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蜀汉为什么不设史官？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得先明白史官的作用。在中国传统观念里，史官的职责远不止记录事件，他们承载着“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责任。通过记录皇帝言行、朝廷大事，史官能够为后世提供历史经验教训，也一定程度上能够约束君主的行为。史官记录的真实性，在很大程度上关乎历史的公正和朝廷的清明。
那么，蜀汉为何在这一块显得“欠缺”呢？
一、 蜀汉政权的“草创”与“偏安”特性
首先，蜀汉政权从建立之初就带着一种“草创”的色彩。刘备从一介布衣起家，经历了颠沛流离，最终割据一方。他的政权是在一片相对贫瘠、人口不多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并且长期处于与强大的曹魏和孙吴对峙的局面。这种“偏安”的生存状态，使得蜀汉政权的首要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巩固统治、发展生产、维持军备，以求生存和北伐。
在这样的背景下，设立一个独立、完备的史官机构，并赋予其高度的自主性和资源，可能在当时的刘备、诸葛亮等人看来，并非是“燃眉之急”。政权刚建立，百废待兴，很多基础性的制度都需要先行建立，史官制度或许被放在了相对靠后的位置。
二、 诸葛亮“事必躬亲”的执政风格
诸葛亮作为蜀汉政权的实际掌舵人，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执政风格是出了名的。他不仅要处理军国大事，还要涉足具体的行政管理，甚至一些细枝末节。在这样的模式下，很多本应由专门机构负责的事情，都可能被诸葛亮亲自过问或者委派给亲信处理。
尽管诸葛亮本人非常重视历史，他曾多次在对后主的诏书中强调“君臣之义，政事之本，必在于经史。”他本人也曾阅读大量史书，对历史的价值有着深刻的认识。然而，这种“事必躬亲”的风格，可能导致他更倾向于将历史记录的任务，分散给一些有能力的人，而不是集中建立一个独立的史馆，配备专门的史官。
三、 早期史料的记录与传承问题
虽然没有明确的“史官”制度，但蜀汉朝廷也并非完全没有人负责记录。我们看到，《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其史料很多就来源于蜀汉官方的记录。例如，记载刘备早期经历的《零陵先贤传》、记载诸葛亮生平的《诸葛亮集》等，这些都表明在蜀汉内部，一定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史料收集和整理工作。
然而，这些工作可能更多地是以“事实记录”或“事迹汇编”的形式存在，而非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具有独立意识和判断力的“史官”在撰写“史书”。很可能，这些记录是由一些负责特定事务的官员，或者被临时委派的人来完成的。一旦这些官员调离岗位，或者事件结束，这些记录的整理和归档，就可能出现断层。
四、 政治环境与“避讳”的考量
在专制皇权下，史官的独立性往往受到挑战。虽然理论上史官应秉笔直书，但现实中，君主往往不希望自己的过失被记载下来。蜀汉政权内部，尤其是刘备、刘禅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党派之争也并非不存在。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一个高度集权的、独立的史官机构，反而可能成为一个敏感的存在。如果史官过于“敢言”，触怒了当权者，其结果往往是悲惨的。而且，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威严和形象，很多不方便公开记录的内容，自然也就被刻意忽略或修改了。
五、 历史记载的“碎片化”与后世的“再整理”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部分关于蜀汉历史的记载，很大程度上是经过后世的整理和补充。比如，陈寿的《三国志》虽然是魏晋时期蜀汉灭亡后编撰的，但其大量史料来源于蜀汉灭亡前和灭亡后的官方记录以及民间流传。而唐代史学家裴松之的注，更是加入了大量的其他史料，使得《三国志》的内容更加丰富。
