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蜀汉北地王刘谌？
出身显赫，但命运多舛的蜀汉皇孙
刘谌是蜀汉景帝刘禅的长子，生于公元224年，这无疑是蜀汉王朝最鼎盛的时期。他的祖父是三国时期的枭雄刘备，祖母是孙权的妹妹孙夫人，父亲是后来的蜀汉后主刘禅。从血统上讲，刘谌是刘备政权的嫡系继承人，从小便在锦衣玉食、万千宠爱中长大，接受着最高级别的教育。
然而，蜀汉王朝自成立之初，就面临着强大的曹魏和东吴两个竞争对手。北伐曹魏一直是蜀汉王朝的核心战略，也因此，身处内地的刘谌，虽然没有经历过一线战场，但无时无疑地生活在战争的阴影之下。他很可能从小就听闻父辈和诸葛亮等肱骨之臣的北伐壮举，耳濡目染着“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政治理想。
“诸葛亮的学生”，但并非诸葛亮的理想继承人
史书中记载，刘谌“甚有才”，并且“少时，诸葛亮常与语，以为奇”。这句话为刘谌的才智奠定了基调，也暗示了他曾接受过诸葛亮的亲自教导。这在当时的蜀汉皇室中是极少见的待遇，足以说明刘谌在诸葛亮心中的地位。
然而，诸葛亮对刘备的托孤，以及其鞠躬尽瘁的北伐，更多是为了实现“汉贼不两立”的政治理想。他一生都在为恢复汉室而奋斗，并且对后主刘禅的治国能力有所担忧，才会在临终前做出“如果哀帝（刘禅）无才，可自取之”的惊人之语（当然，这更多是对刘备的尽忠，而非真的希望刘禅退位）。
相较于刘禅的“乐不思蜀”，刘谌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诸葛亮的“兴复汉室”的情怀。在蜀汉国力日益衰退，北伐屡次受挫的情况下，他并没有像父亲刘禅那样，选择安逸享乐，而是对蜀汉的未来充满了担忧。
国破家亡之际，忠勇之气显现
蜀汉的灭亡，是刘谌一生中最关键的转折点。公元263年，魏将钟会、邓艾率大军伐蜀，蜀汉政权迅速崩溃。在这个危急存亡之秋，刘禅选择了投降。
然而，就在刘禅投降之后，发生了一件极其令人扼腕的事情。根据《三国志》等史料的记载，当钟会入侵蜀汉，并准备攻打成都时，镇守涪城（今四川绵阳）的姜维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利用钟会与邓艾之间的矛盾，联合钟会，共同攻打司马昭。这一计划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并且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
然而，刘禅此时已经决定投降，并且派遣使者前去叫停姜维。根据《三国志·姜维传》的记载，当时刘禅派遣了“使者”到姜维那里，“呼令还”，而这个“使者”很可能就是刘谌。
在这件事情上，刘谌的行为具有很强的争议性。
一种观点认为： 刘谌作为太子，执行父亲的命令是天经地义的。他的出现，只是父亲无奈下的选择，并不能完全代表他个人的意愿。
另一种观点则更为深入： 考虑到刘谌“甚有才”并且“以为奇”的背景，以及他对蜀汉未来的担忧，他很可能并不赞同父亲的投降决定。也许他内心深处是希望姜维能够成功，能够延续蜀汉的生命。但作为皇太子，他身不由己，只能遵从父命，去传递那个加速蜀汉灭亡的命令。
“为蜀汉殉国”的悲壮选择
蜀汉灭亡后，刘禅被迁往洛阳，过上了“乐不思蜀”的生活。但刘谌没有。
在公元264年，也就是蜀汉灭亡后的第二年，魏国发动了针对钟会的叛乱的镇压。在平定叛乱的过程中，大量蜀汉旧臣被牵连。刘谌选择了一条与父亲截然不同的道路。
史书《三国志·后主纪》记载：“景献太子谌，景帝子。蜀灭，谌不肯归，乃亡，潜藏于山中，为魏所捕。语未究。” 《三国志·蜀书·后主传》引《魏略》记载：“魏灭汉，献太子谌，与父子同归洛阳。然谌以为父不应降，常怨恨，及其父死，亦随之中，人莫能测。”
后一种说法更详尽，也更具冲击力。它表明刘谌跟随父亲刘禅一同被迁往洛阳，但他心中对父亲的投降是充满怨恨的。当他的父亲刘禅去世后，他也选择了随父亲一同死去。
这是一种怎样的死法？“随之中”，是自杀，还是在魏国政权安排的“意外”中死去，我们不得而知。但这种选择，却无疑是他对蜀汉最后，也是最决绝的忠诚。
评价刘谌：一个被时代洪流裹挟的悲情人物
评价刘谌，需要理解他所处的特殊历史时期和他的个人选择：
1. 才智与理想的火种： 他绝非一个昏庸无能的君主，至少在个人才智上，受到了诸葛亮的肯定。他身上，可能还残存着诸葛亮“兴复汉室”的理想火种。
