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就读是什么样的体验？
初到日本：文化与现实的巨大落差
首先，踏上日本的土地，尤其是在那严苛的军事院校，最初的冲击是巨大的。我们来的目的很明确，是为了学习，是为了掌握先进的军事技术和思想，以图报效国家。但现实很快就给我们上了一课。
语言是第一道门槛。虽然我们来之前都经过了基础日语的学习，但军校里的日语，尤其是那些军用术语、长官的命令，以及学员之间的交流，速度快、口音重，听起来就像一种全新的语言。一开始，我常常听得一知半解，回答问题时结结巴巴，甚至闹出很多笑话。这种沟通上的障碍，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难以融入。
生活习惯上的差异也同样明显。日本的饮食，对习惯了中国菜的我们来说，需要一个适应过程。那清淡、精致到有些“素净”的口味，与我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习惯截然不同。还有他们的宿舍，那种极致的整洁和有序，床铺要叠得像豆腐块一样，个人物品摆放都有严格的规定，稍微一点乱就会被严厉批评。这与我们之前习惯的相对宽松的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严格到近乎残酷的训练：身心的双重考验
然而，最主要的挑战还是来自军事训练本身。陆军士官学校的训练强度，用“残酷”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每天都是从黎明前就开始，一直持续到深夜。体能训练是家常便饭，长跑、负重行军、格斗、摔跤……几乎所有项目都要求做到极致。
我们被推到体能的极限，肌肉酸痛、汗水浸透衣衫是常态。有时候，明明感觉身体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教官的命令依然响亮，你只能咬牙坚持。心理上的压力也同样巨大。任何一丝懈怠、任何一个失误，都会招来严厉的呵斥，甚至体罚。教官们对待学员，尤其是外国学员，很多时候是毫不留情的。他们要的是绝对的服从和严明的纪律，而我们，则要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如何克服自己的弱点，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军人。
我记得有一次，在进行一项复杂的技术操作时，我因为紧张出现了失误，被教官当众严厉批评，罚我重新做十遍。那种被所有人盯着，被指责为“无能”、“笨拙”的感觉，非常难受。但也就是在那一次次的失败和批评中，我学会了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如何在压力下保持冷静，以及如何通过反复练习来熟练掌握技能。
与日本学员的相处：理解与隔阂并存
与日本学员的相处，也是我体验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他们从小就接受军事教育的熏陶，对于军校的规矩和生活方式更为熟悉。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语言或文化上的差异而产生一些隔阂。他们对我们的某些习惯感到不解，我们对他们的某些想法也难以理解。
比如，他们对于“忠诚”和“荣誉”的理解，有时候会显得非常“绝对”，我们觉得在某些情况下，圆滑和变通也是一种智慧。再比如，他们对于日本历史的解读，尤其是在涉及到一些敏感的战争时期，与我们所学到的历史知识存在很大的差异。这让我们感到一些不适，也引发了一些关于历史的讨论，虽然这些讨论往往因为语言和立场的原因，很难真正达成一致。
但同时，我们之间也存在着真诚的友谊。在共同经历严酷训练的时候，大家都是战友，是彼此最坚实的后盾。在海外的艰苦环境中，国籍的界限会变得模糊。我们会在训练结束后一起分享零食，互相帮助纠正错误，甚至在熄灯后，挤在宿舍里，用磕磕巴巴的日语和中文，聊聊家乡，聊聊未来。这些时刻，让我觉得我们不仅仅是中国人，更是正在经历同样磨砺的“士官生”。