如果说蜀汉内部的史料记录是“零散的素材”，那么陈寿和裴松之等人的工作，就是将这些素材“搜集、整理、加工”，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蜀汉历史叙事。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蜀汉政权存续期间，我们看不到一部具有系统性和独立性的“蜀汉史”，因为它的“成书”过程，是在政权覆灭之后才真正完成的。
总结来说，蜀汉不设独立的史官制度，并不是因为它不重视历史，而是其特殊的历史地位、政治现实、执政理念以及史料传承方式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政权的“草创”和“偏安” 使得很多制度建设需要让位于生存和发展。
诸葛亮“事必躬亲” 的风格，可能导致历史记录任务的分散化，而非集中化。
史料记录更多的是“零散素材”，而非系统性的“史书”撰写，且存在断层的可能。
政治环境的考量，也可能使得设立独立的、敢于直言的史官机构存在风险。
蜀汉历史叙事的形成，更多依赖于后世的再整理和补充。
因此，与其说蜀汉“不设史官”，不如说它没有建立起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独立的、成体系的“史官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完全没有历史记录的工作，只是这种工作的方式和性质，与魏、吴等政权有所不同。理解这一点，才能更深刻地认识蜀汉政权的独特之处。
网友意见
先说一下史官和史官制度的问题。
“史”最初的意思是记事，《周礼》中记载了官府的八项职责，其中第六项叫做“史”，即“掌官书以赞治”。汉代经学家郑玄将“赞治”解释为起草文书，因而执掌文书记事的官职都可以被称为史，如内史、御史、太史、长史、令史、曹史、佐史等等，其职责并非一定是记录历史。
《汉书》里记载了西汉初年的学童试制度，能在太史主持的考试中背出九千字以上课本的才能成为“史”，能在六体书法考试种拿到最高名次的可以成为尚书、御史和史书令史，官吏百姓上疏，书写不规范的人就会遭到其弹劾。这里的“史”指的自然不是记录历史的官员，而是文书官员，并且这一制度在目前出土的秦简和汉简里得到了印证。
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
中国的第一部纪传体官方史书是东汉朝廷编撰的《东观汉记》，西汉并没有进行类似的修史工作。因为司马迁父子以太史令的职位编撰《史记》，使得太史令常被误解为负责编撰国史的职位，但事实上太史令是负责记录天文的“天官”，记录天文自然也属于文书记事的范畴，所以叫做太史。撰写《史记》并非司马迁父子的本职工作，而是其私人行为，司马迁自己都在《太史公自序》里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
并且司马迁在写到一半时因为李陵事件受刑而成为中书令，然后继续撰写《史记》，因而《史记》本身和太史令一职并无太大关联。司马迁在完成《史记》后也不敢上报朝廷，而是在其去世后才被公之于众。其性质类似于电工刘慈欣在上班期间偷偷写科幻小说，写完了也不敢和同事领导说。当然西汉时期也有其他官修史书，这一点后面会讲。
东汉时期的国史编撰开始于汉光武帝的儿子汉明帝。明帝对国史编撰极其上心，甚至亲自撰写了《光武本纪》，并召集官员编撰东汉国史。明帝召集的人员包括兰台令史班固、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等人，编撰内容包括《世祖本纪》（即光武本纪）、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孙述等开国故事，完成列传、载记共二十八篇。
后来东汉朝廷又先后四次续撰国史，历时约一百三十年，召集官员二十余人，共完成一百四十三卷的《东观汉记》。《东观汉记》的编撰由明帝发起，除明帝本人热爱史书外，还因为这一行为具有极强的政治属性，承担起了东汉王朝意识形态构建的任务。
汉明帝曾给班固下达诏书，表达其对司马迁的看法，说司马迁虽然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但因为受刑便贬损当世，并不值得效仿，这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他对史书编撰的看法，并将其传达给了班固。后来邓太后派人续编《汉记》时让张衡加入其中，结果张衡主张为更始帝设立本纪，且认为在光武帝年号之前应当使用更始帝的年号，触犯了东汉朝廷的正统观，导致最后没能参与《汉记》编撰工作，由此可见国史编撰任务的政治性之强。
