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三国本质上是乱世，诸葛亮姜维都是穷兵黩武，蜀国早日投降对魏蜀两国的人民都好」的言论？
这是一种颇具争议的观点，如果我们抛开一些固有成见，深入剖析一下，其实也并非全无道理，但将其上升到“本质”和“最好”的层面，则需要更细致的考量。
首先，我们来拆解这个观点的核心：
1. 三国本质上是乱世： 这是历史事实，毋庸置疑。东汉末年，政治腐败，宦官外戚专权，黄巾起义爆发，中央权威瓦解，军阀割据，战火连绵，百姓流离失所，生灵涂炭。这确实是一个典型的乱世。
2. 诸葛亮、姜维都是穷兵黩武： 这是观点的争议点所在。
诸葛亮： 他的“穷兵黩武”主要体现在他六出祁山，屡次北伐曹魏。他的目标是兴复汉室，统一天下。支持者会认为，这是在乱世中恢复秩序、结束战争的必要手段。反对者则会认为，蜀汉国力远不如曹魏，连年北伐耗费巨大，不仅未能成功，反而损耗了蜀汉自身的实力，加剧了人民的负担。而且，这种军事行动的持续性，确实给国内带来了相当的兵役和赋税压力。
姜维： 他的北伐更加频繁和激进，甚至在诸葛亮去世后，他继续坚持北伐策略。与诸葛亮相比，姜维的北伐更多地被认为是出于个人意志和“复兴汉室”的执念，而此时蜀汉国力已愈发衰弱。将他定义为“穷兵黩武”的色彩更重，也更容易被理解。他的行为确实给蜀汉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和人力消耗。
3. 蜀国早日投降对魏蜀两国的人民都好： 这是对前面论断的延伸和结论。
对蜀国人民而言： 长期战乱导致民不聊生，早日投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可以避免进一步的兵役、赋税和流离失所。稳定下来，百姓可以休养生息。
对魏国人民而言： 虽然三国时期以蜀汉为首的抵抗给曹魏造成了一定的困扰和消耗，但其规模相对于曹魏整体的国力来说，影响有限。但从“统一”的角度看，持续的内耗终究不是好事。如果蜀汉早日“归降”，曹魏能够较早地统一中国，理论上可以集中力量进行建设和发展，避免边境冲突和军费开支，从而让整个中国的百姓都受益于统一带来的和平。
深入的分析与反思：
历史的“必然”与“偶然”： 从宏观角度看，三国鼎立是汉末政治崩溃的必然结果，而最终的统一也是历史发展的趋势。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人物的选择、策略的运用，都存在相当大的“偶然性”和“选择性”。诸葛亮、姜维的北伐，从军事和经济上看，确实存在巨大的风险和消耗，这使得“穷兵黩武”的批评有其道理。
“穷兵黩武”的定义与动机：
定义： “穷兵黩武”通常指不顾国力、连年发动战争，并且战争的收益与代价不成比例。
动机： 诸葛亮的北伐，其核心动机是“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这是一种政治理想和历史使命感。虽然从纯粹的“经济账”来看是亏本的，但对于当时处于四面楚歌之中的蜀汉政权而言，如果不主动出击，等待的可能就是被动挨打，最终覆灭。北伐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蜀汉的声望，吸引了人才，并且可以牵制曹魏，为蜀汉内部的稳定争取时间。
姜维的北伐，虽然延续了诸葛亮的策略，但其国力对比更为悬殊，且内部的消耗也更为严重。他的北伐更多地带有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和对“汉室正统”的执着，这使得“穷兵黩武”的指责在他身上更加站得住脚。
“早日投降”的代价与后果：
蜀汉的立场： 对于蜀汉来说，“投降”就意味着政权的终结，意味着他们所代表的“汉室正统”的彻底消失。这不仅仅是政治权力的问题，也关乎身份认同和合法性。在当时，汉朝作为正统王朝的象征依然存在巨大的号召力。如果诸葛亮过早放弃抵抗，很可能在百姓和一部分士族中引起巨大的反对，甚至导致内部的动荡，并不能保证真正的和平。
历史评价的复杂性： 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不能脱离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人物的局限性。诸葛亮作为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所做的决策，是在当时信息不全、国力悬殊的情况下，尽力为蜀汉争取一线生机和国家尊严。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以及他所建立的制度，对后世依然有重要的影响。将他简单地归为“穷兵黩武”，可能过于片面。