孤独与思乡：最深的体会
然而，无论有多少人陪伴，身处异国他乡，尤其是在一个与自身文化背景差异如此巨大的环境中，孤独感总是如影随形。想家的时候，看着其他日本学员可以轻松地与家人通信，而我们只能通过有限的方式联系，那种思念之情更是被无限放大。
在军校里，情感的宣泄是被严格压抑的。我们被要求成为冷静、理性的军人，但内心深处，我们依然是血肉之躯，有情感，有脆弱。有时候，一个人坐在宿舍的角落，看着窗外熟悉的月亮，会忍不住掉眼泪。这些眼泪，是对家人的思念，是对故乡的眷恋，也是对自己所承受的压力的释放。
成长的蜕变：从学员到军人的转变
尽管过程异常艰难，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经历，无疑是我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蜕变。在这里，我学会了如何挑战自己的极限，如何培养坚韧不拔的意志，如何适应各种恶劣的环境。我学到了精湛的军事技能，更重要的是，我学会了如何作为一个集体中的一员，如何承担责任，如何与他人协作。
我曾经对很多事情抱有理想化的看法，但这里的现实训练，让我看到了战争的残酷，也让我更加理解了军事的真正意义。我也重新审视了自己的国家，以及我在其中应尽的责任。
离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时候，我带着一身的伤痕，但也带着一颗更加成熟、更加坚定的心。那段经历，塑造了我，也让我对未来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它不是一段光鲜亮丽的旅程，而是一段在泥泞中摸爬滚打，在烈火中淬炼自我的过程。这段经历，让我明白了，真正的强大，不仅在于身体的力量，更在于内心的坚韧和对使命的执着。
网友意见
看了一下已有的答案，决定还是接受抛砖，对所涉及之问题稍微谈几句：
一、日本的“陆军士官学校”是一所怎样的学校。
日本旧学制中，有所谓“一高、三高、海兵、陆士”的说法。这些是相提并论的顶尖学校。
“一高”指的是位于东京的第一高等学校；“三高”指的是位于京都的第三高等学校；“海兵”指的是位于广岛的海军兵学校（断句为海军·兵学·校）；“陆士”便指的是位于东京的陆军士官学校。一高和三高，分别可以视作东京帝国大学与京都帝国大学的预科（东帝大·京帝大的地位可参考今日中国之清华北大），所以非常难考。海兵和陆士，分别作为日本旧海军与旧陆军主要的军官学校之一，虽然入学考试的难度不如一高·三高，但由于一旦考上则学杂费全免、且有薪水可拿（当时入学军校便入军籍、授军衔，自然也就有薪酬），故而吸引了大量家境贫寒的学生报考，以致入学竞争压力甚至略高于一高·三高。
战前（1935年左右）的日本官立（国公立）学制。红圈处为一高、三高所处位置，海兵、陆士大致相当于此。
陆士入学严格，教学质量高，是日本旧陆军军事主官的主要养成机构（当然，对于旧陆军而言，陆士之上一个层级的“陆军大学校”的学历更重要）。但是说到陆士的留学生，那又是另一码事儿了。
二、陆士的中国（清国）留学生。
随着甲午战争的惨败，清人对于日本的观感进一步转变。从1898年开始，各省督抚陆续选派留学生赴日学习军事，第一批清国留学生于1900年12月（一说6月）进入陆士就读。头几年，既有清廷官费派遣，亦有各省官费派遣，甚至还有一些自费生。直到1904年，形成禁止自费就读，官费生由国家统一派遣的制度。
自1900年第一期，直到毕业于1938年6月的最后一期，中国（清国）留学生共计29期，约有1,300~1,500余名。将入学但未获毕业的也包括进去，则接近1,800余名。此外，汪伪等伪政权在抗战中亦曾向陆士派遣留学生，但因缺乏具体记载，故未计入中国（清国）留学生总期数与总人数。而伪满则早在建国伊始的1932年便开始向陆士派遣留学生，前后总计约200名。
（由于留学生学制与日本学生不同，所以中国留学生的“几期几期”是独自排的，切莫与陆士日本毕业生的“几期几期”相混淆。）