《东观汉记》的编撰工作先是在兰台，后来转移到东观，这造成的最大一个误解便是后人认为兰台令史和东观校书郎就是东汉时期的史官。兰台和东观都是东汉的藏书机构，东汉共有六个藏书机构，分别是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可以视为国家档案馆。
兰台属御史中丞管辖，韦昭、颜师古、吴仁杰等古代学者都认为兰台令史就是上面提到的史书令史，主管文书和上奏。《续汉书百官志》里提到兰台令史的职责是“掌奏及印工文书”，也就是检查上奏文书是否规范，《汉官仪》里也说兰台令史“掌书劾奏”。这符合相应记载，光武帝去泰山封禅时就让御史和兰台令史带着工匠先去上山刻石，兰台令史的任务应当是指导刻录内容的规范性。由此可见，兰台令史本身和写史是没什么关系的。
而东观是东汉中后期最重要的藏书机构，收藏了大量典籍。虽然史书里记载了许多以“校书郎”身份参与国史编写的人，但无论《通典》还是《续汉书百官志》里都没记载东汉朝廷有“（东观）校书郎”一职。而被记载成为校书郎的人全部在校书、修史前后被授予了郎或郎中的职位，而且还有大量官员以其他身份被派到东观参与校书或修史工作，因而《通典》的作者杜佑认为当时并没有所谓校书郎的职务，该名称是用来称呼以郎或郎中身份参与校书工作的人。
东观校书郎也并不是专门的史官，甚至东观有没有专门设置常备官员都说不清楚。由于当时尚未发明印刷术，很多书籍都是孤本，而民间流传的抄本常有错字，所以东观兰台这些国家档案馆的藏书常作为权威版本。
例如灵帝熹平年间，有五位为人清忠且有文化的宦官上疏表示太学生们常常为了文本的正误发生争吵，甚至有跑到兰台行贿改掉原本的，因而建议将五经刻在石板上放在太学门前作为标准经文。灵帝同意了这一上奏，并让蔡邕等人前往东观校书，完成了五经校正，最后刻出的石经被称为熹平石经，至今仍有保存。
许多官员都被记载在东观参与过校书工作，例如编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本字典《说文解字》的许慎就曾在东观校书，其他在东观校书的人里，刘陶为《尚书》、《春秋》作过训诂，还校定文字作《中文尚书》，贾逵也为《左氏传》、《国语》作过训诂五十一篇。然而校书似乎也不是东观的日常工作，因为和修史一样，东汉的每一次校书工作都有皇帝的专门诏令。
那么之所以校书和修史工作都放在东观进行，是因为这里的文书为这两项工作提供了便利，尤其东观不但收藏着大量典籍，还有大臣的上疏和皇帝的诏令，以及各种规章制度和各地每年上报的资料，这些都是修史所必须的。班固去世时，《汉书》还有八表及天文志尚未完成，于是汉和帝下诏让班固的妹妹班昭前往东观，凭借藏书完成剩余部分。华歆之孙华峤担任尚书郎时负责官制，他当时正准备改写《汉纪》，于是借职务之便览遍秘籍资料，完成了编撰工作。
由此可见，并非东观或兰台这两个机构本身对于修史有何特殊意义，所谓兰台令史和东观校书郎也不是史官，但兰台和东观的藏书是完成修史不可或缺的。
东汉的修史工作随着次数的增多逐渐变成每过几十年就要进行一次的惯例，于是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那便是有人主动申请前往东观修史。例如张衡曾上疏请求参与东观修史，蔡邕在和卢植等人编撰《汉记》到一半时因罪被流放到朔方，于是蔡邕上疏请罪希望返回东观继续修史。而蔡邕在被王允处死前也请求黥首刖足，希望完成汉史的编撰。
《蔡邕别传》里收录了他写给王允的信，里面说希望自己成为著作郎继续写汉史。著作郎是后世史官的名称，设立于曹魏太和年间，《史通》里说著作在东汉年间成为了史官的称呼，这可以算作史官制度逐渐成形的标志之一。
而东汉真正设立专门编撰史书的职位却是在曹操拥立汉献帝之后，当时秘书监荀悦向献帝建议设立记录历史的史官，得到汉献帝的赞同。秘书监的职责是管理图书资料，荀悦还被献帝命令删改《汉书》作编年体的《汉纪》，曹操后来把秘书监改为中书监，管理机要事务，曹丕又把秘书监从中书监当中分出，专门管理图书资料。曹魏设立著作郎时归中书，到了西晋时期划归秘书，那么可以推测荀悦的建议就是由秘书监管理修史工作。
但除了上面提到的《东观汉记》，东汉时期还存在两种官方史料，分别是注记和起居注。《汉书艺文志》里提到西汉时期有《汉著记》一百九十卷，《汉书》的《律历志》和《五行志》里都有引用《汉著记》里的内容，可见该书为官方所撰写，且记载了大量灾异故事。《汉著记》在《惠帝纪》之后是《高后纪》，该纪年方式也被《史记》和《汉书》所采用。
