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蜀汉百姓来说生活在诸葛亮的治下真的开心吗？对待百姓如何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影响大吗？
一、 蜀汉百姓生活在诸葛亮的治下是否真的开心？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是”或“否”。诸葛亮的治下，对于蜀汉百姓来说，是一个复杂而多维度的体验。开心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百姓的身份、所处的时期、个人期望以及评价的标准。
积极方面：诸葛亮如何努力让百姓“开心”（或者说过上好日子）
诸葛亮作为蜀汉的丞相，其施政的核心目标是复兴汉室、统一天下，而要实现这个宏伟目标，离不开国家稳定和民生发展。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旨在提升百姓的生活水平和国家实力：
发展农业，保障民食：
农桑为重： 诸葛亮深知民以食为天，他极力推广农业生产，鼓励百姓耕种，兴修水利，改良农具。在他的治理下，蜀汉的农业得到了显著发展，粮仓充实，为北伐提供了物质基础。
开垦新田： 针对蜀地土地限制，诸葛亮积极组织开垦荒地，扩大耕作面积。
减轻赋税： 虽然北伐需要大量的军费，但诸葛亮在赋税方面相对谨慎，并没有对百姓进行过度的剥削。他更注重的是公平和有序，而非竭泽而渔。史书中有记载，他曾对一些地方官吏的过重税收进行过制止。
严明法度，稳定社会秩序：
依法治国： 诸葛亮提倡“法治”，强调法律的公平性和普遍适用性，即使是对亲近的人也毫不姑息。这使得社会秩序井然，百姓生活更有保障，减少了许多欺压和不公。
赏罚分明： 他赏罚分明，对于有功者予以嘉奖，对于犯罪者严惩不贷，营造了一种公正的社会氛围。
官吏廉洁： 诸葛亮对官吏的要求非常严格，鼓励他们清廉奉公，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官吏对百姓的侵扰。
提倡节俭，厉行朴素：
以身作则： 诸葛亮生活非常简朴，不追求奢华。他要求官员和百姓都应该节俭，反对铺张浪费。这种风气有助于稳定社会经济，减少不必要的开销。
限制奢侈： 他会限制一些不必要的奢侈消费，将资源集中用于国家发展和战争。
关怀民情，体恤民情（有限度）：
了解民生： 诸葛亮在处理政务时，也会关注百姓的疾苦，例如他在《出师表》中提到的“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反映了他对国家和百姓的责任感。
调整政策： 在某些情况下，他也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政策，以适应民情。
消极方面：百姓可能感到“不开心”的方面
尽管诸葛亮做了很多努力，但蜀汉百姓的生活也面临着挑战，这也会影响他们的“开心”程度：
持续的北伐战争：
征兵征粮： 诸葛亮一生都在致力于北伐，这必然意味着大量的壮丁被征召入伍，许多家庭因此承受了丧失劳动力的痛苦。同时，北伐也需要巨额的军费和粮草，这些都或多或少地从百姓那里征集，增加了百姓的负担。
劳役繁重： 战争期间，百姓需要承担更多的修路、运粮等劳役，这会影响他们的正常生产生活。
战争的忧虑： 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百姓会担心战争的胜负、战乱对家园的影响，这种不确定性也会带来忧虑。
蜀汉国力相对弱小：
地缘限制： 蜀汉以益州为根据地，地势险峻，但面积相对较小，人口也不如曹魏。这意味着蜀汉在资源和人力上都处于劣势。
难以实现统一： 尽管诸葛亮雄才大略，但由于国力限制，北伐的成功率不高，这使得百姓对“光复汉室”的愿景可能也伴随着遥遥无期的感受。
诸葛亮的“严苛”：
严厉执法： 虽然法治是好事，但诸葛亮的执法非常严格，甚至有些“不近人情”。例如，他曾对自己的儿子诸葛瞻进行过严格的管教，希望他能继承自己的事业，但这种严厉也可能让一些人感到压力。
事必躬亲： 诸葛亮事必躬亲，虽然体现了他的责任感，但也意味着他可能会对各级官员和百姓的要求都非常高，不容许丝毫的懈怠。
信息不对称和历史记载的局限性：
