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明朝府的划分以何为标准?

回答
明朝的府级行政划分,其根本标准并非单一且固定不变,而是一个复杂而动态的体系,糅合了历史沿革、地理条件、经济重要性以及战略考量等多种因素。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深入剖析明朝行政层级的逻辑和府在其中的作用。

首先,要明白明朝的行政层级大致是这样的:全国(中央)—省—布政使司(或称承宣布政使司,通常简称为省)—府—州—县。府作为省下一级的行政单位,其设立和划分,很大程度上是继承和发展了元朝的行省制度,同时又根据明朝自身的统治需求进行调整。

1. 历史沿革与继承:前朝的基石

明朝的建立者朱元璋对元朝的行政制度有过深刻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革。元朝设立了行中书省,省以下为路,路下为府。明朝在建立之初,保留了省这个最高层级的区域划分,但将元朝的“路”改为“府”。这意味着,许多元朝时期的“路”,在明朝时期就成为了“府”。这种继承性是府划分的一个重要起点。过去作为州、郡甚至更早时期作为路的中心城市,往往因为其历史地位、经济发达或军事重要性而被确立为府的治所,并覆盖周边地区。

2. 地理范围与自然区域:因地制宜的考量

地理因素是划分府级行政区划的另一大重要标准。一个府的辖区,往往会以某一条重要的河流、一座山脉、或者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作为天然的界限。这样做有几个好处:

便于管理: 以地理特征为界限,能够更清晰地界定行政管辖范围,减少了因为边界模糊而产生的冲突和管理上的困难。例如,如果一个府的辖区围绕着一条大河,那么这条河流的流域就可能构成该府的自然范围。
经济联系: 相近的地理区域往往有着相似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活动模式。以地理单元划分,能够更好地将具有相似经济联系的地区纳入同一行政体系下,便于统一规划和管理。
交通便利: 府治(府的行政中心)通常设在交通便利、经济发达的城市。其管辖范围也倾向于覆盖到府治的辐射区域,以便于官员的出行和政令的传达。

3. 经济重心与商业价值:财富的聚集地

明朝是一个商品经济逐渐发展的时代,经济因素在府的划分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那些经济发达、商业繁荣、人口稠密的地区,往往会被提升为或保留为府,其治所的地位也因此更加重要。

税收潜力: 经济发达的地区意味着更高的税收潜力。中央政府自然会倾向于在这些地区设立更高级别的行政机构(府),以更有效地组织和征收税赋,支持国家运转。
物资集散中心: 一些城市因为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了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和商业枢纽。这些城市往往会成为府的治所,并统辖周边地区。例如,杭州府、苏州府等江南地区的富庶府州,都是明朝重要的经济中心。
手工业和农业发达区域: 那些以精耕细作、手工业发达而闻名的地区,如丝绸、陶瓷的生产地,也往往会成为府的组成部分,体现了经济上的重要性。

4. 战略地位与军事考量:巩固统治的需要

军事和战略上的考量,也是影响府划分的重要因素。

边疆地区: 在边疆地区,设立府级行政区划,其目的不仅仅是管理民政,更是为了军事上的防御和稳定边疆。府的治所往往会选择有军事要塞或重要军事重镇的城市。
交通要道: 扼守重要交通要道(陆路或水路)的地区,其战略意义重大。为了加强对这些区域的控制和管理,往往也会设置府级机构。
平定叛乱后的调整: 在某些情况下,中央政府在平定区域性叛乱或调整行政区划以加强统治后,也会重新划分府的界限。

