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北魏孝文帝改革？
改革的时代背景：一个不得不变的帝国
北魏王朝，一个鲜卑族建立的政权，在统一北方之后，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如何在少数民族统治的基业上，真正地巩固统治，并与汉族先进的文化融合，最终实现长治久安？当时的情况是：
民族矛盾尖锐： 北魏初年，鲜卑族作为统治者，与汉族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隔阂。鲜卑族的语言、服饰、习俗与汉族大相径庭，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上，更带来了政治上的不平等和潜在的冲突。大量的鲜卑贵族依然保留着自己的传统，不愿轻易放弃特权，而汉族地主和士人则渴望获得与自身能力相匹配的地位和机会。
政治体制的局限： 北魏的政治体制很大程度上仍然带有游牧民族的痕迹，例如部落制的残余、权臣的干政等，这些都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治理的规范化。汉族地区成熟的官僚制度、法律体系等，对北魏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借鉴。
经济发展的需求： 战争之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国家生存和壮大的关键。汉族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已有的经济基础，是北魏亟需吸收的。如果不能有效管理和发展生产力，国家便难以长久。
文化的冲击与融合： 随着北方汉族文化的广泛影响，北魏统治者本身也感受到了来自汉文化的魅力。儒家思想的伦理纲常、礼仪制度等，对于构建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孝文帝——拓跋宏，这位年轻而有远见的皇帝，毅然决定推行一场自上而下的深刻改革，以求国家的长久发展。他并非被动适应，而是主动求变，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魄力和历史眼光。
改革的主要内容：一场全方位的革新
孝文帝的改革并非单一方面的举措，而是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个领域，构成了一个系统的、旨在“汉化”和“中原化”的全面改革方案。其核心要义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 迁都洛阳： 这是改革中最具战略意义的一步。
背景： 北魏早期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地处塞北，远离中原腹地，不利于统治和管理经济发达的汉族地区。
目的： 迁都洛阳，意味着北魏政权正式进入中原，将政治中心置于汉族文化的摇篮，有助于皇帝直接接触中原的官僚、士人，更有效地推行汉化政策，同时也能更好地控制南方和东部地区。
影响： 这一举措极大地改变了北魏的政治地理格局，也为后来北魏的文化融合奠定了基础。它标志着北魏真正走向中原，告别了单纯的游牧民族统治模式。
2. 推行汉姓：
内容： 诏令鲜卑贵族和官员改用汉姓。例如，皇族拓跋氏改为元氏，鲜卑八大姓也相应改为汉姓。
目的： 这是“以汉制汉”的策略，通过改变姓氏，从身份认同上抹去鲜卑族的痕迹，拉近与汉族人的距离，消除民族隔阂。
影响： 这一改革在当时引起了相当大的阻力，特别是部分鲜卑贵族的反感。但从长远来看，它极大地促进了鲜卑族汉化的进程，使得鲜卑族逐渐融入汉族文化之中。
3. 禁胡服，改胡语：
内容： 严禁鲜卑族人穿着胡服，改穿汉族服饰；禁止使用鲜卑语，推广汉语。
目的： 从外在形式上统一民族文化，要求鲜卑族人在生活习惯上也向汉族靠拢，以达到文化上的同化。
影响： 服饰和语言是民族文化最显著的标志。强行改变这些，无疑是深刻的文化改造。虽然在初期会遇到抵触，但长此以往，对鲜卑族的语言和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加速了其汉化。
4. 推广汉族婚姻制度：
内容： 鼓励鲜卑贵族与汉族士族通婚，禁止鲜卑族内部通婚。
目的： 通过血缘上的融合，从根本上解决民族隔阂问题。