史书的倾向性： 我们了解的诸葛亮很大程度上是《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等史书塑造的形象。史书往往带有作者的立场和时代背景，对诸葛亮的评价可能存在一定的褒扬和美化。而普通百姓的真实感受很难被详尽记录下来。
“开心”的主观性： 什么是“开心”？对于一个农民来说，可能是风调雨顺、粮食充足；对于一个商人来说，可能是贸易繁荣；对于一个士人来说，可能是能够施展抱负。不同身份的人，对“开心”的定义不同。
结论：
综合来看，生活在诸葛亮治下的蜀汉百姓，并不能简单地说就一定是“开心”的。
他们无疑享受了相对稳定有序、法度严明、农业发展带来的好处，生活水平可能比三国时期其他一些战乱地区要好。
然而，持续的战争也给他们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和忧虑，特别是对于那些需要为战争付出劳动力和资源的家庭。
诸葛亮的高标准严要求，虽然是为了国家强大，但可能也会让一些人感到压力。
因此，更准确的说法是，诸葛亮力求为蜀汉百姓提供一个相对稳定和有序的生存环境，并努力发展经济，但战争的现实也使得百姓的幸福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可能更多是一种“生存有保障”但“难以大富大贵”或“对未来有期待但现实有压力”的状态。
二、 对待百姓如何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影响大吗？
答案是：影响巨大，可以说是决定性因素之一。
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并非仅仅取决于他的智谋、功绩，或者他所处的历史舞台。他对待百姓的态度和施政是否能够惠及民生，是衡量其历史地位和影响力的重要维度。
具体来说，对待百姓的优劣，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并对历史人物评价产生深远影响：
1. 民心向背与政权的稳固性：
得民心者得天下： 任何政权的稳定和发展都离不开民众的支持。一个能够关心民生、减轻百姓负担、维护社会公平的统治者，更容易获得民心，从而巩固政权。反之，如果统治者苛政猛于虎，鱼肉百姓，则民心离散，政权自然难以长久。
直接影响统治合法性： 公民百姓是国家的基础，统治者对百姓的态度直接关系到其统治的合法性。一个将百姓视为“草芥”的统治者，即使有再大的武功，其历史评价也难以得到普遍认可。
事例： 汉高祖刘邦能够建立汉朝，除了自身的能力，也因为他吸取了秦朝苛政的教训，相对轻徭薄赋，赢得了民心。而秦朝二世而亡，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其严酷的统治激起了民怨。
2. 历史叙事的塑造与传播：
“以人为本”的叙事： 历史叙事往往会关注普通人的命运和生活。一个能够改善百姓生活、减轻其痛苦的领导者，更容易在历史叙事中被描绘成仁德之君，得到后世的赞扬。
“民怨沸腾”的负面记录： 相反，那些导致民不聊生、民怨沸腾的统治者，则会被历史记录为暴君或昏君。
史书作者的立场： 史书的作者往往也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他们对“民生”的关注程度，也会影响他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例如，儒家思想强调“仁政”，因此对能够体现“仁政”的君主评价会更高。
3. 政绩的实际效果与历史功过：
“功”与“过”的衡量： 一个历史人物的功过，最终要看其施政是否真正惠及了社会。如果一个统治者只追求个人权力和扩张，而忽略了百姓的福祉，那么他的“功”可能也会被“过”所抵消。
可持续发展： 能够让百姓过上相对安稳日子的统治者，其政绩更具可持续性，对历史的正面贡献也更大。
事例： 唐太宗李世民被誉为“贞观之治”，除了他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成就，很大程度上也因为他吸取了隋朝灭亡的教训，重视民生，轻徭薄赋，发展经济，使得社会安定，百姓生活富裕。
4. 文化和道德的传承与评价：
道德楷模的树立：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统治者的评价往往带有道德色彩。“仁、义、礼、智、信”等道德标准也会被用来衡量统治者。一个能够体现“仁政”的统治者，更容易被视为道德楷模，其评价也会更高。