《后汉书》里提到明帝让马皇后的堂兄马严与校书郎杜抚、班固等人杂定《建武注记》（建武为光武帝年号），该注记是在光武帝去世后才开始编撰的。而安帝在位时期，平望侯刘毅认为邓太后多有德政，希望她能够早点有注记，便上疏编撰《长乐宫注》和《圣德颂》，记录其功绩并表现安帝的孝心。从这里可以看出，注记歌功颂德的特性比较突出，而且不止皇帝有注记，连太后也可以有，还可以在生前就开始编撰。但无论《建武注记》还是《长乐宫注》，和国史一样都是特别召集人员进行编撰，且卷数众多，会用到大量官方资料，并不是一项常态开展的工作。
而关于起居注的记载就更少。两汉时期有记载的起居注一共只有四本，分别是《禁中起居注》（记录汉武帝故事）、《明帝起居注》、《灵帝起居注》、《献帝起居注》，其中《明帝起居注》被记载是由马皇后亲自所编，因而《隋书》里认为起居注在汉朝应该是由女官所编撰。但汉献帝到晋朝以后的起居注又是由近侍所编撰，关于内容则知道马皇后在自己编撰的《明帝起居注》里删去了兄长马防参与明帝医药的事，《献帝起居注》记载了献帝的近侍人员配置，那么起居注所记载的应当就是宫中又尤其是有关皇帝日常生活的事。
整合了东汉时期有关史书和史官的相关记载可以得知，在汉献帝之前，东汉朝廷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专职史官，而在诸多官方史料里，只有起居注是常规开展编撰工作的，但编撰起居注的是宫内人士，记录的也是皇帝的日常生活。
虽然东汉开创了官方编撰纪传体国史的传统，但该项工作并没有特定的机构和人员来完成，每当有编撰需要时，皇帝或太后会专门下诏让学者文士前往藏书机构进行修史工作，而专门从事国史编写的著作郎一职要等到魏明帝时期才出现。同时，国史编撰在曹魏之后依旧不是常规开展的工作，例如《陆机传》记载他在晋惠帝时期开始撰写晋朝的《三祖纪》。三祖包含司马懿，毫无疑问是晋史的开篇，也就是说，西晋的国史编撰工作到司马衷在位时还处于草创阶段。
关于三国时期的修史工作，曹魏开始于曹丕黄初年间，由卫觊、缪袭先后草创纪传，但多年没能完成，后来又有韦诞、应璩、王沈、阮藉、孙该、傅玄等人参与其中，最后由王沈独力完成，共四十四卷。曹魏之所以这么早开展修史工作，有其特殊的政治原因。
曹丕在代汉前大力表彰东汉中后期反抗外戚宦官的处士，称为“二十四贤”，登基后又马上为《汉记》编撰《先贤表》，这一系列工作都是为代汉营造舆论。因而曹丕急于编撰国史也是想要尽早在史书中彰显曹操的功绩，为政权合法性背书。
孙吴是等到孙权末年才让丁孚、项峻编撰国史，但由于二人缺乏史才无法完成，等到孙亮时期派韦曜、周昭、薛莹、梁广、华覈等人访求往事，经过一番曲折后完成《吴书》五十五卷。由于缺乏相关史料，并不知道孙权编撰国史的动机，但此举无疑为后世保留了众多珍贵史料，是孙吴朝廷的一大功绩。
陈寿在《三国志》里说蜀汉朝廷“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这段话常引发争议，因为《后主传》里有“史官言景星见，於是大赦，改年”的记载，且其他传记里也有对异象的记载，因而许多人认为蜀汉朝廷实际上是有设置史官的。而陈寿在蜀汉曾担任东观秘书郎，撰写了《蜀记》的王崇也在蜀汉朝廷担任过东观郎，他俩就被不少人认为是蜀汉的史官，例如唐朝史学家刘知几就是持该意见，认为陈寿是在污蔑诸葛亮。
上面已经总结了东汉的史书编撰和史官制度，发现景星和异象的“史官”是太史，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史官，而东观也不是修史的机构，无论东观郎还是东观秘书郎都无法被证明是蜀汉设立的史官。同时国史和注记的编撰工作都不是常态开展的，即使太史官发现了异象，也不代表就会有注记将其记录下来。
从《蜀书》的记录来看，陈寿称蜀汉“行事多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例如张飞在入蜀前几乎没有事迹记载，刘备关羽的传记里有许多对其形象不利的描写，例如刘备向孙权提出打下凉州后再归还荆州，关羽辱骂孙权的婚使，这些记载的口吻很像是来自吴国方面的史料。《邓芝传》记载其出使吴国时以“蜀”称呼本国，而吴国官员编撰的《吴历》里记载宗预出使吴国时也称“蜀”，那么《邓芝传》的资料也可能是摘录了吴国记载。至于《季汉辅臣赞》之后附带的对于郝普、潘濬的描述，则一眼可以看出归纳概括自《吴书》的《吕蒙传》和《潘濬传》。
况且蜀汉遗臣众多，陈寿并非唯一的幸存者，他如果编造事实很容易就会被戳穿，但并未有时人如此指责他，反而冠以“良史”之称。因此关于这段文字其实并不需要过多纠结，因为这显然就是事实，陈寿看着《季汉辅臣赞》里一堆蜀汉旧臣的名字甚至都不知道他们的生平事迹，只能排列姓名于其后，对比四十四卷《魏书》和五十五卷《吴书》，心理落差之大可想而知。
