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蜀国文学？为什么和建安文学差那么多？
蜀国文学：三国时期的一抹别样色彩，为何不及建安文学？
要评价蜀国文学，首先需要明确我们讨论的是哪个时期的“蜀国”。如果将范围限定在三国鼎立时期，那么蜀国的文学作品确实无法与当时如日中天的建安文学相提并论。然而，这并非蜀国文学本身毫无价值，而是两者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人才结构以及文学发展重心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蜀国文学：乱世中的坚韧与苍凉
在三国鼎立的特定时期，蜀国文学的关键词是“坚韧”和“苍凉”。
背景与基调： 蜀国自刘备起兵以来，便是三国中最晚崛起、基础最薄弱、地理位置也相对封闭的国家。其建立和发展过程充满了艰辛与斗争，长期面临曹魏的强大压力，每一次北伐都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和牺牲。这种严峻的生存环境，自然而然地渗透到蜀国文学作品中，使其基调偏向于沉重、悲壮，甚至带有一丝挥之不去的苍凉感。
主要代表与作品：
诸葛亮： 作为蜀国最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诸葛亮不仅在政治上为蜀汉鞠躬尽瘁，在文学上也留下了不朽的篇章。他的作品，如《出师表》（分为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无疑是蜀国文学的代表作。
《出师表》的评价： 《出师表》之所以能千古传诵，在于其字字句句饱含着对后主刘禅的忠诚、对蜀汉事业的担当、对北伐大业的决心以及对国家未来的深切忧虑。其语言朴实真挚，情感真挚动人，既有高远的政治抱负，又有细腻的个人情感流露。它不仅仅是一篇奏章，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托孤之言，一种至死不渝的忠诚的象征。它所体现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成为后世无数文人道德的楷模。
刘备、刘禅等皇室成员： 虽然他们的文学成就无法与诸葛亮相比，但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以及史书中零星记载的语录，也能窥见蜀汉皇室的文化倾向。刘备虽粗通文墨，但其胸怀大志，言语中常流露出仁德与抱负。刘禅虽然被评价为“乐不思蜀”，但在某些时刻也能展现出一定的君主气度。
其他士人： 随着蜀汉政权的巩固，也吸引了一批文人墨客，如杨戏的《季汉朴济》，虽然是史书性质的著作，但也记录了许多蜀汉文人的事迹和言论。虽然数量不如建安士人，但其作品同样反映了蜀汉的时代风貌。
文学特征：
政治性强： 蜀国文学作品的政治色彩尤为浓厚，许多作品是为了表达对君主的忠诚、论述政治主张或记录军事功绩而创作的。诸葛亮的《出师表》便是最典型的例子。
情感真挚，意境深远： 尽管政治性强，蜀国文学在情感表达上却非常真挚动人。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流露出的对先帝的怀念、对后主的期望以及对北伐的担忧，都是发自肺腑的。这种真挚的情感，加上其所处乱世的悲壮背景，使得蜀国文学往往带有一种深远的意境，引人深思。
风格偏于朴实： 相较于建安文学追求的辞藻华丽、气势磅礴，蜀国文学在语言风格上往往更偏向于朴实、凝练，注重情感的直接表达和思想的清晰传达。这或许与蜀国相对简朴的民风以及对实际事务的重视有关。
建安文学：风华绝代，三国文坛的璀璨明珠
相比之下，建安文学则是一场辉煌的文学运动，是三国时期文学的最高成就。要理解为何蜀国文学与之存在巨大差距，需要深入分析建安文学的优势所在：
时代背景与人才结构：
中原文化的核心： 建安文学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核心，以“建安七子”为代表，是奠基于汉末中原政权（曹魏）的文学。中原地区作为汉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拥有更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更丰富的人才资源。
统一的政治势力： 曹操父子虽然也经历战乱，但他们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通过政治手段和文学倡导，聚集了一批杰出的文人。这种集中式的权力支持和文化倡导，为建安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三曹”的文学天赋与领导力： 曹操本人具有卓越的政治和军事才能，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其诗歌雄浑豪迈，开创了新的诗歌风貌。曹丕在政治和文学上都有建树，尤其在文学评论方面贡献卓著。而曹植更是才华横溢，其诗歌“骨气奇绝，词采华茂”，被誉为“建安风骨”的代表。这三位核心人物的引领，极大地提升了建安文学的整体水平和影响力。