价值观的影响： 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塑造的价值观，也会影响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如果一个时代更看重“民本”思想，那么对那些忽视民生的统治者的评价自然会低。
诸葛亮与百姓的关系如何影响其评价？
诸葛亮对百姓的态度，以及他治理下的百姓的实际生活状况，直接影响了他历史评价的方方面面：
肯定： 他的勤政爱民，严于律己，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蜀汉百姓的生活条件，保障了社会秩序。这使得他在史书中被描绘成一位勤勉、负责任、有“仁德”之心的丞相，是后世臣子的楷模。
质疑或批评： 另一方面，持续的北伐对蜀汉百姓造成的负担，也使得一些后人对他的战略和对百姓的牺牲程度提出质疑。例如，有人认为他不应该过于好大喜功，而应该更注重休养生息，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民生建设中。
总结来说：
对待百姓如何，是衡量一个历史人物是否真正“伟大”的重要标尺。一个只追求个人荣耀或军事胜利，而牺牲百姓利益的统治者，即使一时取得成就，也很难在历史长河中获得持久的赞誉。相反，那些真正将百姓的福祉放在心上，并为此付出努力的领导者，才能赢得民心，并在历史的评价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
诸葛亮之所以备受尊崇，固然有其卓越的政治和军事才能，但他对百姓的责任感和一定程度上的惠政，也是其赢得后世广泛赞誉的重要原因。当然，对他治下百姓的真实感受，以及他政策对百姓的长期影响，也仍然是历史研究和讨论的重要课题。
网友意见
我们看一下《蜀书·诸葛亮传》里是怎么描述的：
青龙二年春，亮帅众出武功，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
为防止有人不了解里面的典故，我简单解释一下。这里有两个典故，一是“甘棠之咏召公”，二是“郑人之歌子产”。“甘棠之咏召公”出自《诗经》，说的是后人对召公十分敬重，乃至于连他休息和停留的甘棠树都要认真养护。“郑人之歌子产”是指春秋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子产因为勤政爱民，经常被老百姓所称赞。
而与这两个人相比，当时“梁、益之民”——也就是陕西、四川的人民，对其的歌颂与那两位古人也相差无几了。
要是蜀地真的人民甚苦，为什么这么称赞诸葛亮？
而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也是“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也就是说诸葛亮的才能排序是民事＞治军＞带兵作战。在民事上备受称赞的诸葛亮，如果真的是搞得民不聊生，又何来这个评价？
而这里面提到的“民有菜色”的时间，已经是诸葛亮病逝20多年以后，蜀国的政治格局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蜀国也再也没有像诸葛亮一样出色的政治家。
易中天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偏偏拿诸葛亮死后20多年时蜀国人的生活，与诸葛亮活着的时候相比，还说老百姓不关心诸葛亮几菜一汤，只关心自己几菜一汤——这摆明了就是瞎扯嘛。诸葛亮人家清廉，也能治国，后面朝政混乱、民生凋敝，这二者之间有什么联系？
总不能因为诸葛亮当过季汉丞相，就是死了，这锅也得让人家背吧？
另外，这里说这段话的来源是《三国志·薛琮传》，然而《三国志》里并没有薛琮传，只有《吴书八张严程阚薛传》。并且，这里面的“薛”真正的名字是“薛综”而不是“薛琮”。说“入其朝”这段话的人，也不是薛综，而是薛综的儿子薛珝：
子珝，宫至威南将军，征交阯还，道病死。汉晋春秋曰：孙休时，珝为五宫中郎将，遣至蜀求马。及还，休问蜀政得失，对曰：「主闇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臣闻燕雀处堂，子母相乐，自以为安也，突决栋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祸之将及，其是之谓乎！」