5. 政治考量与统治效率:中央集权的体现

最终,府的划分也是服务于明朝中央集权和有效统治的政治需求。

权力层级的设置: 府作为省和州县之间的一个重要层级,有助于将中央的政令更有效地传递到基层,同时也能将地方的信息及时汇总上报。过大或过小的省份,都需要通过合理设置府来达到管理上的平衡。
人口与辖区规模: 虽然没有严格的硬性标准,但大致而言,一个府所管辖的县数量、人口规模和地理面积都会被考虑在内,以确保管理的可行性和效率。如果一个省的府太多太小,会增加行政层级的复杂性;如果太少太大,则可能导致管理上的疏漏。
设立的灵活性: 明朝并非一成不变地照搬元朝的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根据统治的需要,府的增设、裁撤、合并或者治所的迁移都是存在的。这体现了行政划分的动态性和政治目的的优先性。

总结来说,明朝府的划分并没有一个单一、刻板的标准。它是历史惯性、自然地理的约束、经济发展规律、军事战略需求以及中央集权政治考量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简单来说,可以想象成是在绘制一张地图,你需要考虑:

过去的路怎么划分的? (历史继承)
有没有大河大山可以作为天然的边界? (地理自然)
哪些地方最能赚钱,最会生产? (经济价值)
哪些地方是军事要地,需要重点看管? (战略考量)
如何才能让皇帝的命令最顺畅地传到老百姓耳朵里,同时也能把地方情况最准确地汇报上来? (政治管理)

将这些因素权衡之后,一块块区域就被划定为不同的府,并指派一个官员(知府)来负责管理,最终汇入省的体系,再向上汇报到中央政府。这是一种既有章可循,又灵活应变的行政管理艺术。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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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问题,我简单谈一下我的看法。

明代的府除了呈现出南方稠密而北方稀疏的特点,还有北方多州而南方少州的特点。比如说明朝中前期山西全省只有大同、太原、平阳三个府,却有潞、泽、辽、沁、汾五个直隶州,而同时期的江西却有南昌、南康、九江、袁州、瑞州、临江、饶州、抚州、广信、建昌、吉安、赣州、南安十三个府,其中袁州临江瑞州不过三四个县,甚至不足北方一个府下属州所辖县多(比如北直隶真定府赵州管六个县),却是一个府而不是直隶州。

这个问题的原因,我个人认为,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历史趋势因素,一个是明朝自己的因素。

我之前说过,宋辽分治南北是中国行政区划的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当时宋惩于节度使割据,所以改革掉了支郡的存在,也就是唐末五代出现的一个州管另一个州的情况不复存在了,仅仅保留了节度、刺史、军事、防御等州的分类。但是在辽代却保留了支郡的概念,某府州除了亲辖数个县之外,还管着周围一两个州。金灭辽之后,沿袭了辽代这种制度,并把范围扩展到金朝统治的中原地区,这就造成了中国秦—淮南北的区划存在差异。

蒙元在征服金的过程中,这种支郡体系被发扬光大。他们按着金朝的区划,把节州、府划成路,自然节州、府就是路的驻地,然后路下管着几个、甚至十几个州,后来又进一步取消掉州的附郭县,以及路驻地的府州,而后来又逐步拆分设立新的路,原来路的范围逐步减小,最后完成了路取代金代的府的过程,再加上上边设立行中书省,所以原本的中央——路——州——县的区划,改变为中央——行省——路——州——县的区划。

比如开封,金朝的开封府是南京路的治所,下辖十几个县,蒙古灭金之后,仍然在开封府设南京路,管了延、陈、郑等十几个州,范围比金朝南京路小一些,但后来开封府被裁撤,南京路就开始亲自管理原来开封府所辖的县,又兼管十几个州。再后来,州又不断被拆分新设其他路府,比如把申州改成南阳府,再把唐邓汝裕嵩五州划过去,这样南京路的范围就逐渐缩减为原来开封府再加上郑钧陈许睢州的范围,最后元朝又把南京路改名汴梁路,上头设了河南江北行省,最终完成了用汴梁路取代开封府的操作,但汴梁路的管辖范围却比开封府大了整整一圈。