“人民都好”的绝对性：
统一的代价： 虽然统一能够带来长期的和平与发展，但统一的过程本身往往也伴随着血腥和牺牲。曹魏“统一”中国，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立即过上了安乐的生活。当时的社会结构、经济状况、以及北方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等问题，都需要时间来解决。
“好”的标准： “好”的标准是什么？是经济的富足？是政治的稳定？还是文化的发展？这些都需要长期的过程。如果蜀汉投降，魏国能够迅速建立一个稳定有效的统治，那对人民自然是好的。但如果魏国的统治依然充满压迫，或者后续的管理出现问题，那“早日投降”的好处也会打折扣。
总结来说，这个观点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一些过于绝对和简化的地方：
认可部分： 的确，三国是一个乱世，诸葛亮和姜维的北伐政策，从国力消耗和实际成果来看，都存在巨大的争议，尤其姜维的执着被认为是“穷兵黩武”的典型。从纯粹的“停止战争，减少伤亡”的角度出发，蜀汉的早日投降，理论上可以避免更多的短期痛苦。
质疑部分：
诸葛亮的动机： 不能忽视他作为政治家和战略家的宏大抱负和对国家命运的考虑。他的北伐并非全然是无谓的牺牲。
“穷兵黩武”的界定： 在乱世之中，为了国家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军事行动，其“武”的程度需要结合国力、目标和预期收益来综合判断，不能简单化。
“投降”的“好”： 历史的走向并非如此简单。投降并不一定意味着所有问题都得到解决，而统一本身也需要付出代价。将“好”的定义简单归结于“统一”，忽略了过程的复杂性和可能出现的其他问题。
更合适的评价方式可能是：
承认诸葛亮、姜维的北伐策略确实带来了巨大的消耗和风险，尤其姜维的北伐在蜀汉国力衰弱的情况下，更显“穷兵黩武”。从“结束战乱，减少人民痛苦”的角度看，蜀汉的长期抵抗延长了战争的痛苦。
但是，否定他们所有的努力和战略考量，将他们简单地贴上“穷兵黩武”的标签，并断言“早日投降”对所有人“都好”，则过于片面和绝对。 诸葛亮试图通过北伐维持蜀汉的国力和声望，延续汉室的政治遗产，这背后有着复杂的考量。而将蜀汉的命运完全寄托于“投降”，也忽略了当时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汉室正统”的价值，以及对蜀汉内部士民可能造成的冲击。
历史的评价，往往需要我们站在更广阔的视野下，理解人物的处境，考量其决策的长期影响，并认识到历史进程的曲折与复杂。单纯以“经济账”或“减少短期痛苦”来衡量一切，可能会忽略掉更深层次的政治、文化和精神层面的价值。
首先，我们来拆解这个观点的核心：
1. 三国本质上是乱世： 这是历史事实，毋庸置疑。东汉末年，政治腐败，宦官外戚专权，黄巾起义爆发，中央权威瓦解，军阀割据，战火连绵，百姓流离失所，生灵涂炭。这确实是一个典型的乱世。
2. 诸葛亮、姜维都是穷兵黩武： 这是观点的争议点所在。
诸葛亮： 他的“穷兵黩武”主要体现在他六出祁山，屡次北伐曹魏。他的目标是兴复汉室，统一天下。支持者会认为，这是在乱世中恢复秩序、结束战争的必要手段。反对者则会认为，蜀汉国力远不如曹魏，连年北伐耗费巨大，不仅未能成功，反而损耗了蜀汉自身的实力，加剧了人民的负担。而且，这种军事行动的持续性，确实给国内带来了相当的兵役和赋税压力。
姜维： 他的北伐更加频繁和激进，甚至在诸葛亮去世后，他继续坚持北伐策略。与诸葛亮相比，姜维的北伐更多地被认为是出于个人意志和“复兴汉室”的执念，而此时蜀汉国力已愈发衰弱。将他定义为“穷兵黩武”的色彩更重，也更容易被理解。他的行为确实给蜀汉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和人力消耗。
3. 蜀国早日投降对魏蜀两国的人民都好： 这是对前面论断的延伸和结论。
对蜀国人民而言： 长期战乱导致民不聊生，早日投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可以避免进一步的兵役、赋税和流离失所。稳定下来，百姓可以休养生息。
对魏国人民而言： 虽然三国时期以蜀汉为首的抵抗给曹魏造成了一定的困扰和消耗，但其规模相对于曹魏整体的国力来说，影响有限。但从“统一”的角度看，持续的内耗终究不是好事。如果蜀汉早日“归降”，曹魏能够较早地统一中国，理论上可以集中力量进行建设和发展，避免边境冲突和军费开支，从而让整个中国的百姓都受益于统一带来的和平。