而如果拿季汉兵民比过高来说事，那就有意思了。后来吴国被灭的时候，吴国也献上了自己的图籍：
壬申，王濬最先到，於是受皓之降，解缚焚榇，延请相见。晋阳秋曰：濬收其图籍，领州四，郡四十三，县三百一十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米谷二百八十万斛，舟船五千馀艘，后宫五千馀人。
吴国人口230多万，有兵23万。的确，比季汉的9.2好看一点点，但这有什么本质区别吗？
另外，三国时魏国的人口在100万户、440万人上下，兵力约为60万左右。魏国反而是三国里兵民比最高的。
所以，易中天拿季汉兵民比过高来说事，完全是缺乏历史常识的表现。假设一对夫妻生育有三儿三女，那么按照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惯常做法，这三个儿子中就得有1个人去当兵，也就是这家总人口中要有1/8要去当兵。假如说这家人特别能生，生了五儿五女，那就得有两个人去当兵，这样当兵的人就变成了这家总人口的1/6。再考虑到一些年龄偏大的人和小孩子没办法去当兵，在战时状态下，1:10左右的兵民比其实并不能算太高。而三国时期各国的兵民比都在8~10之间。
实际上，在真正极端的状态下，一个王朝征兵的能力要比这高得多。比如说著名的《石壕吏》中说：
听妇前致词： 三男邺城戍。
一男附书至， 二男新战死。
存者且偷生， 死者长已矣！
室中更无人， 惟有乳下孙。
也就是说，这个人家里所有的男丁都已经被征发到了邺城。而石壕村的小吏，甚至连家里最后一个男人——也就是“老翁”都要拉到前线去。如果我们也假设这对夫妻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女儿，那么算上在前线的三个孩子和即将被拉到前线去的老翁，这家的人已经有一半都去军队了。
而在这个状态下，家园也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久行见空巷， 日瘦气惨凄。
但对狐与狸， 竖毛怒我啼。
四邻何所有？ 一二老寡妻。
总的来说，对比当时三国的状态来看，各国百姓所面临的压力实际上是差不多的。季汉的失败，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其国力太弱，如之前所说，季汉有人口90多万、兵10万，吴国有人口230多万，兵23万，魏国有人口440多万，兵60万——魏国单单士兵的数量就已经快赶上季汉国内的人口数量，在魏国不犯什么大错误、国内不出现大的动乱的情况下，季汉想要北伐成功，概率并不高。而这也是诸葛亮的命运悲剧之处。
百姓：教授您好，我想移民吴国。
教授：不瞒你说，我的家乡就在吴国占领区，听那里的人们说，吴国的徭役赋税还是可以的。虽然名目繁多，刑罚泛滥，也好处多多。
百姓：都有什么好处，您快说说。
教授：有钱可以贿赂官吏，免除徭役，你说好不好？
百姓：那没钱呢？
教授：没钱可以啸聚山林，落草为寇，做个绿林好汉。
百姓：那怎么行，以后孩子没前途。
教授：不用担心，吴国百姓和屯田兵们生下的孩子都抛弃不养，没有孩子便不用担心孩子的前途。
百姓：……教授，您看移民魏国怎么样？
教授：有眼光，魏国虽然没啥历史，但地广人稀，去了正可以大展拳脚。
百姓：我只有把子力气，能行么？
教授：别的不多说，参军送媳妇。
百姓：这福利真好，可我成家了，能送个妾室么？
教授：别带你媳妇移民，不然她会分配给其它魏国士兵们。
百姓：我也参军啊，就不用分配那么麻烦，原配正好。
教授：也行，等你死了再分配。
百姓：算了，我也不参军了，我们就偷偷过去混日子总行吧。
教授：那得换套衣不遮体的行头。
百姓：我懂，这叫掩人耳目。
教授：不然看你衣服没破洞就知道是外国来的。
百姓：那我怎办，您都说了，将来咱们都会面有菜色啊。
教授：祈祷丞相长命百岁吧。
百姓：……
教授：走过路过别错过，鄙人新作《诸葛氏的残暴统治》，就剩三本了，欲购从速！
题主所引用的易中天教授的观点，事实和逻辑都有问题。
先说事实。易教授所说的“薛珝出使蜀国看到老百姓面黄肌瘦”，发生在孙休时期：
汉晋春秋曰：孙休时，珝为五宫中郎将，遣至蜀求马。及还，休问蜀政得失，对曰：“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臣闻燕雀处堂，子母相乐，自以为安也，突决栋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祸之将及，其是之谓乎！”
