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有文字狱吗？
文字狱的温床：皇权至上与政治敏感
首先，我们得明白明朝的社会背景。明朝自太祖朱元璋起，就建立了空前强大的皇权。皇帝不仅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更被视为天命所归、至高无上的存在。 这种“君权神授”的思想，使得对皇帝、对皇室的任何一丝不敬，在统治者眼中都是对国家秩序的挑战，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再加上明朝文官集团力量相对较弱，而皇帝的猜忌心和控制欲又很强，这便为文字狱的产生提供了土壤。 皇帝的喜怒好恶，常常可以左右一个人的命运，而文字，作为思想的载体，自然就成了最容易被盯上的“罪证”。
文字狱的形式：从“言语失当”到“牵强附会”
明朝的文字狱，其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绝非仅仅是直接攻击皇帝的言论。 很多时候，它更像是统治者“鸡蛋里挑骨头”，或者说是在利用文字来达到政治目的。
直接批评与讽刺： 这是最直接的一种形式。比如，有官员或者文人写文章，对朝政有批评意见，或者对皇帝的行为有不满，这种内容一旦被发现，轻则被贬谪，重则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很多时候，这些批评可能只是君臣之间正常的意见交流，但在敏感的皇帝看来，就是“大不敬”。
牵强附会与“望文生义”： 这是明朝文字狱最让人觉得荒谬和恐惧的一点。 统治者会 arbitrarily 地解读别人的文字，把一些毫无关联甚至完全无辜的词句，硬生生地联系到对皇帝不利的内容上。 比如，某篇文章里用了“光天化日”，在某些人看来，这说不定就是在暗指皇帝不公！ 有的甚至会从古籍中找出一个词，然后将其解释成与当时某个敏感事件有关联。 这就好像一个“口袋罪”，只要你想，总能找到“罪证”。
政治斗争的工具： 很多时候，文字狱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 当某个官员或群体失势时，对手就会搜罗其过往的文章、诗歌，寻找任何可以被利用的“罪证”，通过文字狱来达到清除异己的目的。 这种情况在党争激烈的明朝尤为常见，比如明中叶的“南党”、“北党”之争，以及后来的阉党与东林党之间的斗争，都少不了利用文字狱来打击对方。
对文学创作的禁锢： 不可否认，严苛的文字狱给明朝的文学创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文人墨客在创作时，必须时刻提防自己的言辞，生怕触碰了某些敏感的“雷区”。 这导致许多作品变得温吞保守，失去了原有的锐气和创造力。 有时，一些原本是表达个人情感或者对自然的描绘，也可能因为其中某个词语被认为有“影射”之嫌而招致灾祸。
一些著名的例子：
徐阶之子徐璠案： 这是明朝文字狱的一个典型。 徐璠因为与人发生口角，被对方抓住了他曾写过的几句带有“影射”嫌疑的诗文，结果被抄家流放，徐阶本人也受到牵连。 这个案子表明，即使是像徐阶这样的内阁首辅，也无法完全保护自己的家人免受文字狱的影响。
严嵩与徐阶的文字斗争： 在严嵩权倾朝野时期，他利用文字狱打击政敌，而当徐阶上台后，也对严嵩及其党羽进行了清算，其中不乏利用其旧文来定罪。 这充分说明了文字狱在权力斗争中的作用。
嘉靖年间的“词臣”遭遇： 嘉靖皇帝是明朝中比较喜欢玩弄文字的皇帝，他也常常通过这种方式来测试臣子，或者借机发落一些不合他心意的官员。 许多词臣在为皇帝写文章、写诗的时候，必须绞尽脑汁去揣摩皇帝的心思，稍有不慎就可能惹来麻烦。
清朝“大兴文字狱”之前： 很多人认为明朝的文字狱不如清朝那么恐怖，但实际上，明朝的文字狱已经相当严重，为清朝后来的“大兴文字狱”埋下了不少思想和实践上的“基础”。
总结一下：
明朝的文字狱，是一种皇权高度集中的时代背景下的政治产物，它既是对统治者权威的维护，也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更是对思想自由和文化发展的压制。 它不仅仅是简单的查禁书籍，更是对个人思想和言论的严密监控和惩罚。 从最直接的政治批评，到牵强附会的解读，再到党派斗争的工具，明朝的文字狱以其多样的形式和残酷的后果，给那个时代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这段历史，也提醒着我们，文字的力量何其强大，而一旦被权力滥用，又会带来怎样的悲剧。
网友意见
明朝的文字狱不仅有，而且比较奇幻，连 @巴图 都承认无厘头了，受害者根本不知道为啥被杀了：
我总结明朝时期的文字狱主要分为三类，每一类都非常奇幻：
第一类，无中生有、大变活人
清人赵翼记录了文祸受害者名单：林元亮、赵伯宁、蒋质、蒋镇、吕睿、贾翥、林云、许元、吴宪、张尚礼、陈养浩，其记录的格式竟然都差不多：
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俸表，以表内“作则垂宪”诛；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表，以“垂子孙而作则”诛......；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以“遥瞻帝扉”诛.....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以“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诛......