深入的分析与反思：
历史的“必然”与“偶然”： 从宏观角度看，三国鼎立是汉末政治崩溃的必然结果，而最终的统一也是历史发展的趋势。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人物的选择、策略的运用，都存在相当大的“偶然性”和“选择性”。诸葛亮、姜维的北伐，从军事和经济上看，确实存在巨大的风险和消耗，这使得“穷兵黩武”的批评有其道理。
“穷兵黩武”的定义与动机：
定义： “穷兵黩武”通常指不顾国力、连年发动战争，并且战争的收益与代价不成比例。
动机： 诸葛亮的北伐，其核心动机是“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这是一种政治理想和历史使命感。虽然从纯粹的“经济账”来看是亏本的，但对于当时处于四面楚歌之中的蜀汉政权而言，如果不主动出击，等待的可能就是被动挨打，最终覆灭。北伐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蜀汉的声望，吸引了人才，并且可以牵制曹魏，为蜀汉内部的稳定争取时间。
姜维的北伐，虽然延续了诸葛亮的策略，但其国力对比更为悬殊，且内部的消耗也更为严重。他的北伐更多地带有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和对“汉室正统”的执着，这使得“穷兵黩武”的指责在他身上更加站得住脚。
“早日投降”的代价与后果：
蜀汉的立场： 对于蜀汉来说，“投降”就意味着政权的终结，意味着他们所代表的“汉室正统”的彻底消失。这不仅仅是政治权力的问题，也关乎身份认同和合法性。在当时，汉朝作为正统王朝的象征依然存在巨大的号召力。如果诸葛亮过早放弃抵抗，很可能在百姓和一部分士族中引起巨大的反对，甚至导致内部的动荡，并不能保证真正的和平。
历史评价的复杂性： 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不能脱离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人物的局限性。诸葛亮作为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所做的决策，是在当时信息不全、国力悬殊的情况下，尽力为蜀汉争取一线生机和国家尊严。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以及他所建立的制度，对后世依然有重要的影响。将他简单地归为“穷兵黩武”，可能过于片面。
“人民都好”的绝对性：
统一的代价： 虽然统一能够带来长期的和平与发展，但统一的过程本身往往也伴随着血腥和牺牲。曹魏“统一”中国，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立即过上了安乐的生活。当时的社会结构、经济状况、以及北方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等问题，都需要时间来解决。
“好”的标准： “好”的标准是什么？是经济的富足？是政治的稳定？还是文化的发展？这些都需要长期的过程。如果蜀汉投降，魏国能够迅速建立一个稳定有效的统治，那对人民自然是好的。但如果魏国的统治依然充满压迫，或者后续的管理出现问题，那“早日投降”的好处也会打折扣。
总结来说，这个观点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一些过于绝对和简化的地方：
认可部分： 的确，三国是一个乱世，诸葛亮和姜维的北伐政策，从国力消耗和实际成果来看，都存在巨大的争议，尤其姜维的执着被认为是“穷兵黩武”的典型。从纯粹的“停止战争，减少伤亡”的角度出发，蜀汉的早日投降，理论上可以避免更多的短期痛苦。
质疑部分：
诸葛亮的动机： 不能忽视他作为政治家和战略家的宏大抱负和对国家命运的考虑。他的北伐并非全然是无谓的牺牲。
“穷兵黩武”的界定： 在乱世之中，为了国家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军事行动，其“武”的程度需要结合国力、目标和预期收益来综合判断，不能简单化。
“投降”的“好”： 历史的走向并非如此简单。投降并不一定意味着所有问题都得到解决，而统一本身也需要付出代价。将“好”的定义简单归结于“统一”，忽略了过程的复杂性和可能出现的其他问题。
更合适的评价方式可能是：