孙休在位是258年到264年，但是诸葛亮早在234年就已经去世了，中间整整隔了二三十年。
而当年诸葛亮活着的时候，蜀国是怎么样的呢？
及备殂没，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於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於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
诸葛亮死后，蜀国百姓又是怎样表现的呢？
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
所以薛珝所看到的蜀国，和二三十年前诸葛亮治下的蜀国，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假装看不见年代差距和前后文，用二十多年后刘禅治理下的国家去评价诸葛亮，说好听点是刻舟求剑，说难听点就有些剪辑史料、哗众取宠的嫌疑了。
再谈逻辑问题。
不只是易教授，很多人都搞不清结论和条件之间的逻辑关系。比如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鸡汤文：
小王有一个亿，小张只有一百万，所以先得出结论“小王比小张成功”。然后继续从结论倒推找原因，试图分析小王为什么成功、小张为什么失败，比如当年小王曾经扶老奶奶过马路、小张上课经常迟到等等。最后进一步升华：我们要多扶老奶奶过马路、上课不能迟到，才能成为像小王这样成功的人。
但是这整个过程是漏洞百出的。
第一，小王并不一定比小张成功，小王有一个亿可能只是因为老王给了他五个亿。
第二，即使小王很成功，也不一定是因为扶老奶奶过马路，小张失败也未必是因为上课迟到。
第三，即使小王很成功是因为扶老奶奶过马路，也不代表其他人扶老奶奶过马路也能走向成功。
搞清了这些逻辑问题，再来看易教授的分析就一目了然。
易教授说蜀汉灭亡有四个原因：
1、分利不均
2、治蜀过严
3、战事太多
4、人民甚苦
但是蜀汉灭亡只是因为这四个原因吗？
历朝历代的很多国家，也有分利不均、治理过严、战事太多、人民甚苦等等问题，但是为什么有些国家亡了，有些国家却并没有亡？
比如汉武帝时期分利也不均、治理也很严、战事也很多、百姓也很苦，为什么不但没有亡，反而强盛一时？
蜀汉灭亡除了这四个原因之外，没有其他原因了吗？天时、地利、人才、国土、兵力、资源，这些难道都不成为原因？这些也全都是诸葛亮的锅吗？
再进一步说，即使蜀汉是因为这四个原因灭亡，能不能得出诸葛亮水平不行的结论？
同时代的魏国、吴国，也都存在类似问题，史料中都能找出一大堆治理太严、战事太多的记载，那是不是说明曹操、孙权他们水平也不行呢？
先预设某某人水平不行的结论，再找材料来凑论据，是一件非常简单粗暴的事情。都是封建历史人物，谁还没有几个污点？
就好像一个人做错了几道题，考了80分，不能说明他成绩一定差，关键是其他人考多少分。如果其他人都考90多分，那80分是不怎么样，但如果其他人都只有50多、60多，那80分就是第一名。
易教授说的话里面，有一句话是对的：老百姓不关心你是几菜几汤。
但是老百姓不关心你是几菜几汤，不能推导出老百姓都吃不起菜喝不起汤。
文科老师的逻辑往往是师娘教的。
因为：老百姓关心的不是诸葛亮四菜一汤还是八菜一汤，他关心的是自己能不能四菜一汤，如果你让他们吃不饱肚子，哪怕你自己艰苦朴素，他也还是会有意见的。
又因为：蜀汉老百姓对于诸葛亮时代无比怀念，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
所以，结论不是明摆着么？
从蜀汉建立到蜀汉灭亡，蜀国人口是从90万增长到94万，看着不多，但是隔壁的孙吴是从240万“增长”到230万，所以至少生活在蜀国比生活在吴国稍微幸福那么一点。
至于曹魏/司马魏，他们直到灭蜀之后才统计了一遍除吴国外的全国人口，然后减掉旧蜀国的94万，得出魏国故地443万人口的数据，这之前你是找不到曹魏对其统治区的人口统计的，所以曹魏统治下北方人口是正增长还是负增长那都是一本糊涂账。不过魏国占据北方九州，还是两汉时代发展程度较高的黄河流域，人口才蜀国四倍多，那也挺恐怖的。东汉时期人口前三的郡国汝南、南阳、陈国就有约609万人，而蜀汉故地（汉中、巴郡、广汉、蜀郡、犍为、牂牁、越巂、益州、永昌、广汉属国、蜀郡属国和犍为属国）在东汉时期全部加一起才724万人。北方地区对南方的人口优势在曹魏时期反而是在缩小的。