中国人留学陆士的两大高潮，一为清末至辛亥革命前，一为北伐战争至九一八事变前，为清帝国以及中华民国（不论是北洋还是蒋记）培养了大量军事人才，并造就了陆军兵官学堂（即后来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云南陆军讲武堂等一批新式军事院校。但是……从实际所受军事教育质量上而言，中国留学生在陆士所受的教育水平其实并不算多高。这缘于陆士的留学生制度。
网上曾流传“因蒋方震（蒋百里）当年以陆士第一名毕业，故而中日学生从此分开授课，以防中国学生再次压倒日本学生云云”的段子。此类段子似乎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便已开始流传，然而，只要稍知陆士学制实情，便能明白此类段子何等无稽。因为早在陆士接受留学生之始，不同的学生便是分别授课的了。
分别授课主要有几个原因——外国留学生入学只需递交申请，无需经过入学考试，以韩国（指延续自李氏朝鲜的大韩帝国，非大韩民国）、中国（清国）、印度、暹罗（泰国）等外国留学生的学力基础与日语水平，明显不适宜与经过严酷考试选拔出的日本学生同堂学习；外国留学生的学习年限不定，与日本学生的学年难以配合；有些科目·课程，作为日本本国军事机密，不能传授外国学生等等。因此，除了在偶然相合的情况下共同举行毕业典礼，以及其他一些特殊的典礼仪式之外，陆士外国留学生的学习与生活基本不会与日本学生一起，更谈不上“中国留学生抢了日本学生的第一名”之类……
（其实，即便是日本学生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因为日本学生中还区分了“普通学生”与“皇族·王公族学生”，皇族·王公族学生不参加普通学生的成绩排名。）
三、常凯申与陆士。
中国（清国）留学生赴日学陆军的流程一般如下：
先在成城学校（1903年之前）或东京振武学校（1903年开始）进行“预备教育”。成城学校与振武学校都不是陆士的预科，陆士有自己的预科——即“陆军预科士官学校”（该校前身为“陆军士官学校预科”，更前身为“陆军中央幼年学校本科”，更更前身为“陆军中央幼年学校”）。成城与振武两校中，成城学校虽为私立，却的确可起到一定陆士预科的教育作用；而专门针对清国留学生设立的官立东京振武学校，更大程度上却起着军训与语言教育的作用。
经过15个月~3年左右的预备教育后，中国留学生将以“士官候补生”身份下到日本陆军的基层部队实习6~12个月。实习开始时授予一等兵军衔，经历几次升迁，到实习结束时以军曹（中士）军衔入学陆士。再经1年~2年半左右的学习，以曹长（上士）军衔于陆士毕业。如此镀金完成、回到国内，便是炙手可热的“士官系”军人了。
（日本本国学生于陆士毕业后，需要以“见习士官”的身份回到之前实习的部队再实习半年，获得该部队军官团认可推荐后方能进衔少尉。中国留学生因毕业后往往即脱离日本军籍，故无此步骤。）
蒋介石于1907年7月入学东京振武学校，1910年毕业后、以“士官候补生”身份至驻扎新潟县高田的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师）野炮兵第十九连队（团）实习，结果次年实习尚未结束时，他便私自离日归国参加革命去了。所以他压根儿没进过陆士的门，遑论毕业了。
从蒋留下的文字来看，他倒是从未明确自称“陆士毕业”。但据他人笔下所言，蒋似乎曾几次三番借着“同为陆士毕业”之类的名义与陆士出身的军阀·将领（如孙传芳等人）拉关系套交情（还因此被陆士毕业的军阀嘲笑过），并曾向陆士的中国同学会送钱以示支持。他的“陆士毕业说”可能就是因此而来的。
四、日方对陆士中国留学生的态度。
与评论中这位仁兄的疑惑正相反。留日这件事儿，日方远较中方更积极主动。特别是初时，为了清国能够持续·大量地派遣赴日留学生，日本政府花了很大力气来游说与鼓动。缘由细究起来，其实并不复杂。甲午战后，日本作为一个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或者说帝国主义门槛国家），亟需巩固在华攫取的各种利益。因此，培养亲日群体、以期未来对中国能够施以一定的影响与控制，实乃当务之急。而招徕留学生便是最佳手段之一了。