“七子”的群星闪耀： 以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曹植为代表的“建安七子”，各有千秋，他们在诗歌、辞赋、碑文等领域都留下了大量佳作，共同构成了建安文学的璀璨星河。
文学特征：
“建安风骨”： 这是建安文学最显著的特征。它体现在诗歌的雄浑、刚健、开阔的风格，以及对现实生活的深刻反映，表达了那个时代文人建功立业的抱负、对人生和政治的思考，以及在乱世中的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
内容丰富多样： 建安文学不仅有歌咏战争、描写人生感慨的诗歌，也有反映社会现实、政治讽喻的作品，还有优美的辞赋，内容广泛，思想深刻。
语言的创造与发展： 建安文学在继承汉代乐府民歌精神的基础上，对诗歌的语言进行了创新，使得诗歌更加凝练、有力、富于表现力。曹植的诗歌尤其在语言的锤炼上达到了极高的境界。
文学观念的觉醒：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以气为主”，强调文学的独立价值和作者的主体性，这是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观念的觉醒，为后世文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差距分析：为何建安文学更胜一筹？
综合以上分析，蜀国文学与建安文学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人才的数量与质量： 建安文学拥有“三曹”这样的文学巨匠和“七子”这样的群体力量，人才的集中度和文学天赋远超蜀国。蜀国虽然有诸葛亮这样的大文豪，但整体而言，文学人才的储备和输出不及曹魏。
2. 政治与文化的中心： 曹魏占据中原，是当时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才，也拥有更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更宽松的文学创作环境。蜀国则偏居一隅，资源相对有限，加之长期处于战争状态，文人更侧重于政治、军事上的贡献，文学创作有时会成为次要的考虑。
3. 文学发展的主流与方向： 建安文学代表了汉末以来文学发展的方向，其“风骨”精神和对现实的关注，是那个时代文学的主流。而蜀国文学在国家生存的重压下，其文学创作更倾向于服务于政治和军事，虽然情感真挚，但整体上未能形成如建安文学那样的艺术高峰。
4. 创作的驱动力： 建安文学受到政治、经济的支撑，也受到文人对自身价值实现的追求。他们既有政治抱负，也追求文学上的成就。而蜀国文人，特别是诸葛亮，更多是将文学作为表达忠诚、统一思想、激励士气的工具，虽然其艺术感染力极强，但其创作的“使命感”有时会盖过纯粹的艺术追求。
5. 文学体裁与风格的侧重： 建安时期，诗歌创作尤为繁荣，且在形式、内容、风格上都有突破。而蜀国虽然也有诗歌创作，但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诸葛亮的政论文，其文学价值更多体现在思想性和情感的深度上，而非艺术形式的创新或群体性的风格营造。
总结来说， 蜀国文学以诸葛亮的《出师表》为代表，以其深挚的情感、坚定的意志和悲壮的基调，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独特的地位。它展现了乱世中一个政权的坚韧与担当，以及文人对国家命运的关怀。然而，与建安文学相比，它在人才的集聚、艺术的创新、以及文学思潮的引领方面存在明显差距。这种差距并非蜀国文学本身的不足，而是由三国时期特定的历史条件、政治格局和人才分布所决定的。建安文学是三国时期文学的巅峰，而蜀国文学则是那个时代另一抹别样的、充满苍凉与坚韧的色彩，同样值得我们珍视和评价。
要评价蜀国文学，首先需要明确我们讨论的是哪个时期的“蜀国”。如果将范围限定在三国鼎立时期，那么蜀国的文学作品确实无法与当时如日中天的建安文学相提并论。然而，这并非蜀国文学本身毫无价值，而是两者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人才结构以及文学发展重心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蜀国文学：乱世中的坚韧与苍凉
在三国鼎立的特定时期，蜀国文学的关键词是“坚韧”和“苍凉”。