承认诸葛亮、姜维的北伐策略确实带来了巨大的消耗和风险，尤其姜维的北伐在蜀汉国力衰弱的情况下，更显“穷兵黩武”。从“结束战乱，减少人民痛苦”的角度看，蜀汉的长期抵抗延长了战争的痛苦。
但是，否定他们所有的努力和战略考量，将他们简单地贴上“穷兵黩武”的标签，并断言“早日投降”对所有人“都好”，则过于片面和绝对。 诸葛亮试图通过北伐维持蜀汉的国力和声望，延续汉室的政治遗产，这背后有着复杂的考量。而将蜀汉的命运完全寄托于“投降”，也忽略了当时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汉室正统”的价值，以及对蜀汉内部士民可能造成的冲击。
历史的评价，往往需要我们站在更广阔的视野下，理解人物的处境，考量其决策的长期影响，并认识到历史进程的曲折与复杂。单纯以“经济账”或“减少短期痛苦”来衡量一切，可能会忽略掉更深层次的政治、文化和精神层面的价值。
网友意见
谢邀。
阿斗倒是早早投降了，益州人民是否过上了幸福的日子哩？
先来点开胃小菜，顺便复习一下易大教授的神论：司马伐蜀如何胜？驱逐荆州和东州，蜀人治蜀得民心。
所以穿越过去，撞见魏兵应该念以下平安咒：太君别开枪，我似正宗丝穿人，不似服北服南人！
现实如何？
钟邓之役，放兵大掠，谁复别楚、蜀者乎？
皇军进村了，什么荆州人、益州人，统统都是肥羊，还管你原产地？Are you kidding me ?羊就是羊，谁复别楚、蜀者乎？
再看看我大晋初治益州的功绩：
巴郡……郡边吴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养。
只听说过溺女童，天府之国居然出现了大规模遗弃男童。什么叫苛政猛于虎？这就叫苛政猛于虎。你不节育，朝廷来帮你节育。
刚到泰始四年，就来了出益州百姓无不怀念我大汉：
故中军士王富，有罪逃匿，密结亡命刑徒，得数百人，自称诸葛都护，起临邛，转侵江原。……初，诸葛瞻与邓艾战于绵竹也，时身死失丧，或言生走深逃。瞻亲兵言富貌似瞻，故富假之也。
其后，汶山守兵叛，汉中郡吏反，到了元康年间更是乖乖不得了，开闹流民起义。正儿八经的天下未乱蜀先乱。经过我大晋一番猛如虎的治理，留下了句民谚：
蜀贼尚可，罗尚杀我。平西将军，反更为祸。
贼过如梳，兵过如篦，奈何奈何。
一通折腾完，李雄重新独立，搞出了个成（汉）追踪蜀汉故事，益州人民才算过了段消停日子。又出现了熟悉的记载：
事少役稀，民多富实。至乃闾门不闭，路无拾遗，狱无滞囚，刑不滥及。
末了一算账，据说穷兵黩武的蜀汉统治期间，账面口增八万，我大晋承平日久，账面口增四万，还能说啥哩？
有些政治正确的事情其实并不是当然正确，譬如统一。
实施善政的朝廷统一，这叫进步。实施恶政的朝廷统一，这叫祸祸。从这个角度看，鉴于当代及后代公认诸葛亮治下的蜀汉实施了典范善政，魏、吴两家应该麻溜向西叩首，倒戈卸甲，以礼来降，让全国人民都享受一把吏不容奸，强不侵弱，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待遇才是，咋能反过来？这觉悟还不及张温同志呢。当然，觉悟高也未必是件好事：
权既阴衔温称美蜀政，又嫌其声名大盛，众庶炫惑，恐终不为己用，思有以中伤之，会暨艳事起，遂因此发举。
虽然否认不了众所周知的事实，但可以干掉说出事实的人嘛。故而，鄙人说的固然是大实话，各位穿越过去可千万别找孙十万照本宣科了。切切。
按同样标准来看，刘备进军汉中的时候，诸葛亮挥军北伐的时候，曹魏为何不弃甲倒戈，以礼来降？按同样标准，这岂非也是阻碍统一？姓曹的及早投降，同样不是对魏蜀两国人民有利？
至少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国家统一是有利于人民的行为，这没错，但何以见得一定要统一在曹丞相手里？刘备有仁君之名，诸葛亮有贤相之称，是姓刘的当皇帝对人民有利，还是姓曹的当皇帝对人民有利？这恐怕还是个问题呢。
所以还是范文澜说的对：
魏汉间战争是统治阶级内部两个集团争夺全国统治权的战争。曹操集团与刘备集团有同等的权利来争夺这个统治权，问题不在谁应该统治而在谁有力量能统治，战争说明双方都没有统一全国的力量。
曹操曹丕治魏革去了一些东汉的恶政，诸葛亮治汉也革去了一些东汉的恶政，事实说明魏汉比起东汉来，政治上都有一定的进步。古代史书有的扬魏抑汉，有的扬汉抑魏，大抵以谁应该统治即谁是正统的观点作论据，其实三国分立（主要是魏汉分立）是中国遭受十九年大破坏以后逐渐恢复统一的一个准备阶段，三国的统治者在国内所进行的某些措施，客观上都起着有益的作用，所以它们的暂时存在都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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