明朝对元朝汴梁路是基本直接沿袭,然后把汴梁路改名开封府,这样明朝的开封府就管理了十几个县以及好几个州、州又管好多个县。明代开封府最嚣张的时候一度管了郑钧许陈睢徐宿邳归德九州四十三县,最东边管到宿迁。后来因为划定直隶,以及中都凤阳府的建设,徐宿邳州以及亳县相继划出,开封府只保留了郑钧许陈睢归德六州,再后来归德升府,睢州改属归德,开封只剩了四个州,但所辖州县数量仍然保持在了四州三十县,位列全国前五名。

开封的这个例子只是缩影,北方好多大府,都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变得非常庞大,比如西安府六州三十一县,平阳府六州二十九县,真定府五州二十七县,太原府五州二十县,保定府三州十七县,延安府三州十六县。

这是第一点,除了这个原因,还有个辅助因素——元末世侯对于行政区划的影响。

比如元朝的陕西行省。

不算陕西行省治下的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陕西行省直辖四路四府十八州,而到了明朝则整理为八府四卫,元朝陕西十八个直隶州全部被消灭。

元代陕西的散块状,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里有个巩昌都总帅府,这是金末元初陕西出现的一户世侯——巩昌汪氏的领地,最盛的时候辖五府二十七州,基本盘是“巩昌二十四城”也就是秦、巩、定西、金、兰、洮、会、环、陇、庆阳、平凉、德顺、镇戎、原、阶、成、岷、叠、西和、泾、邠、宁、河、安西,这个范围,基本上就是上上图里陕西行省剩下的奉元、延安、兴元、凤翔四路府,也就是说,整个陕西行省的行政区划基本被分为两种,一个是陕西行省的,一个是巩昌总帅的,中央的大而少,巩昌总帅的小而杂。

到了明朝,除了直接继承上述四府之外,又将巩昌总帅所属州府进行改制,把阶、成、徽、秦、会、西和、定西七州并到巩昌府,泾、镇原、开成、静宁、庄浪五州并到平凉府,如此大规模合并之后,陕西一改元朝时期的样子,变成了如题主所说,那么大的地方却只有寥寥几个府的样子。

除此之外,山东也有类似的例子。山东东平严氏,也是元初的著名世侯。严家最牛的时候统管东平、大名、彰德等五十四州县,元世祖为了分他的势力,先把北边的博州划出来改成东昌府,分成东平、大名、济宁、东昌诸路,以及曹、濮、冠、临清、高唐等州,再加上因为五户丝户和诸王食邑而造成的山东众多飞地,这使得相对于山西地区而言,山东西部的区划非常破碎。后来明军北伐攻占山东后,再加上此时山东人口凋零,于是明朝大刀阔斧对山东的行政区划进行调整,破碎的山东被整体划分为济南、青州、莱州、济宁、东昌、东平六个府,这里头最小的就是东平府,下面有五个县,其他的都超级巨大——这也是山东的府为什么那么大、府那么少的原因,国初源于实际情况而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后来情况有所好转之后却又没用及时进行修补改正。后文我会对国初的情况进行一下说明,此处先按下不表。

那么,同样是元朝征服的区域,为什么南方就那么多的府呢?

以江西地区,今天的江西在南宋时期分为隆兴府、江州、筠州、袁州、抚州、吉州、赣州、饶州、信州、临江军、建昌军、南安军、南康军拢共十三个区域,元朝来了之后,江西区域这十三个府州军全部改为路,又将建昌路的南丰县单独拎出来升为行省直隶南丰州,同时又把路下属的一些县升为属州。如此,则江西的区划开始变得不均衡,同样是路,吉安路下属庐陵、永丰、永宁、万安、龙泉五县及太和、吉水、安福、永新四州,拢共九个单位,而南安路却只辖大庾、南康、上游三个县。