日本官方的此种动机，由矢野文雄（1897~1899年任日本驻清特命全权公使）1898年写给日本外务大臣的信中可见一斑：
“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材散布于古老帝国，是为日后树立日本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其习武备者，日后不仅将仿效日本兵制，军用器材亦必仰赖日本。清国之军事将成日本化。又因培养理科学生之结果，定将与日本发生密切关系。此系扩张日本工商业于中国的阶梯。至于专攻法政等学生，定以日本为楷模，为中国将来改革之准则。果真如此，不仅中国官民信赖日本之情，将增加二十倍，且可无限量的扩张势力于大陆。”
虽则也有部分日本民间人士，出于这样那样的好意而致力于针对中国留学生的留学教育。可日本官方大力推动中国（清国）赴日留学却是一贯建立在极端功利性的动机之上的。然而，实际来看、即便是在日本政府自认特加优待的陆军留学方面，收效相比预想其实也并不理想。
举个例子：陆士的中国留学生因其官派性质，中国官方会发放各类补助。同时由于留学生入陆士需入日本军籍，因此日方也会发放生活费以及军队章服等配给。在多数留学生看来穿日本军服乃遵循陆军留学制度，本不过“入乡随俗”；在一些出于“反帝救国”、“师夷长技以制夷”目的而来的留学生看来，这更是一种“忍辱负重”。可在陆士的日本教官、学生看来，这却是一种极大的优待、甚至恩赐，中国留学生应当感恩戴德。
平心而论，在中日关系一年年日趋紧张的情况下，陆士中国留学生得以穿着日军军服而非本国军服进行学习与生活，的确因此得到了不少安全和便利。可这无非是一向以来的制度使然，怎么谈得上“极大的优待、甚至恩赐”呢？何况，陆士方把这种看法露骨地表现出来，除了制造更多隔阂与敌意，难道还能有什莫积极意义么？
此等不智与蛮横，正是日本陆军对中国留学生教育失败的写照。教学上的保守与敷衍，生活中的歧视与挑拨，中国留学生自然能够明确地感受到。即便是校方以及日本同学所谓的亲善交往，往往也不过是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中国留学生的离间，抑或通过日常接触，试图进行国情民情以至军政情报的刺探罢了。
当然日方绝非打一开始便如此行事的，歧视与侮辱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野心的不断膨胀，经济与军事扩张不断升级，以及中日国力差距的不断拉大，而日益变得普遍和露骨起来的。然而，陆士的中国（清国）留学生，想来不会有几个笨人。“隐忍不发”只不过是因留学生从各自的个人目的出发、重视这份学业而已，并非真的成了亲日分子（况且歧视与侮辱到了一定程度，留学生也有忍无可忍的时候，譬如中国留学生18期于1927年1月愤然退学归国的事件）。而每期留学生中为数不多的卖国求荣者，究其根本，也不过是受利益所驱使。总体上，日方的”洗脑“工作，相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是并不怎么成功的。
（比如同样利用庚子赔款施行带有明确目的性的留学教育，美国实际运作的手腕，便比日本不知高明到哪里去了，为此日本国会曾多次进行议论试图改进，但几无成效。再比如东京振武学校用来进行日语教学的教材，充斥着”忠君爱国“、”军人精神“那一套日本的皇室中心主义与军国主义相结合的调调。这种教材在清末民初的环境下，针对中国留学生，往往只能起到逆反作用而已。）
日本官方想要对中国留学生表现的态度，与实际留学教育中校方、日本学生、以至一般日本人所表现出的态度，的这种巨大反差，归根结蒂来看，不过是一种必然。官方一方面在日本社会大力鼓吹”膺惩暴支“之类，一方面又要求至少在表面上善待中国留学生，这样矛盾的政策当然是难以施行的。
五、陆军大学校。
唯二由参谋本部所管的军校（另一所为陆军中野学校），考试难度极高。
30岁以下，基层部队服役2年以上的大尉、中尉，在获得直属长官的推荐后，经过初试（笔试）、复试（面试）层层筛选方得以入学。每期新生，多不过50名左右，少则在10名左右。