对了，还有个有趣的，蜀国灭亡时国库存粮40万斛，吴国灭亡是国库存粮280万斛，已知吴国灭亡时人口约为蜀国2.4倍，那么能以2.4倍的人口压榨出7倍的存粮，可想而知吴国百姓的生活水平，当然吴粉非要说这是孙权时代留下的存粮那当我没说。
附录：三国人口数据
魏：景元四（263）年，与蜀通计民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人。 ——《后汉书郡国一》引《帝王世记》
魏武据中原，刘备割巴蜀，孙权尽有江东之地，三国鼎立，战争不息。魏氏户六十六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四百四十三万二千八百八十一。 ——《文献通考卷十》
蜀：刘备章武元（221）年，亦以郡国封建诸王，或遥采嘉名，不由检土地所出。其户二十万，男女口九十万。 ——《晋书地理上》
禅又遣太常张峻、益州别驾汝超受节度，遣太仆蒋显有命敕姜维。又遣尚书郎李虎送士民簿，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米四十馀万斛，金银各二千斤，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馀物称此。。 ——《三国志后主传》引《蜀记》
汉昭烈章武元（221）年，有户二十万，男女九十万。蜀亡（263）时，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 ——《文献通考卷十》
吴：孙权赤乌五（242）年，亦取中州嘉号封建诸王。其户五十二万三千，男女口二百四十万。 ——《晋书地理上》
濬收其图籍，领州四，郡四十三，县三百一十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米谷二百八十万斛，舟船五千馀艘，后宫五千馀人。 ——《三国志三嗣主传》引《晋阳秋》
吴赤乌五（242）年，户五十二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吴亡（280）时，户五十三万，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後宫五千馀人。 ——《文献通考卷十》
我认真审题了，给题主回答。
《品三国》作为近年来历史科普最成功的营销案例，开发了现在广大历史营销号最通用套路：先树立一个颠覆常识的认知，然后以此为出发点，从史料中寻找有利于自己观点的佐证。
它说的不是事实吗？
是事实，但却是【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断章取义】后的事实。
因蜀汉灭亡时百姓面有菜色，推导出蜀汉治理不善，民不聊生，进而推导出诸葛亮空有虚名不负实才，最后再升华出“四菜一汤”的大道理。谁人看了不得夸赞一句节奏大师？
蜀汉政权由公元221年建立，263年灭亡，民有菜色之语正出于263年灭国前后。
诸葛亮死于234年，在蜀汉整整42年（虚43）国祚里，他只占了建国初期的前13年。
后面剩下的30年直至灭亡，国家是由谁在操持呢？是蒋琬，费祎，姜维以及皇帝刘禅。
刘禅黄皓姜维——才是民有菜色时期真正对应的上层人物。
因为演义中不显，所以这里是普罗大众的认知空白，也是历史研究者们真正应该科普的地方。但易中天却刻意隐去不提，将灭国时的惨状，甩锅至此时已死了30年的诸葛亮头上，以此验证他“诸葛亮徒有虚名”的观点。
何其荒谬？
最荒谬的还是，蜀汉政权何以沦落至“民有菜色”的惨状，《三国志》里早已多处解释：
景耀元年，宦人黄皓始专政。
祗死后，皓从黄门令为中常侍、奉车都尉，操弄威柄，终至覆国。
自亮没后，兹制渐亏，优劣著矣！
权宦当道，政令废弛，皇帝亲小人，远贤臣，将《出师表》叮嘱抛诸脑后。甚至陈寿还刻意强调了：恰恰是诸葛亮去世之后，国家制度法令逐渐废弛，江河日下，最终国败。
这是《蜀书 后主传》中最精要核心的总结性评价。
别说易中天一个走上百家讲坛的教授，就是知乎上随便拎出一个三国爱好者也清楚知道。但易教授却对此选择性无视，反而暗藏私心的将后主的亡国之祸，移花接木到建国初期的诸葛亮头上，张冠李戴，误导大众。
这还是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三国。
