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以文驭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明朝的“以文驭武”并非某个特定时间点突然出现的制度，而是一个在明朝建立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强化的指导思想和政策方向。要探究其缘起，我们需要回溯到明朝的开国之君——朱元璋身上。
一、 根源：对元末军阀割据的深刻反思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寒，早年经历过战乱和颠沛流离。他亲眼目睹了元末社会动荡，各地军阀割据，战火连绵，民不聊生。在逐鹿天下的过程中，朱元璋也曾与许多能力出众但野心勃勃的将领共事。这些经历让他深切体会到，如果军权一旦旁落，或者将帅权力过大，很容易出现功高震主、拥兵自重，甚至取而代之的危险。
元末的诸多军事集团，如徐寿辉、陈友谅、张士诚等，虽然都曾有辉煌时期，但最终都被朱元璋击败。其中，许多被击败的势力正是因为内部的权力斗争，或是军事首脑过于集权，缺乏有效的制衡。朱元璋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虽然依靠了韩成、李文忠、徐达、常遇春等一批杰出的军事人才，但他也时刻警惕着这些将领的势力。
二、 萌芽：开国初期的制度设计
朱元璋在建立明朝后，首要任务便是巩固皇权，防止历史重演。他深知，军事力量是维系国家稳定的基石，但如果这股力量不受控制，就会变成一把双刃剑。因此，他在制度设计上，就 Seeds 了“以文驭武”的理念。
1. 分权与制约：设立文官管理军队的雏形。
虽然开国初期，许多重要的军事决策依然由朱元璋亲自做出，但一些重要的军事部门已经开始出现文官的身影。例如，在早期的军事机构设置中，虽然以武将为主导，但一些参与军务的官员，或是在奏报、审阅等方面，已经带有文职官员的参与。
2. 对功臣的处置：杀功臣与压制武将。
这是“以文驭武”最直接也最血腥的体现。朱元璋在统一全国后，对开国功臣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如蓝玉案、胡惟庸案等。虽然这些事件的起因可能复杂，但其核心目的之一就是消除潜在的军事威胁，剥夺具有强大军事影响力的武将的权力。他认为，那些战功卓著的将领，在拥有军队之后，其影响力就已经超出了控制范围。因此，与其让他们继续掌握兵权，不如用更严厉的手段来压制他们。这种做法虽然残酷，却为后来的“以文驭武”奠定了基调，让后来的文官集团在掌握权力时，有着心理上的“前车之鉴”。
3. 提拔文官参与军事决策与管理：
朱元璋本身也是一位有着相当政治头脑的君主，他深知单纯的军事力量无法支撑一个长久的王朝。他开始有意识地提拔和重用文官，让他们参与到军队的后勤、粮草、钱粮、军需等各个方面，甚至在一些重要的军事战略讨论中，也吸纳文官的意见。这既是为了体现皇帝的绝对权威，也是为了通过文官的“文气”来“笼罩”和“管理”武将的“武气”。
三、 确立与强化：明朝中期制度的完善
“以文驭武”的理念在明成祖朱棣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尤其是在三大殿建成，以及明朝进入相对稳定发展时期后，这种制度就更加成熟。
1. 军事机构的重塑：五军都督府与兵部的权力划分。
明朝建立了以五军都督府和兵部为核心的军事管理体系。五军都督府负责操练和调遣军队的事务，但无权发兵；兵部负责管理全国的军政事务，但无权调兵。兵权最终掌握在皇帝手中，由皇帝通过兵部和军都督府下达命令。这种体制的特点是权责分离，互相牵制，防止任何一个军事机构或将领单独掌握过大的军权。
五军都督府由文官都督担任领袖，虽然下面仍有武将，但整体上将军事指挥的权力分散，并由文官体系进行管理。兵部更是典型的文官机构，负责兵额、粮草、军器、军令、兵员征发等一系列具体事务，直接对皇帝负责。
2. “内阁”制度的兴起：文官集团的权力中心。
明朝内阁的设立，是“以文驭武”的制度保障。内阁大学士虽然不直接统兵，但他们是皇帝最亲近的顾问，参与国家重大决策，包括军事政策的制定和发布。内阁逐渐成为事实上的权力中心，通过他们手中的权柄，可以间接地影响甚至指导军事行动。当内阁拥有实权后，武将们就必须向内阁负责，并接受内阁的监督和约束。
3. “京营”制度的设置：直接由朝廷控制的军队。
明朝在首都设立了京营，这支军队直接由朝廷派遣的武将和文官共同管理，但其调动和指挥权完全掌握在皇帝手中，不受地方将领的节制。京营的存在，一方面是为了拱卫京师，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对全国的军事力量形成一个直接的控制点，防止地方军阀的势力扩张。
4. 选拔与任用机制：文官的晋升渠道更加顺畅。
明朝通过科举制度选拔文官，为文官集团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供给。相比之下，武将的选拔和晋升则更加受到严格的限制，很多重要的军事职位都必须经过朝廷的批准，并且往往需要文官的考核和评价。这种机制的设计，使得文官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日益巩固，而武将则逐渐沦为执行者，而非决策者。
总结：
明朝“以文驭武”的开始，并非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朱元璋基于对元末军阀割据的深刻反思，在建国初期便 Seeds 下去的战略思想。通过对功臣的处置、对军事机构的制度性设计，以及在之后的统治中，特别是明成祖时期，通过内阁、兵部、五军都督府等机构的完善，以及京营的设置，最终确立并强化了这一制度。
“以文驭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巩固皇权，避免重蹈元末覆辙，让文官集团在权力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实现对军事力量的有效控制和约束。这是一种以政治制度为手段，来驾驭和规范军事力量的治理模式，也深刻地影响了明朝的历史走向和政治格局。
