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蜀汉对成都的影响尚存，而曹魏和东吴在其各自的都城却正好相反？
蜀汉与成都：深厚的“一体化”根基
蜀汉之所以能给成都留下如此深刻的烙印，与它本身的建立基础和政权性质有着极大的关系。
本土势力主导的政权： 蜀汉的建立者刘备，虽然是中山靖王之后，但其起家于乱世，早期颠沛流离，直到占据益州，才算是真正有了根基。他并非像曹操那样凭借强大的北方旧部和士族势力迅速崛起。刘备入川，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益州本土士族的拥戴和支持，例如张松、法正等人的献策。这意味着，蜀汉政权从一开始就与益州本土的政治力量、经济资源以及社会结构有着紧密的联系。
“汉贼不两立”的政治合法性： 刘备集团打着“兴复汉室”的旗号，占据益州，并以此为基地与曹魏对抗。这种“正统”的政治宣示，使得蜀汉政权在宣传和治理上，更倾向于强调其继承性和连续性。它需要巩固自身在四川盆地的统治，将这片土地视为恢复汉室的唯一希望。因此，它会更积极地去“汉化”或“蜀化”这片土地，以建立一种文化上的认同感。
相对封闭但稳定的地理环境： 益州地区，特别是成都平原，拥有“天府之国”的美誉，沃野千里，易守难攻。这种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在为蜀汉政权提供稳定后方保障的同时，也使得其政权与当地文化的融合更加深入和持久。一旦政权建立并稳定下来，这种融合就很难被轻易打破。它不像北方那样频繁遭受战乱和政权更迭的洗礼。
文化上的继承与发扬： 刘备集团的领导层，特别是诸葛亮，对蜀地的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和尊重。诸葛亮在治理蜀地时，注重因地制宜，推行仁政，发展经济，并积极吸收和融合当地的巴蜀文化。他不仅仅是在统治，更是在建设一个属于他所效忠的汉朝的政权，自然会注重文化上的传承和发展。这种“扎根”式的治理，让蜀汉时期的文化符号与当地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叠加。
缺乏强大的外部文化冲击： 在蜀汉存续期间，虽然与曹魏、东吴有军事对抗，但其政治和文化影响力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北方曹魏虽然也曾试图进攻，但受地理限制未能成功。东吴虽与蜀汉有盟约，但地理距离遥远，对蜀汉政权的内部文化格局影响甚微。因此，蜀汉的文化基因，在缺乏强力外部冲击的情况下，得以在成都及其周边地区长久延续。
曹魏与洛阳：北方霸权的“工具性”都城
曹魏的强大建立在北方旧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之上，其都城选择和发展，更多地体现了其作为“北方霸权”的属性。
从北方旧势力中崛起： 曹操以许都为起点，挟天子以令诸侯，逐步统一北方。他的班底主要来自北方的世族和军事力量。曹魏的政治重心，天然就倾向于北方广袤的土地和人口。
多次迁都的战略考量： 曹魏的都城并非一开始就固定在洛阳。曹操初期以许都（今河南许昌）为政治中心，这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需要。后来迁都洛阳，更多是基于军事和地理上的考量——洛阳作为历史上的古都，战略位置重要，且位于北方平原的腹地，便于指挥和控制其广阔的疆域。
政治中心的“流动性”与“实用性”： 曹魏的政权，尤其是早期，更像是一个整合北方力量的军事政治集团。都城的功能性大于其文化象征性。虽然洛阳是古都，但曹魏政权的建立并非完全依赖于对洛阳历史辉煌的继承，而是更多地将其视为一个运营其北方帝国运作的政治和军事枢纽。