毕业后在职位获取与军衔晋升上有很大优势。比如非陆大毕业的军官中最终得以跻身将官的比例，大大低于陆大毕业的军官。再比如，各级参谋，各旅团（旅）、师团（师）及以上主官，省部（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主要职位，基本都被陆大毕业生占据。
”陆军大学校毕业徽章“，因容易促使陆大与非陆大出身者的感情对立，而在1936年被废止使用。但由于陆大与非陆大出身者际遇的巨大差别并无改善，所以然并卵……
陆大的军事教育，在战术层面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但是在战略层面却是相当不咋地的。另外，由于教育目的的模糊，导致陆大到底是偏重培养参谋、还是偏重培养军事主官，一直没有清晰定位，这对陆大的教育成果亦有不利影响。
六、清末民初的赴日海军留学生。
向日本派遣海军留学生始于1905年。
第一批：1905年，5人。
第二批：1906年，70人。
接收前两批（即所谓第1期）清国留学生的学校为东京商船学校。东京商船学校是与陆士·海兵档次差不多的优秀学校，虽与海军有一定联系，但并非军校。日方首先让清国留学生就读该校，是准备将该校作为清国留学生留日学海军的预备学校的。由于清廷对于日本海军学制完全不了解，以及留学生基本不会日语，导致留学生对学习生活普遍不满，因此前两批的多数学生都中途退学草草回国了。只有极少数人得以完成留学学业（譬如周志祖，他经东京商船学校、海军水雷学校、外加舰上实习共计留学日本6年）。
第三批：1908年，50人。
第四批：1909年，6人。
这两批则算作赴日海军留学生第2期。第2期的留学流程终于制度化了：到日本后先进入东京商船学校。4年半后毕业，航海科学生入海军水雷学校学半年水雷（日语中的“水雷”=汉语中的“鱼雷”），机关科（此处的“机关”指船舶轮机）学生入海军工机学校学半年机械，然后两科学生还要到海军炮术学校接受基础步兵训练，最后登舰进行6个月的舰上实习，方完成学业。然而，这一期学生由于辛亥革命归国而中断学业，真正得以学成的只有1914年返回日本继续留学的25人。
这两期之后，中方虽然偶尔还会派遣赴日海军留学生，但相比1905~1909年那些，批次不再频繁、规模也甚小：
比如1918年，北洋政府派遣8名留学生赴日本海军大学校深造。
再比如1930年，中华民国海军部派遣4名留学生赴日学鱼雷，4名留学生赴日学海军军需。
七、海军大学校与陆军大学校中国留学生相关。
经 @田岛川恨外来词 君指正（打脸），更正如下，内容多整理自他的指正（打脸）：
日本旧海军教育体系里相对更重要的四所学校——海军兵学校、海军机关学校、海军经理学校、海军大学校中，只有海兵不能确定是否有中国留学生入学·毕业。
海兵曾声称不招收外国留学生。譬如1905年前后，清廷数次请求派留学生就读海兵皆被拒绝。但到了1910年载洵访日之时，时任海军次官的财部彪，因美国海军实行对清接近政策而感到紧张，故表示「清国学生ヲ兵学校ニ入ルベキコトハ、彼ノ懇望アルトキニ限リ差許ス義ナルコト」。出于权宜之计和对美对抗的心理，原则上同意清国留学生入学海军兵学校。但清廷此时却不打算继续派遣海军留学生赴日了，日方的妥协也就就此不了了之。
【以上财部彪关于同意清国留学生入学的话见于『財部彪日記 海軍次官時代』第一巻、76页（山川出版社、1983年）】
（民国以及汪伪等伪政权是否有留学生就读海兵，答者暂不确定。）
至于海军大学校，则的确有中国留学生就读。
日方确认接受中国海军8名留学生入学海大的相关文书（1919年）。
8名中国海军留学生于1921年自海大毕业的日方相关文书。
但是相较海军大学校，陆军大学校的中国留学生数量与批次似乎要更多一些。如陆大中国留学生第1期，便有覃师范、张华辅、王孝缜、陈仪、朱绶光、王树常、黄慕松这7名毕业生（1919年毕业）。
根据1925年11月日华学会编列的《东京在住中华民国留学生名簿》，又可知此时陆军大学校中的中国留学生至少有如图6人。
详细的话，一篇学位论文的字数怕也打不住，所以大致先这么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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