背景与基调： 蜀国自刘备起兵以来，便是三国中最晚崛起、基础最薄弱、地理位置也相对封闭的国家。其建立和发展过程充满了艰辛与斗争，长期面临曹魏的强大压力，每一次北伐都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和牺牲。这种严峻的生存环境，自然而然地渗透到蜀国文学作品中，使其基调偏向于沉重、悲壮，甚至带有一丝挥之不去的苍凉感。
主要代表与作品：
诸葛亮： 作为蜀国最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诸葛亮不仅在政治上为蜀汉鞠躬尽瘁，在文学上也留下了不朽的篇章。他的作品，如《出师表》（分为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无疑是蜀国文学的代表作。
《出师表》的评价： 《出师表》之所以能千古传诵，在于其字字句句饱含着对后主刘禅的忠诚、对蜀汉事业的担当、对北伐大业的决心以及对国家未来的深切忧虑。其语言朴实真挚，情感真挚动人，既有高远的政治抱负，又有细腻的个人情感流露。它不仅仅是一篇奏章，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托孤之言，一种至死不渝的忠诚的象征。它所体现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成为后世无数文人道德的楷模。
刘备、刘禅等皇室成员： 虽然他们的文学成就无法与诸葛亮相比，但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以及史书中零星记载的语录，也能窥见蜀汉皇室的文化倾向。刘备虽粗通文墨，但其胸怀大志，言语中常流露出仁德与抱负。刘禅虽然被评价为“乐不思蜀”，但在某些时刻也能展现出一定的君主气度。
其他士人： 随着蜀汉政权的巩固，也吸引了一批文人墨客，如杨戏的《季汉朴济》，虽然是史书性质的著作，但也记录了许多蜀汉文人的事迹和言论。虽然数量不如建安士人，但其作品同样反映了蜀汉的时代风貌。
文学特征：
政治性强： 蜀国文学作品的政治色彩尤为浓厚，许多作品是为了表达对君主的忠诚、论述政治主张或记录军事功绩而创作的。诸葛亮的《出师表》便是最典型的例子。
情感真挚，意境深远： 尽管政治性强，蜀国文学在情感表达上却非常真挚动人。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流露出的对先帝的怀念、对后主的期望以及对北伐的担忧，都是发自肺腑的。这种真挚的情感，加上其所处乱世的悲壮背景，使得蜀国文学往往带有一种深远的意境，引人深思。
风格偏于朴实： 相较于建安文学追求的辞藻华丽、气势磅礴，蜀国文学在语言风格上往往更偏向于朴实、凝练，注重情感的直接表达和思想的清晰传达。这或许与蜀国相对简朴的民风以及对实际事务的重视有关。
建安文学：风华绝代，三国文坛的璀璨明珠
相比之下，建安文学则是一场辉煌的文学运动，是三国时期文学的最高成就。要理解为何蜀国文学与之存在巨大差距，需要深入分析建安文学的优势所在：
时代背景与人才结构：
中原文化的核心： 建安文学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核心，以“建安七子”为代表，是奠基于汉末中原政权（曹魏）的文学。中原地区作为汉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拥有更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更丰富的人才资源。
统一的政治势力： 曹操父子虽然也经历战乱，但他们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通过政治手段和文学倡导，聚集了一批杰出的文人。这种集中式的权力支持和文化倡导，为建安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三曹”的文学天赋与领导力： 曹操本人具有卓越的政治和军事才能，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其诗歌雄浑豪迈，开创了新的诗歌风貌。曹丕在政治和文学上都有建树，尤其在文学评论方面贡献卓著。而曹植更是才华横溢，其诗歌“骨气奇绝，词采华茂”，被誉为“建安风骨”的代表。这三位核心人物的引领，极大地提升了建安文学的整体水平和影响力。
“七子”的群星闪耀： 以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曹植为代表的“建安七子”，各有千秋，他们在诗歌、辞赋、碑文等领域都留下了大量佳作，共同构成了建安文学的璀璨星河。
文学特征：
“建安风骨”： 这是建安文学最显著的特征。它体现在诗歌的雄浑、刚健、开阔的风格，以及对现实生活的深刻反映，表达了那个时代文人建功立业的抱负、对人生和政治的思考，以及在乱世中的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