北方文化的强势同化： 相较于蜀汉对西南文化的吸纳，曹魏政权更强调将其北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辐射到其控制的区域。洛阳作为都城，也必然会受到北方汉文化和曹魏自身发展起来的政治文化的影响。但与此同时，曹魏政权本身并不像蜀汉那样将“复兴汉室”作为其核心的文化叙事，因此对都城文化的注入和塑造，其根基与蜀汉有所不同。
政权更迭的冲击： 曹魏政权最终被司马氏取代，建立了西晋。政权更迭，尤其是新的统治者要巩固自己的权力，往往会对前朝的政治遗产和文化符号进行一定程度的重塑或淡化。洛阳作为经历了多个朝代兴衰的古都，也容易在新的政权更迭中被赋予新的政治含义，冲淡前朝的痕迹。
东吴与建邺：江东的“区域性”政权
东吴的统治核心是江东士族，其都城建邺（今南京）的特点也与其区域性政权的性质紧密相关。
江东士族的权力中心： 东吴的建立者孙权，继承了其父孙坚和兄孙策在江东打下的基业。江东士族是其政权的核心支持力量，他们拥有强大的地方势力和经济基础。建邺，作为一个相对年轻的都城，是孙氏政权在江东发展壮大后，为巩固其统治而选择的政治中心。
区域性政权的局限性： 东吴政权始终未能实现统一中国的目标，其疆域主要局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这意味着，与曹魏和蜀汉相比，东吴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力相对局限在长江以南。建邺虽然是东吴的核心，但其发展和文化影响力主要是在江东士族和地方文化的框架内进行。
地理环境的阻隔与“防御性”都城： 长江天堑为东吴提供了天然的屏障，使其能够长期与曹魏抗衡。建邺的选址也考虑了这一地理优势，成为一个相对安全的防御性都城。这种地理上的相对独立，使得东吴在文化上更倾向于发展其自身特点，但同时也可能限制了其与其他地区文化更深层次的交流与融合。
文化上的“江东特色”与汉文化的融合： 东吴统治下，江东地区原本就有较为独特的文化背景，例如吴越文化。孙氏政权在治理过程中，既要维护江东士族的利益，又要借鉴和融合中原汉文化以增强政权的合法性和统治力。建邺因此成为一个融合了江东本土文化和中原汉文化的新兴都会，但这种融合的程度和深度，可能与蜀汉在“复兴汉室”大旗下的融合有所不同。
东吴政权本身的特点： 相较于强调“汉贼不两立”的蜀汉，东吴在政治合法性上更多依赖于对江东的实际控制和军事实力。这种务实的政治风格，可能使其在都城文化建设上，更侧重于实用性和稳定性，而非过度强调历史延续性或某种特定的文化叙事。
总结来说：
蜀汉之所以给成都留下深刻印记，是因为其本土化程度高、政治宣传口号（复兴汉室）与地域结合紧密、地理环境相对封闭稳定，以及在治理上注重文化融合和发展。成都成为了蜀汉“汉室正统”的象征和承载体。
曹魏的政治中心具有更强的北方战略和军事实用性，其政权建立在北方旧有基础上，都城洛阳更多是作为北方霸权的运营中心，且政权更迭可能冲淡了前朝痕迹。
东吴作为区域性政权，其都城建邺虽是江东核心，但文化影响力受限于地域，并且在文化融合上更多是江东本土文化与汉文化的结合，其政治合法性更多依赖于实际控制而非强烈的历史叙事。
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成都至今仍然能感受到浓厚的蜀汉历史氛围，而洛阳和建邺在“曹魏”或“东吴”印记方面，则显得不那么鲜明了。当然，每个城市都有其漫长的历史积淀，但当我们聚焦于特定朝代的影响时，这种差异就显而易见了。这不仅仅是建筑遗迹的问题，更是政治合法性、文化认同和地理人文环境共同作用下的历史选择。
网友意见