为嘛会出现这种南北截然不同的情况呢?这其实与元朝对于江南的征服过程有关。元朝对于河北山东等中原地区的征服始于大安三年,终于天兴三年,前后拉锯二十余年,其后又经历了蒙古太宗、定宗、宪宗以及乃马真、海迷失后称制、拖雷监国三十年的世侯自治的特殊岁月;而南宋的江南就不一样了,宋蒙拉锯基本上围绕在四川和荆襄-江淮一带,江西这里没有遭受过战火。而蒙古在攻破了襄阳防线之后的至元十二年大举南下,次年便兵临临安城下,宋廷出降,而宋都带在江西方面仅用了一年便从九江打到了大庾岭北的南安军,也就是说,江西虽然也在宋蒙战争中经历了战火,却并未经历反复拉锯,所以最大程度上保持了江西的繁荣与稳定。

这点,我们从《宋史》《金史》《元史》上记载的人口也可以看出:

以明代东昌府为例,东昌府在金代属于恩州、博州、濮州,以及大名府之半,以大名府三分之一而计算,则此地区有342950户。在元代属于东昌府、濮州、冠州、高唐州、恩州,所属人口合计85764户、273339口。

如此,则金元交错之际,东昌府地区人口由三十四万户折损到八万五千户,损失75%。

再看看江西地区。

宋代的江南西路隆兴府及江赣吉袁抚筠六州、兴国建昌临江南安四军,绍兴三十二年一百八十九万一千三百九十二户,再加上东路饶、信二州以及南康军,减去兴国军的六万三千四百二十二户,则有2234249户。而元初至元二十七年抄籍数,江西一州一十三路合计2671158户、13779023口。

从人户上来看,元初江西人口比南宋初年的还要多,考虑到宋朝江西人口的增长,宋元交兵肯定对江西人口有所减少,但仍然很大程度保留了这里的密集人口现状。袁州路所辖三县一州有19万8千余户、99万2千余口,而北方领了六个县的濮州,也只有17316户、64293口,甚至不如袁州路的一个零头。

所以,出于这种现实,元朝在江西把府州军都升为路也就不难理解了。

看到这里,有读者就问了:你这博士买驴说了半天,跟明朝有什么关系?

别急,明朝这就来了。

明初的时候,东昌有多少人、江西又有多少人呢?

嘉庆《东昌府志》卷八·户口引永乐旧志记载,东昌府明初总计人口24029户,人100192口——这个人口数量甚至只有元初的28%、金代的7%!洪武三年明朝甚至一度废了东昌府的一半的县,因为人口实在太少了,洪武二十四年东昌府所属夏津县只有687户、4279口,这个数字可能今天只是一个大点儿的村的人口。出于这种现实,明朝为什么在鲁西平原只设置了一个管辖有两州十六县的东昌府,就不难理解了。

而江西呢?洪武二十六年编户155万3923户、898万2482口。还是以袁州府为例,洪武二十四年,袁州府辖四县,共计63998户、379236口。虽然相对于元代袁州路,人口缩减为三分之一,但是和北方对比,也是人口稠密地区了。袁州府下属分宜县有13230户、72287口,一个县抵得上整个东昌府的七成人口,17倍于北方的夏津县,面对这样的差距,袁州虽然只有四个县,但给个府的编制,不为过。

综上所述,明朝的府之所以呈现出北方的府规模大而数量少、南方的府规模小而数量多的规律,是基于对元朝行政区划的继承,同时针对明初的具体现实情况而又对其进行的合理化的调整,北方人口少,所以用大规模的府来管理,南方人口多,所以相对拆分的比较细碎。