影响： 这一措施对于促进民族融合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通过联姻，将鲜卑贵族与汉族士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共同维护统治。
5. 改革官制和法律：
内容： 废除鲜卑旧有的官制，仿照南朝的官制建立新的官僚体系；制定和完善法律，如《魏律》，并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目的： 建立一个更加高效、规范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同时借鉴汉族先进的法制思想。
影响： 这有助于巩固皇权，加强对全国的控制，同时也使得北魏的政治体制更加成熟和完善。
6. 推行均田制和租调制：
内容： 沿袭北魏早期的均田制，并加以完善，国家将土地分配给农民，农民需要向国家缴纳租税和服徭役。
目的： 稳定农业生产，保障国家税收和兵源。
影响： 这一制度的推行，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经济发展，为北魏的强盛奠定了物质基础。
7. 兴办学校，提倡儒学：
内容： 在各地设立学校，教授儒家经典，鼓励官员和士人学习儒学。
目的： 用儒家的思想来教化民众，稳定社会秩序，同时培养忠于朝廷的汉族士人。
影响： 儒家思想成为北魏统治的意识形态基础，为整个社会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
改革的实施策略：雷厉风行与循序渐进
孝文帝在推行改革时，展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策略。他并非鲁莽行事，而是采取了“先强制后引导”、“先贵族后平民”、“先易后难”等多种策略：
决策果断，执行力强： 迁都洛阳、改姓、禁胡服等一系列措施，都是在皇帝的坚决推动下迅速实施的。特别是迁都和改姓，涉及到鲜卑贵族的切身利益，能够如此顺利推行，体现了孝文帝强大的意志和掌控力。
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孝文帝自己首先穿汉服，说汉话，娶汉族女子为妻，为鲜卑族人树立了榜样，也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了改革的决心。
恩威并施，奖惩结合： 对于积极响应改革的鲜卑族人给予奖励和提拔，对于抵制改革的则予以惩罚。例如，允许部分在朝为官的鲜卑族人保留一部分原有习俗，但对那些反对改革的则采取严厉措施。
借助汉族力量： 在改革过程中，孝文帝积极吸纳汉族士人参与政治，利用他们的智慧和经验来协助推行改革。
改革的成败得失：光辉与隐忧并存
孝文帝改革无疑是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变革，其成就斐然：
积极影响：
促进了民族大融合： 改革最显著的成就是促进了鲜卑族与汉族的深度融合，消除了民族隔阂，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此后，鲜卑族作为一个独特的民族实体，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其优秀的文化和基因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整体之中。
推动了北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 改革后的北魏，政治更加稳定，经济得到发展，文化空前繁荣。洛阳成为一座国际性大都市，吸引了四方人才。汉族文化在中原得到新的发扬和传承。
奠定了后世政治制度的基础： 孝文帝改革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上的许多举措，都为后来的隋唐王朝所继承和发展，对中国古代政治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度等，都可以在孝文帝改革中找到其萌芽。
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有效地化解民族矛盾，实现文化认同，是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关键。孝文帝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一点，避免了国家因民族冲突而分裂。