2. 夹缝中的无奈： 作为储君，他受到父皇的制约，在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他的个人意志很难与父皇的决定抗衡。传递叫停姜维的命令，很可能是一种身不由己的悲哀。
3. 以死殉国的情怀： 面对国破家亡，以及父亲的“降虏”身份，他选择了以死明志，与蜀汉一同走向终结。这是一种极端的悲壮，也是一种令人动容的坚持。他没有像刘禅那样选择苟活，而是选择以另一种方式，为他所信仰的“汉室”陪葬。
4. 被掩埋的历史真相： 与许多名垂青史的皇子不同，刘谌并没有留下太多的事迹，他的许多内心世界和具体行为，都笼罩在历史的迷雾之中。我们只能通过零星的记载，去揣测他的心路历程。
总结
刘谌，他的人生如同蜀汉王朝的缩影——生于辉煌，却走向衰败，最终在乱世中湮灭。他不是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也不是一个声名显赫的君主。他更多地扮演着一个时代的旁观者和承受者，以及在绝望中做出自己选择的悲情人物。
他的“才”并没有能够挽救蜀汉，他的“忠”也只能化为一曲生与死的悲歌。刘谌的存在，让我们看到了皇室成员在国家命运面前的无奈，也看到了个人气节在强大历史潮流面前的微渺与伟大。他不是历史的主角，但他的悲剧，却让蜀汉的谢幕，更加令人唏嘘。他选择的“随父而亡”，与其说是对父亲的顺从，不如说是对一个已经逝去的理想、一个已经覆灭的王朝，最后一次，也是最沉重的告别。
网友意见
有些事情，你做不到，我做不到，这没什么，你我都是普通人，不过庸庸碌碌恍恍惚惚的度过这一辈子罢了，平淡的人生连自己的社交圈都激不起什么浪花，更毋论去改变历史的长河了。
这并不可耻，并不是每个人都得去做英雄的。
但是，不要因为自己做不到某些事，就去推己及人的揣度或者贬低他人做到的事，这很无聊，也很低端。就好比出轨了就说“男人都会犯的错”，被发现了就“每个男的都想做罗志祥”，抱歉，其实并不是的。
蜀汉的失败基本是个必然事件，益州一地对抗一个统一的中国北方加个神经质的东南方，也只有诸葛亮这种人物才能保持了十几年的强硬态势，你换成李特他死的更惨。
所以那种局势下，蜀汉就是尽人事，听天命，期待北方地区“天下有变”，罢了。所以北地王是个庸才也好，是个纨绔也罢，他的表现并不比同时期大部分蜀汉人要差，所以，小节上，他没有什么太大的黑点。
而他的殉国行为，无论从哪里讲，都是大节无亏的，中国人就讲究这个，《大宅门》里的白三爷年轻时浪荡成性，吃里扒外，纨绔败家，还勾结过八国联军，可谓恶事做尽，最后老了临了在日本人面前以死明志，结果所有被他祸害过的人，提起来都说是好汉，这就是大节无亏。
理想主义者活的已经很艰难了，还要去诋毁他们的死亡，好听点说有点太过于残忍，难听点说，你也配？
这个回答下的争论比较激烈。一方认为刘谌死社稷的做法是英雄之举，一方认为刘谌的死没有意义。
我都不能赞同。而且我更不赞同的是，两方面意见的表达。有的热血上头，空喊口号，有的阴阳怪气，令人不适。
我提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如何评价刘谌”的问题下，大家的回答都是集中在评价刘谌“先杀妻子，次以自杀”的事迹上。刘谌一辈子就干了这一件事？评价这件事就能代表对这个人的评价？
很不幸，史书上的刘谌，真的就这么寥寥数语。
所以，评价刘谌，就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一方面，对于他在亡国之际自杀，应当说是有气节的举动。国家将亡，举国投降，一个殉国的都没有，岂不令后代贻笑大方？不是跟“髪国”一样了吗？谭嗣同就是看出了这个问题，指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人为革命而牺牲，则革命的正义性和革命者的动机、品德就会受到怀疑。同样，蜀汉将亡，如果所有人都为了保命甚至追求荣华富贵而投降，那么这些人在历史和百姓的心中就会被天然的否定，这个国家存在的意义就会消失殆尽。刘谌也是为了自己祖父毕生的事业和后代的评价，才决绝的自杀的。
评价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要看其是不是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环境，以及同时代的价值观。所以刘谌的自杀，应当持正面评价，不能一味指责其无用。
