展、家庭生活等多方面的权衡与选择，共同塑造了这两座超大城市近十年来人口增长的趋势。这标志着中国城市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更加注重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居民的生活质量以及人口结构的优化。
网友意见
第一、卡市民待遇，造成很多人没法生根。
例如，北京每年积分落户名额才6000个，基本面对高学历高收入35岁以上人群。申请人数12万，一年给6000个。现在分数线是100分。一个本科毕业生15分，45岁以下20分，基础分35分。毕业5年租房2.5分，连续缴社保5年16分，跳槽去其他区12分。27岁得到66分。往后买了房每年可以加1分，社保每年加3分，再来个创新最多加3分。（100-66-3）/4+27=35岁，也就是按照刻舟求剑的算法，一个大学生35岁终于可以落户。但是2021年分数线就比2020年高3.75分.......加上到了45岁直接减20分。因此，按照现在的名额，一个大学生正常而言可能永远无法通过积分落户转为北京户口。当然，未来名额很可能增加，但这种东西是说不好的事。
第二、卡供地，造成房价/收入比高。
北上每年供应的土地还不如二线城市多。例如北京每年用于出售的新房少则6~7万套多则10万套出头。这个数字应该是小于郑州昆明等一大片二线城市的。
这是2020年12月“大伟看楼市”公众号的2020年全年全国供地统计，注意看规划建筑面积。北京是杭州、西安、郑州的1/4不到，上海也不如以上几个二线城市。
第三、二线工作机会多了，好企业多了，大企业分部也多了。
因为北京上海正在淘汰“失败者”出局。
如果你是211高校毕业，在二三线城市已经是不错的学历，在北京上海一抓一大把。
然而这些优秀的毕业生来上海后，80%的可能最终都要离开。
只有那20%发展最为顺利，或者家底比较丰厚的可以留下。
其实北京、上海不仅淘汰外地人，也在淘汰本地人。
北京不太了解，以上海为例。通过市区不断旧改，老上海人被迫迁出市区，之前迁到三林、江桥、顾村，现在迁到五大新城甚至更远。
只有极个别优秀的老上海人，能够通过买房再回到市中心。
没有拆迁的家庭，也需要置换更大的房子（八十年代上海人均居住面积不到5平米），举家迁往郊区。
市区新建了大量豪宅，留给各地赶来上海的精英、各地富裕家庭的子女。
通过筛选，保证了北京上海吸收了全国最优秀的精英，保证了北京上海的精英居住在市中心。
居民决定商业，这样就保证了北京上海市区的永远繁华。
新上海人很苦，需要付极高的首付才能进入上海；
老上海人很苦，被迫背井离乡。你在农村长大，总有一片区域称得上故乡，过十年回去景物依旧。
然而许多老上海人已经完全找不到当初的记忆。
没办法，物竞天择，就是这么残酷。
所以你问为什么北京上海新增人口不如成都西安多，等于为什么宾利销量不如丰田。
因为外地人不努力，就像50%的人没考上高中是因为他们不好好学习一样，他们要是好好学习，上高中的就是100%了。
早高峰的时候去地铁里问，容易被踩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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