局限与潜在问题：
然而，任何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都难以尽善尽美，孝文帝改革也存在一些局限和隐忧：
改革的急进性： 有些改革措施过于急切和激进，例如禁止胡语、改胡服等，直接触犯了鲜卑族的民族情感，在改革初期引起了激烈的反对。虽然最终通过强力推行压制了反弹，但这种急进性也埋下了一些潜在的隐患。
鲜卑贵族的离心倾向： 一部分顽固的鲜卑贵族对改革心怀不满，这种不满在孝文帝去世后，成为导致北魏分裂（河阴之变）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失去了原有的特权和身份认同，自然会对改革的推行者产生敌意。
政治遗产的继承问题： 孝文帝死后，他的儿子北魏宣武帝在政治上更加保守，并未能完全继承孝文帝的改革精神。甚至出现了一些“复古”的倾向，未能巩固和发展改革的成果。
文化的强加与同化： 尽管改革促进了民族融合，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一种文化的强加和同化。这在追求民族平等和文化多样性的今天看来，也存在一些值得反思的地方。
总结：
总而言之，北魏孝文帝改革是一次极其重要的历史事件。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由一位有魄力、有远见的君主主导的一场深刻的、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它成功地解决了困扰北魏王朝的民族矛盾，推动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促进了中国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并为后世王朝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尽管改革过程中存在一些急进和争议，但其在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的积极作用是不可磨灭的。孝文帝本人也因此被誉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改革家。评价孝文帝改革，我们不能仅仅看其短期内的阻力或争议，更要看到其长远的、对中华文明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它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更是一次文化地震，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北方的格局，也塑造了后来的中国历史。
网友意见
北魏孝文帝元宏，所施行的汉化改革，影响后世深远，也为他赢得了隆高的历史地位，直至今日，仍在历史教科书中饱受肯定和称颂，甚至被认为是中华民族伟大英雄，一脉相承的“北魏—北周—隋—唐”的中华第二帝国的真正奠基人。
然而，近代以来，也颇有不同声音，以为这场激进汉化改革直接导致30年后北魏王朝覆灭，鲜卑民族也融入汉族而从此消亡，因此元宏其实是北魏和鲜卑族的“千古罪人"。
其实，这正反两方面的评价，并非对立，而是统一的。
历史上一切改革成功的关键，都在于一方面尽量减小反对势力，另一方面尽量扩大支持势力，也就是尽可能赢得更多利益集团的支持。
否则，纵然有再宏大的远景，执行者怀着再美妙的设想，本身又具有再高尚的品格，也注定失败。如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百日维新，其失败的根本原因，都无不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激烈反对，而无力遏止。
元宏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根本原因就在于元宏作为一个手腕高明的政治家，切实赢得了北魏帝国内部最重要利益集团的支持，保障了他们核心利益不受损伤，甚至反而因为改革而大大得益。
元宏首先做的是辩亲疏，正名位，由此赢得了帝国核心领导层的鼎力支持。