你看，一个个人名有，事因有，似乎还真像那么回事。但是，明史、明太祖实录均未记载这些人名。更让人称奇的是，同一时间段十几个人先后因为类似的错误被杀，他们为什么明知忌讳还要故意挑战，真是令人啧啧称奇，明朝臣子果然不怕杀头，还有主动送死的。
第二类：死人复活，萨满巫术
大家都知道，人死不能复生，然而明朝建州卫流行的萨满教中却有这样一种秘术，相传能让死人复活：
清人赵翼引用并补充了明朝野史：杭州教授徐一夔在贺表里，因为写到“光”字和“则”字，朱元璋认为是讽刺他当过和尚当过“贼”，于是杀了徐一夔。但是在光绪年间就已经有人考证徐一夔死于建文二年，年龄80多岁。更神奇的还有“中书詹希原给太学写匾额，"门"字少最后一勾，被视为阻碍纳贤，斩”，詹希原被文字狱所杀的13年后复活出来写碑，让人啧啧称奇。
此外，之前还有传闻中《含山堂别集》种记录的蒋淦、陆杰被嘉靖帝文祸的事件，然而他们迎来的确是骇人听闻、空前绝后的酷刑——升官，蒋淦四年之内连续升官两次（当前可能是明升暗贬），陆杰更惨了，被活活累死在升官的岗位上，因公殉职。惨！惨！惨！
第三类，移花接木、乾坤挪移
在明朝，连坐是一种新颖的文字狱方式。比如传说中：“兖州知府卢熊把“兖”错写成“衮”，被明太祖视为不敬，斩”
然而《明史 列传第二十八》卢熙，字公暨，昆山人。兄熊，字公武，为兖州知府。时兵革甫定，会营鲁王府。又浚河，大役并兴。熊竭心调度，民以不扰。后坐累死。
同样的还有僧人来复，因为胡惟庸案连坐而死，被说成文字狱
此外，官员之间的明争暗斗，到明朝也能成为文字狱
传说：正统十四年（1449年），都御史张楷除夕作诗：“斯民何苦际斯时”“四山峰火照人红”“乱离何处览屠苏”等，流传京城，人多传诵，礼科给事中王诏上书弹劾，张楷坐罪免职
然而明实录记载：“存心可知宜正其罪以警将来 上曰待张楷等回具实以闻”压根没因此事革职
上一位是没有遭受处罚，而下一位实实在在的下过两次狱，传说：南京工部尚书吴廷举因为引用白居易、张永诗句“朝廷雇我做闲臣”“江南闲煞老尚书”，嘉靖帝大怒，将其革职。
然而明史记载： 吴廷举，字献臣，其先嘉鱼人，祖戍梧州，遂家焉。成化二十三年登进士，除顺德知县。上官属修中贵人先祠，廷举不可。市舶中官市葛，以二葛与之，曰：“非产也。”中官大怒。御史汪宗器亦恶廷举，曰：“彼专抗上官，市名耳。”会廷举毁淫祠二百五十所，撤其材作堤，葺学宫、书院。宗器谓有所侵盗，执下狱。按之不得间，惭而止。
忠亦讦廷举他事，逮系诏狱。刘瑾矫诏，枷之十余日，几死。戍雁门，旋赦免。
因为这么奇葩的原因被文字狱，吴廷举可真是掺。
综上所述，大家恐怕能感受到明朝文字狱之奇，历代罕见。大多出自明代野史的框架，经清代学者通过想象力给予补充和丰富，将其故事化，现代进一步想象。毕竟，连明史都也不敢引用的野史，现代一些学者却把之奉为圭臬，堪称又一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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