我不知道什么人才能提出这种问题……你要说是诸葛烤鱼、张飞烤鱼这种我是没话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洛阳建康一直并立而存的双子座，耀眼的明星；邺城更是霸府之都。稍微了解过都城制度史的都知道曹魏的单一宫城制、建中立极对后世的影响吧，随便上几段资料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钱国祥：
今汉魏洛阳城太极殿的发掘，解决了这一历史谜团。不仅在考古材料上确认了北魏太极殿是在曹魏始建的太极殿基础及格局上的恢复重建，结合史料也印证了曹魏洛阳城已是一座“建中立极”的单一宫城，由此追溯到了“居中”宫城的源头。
我18去瞻仰了两次汉魏洛阳城遗址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曹魏太极殿的开创地位和对后世都城的深远影响。其创造的以太极殿为中心的居北居中单一宫城形制，自3世纪30年代的曹魏洛阳都城开始，之后的西晋都城洛阳城、东晋和南朝都城建康城、北魏都城洛阳城、东魏和北齐都城邺南城，以至7世纪初的唐代都城长安城和10世纪中开始的北宋西京洛阳城，正殿皆称为“太极殿”，宫城均为“建中立极”的单一宫城形制。正如《初学记》记载：“历代殿名或沿或革，惟魏之太极，自晋以降，正殿皆名之。”对这一沿承关系作了具体解读和直接诠释。再之后的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虽然主殿不再称“太极殿”，但“居中”的宫城形制却一直得到了沿用和发展。
与此同时，虽然自宋代以后中国古代都城的正殿不再称“太极殿”，但在东亚的日本这种制度却仍在延续，无论7世纪末的藤原宫，还是8世纪以降的平城宫、难波宫、恭仁宫、长冈宫、平安宫，“大极殿”的名称一直在延续，这显然也是受到曹魏始创的太极殿影响。从上述意义来讲，曹魏时期确立的太极殿制度和“居中”宫城形制，既是中国古代“居中”文化传统的滥觞，更影响了后世中国及东亚地区上千年的宫室制度以及建筑格局，开创了中国及东亚古代都城文化面貌的一个新时代。
考古汇：从两汉时期的多宫形制到居北居中的单一宫城形制，再到中轴对称的坊市制都城布局，中国古代都城形制处在不断变化发展完善的过程之中。而在漫长的中国古代都城形制演变史上，曹魏时期的都城规划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邺北城中轴对称的规划格局对后世都城发展影响深远，而曹魏洛阳城居北居中的单一宫城形制，以及以太极殿为核心的宫城制度，更是后世都城建设争相模仿的范本。
妹尾达彦：魏晋洛阳城的宫殿区是以正殿太极殿为中心的，太极殿是中原王朝蔑称南朝建康为“岛夷”并借以标榜自己独承正统的重要舞台，也是举行大朝会等王权礼仪的关键场所。东晋南朝在继承汉魏晋洛阳宫殿名称、形态、位置的同时，依据《周礼》等儒家经典对宫殿区的建筑群大兴修缮，创造出了足以与华北宫殿相媲美的古典的、华丽的都城。这一意图尤其鲜明地体现了梁武帝改造建康的指向，即与北魏孝文帝的洛阳城相对抗。北魏孝文帝在迁都洛阳营造新太极殿之际（502年完成），曾实地考察了魏晋洛阳城的太极宫遗址和南朝齐时建康的太极宫，从而建造了当时最古典、最具典范性的太极殿。
2011年12月，佐川英治主持召开了“六朝建康和都城研究”的研讨会（主办·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础研究（B）《利用最新考古调查及礼制研究成果对中国古代都城史的新研究》，东京大学法文一号馆），对先行的建康研究进行了整理总结。在这次研讨会上，佐川指出了建康城的独特性，即与北魏洛阳不同，建康没有设立南北中轴线，而是以宫城为中心向四面呈辐射状扩散，这一见解可谓洞悉了中国都城史上六朝建康的独特的历史地位（《中国古代都城史上六朝建康的位置》）。另外，户川贵行讨论了建康城中作为皇帝私生活空间的意义（《东晋南朝建康城中皇帝的私人空间》）。小尾孟夫论述了既往研究较为缺乏的建康城和墓葬区域的关系（《六朝建康的墓域和都市空间》）。王志高利用考古学资料，总结了现阶段六朝建康研究的成果（《考古资料所见之六朝都城建康城》）。张学锋提出了建康都城区复原的最新方案（六朝建康城研究二题）。总之，这次研讨会成功地揭示了建康研究的现状。