对此也不必阴谋论地认为照实记录蜀汉官员事迹犯忌讳等等，因为《三国志吴书》里打脸《魏书》的记载一点都不少，对于周瑜击败曹操、朱桓击败曹仁这些魏书本传里不录的事例完全不避讳。那么蜀汉缺乏国史我想最直接的解释就如陈寿所说，是制度不完备。
其实这没什么好回避的，因为蜀汉朝廷原本就属于制度不完备的草台班子，这从其礼制方面就能看得出。例如陈寿直接指出刘禅在刘备去世当年就改年号，将其与“国不置史”一起看作是诸葛亮的过失，西晋时期辅政大臣杨骏在司马炎去世当年就改年号的做法遭到了许多大臣的耻笑，而陈寿当时正好在西晋做官，了解这件事。又如蜀汉大臣的奏表签名都是写的姓名全称，根据记录当时礼制和官制的蔡邕《独断》和应劭《汉官仪》记载，这显然是违反礼制的。
说来十分有趣的是，应劭写《汉官仪》正是因为曹操迎奉天子后许都朝廷无人懂得朝廷官制礼仪（包括荀彧等人），于是身在袁绍帐下的应劭按照旧制制定了正规官制礼仪，简单来说，曹操早年搭的也是个草台班子。郭嘉在献给曹操的十胜十败论里，第一条就说“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一也”，现在看来，所谓曹操“体任自然”实际上是因为团队里没有懂礼制的人才。
晋室南渡时也是搭了个草台班子，例如辇、云母车、指南车、记里车等仪仗全部丢失，太乐鼓吹也一并丢失，在淝水之战缴获各种战利品及乐工之后，才发现氐族人建立的前秦礼乐制度比自己还完备。
适合在修史方面拿来和蜀汉类比的应该是北周政权。《唐六典》里记载北周设置了外史二人掌管起居注，又有著作二人撰写国录，然而事实上北周政权即使设立了史官也并没有编修并留下国史。因为早期的西魏政权也是个流亡而来的草台班子，各种制度都不健全，又缺少文化人才，且面对着东魏北齐的进攻朝不保夕，很难花过多心思在这上面。而北周政权真正掌权的君主仅有宇文邕一人，宇文邕英年早逝后北周皇室便很快丧失权柄遭到篡位，因而还未来得及召集人员编修国史。
蜀汉政权建立后不久刘备便战败病逝，诸葛亮是在风雨飘摇中扶大厦于将倾，也没多余心思召集人员编修国史。况且蜀汉以东汉继承者自居，而东汉旧制里原本就没有确立史官制度，蜀汉便也没有自行开创。而等到诸葛亮去世后，其后继者大多沿用其旧制，加之刘备在位时间太短，刘禅又尚未去世，所以朝堂诸臣大概也没有感受到修史的必要性。
《季汉辅臣赞》的作者杨戏在蜀汉灭亡前两年才去世，说明只要刘禅或者姜维等人有这个心，蜀汉朝廷随时可以找到一批了解刘备部下旧事的人。陈寿本人擅长叙事，王崇也有写史的意愿，谯周更是创作过历史著作《三巴记》和《古史考》，还为《汉记》续写过《天文志》，因而蜀汉朝廷是有修史条件的。也正因为如此，蜀汉朝廷“国不置史”、“行事多遗”才更加令人觉得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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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乱世，英雄辈出，但能够亲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兴衰全过程，并在其中留下深刻印记的人物，绝非等闲之辈。这些人往往是那个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的命运与这三个国家的兴衰紧密相连。虽然直接完整地从魏国建立到吴国灭亡都经历并活跃于其中的人物少之又少，但我们可以从几个关键节点的人物入手，来梳理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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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战争之所以能持续如此之久，而三个国家的财政并未完全崩溃，这背后是一个复杂且多层面的原因，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地理以及社会结构等诸多因素。想要详细了解，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关键点进行深入剖析： 一、战争持续时间长：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1. 战略僵持与均势状态： 地理分割： 魏、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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