因为是“民科”，所以有无数的三国爱好者会自发的研读一手史料，探究正史，因而一下便可指出易中天的错漏。那其他不为人知的冷门朝代和人物呢？又要被网红教授、历史营销号们污名化多久？
最后，回答标题。
诸葛亮治下百姓快乐吗？
在易子而食十室九空豪门权贵生杀予夺的封建乱世，“快乐”这个字眼与底层百姓是无缘的，能全须全尾的活着就是最大的满足。至于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那要等到盛世。
在《诸葛亮传》最后的总结评语里，陈寿用了几乎全部的篇幅来赞美诸葛亮治国理政、抚境安民、泽被一方的种种为政举措，描绘了诸葛亮治下“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国家生态。抛开《蜀书》，即便《魏书》《吴书》也无人诋毁于此。
《诸葛亮传》：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於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
…
评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於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
相反后世《演义》里津津乐道的北伐，只是诸葛亮文治武功里并不显耀的一笔。毕竟13年里仅仅5次北伐的战争频率，相比那些一年数征的诸侯们，实在少的可怜。加之诸葛亮惜兵严谨的军事风格，注定不会有耗资巨大轰轰烈烈的举国之战。
因为他在治理国家，所以他比任何人都明白一兵一卒对于百姓的负担。
在《后主传》里，陈寿还提及了“大赦”一事。
诸葛亮死后，国家频繁大赦，将牢狱中的犯人投入军队和生产，以破坏律法和社会稳定为代价，饮鸩止渴的解决兵源问题。亦是穷兵黩武的表现。
诸葛亮去世后，刘禅和执政者们大赦11次；
而诸葛亮主政期间，大赦0次。
也就是说，诸葛亮总揽全国军政期间，不论平定南中还是5次北伐，从没有透支过国力、从没有以大赦来征敛兵民，他的每一次军事行动都是建立在国家和百姓可以承受的基础上。陈寿书写至此时忍不住称赞这是何等卓越的才能！而诸葛亮治国治军之法亦被后世沿用和赞颂。
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
诸葛亮死后，百姓要求为其立庙。
与一般淫祀或后代追祭的立庙不同，这次民间自下而上倒逼朝廷，在朝廷拒绝后，仍持续近三十年不绝，目的只有一个：要朝廷为诸葛亮立庙。
蜀汉政权灭亡后，成都立刻就出现了诸葛亮的庙宇。
南北朝时期因时局变化，不论蜀汉政权还是诸葛亮都不被推崇。譬如北魏崔浩就批评诸葛亮“矜才负能，高自矫举。”同时期亦有指责刘禅不该为诸葛亮立庙汉中，不符《周礼》“有功者”。但民间祭祀却从未断绝。
一来说明，私祀与官祀虽互有影响，但本质上仍是两条路子。
二来说明，百姓所怀念的不是【蜀汉丞相诸葛亮】，而是【诸葛亮】。这也解释了为何底层人民对诸葛亮的推崇能跨越朝代与政权的更迭，延绵千年。
最后回归主题，诸葛亮治下的百姓开心吗？与其说开心，倒不如说能在风云乱世获得一份难得的安稳。
《三国志引袁子》：及其受六尺之孤，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如此即以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宾，行不寇，刍荛者不猎，如在国中。其用兵也，止如山，进退如风，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亮死至今数十年，国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诸葛亮有焉。
这份安稳，使他去世数十年后依旧“国人歌思”，在五胡乱华、神州陆沉时令人无比怀念；在数百年后国家一统、盛世清明时也无法忘怀，在两千年后的今天依旧被人津津乐道。
记得贴吧有一个帖子，问【诸葛亮到底为人民做了什么，能被人民推崇两千年？】
里面收集了一些《三国志》以外史料所记载的诸葛亮为政举措，包括但不限于修建开发房屋、桥梁、道路、城池、冶炼、矿采、水利、天然气、盐铁等等，深刻的影响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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