北魏帝国开国君主拓跋珪，最初起兵时只是个逃亡少年，得到了拓跋氏族人大力支持，因此立国后一气追尊了整整二十八代先祖为皇帝，皆给与谥号，其中原鲜卑代国三位君主，又加以三祖庙号：拓跋力微为始祖神元皇帝，拓跋郁律为太祖平文皇帝，拓跋什翼犍为高祖昭成皇帝；因此，人数繁多的整个拓跋氏族人，全都成为形式上的北魏皇族一员。
而拓跋珪死后，庙号谥号只是“烈祖道武皇帝”。宗法和太庙中，“烈祖”一般低于“太祖”和“高祖”，因此拓跋珪这个开国皇帝，在北魏帝国历史长期也仅仅被视为继统之君。
一直到元宏即位后的太和十四年（490年），拓跋氏亲贵大臣依然主张「然此帝业，神元为首」，「平文、烈祖，抗衡苻石，终平燕氏，大造中区。」，将开启北魏帝业的拓跋珪排在生前只是代王的拓跋力微、拓跋郁律之下。也唯有如此，那些并非拓跋珪子孙，而仅仅是拓跋力微、拓跋郁律后人的远支宗室贵族，才能和真正的皇族子弟平起平坐。
次年即太和十五年（491年），元宏毅然下诏：「烈祖有创基之功，世祖有开拓之德，宜为祖宗，百世不迁。远祖平文功未多于昭成，然庙号为太祖；道武建业之勋，高于平文，庙号为烈祖。比功校德，以为未允。朕今奉尊道武为太祖，与显祖为二祧，余者以次而迁。」
将拓跋珪庙号改为“太祖”，为其开国之君地位正名，同时和一统北方的世祖拓跋焘并列为“百世不迁”之祖，剥夺了平文皇帝拓跋郁律“太祖”庙号，将其从帝国太庙迁移，因此也就等同于取消了远支拓跋贵族的皇族身份，使其回复到远支宗室的本来地位。此举使得身为拓跋珪子孙的近支皇族的政治地位大大提升，他们原本就在帝国军政舞台处于相对重要位置，自然对此乐见其成，大力支持。
紧接着，元宏又开始了配套的爵位改革，一方面精简冗余，特别明确了“非皇族不得封王”原则，（类似于刘邦的“白马之盟”），另一方面又并不影响原有既得利益者的实际利益。
北魏建国时，最早是拓跋宗室和各部落首领皆封王爵，另外沿袭了魏晋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人数庞大驳杂，名爵过多过滥。
拓跋珪于天赐元年下令改制，精简为王、公、侯、子四等爵；规定王爵第一品，公爵第二品，侯爵第三品，子爵第四品，只有皇子和异姓有大功的元勋功臣可以封王，原宗室王和部落首领封王者皆降为公爵，最后封王十人，公爵二十二人，侯爵七十九人，子爵一百三人。
【天赐元年九月，减五等之爵，始分为四，曰王、公、侯、子，除伯、男二号。皇子及异姓元功上勋者封王，宗室及始蕃王皆降为公，诸公降为侯，侯、子亦以此为差。于是封王者十人，公者二十二人，侯者七十九人，子者一百三人。王封大郡，公封小郡，侯封大县，子封小县。王第一品，公第二品，侯第三品，子第四品。】——《魏书·志·官氏》
但因为这些爵位都可以子孙世袭，经历近百年数代皇帝后，到元宏在位时期，有封爵者的数量再次膨胀泛滥，爵位含金量贬值，自然就难以赏功和激励人心。
元宏于太和十六年（492年），下令新一轮爵位改革，非开国皇帝拓跋珪子孙的远支宗亲、以及异姓王，其王爵都降为公爵，原公爵降为侯爵，侯爵降为伯爵，子爵男爵如旧。
并且不再授予非拓跋珪子孙（即元氏皇族）之人以王爵，并定公爵为第一品，侯爵第二品，伯爵第三品，子爵第四品，男爵第五品，明确五等爵制的等级。
对之前的王、公、侯等众多贵族来说，元宏只是降低了他们的名号，没有降低他们品级和实际利益，所谓「名易于本，而品不异昔」，因此也没有遇到太大阻力。
当然拓跋氏（元氏）的远支王公，仍不免不满。如从东阳王被降封为平阳郡公的元丕，历仕六帝，官居宰辅，正是反对迁都洛阳、更易鲜卑旧俗的保守派代表人物之一。
后来元丕默许了他两个儿子元隆、元超，参与太子元恂的谋反计划。事败后，二子被杀，元丕因为年届八十，垂垂老矣，被免死贬为平民。
【太和十六年，制诸远属非太祖子孙及异姓为王，皆降为公，公为侯，侯为伯，子男仍旧，皆除将军之号。】——《魏书·高祖孝文帝纪》
【王爵非庶姓所僭，伯号是五等常秩。烈祖之胄，仍本王爵，其余王皆为公，公转为侯，侯即为伯，子男如旧。虽名易于本，而品不异昔。公第一品，侯第二品，伯第三品，子第四品，男第五品。】——《南齐书·魏虏传》
【及罢降非太祖子孙及异姓王者，虽较于公爵，而利享封邑，亦不快。】——《魏书·元丕传》
元宏在提高近支皇族待遇、降低远支宗室政治地位的同时，又拉拢了一个实力庞大的政治集团，那就是北方汉人高门士族。
并根据朝廷官员所在家族的三世之内，按有人曾担任最高官职的高低，分别评为“膏粱”（三公）、“华腴”（尚书令、尚书仆射）、“甲姓”（尚书、中领军、中护军）、“乙姓”（九卿、方伯）、“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丁姓”（吏部正员郎），统称“四姓”，以此评定士族门第，制定汉式官制朝仪，将北方汉人世家全面纳入帝国统治中枢，极大扩展了北魏帝国的统治基础。