内容丰富多样： 建安文学不仅有歌咏战争、描写人生感慨的诗歌，也有反映社会现实、政治讽喻的作品，还有优美的辞赋，内容广泛，思想深刻。
语言的创造与发展： 建安文学在继承汉代乐府民歌精神的基础上，对诗歌的语言进行了创新，使得诗歌更加凝练、有力、富于表现力。曹植的诗歌尤其在语言的锤炼上达到了极高的境界。
文学观念的觉醒：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以气为主”，强调文学的独立价值和作者的主体性，这是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观念的觉醒，为后世文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差距分析：为何建安文学更胜一筹？
综合以上分析，蜀国文学与建安文学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人才的数量与质量： 建安文学拥有“三曹”这样的文学巨匠和“七子”这样的群体力量，人才的集中度和文学天赋远超蜀国。蜀国虽然有诸葛亮这样的大文豪，但整体而言，文学人才的储备和输出不及曹魏。
2. 政治与文化的中心： 曹魏占据中原，是当时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才，也拥有更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更宽松的文学创作环境。蜀国则偏居一隅，资源相对有限，加之长期处于战争状态，文人更侧重于政治、军事上的贡献，文学创作有时会成为次要的考虑。
3. 文学发展的主流与方向： 建安文学代表了汉末以来文学发展的方向，其“风骨”精神和对现实的关注，是那个时代文学的主流。而蜀国文学在国家生存的重压下，其文学创作更倾向于服务于政治和军事，虽然情感真挚，但整体上未能形成如建安文学那样的艺术高峰。
4. 创作的驱动力： 建安文学受到政治、经济的支撑，也受到文人对自身价值实现的追求。他们既有政治抱负，也追求文学上的成就。而蜀国文人，特别是诸葛亮，更多是将文学作为表达忠诚、统一思想、激励士气的工具，虽然其艺术感染力极强，但其创作的“使命感”有时会盖过纯粹的艺术追求。
5. 文学体裁与风格的侧重： 建安时期，诗歌创作尤为繁荣，且在形式、内容、风格上都有突破。而蜀国虽然也有诗歌创作，但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诸葛亮的政论文，其文学价值更多体现在思想性和情感的深度上，而非艺术形式的创新或群体性的风格营造。
总结来说， 蜀国文学以诸葛亮的《出师表》为代表，以其深挚的情感、坚定的意志和悲壮的基调，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独特的地位。它展现了乱世中一个政权的坚韧与担当，以及文人对国家命运的关怀。然而，与建安文学相比，它在人才的集聚、艺术的创新、以及文学思潮的引领方面存在明显差距。这种差距并非蜀国文学本身的不足，而是由三国时期特定的历史条件、政治格局和人才分布所决定的。建安文学是三国时期文学的巅峰，而蜀国文学则是那个时代另一抹别样的、充满苍凉与坚韧的色彩，同样值得我们珍视和评价。
网友意见
说个笑话，魏晋文学好，好到连《三国志》都要靠根不正苗不红的蜀汉人写。
《晋书》:夏侯湛时着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张华深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
其实真要说的话，不仅是蜀汉，汉代的文学也没有魏晋文学那么出名。但其实有大量史料和物证证明，汉代是一个识字率很高的时代，不是魏晋这种门阀国家能比的。而汉代的艺术作品之所以不如魏晋那么出色，是因为汉人都把主要精力用在治国经学上去了，只在空余时间才会去吟一些俗诗消遣。
由于魏国实行严苛的文字狱统治，汉代以往的经学讨论销声匿迹。在曹操亲自喝尿求道的带领下，不仅学术风气断绝，而且玄学之风日盛。再加上魏晋门阀垄断了上层阶级，贵族可以放心大胆的声色犬马，淫诗艳调的产出大大增加。这一切的一切无不在推动引导着社会风潮，最终把士人们原先用于治国的心思全部转移到抒发个人欲望上去——便是那些所谓的艺术了。
反过来说，魏晋人之所以能有时间追求艺术的极致，正是因为他们阉割了自己的经论学术，并因为九品中正制的关系不思进取。就像魏国首位皇帝曹腾阉割自己的生殖器官一样——众所周知，猪只有阉过才能长的膘肥体壮。
比方说魏晋盛产的妇人诗，连曹丕曹睿都有好几首成名作品，有人还据此称颂他们多情善良。
曹丕《燕歌行》: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
曹叡《乐府诗》:昭昭素明月，晖光烛我床。忧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长。微风冲闺闼，罗帷自飘扬。揽衣曳长带，屣履下高堂....