一、 根源：对元末军阀割据的深刻反思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寒，早年经历过战乱和颠沛流离。他亲眼目睹了元末社会动荡，各地军阀割据，战火连绵，民不聊生。在逐鹿天下的过程中，朱元璋也曾与许多能力出众但野心勃勃的将领共事。这些经历让他深切体会到，如果军权一旦旁落，或者将帅权力过大，很容易出现功高震主、拥兵自重，甚至取而代之的危险。
元末的诸多军事集团，如徐寿辉、陈友谅、张士诚等，虽然都曾有辉煌时期，但最终都被朱元璋击败。其中，许多被击败的势力正是因为内部的权力斗争，或是军事首脑过于集权，缺乏有效的制衡。朱元璋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虽然依靠了韩成、李文忠、徐达、常遇春等一批杰出的军事人才，但他也时刻警惕着这些将领的势力。
二、 萌芽：开国初期的制度设计
朱元璋在建立明朝后，首要任务便是巩固皇权，防止历史重演。他深知，军事力量是维系国家稳定的基石，但如果这股力量不受控制，就会变成一把双刃剑。因此，他在制度设计上，就 Seeds 了“以文驭武”的理念。
1. 分权与制约：设立文官管理军队的雏形。
虽然开国初期，许多重要的军事决策依然由朱元璋亲自做出，但一些重要的军事部门已经开始出现文官的身影。例如，在早期的军事机构设置中，虽然以武将为主导，但一些参与军务的官员，或是在奏报、审阅等方面，已经带有文职官员的参与。
2. 对功臣的处置：杀功臣与压制武将。
这是“以文驭武”最直接也最血腥的体现。朱元璋在统一全国后，对开国功臣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如蓝玉案、胡惟庸案等。虽然这些事件的起因可能复杂，但其核心目的之一就是消除潜在的军事威胁，剥夺具有强大军事影响力的武将的权力。他认为，那些战功卓著的将领，在拥有军队之后，其影响力就已经超出了控制范围。因此，与其让他们继续掌握兵权，不如用更严厉的手段来压制他们。这种做法虽然残酷，却为后来的“以文驭武”奠定了基调，让后来的文官集团在掌握权力时，有着心理上的“前车之鉴”。
3. 提拔文官参与军事决策与管理：
朱元璋本身也是一位有着相当政治头脑的君主，他深知单纯的军事力量无法支撑一个长久的王朝。他开始有意识地提拔和重用文官，让他们参与到军队的后勤、粮草、钱粮、军需等各个方面，甚至在一些重要的军事战略讨论中，也吸纳文官的意见。这既是为了体现皇帝的绝对权威，也是为了通过文官的“文气”来“笼罩”和“管理”武将的“武气”。
三、 确立与强化：明朝中期制度的完善
“以文驭武”的理念在明成祖朱棣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尤其是在三大殿建成，以及明朝进入相对稳定发展时期后，这种制度就更加成熟。
1. 军事机构的重塑：五军都督府与兵部的权力划分。
明朝建立了以五军都督府和兵部为核心的军事管理体系。五军都督府负责操练和调遣军队的事务，但无权发兵；兵部负责管理全国的军政事务，但无权调兵。兵权最终掌握在皇帝手中，由皇帝通过兵部和军都督府下达命令。这种体制的特点是权责分离，互相牵制，防止任何一个军事机构或将领单独掌握过大的军权。
五军都督府由文官都督担任领袖，虽然下面仍有武将，但整体上将军事指挥的权力分散，并由文官体系进行管理。兵部更是典型的文官机构，负责兵额、粮草、军器、军令、兵员征发等一系列具体事务，直接对皇帝负责。
2. “内阁”制度的兴起：文官集团的权力中心。
明朝内阁的设立，是“以文驭武”的制度保障。内阁大学士虽然不直接统兵，但他们是皇帝最亲近的顾问，参与国家重大决策，包括军事政策的制定和发布。内阁逐渐成为事实上的权力中心，通过他们手中的权柄，可以间接地影响甚至指导军事行动。当内阁拥有实权后，武将们就必须向内阁负责，并接受内阁的监督和约束。
3. “京营”制度的设置：直接由朝廷控制的军队。
明朝在首都设立了京营，这支军队直接由朝廷派遣的武将和文官共同管理，但其调动和指挥权完全掌握在皇帝手中，不受地方将领的节制。京营的存在，一方面是为了拱卫京师，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对全国的军事力量形成一个直接的控制点，防止地方军阀的势力扩张。
4. 选拔与任用机制：文官的晋升渠道更加顺畅。
明朝通过科举制度选拔文官，为文官集团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供给。相比之下，武将的选拔和晋升则更加受到严格的限制，很多重要的军事职位都必须经过朝廷的批准，并且往往需要文官的考核和评价。这种机制的设计，使得文官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日益巩固，而武将则逐渐沦为执行者，而非决策者。
总结：
明朝“以文驭武”的开始，并非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朱元璋基于对元末军阀割据的深刻反思，在建国初期便 Seeds 下去的战略思想。通过对功臣的处置、对军事机构的制度性设计，以及在之后的统治中，特别是明成祖时期，通过内阁、兵部、五军都督府等机构的完善，以及京营的设置，最终确立并强化了这一制度。
“以文驭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巩固皇权，避免重蹈元末覆辙，让文官集团在权力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实现对军事力量的有效控制和约束。这是一种以政治制度为手段，来驾驭和规范军事力量的治理模式，也深刻地影响了明朝的历史走向和政治格局。
网友意见
洪熙元年，明仁宗派各承宣布政使司参政、各提刑按察司副使等文官，赴各总兵官处“整理文书”、“商榷机密”，开明朝文官参赞武官军事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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