但另一方面，对刘谌，对蜀汉政权，也不能一味拔高，甚至把刘谌抬到民族脊梁的高度。这不符合历史实际。
蜀汉政权是个小国。受限于地理条件和综合国力，基本是没有希望重新入主中原的。历史上也从未有过久居蜀地的政权能统一全国者（刘邦作为例外，也是从汉中发家，与蜀地又有不同概念）。就算蜀汉君臣不能像我们开了天眼一样认识到蜀地割据政权无一不亡的状况，他们也有一个现成的对比对象——刘焉、刘璋政权。同样是外地人入蜀建立的政权，刘焉刘璋父子治理蜀地，起码能做到民殷国富，能够争取民心的支持。刘备攻打蜀地，正义性本就不足，打得磕磕绊绊，几年打不下来；最终打到成都了，刘璋手下明知道刘璋暗弱，却“吏民咸欲死战”。两相对比，蜀汉政权有“善治国”的诸葛，有青年才俊姜维，也不缺贤臣良将，怎么落到后期“入其朝，不闻正声；经其野，民皆菜色”的境地？
我相信，蜀汉也不是一天就衰落的。那么在国家一步步走向深渊的过程中，刘谌做了什么？像曹刿一样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还是像刘琨一样奋力拼搏，镇守一方？同为宗室，看看兰陵王高长恭，看看任城王高湝，于国于民，都无愧于家国情怀四个字。刘谌文不能为官治国，武不能列阵御敌，实在是难以作为英雄被人崇拜。
太史公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刘谌的死，不属于轻于鸿毛，但也不至于重于泰山。蜀汉政权内部是存在政治集团的，是需要外来官僚及官二代作为掌权者稳定局面的。关羽、张飞、马超、诸葛亮的后代，只要可堪用的，都担任了不同的职务，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至于刘谌，我觉得不要说大智大勇了，哪怕只是中人之姿，也不会一无所为。
刘谌殉国，固然壮烈。不过我更推崇那些在平时的光景、在平凡的岗位默默推动时代进步的人，更推崇关键时刻能够扭转乾坤的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如果大家都在平时碌碌无为，那么到了国家危难之际，就算全都自杀了，又有什么用呢。
一代人有一代人之事，不能用现代人的价值观去套用古人。举个例子，倘若天下大同，英特纳雄耐尔终于实现，国家也会成为过眼云烟，现下因为爱国主义而英勇牺牲是不是就成了无意义的枉死？
因此，对于历史人物的道德评价只能遵循具体历史环境下的道德标准。
彼时适用于天潢贵胄的道德标准是什么？
《礼记》：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士死制
刘谌起初对老爹的进谏也即基于这一道德原则：
后主将从谯周之策，北地王谌怒曰：“若理穷力屈，祸败必及，便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死社稷，以见先帝可也。”
剑阁鏖兵，绵竹血战，蜀汉的大夫也好，将士也罢，都在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那么，作为大汉社稷的天然维护者，刘禅父子自然也该承担起应尽的义务。
当然，我们也知道，别看统治者平时口号喊得震天响，当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十有八九都是阿斗的选择——
“臣等正欲死战，陛下何故先降？！”
刘谌作为闲散王爷，有锅也是阿斗背，他原本可以不用出头，跟着混个太平公子哥可也。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殉国是替不争气的老爹完成了应尽的义务，为四百年煌煌大汉守护了最后的尊严。
至少，他是个很有骨气的人。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正是这些看似缺乏深远影响的个人骨气表现，共同凝成了中华民族坚强的脊梁。
从这个角度看，刘谌的所作所为显然不会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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