不去讨论曹魏对洛阳和孙吴对南京（建康）的影响有多大，单论季汉对成都的影响。
简单地说，自元明清以来的中国民间流行文化中，《三国演义》是流传最广的那几部之一，而《三国演义》是以季汉政权为“主角”的，曹魏是反派，孙吴则是配角。站在官方视角，关羽的人设是勇武和忠诚，诸葛亮的人设是智慧和忠诚，非常符合主流价值观，而这两位也都是季汉的重臣。
再讨论一下当代，或者说得更窄一点，改革开放后的大陆。基于《三国演义》的故事在民间本来就有历朝历代积攒下来的国民度，而它的电视改编版在1994年开播（后来还有无数次的重播）正好赶上了中国电视普及而互联网还没有出现的时间窗口，因此取得了巨大的影响力。
以我一个四川人的回忆来说，哪怕是三国电视剧播出之后，成都的形象也没有立即转为“三国之城”，非本地人听说过的成都景点一般包括了武侯祠、青羊宫、杜甫草堂、文殊院、天府广场、大熊猫繁育基地等；青城山、都江堰、三星堆等郊县景点通常不被认为是成都的；而金沙博物馆、大慈寺等地方都还没开发。这些地方里面，也就一个武侯祠和季汉相关而已。成都市其他和季汉有关的地方可能就要算南一环的衣冠庙和金沙附近的黄忠村（现在的黄忠路），但这些都只是地名而已，没留存什么可以供后人凭吊的建筑。
再往后就是武侯祠的崛起了。2003年李春城主政成都，开始主打文化和旅游行业（“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就是那一年推出的），而武侯祠博物馆当时正好是野心勃勃（有一种说法是它的负责人跟党政领导们关系很好），于是它一方面对内加强了导览服务，另一方面对外合并了南郊公园，开发成了园林区和锦里。在那之后，成都（尤其是武侯祠一带）跟三国文化之间的联系就越来越强。而且不仅是成都，省内一些和三国历史有关的地方都开始搞类似的文旅开发，例如张飞曾经镇守的阆中和姜维曾经镇守过的剑阁，两地各自还附会了一些食物历史上去，例如剑阁的豆腐干和阆中的“张飞牛肉”，关于后者我还写过一条答案：张飞不是卖猪肉的吗，为啥叫张飞牛肉呢？。
所以简单地说，季汉对成都的影响，固然有历史的因素，但更多地还是在于当代人在三国变成流行文化之后进行的开发。至于为什么成都强于洛阳和南京，除了后两者本身在大众认知的三国史中不是主角之外，另一个原因可能就是李春城的成都市决策层很会利用大众传播技术来营造品牌了。
南京是六朝古都，就相当于人里里外外穿了六件。还是客气的说法，其实不止。最外面光鲜套装，大明。一件一件扒：宋、齐、梁、陈、东晋。太平天国这种背背佳都不算啊。全扒掉，剩下最早的一件：哦，孙吴。
洛阳就更不得了，海龙的帽子，狐絮的领子，那叫一个阔气。这扒起来就费劲了，皮裤套棉裤，棉裤套毛裤，中间还夹着灯绒裤。光内裤就多少层，腰线上一翻跟扑克牌一样，当间找到曹魏那件都不容易。
成都，蜀汉的内裤明晃晃就在那里，一目了然，光鲜夺目。你说王建呢？那种顶多算个袖套。什么前蜀后蜀谯蜀，袖套围脖餐巾，也就这个水平。相形之下，蜀汉就太重要了！硬核。
对只穿了内裤的人来说，内裤的影响力一定比西装革履者来得大，其中道理是不言自明的。非强调这条内裤是貂丁，是CK，是CK的貂丁，固然尊崇荣耀，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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