但实际上这些贵族们并没有真正关心女性群体，否则就不会征调反人类的魏庵妇了。他们写这些诗的目的，只是利用女子思夫的形象在喝酒时意淫聊骚，多半是在妓院里逗乐用的歌谣。
类似的桥段在中国古典小说里比比皆是。给大家截段熟悉的。
《红楼梦》: 宝玉笑道：“听我说来：如此滥饮，易醉而无味。我先喝一大海，发一新令，有不遵者，连罚十大海，逐出席外与人斟酒。”冯紫英蒋玉菡等都道：“有理，有理。”宝玉拿起海来一气饮干，说道：“如今要说悲，愁，喜，乐四字，却要说出女儿来，还要注明这四字原故。说完了，饮门杯。酒面要唱一个新鲜时样曲子，酒底要席上生风一样东西，或古诗，旧对，《四书》《五经》成语。”.....
听宝玉说道：“女儿悲，青春已大守空闺。女儿愁，悔教夫婿觅封侯。女儿喜，对镜晨妆颜色美。女儿乐，秋千架上春衫薄。”...
....“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咽不下玉粒金莼噎满喉，照不见菱花镜里形容瘦。展不开的眉头，捱不明的更漏。呀！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唱完，大家齐声喝彩，独薛蟠说无板。宝玉饮了门杯，便拈起一片梨来，说道：“雨打梨花深闭门。”完了令。
连不学无术的薛蟠都能在妓女的勉励下能来两句。
云儿笑道：“下两句越发难说了，我替你说罢。”薛蟠道：“胡说！当真我就没好的了！听我说罢：女儿喜，洞房花烛朝慵起。”众人听了，都诧异道：“这句何其太韵？”薛蟠又道：“女儿乐，一根〈毛几〉〈毛巴〉往里戳。”众人听了，都扭着脸说道：“该死，该死！快唱了罢。”
请问“洞房花烛朝慵起”和“贱妾茕茕守空房”比，有差在哪里吗？既然薛蟠都能在不断的耳闻目染下说出这种佳句，那举国歌舞升平的魏晋能有些许名作有什么值得钦佩的？
然而，一旦让魏晋人写点正经东西，他们就全傻眼了。
《三国志引魏略》:“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太学。太学诸生有千数，而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冬去春来，岁岁如是。百人同试，度者未十。是以志学之士，遂复陵迟，而末求浮虚者各竞逐也。正始中，有诏议圈丘，普延学士。是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余人，虽复分布，见在京师者且万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饱食而退。
人的精力是固定，魏晋人只是把精力从治学正事转移到游乐艺术上而已。正是这种本末倒置的情况使得魏晋官员颓丧到惨绝人寰的程度，以至于连自己的史书都只能拜托敌国的臣子去写，真是丢脸丢到家了。
脸皮不够厚呗，不能做到一边屠城一边“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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