【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虏姓”者，魏孝文帝迁洛，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八氏十姓，出于帝宗属，或诸国从魏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并号河南洛阳人。“郡姓”者，以中国士人差第阀阅为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谓之“四姓”。又诏代人诸胄，初无族姓，其穆、陆、奚、于，下吏部勿充猥官，得视“四姓”。】——《新唐书·柳冲传》录柳芳《氏族论》
元宏并通过移风易俗，强制性改鲜卑姓氏为汉姓，尽弃胡族风俗语言服饰，更大力鼓励鲜卑人和汉人通婚联姻；自己带头纳了多名汉人妃子入后宫；使得北魏皇族及众多鲜卑重臣家族，也迅速被众多汉人高门所接受认可，成为中原士族门阀的一部分。
因此，短短数十年后，南朝萧梁名将陈庆之北伐进入洛阳后，不得不由衷感叹，本以为「长江以北,尽是夷狄」，如今「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富,目所不识,口不能传」，即北魏帝国治下的洛阳，其保存的汉魏衣冠，礼仪典章，竟然胜过了一向自诩为华夏正朔的江左。
【陈庆之：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富,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洛阳伽蓝记》
来自敌国将军的称颂，殊为难得可贵，对魏孝文帝元宏而言，更是对他这场汉化改革的最大称颂。
然而，为了改革成功，也确实牺牲了相当一部分下层鲜卑民众的利益，牺牲了在北方戍边的鲜卑将士的利益，他们也在沉沦数十年后，终于忍无可忍起兵反扑，即“六镇起兵”，最终导致了北魏王朝的灭亡。
新生的北周和北齐政权，皆是由胡化鲜卑贵族为主导的武人执政，不约而同地汲取孝文帝教训，不同程度地开起胡化倒车。
但北方汉人亦趁此天下大乱良机，得到了很大一部军权。关东的高齐王朝便为鲜卑化的汉人高欢所建，其名将高昂更出自汉人大族；关西的西魏八柱国有一半是汉人，包括李唐王朝的始祖李虎。
等到宇文氏北周一统北方数年后，一个鲜卑名“普六茹那罗延”的汉人以国丈之尊，执掌北周国政；鲜卑大将尉迟迥不服，据邺城起兵，原北齐故地关东八州皆反；
这个恢复了汉名“杨坚”的伟大人物，敕令帝国首席名将、汉人老将军韦孝宽挥军东进，一战平定叛乱。
随后杨坚代周称帝，诏令举国尽弃胡姓，禁绝胡俗，光复汉统。数百万鲜卑人，彻底失去了自北魏起长达数百年的“国族”地位，他们也做了各自不同的选择。
明智者如独孤伽罗，成为新帝国的皇后，辅弼隋高祖文皇帝杨坚开创了“开皇盛世”；顽固抗拒汉人复兴事业的反动派，如尉迟迥及其同党都被直接消灭，成为历史尘埃。
从那之后，在北中国叱咤数百年之久的鲜卑人也逐渐成为了历史名词，融入汉族。虽然一些姓氏如慕容、宇文、元、独孤、尉迟、长孙等等，仍能探究其祖先来历……
比如元宏改革后，北魏皇族的一支后裔，改姓长孙氏，成为了大唐太宗李世民的长孙皇后，成了大唐凌烟阁首席大臣、赵国公长孙无忌，永久融入了大唐皇室的血脉，这样的融合，难道不值得称赞么？
比如北魏皇族改姓为元氏的直系后裔，更是隋唐时地位尊崇的名门士族，写下“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却巫山不是云”这等千古佳句的大诗人元稹，官居大唐帝国宰相之职。对北魏皇族自身利益而言，这样的退场方式，难道还不够潇洒么？
所以，只要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还继续存在，如孝文帝元宏这样的英明君主，就一定会被大力颂扬，只因为他的汉化改革和融合措施，符合我华夏民族的长远利益。
至于那些在浩浩荡荡的历史大潮中，注定被融合和湮没的那些部族，我等继承了人类历史上最悠久而昌隆文明的华夏后人，又何必定要站在他们的立场，反而去抨击和抹黑此等杰出英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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