这里也可以对这个结论进行验证。南方个别地区在明初的时候也进行过整合,比如湖广。

洪武八年,湖广行省下辖武昌、汉阳、蕲州、黄州、德安、襄阳、安陆、沔阳、荆州、兴国、岳州、澧州、常德、长沙、宝庆、辰州、沅州、靖州、武冈、衡州、永州、道州、郴州、桂阳、全州二十五个府,以及归、峡、荆门三州,永顺、保靖州、思南、思州四个宣慰司。此后明朝对湖广行省/湖广布政司下的这些州府进行大规模合并、降级,蕲、黄二府合并,岳、澧合并,辰、沅合并,永、道合并,兴国、武昌合并,宝庆、武冈合并,衡州、桂阳合并,归、峡(夷陵)、荆门三州并入荆州府,又将郴、靖、安陆、沔阳四府降级为直隶州。洪武十四年,湖广的调整基本结束,二十五个府除了全州府并入广西桂林府之外,剩余二十四府合并成了十三个府另四个直隶州。

而这个调整,则与湖广行省在洪武二十六年的时候有十三府十七州一百零八县,编户只有七十七万五千八百五十一、四百七十万二千六百六十口不无关系,隔壁江西十三府七十八县有八百九十万人,庞大的湖广却只有四百七十万人,自然需要进行调整的是湖广,而不是江西了。


题外话:

这个问题前后有三个人邀请过我,贺人龙同志更是在群里催我两次,我本早就想回答,却限于时间,俗务缠身,拖延到现在,而且本来是想完全打完字之后再发布的,因为开始回答的时候在外边开会,没法查资料也没法补图,不想刚打了第一句话就误点到了发布,删了再存草稿吧又成了恢复答案,我又不会操作,于是断断续续竟打了一下午,甚至评论区还出现了赌我会不会没下文的情况,在此我声明一下,这种行政区划的问题,尤其是明朝的行政区划问题,我基本上不会断更的,列位大可以放心。同样,如果大家发现了类似的好问题,也欢迎邀请我,如果我没答,那就去群里找我就行了,至于我在哪个群,懂的自然懂知道的自然知道。另外,这虽然长篇大论,却只是一家之言,只是我个人猜测,不具备学术效力,所以也别偏信我说的(上次有人拿我知乎写的东西改编成论文,结果被评了个“没有现实意义”,完事还质问我为什么要写这些没有意义的东西,这好吗?这不好。),感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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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直接答案其实很简单:

明代的行政区划是在蒙元的基础上进行改革而制定的。尤其是在府这一级,基本都是由元代的路改制而成的,元代本身是有府这一层级的,但数目很少。

所以明代府的划分的标准基本上是根据历史沿革,按照蒙元时期“路”的划分改制而成的,元朝时有多少“路”,那么明朝大致就有多少“府”,路/府数目变化不大,但因为元代的地方行政区划比较混乱有很多飞地,所以辖县略微有调整。

至于为何会形成如题主所说,在府的数目上,南多北少的格局,那可能应该再往前追溯至唐宋金元时期。我对明朝以前的历史不太了解,但就我个人猜测,南北的这种差异的来源可能发生在长期的南北割据对峙时期,比如南宋与金的对峙,两国对地方行政区划的不同而造成的,而等到元朝大一统以后,新的王朝在路/府这一级区划上仍然沿袭了原先南北各自的区划。


个人仅就明代行政层级、区划改革的情况具体说一下。

明朝首先是将行省(布政司)分割而使得数目增多。主要是将蒙元的中书省、河南江北行省、江西行省、湖广行省、江浙行省进行了重新分割。

其次就是改路为府,从而直接省掉了“路”这一层级的行政区。

蒙元的行政层级有两个特点一是层级多,二是层级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统辖关系。明代的区划改革则在此基础上减少层级,使政区体系更加简化,而这项改革又主要集中在统县政区上,即府、州这一级上。

蒙元的府数目较少,大多归路管辖,也有部分直隶于行省,朱元璋建政以后,便在能控制到的地方全部改路为府,而对原来元末时就有的府则根据地域大小、县数多少,或改设为府,或改为其他府辖的属州。

到洪武九年之后,明朝三级与四级并存的复式政区层级已完全确立:

明初的县大多继承元代的县而来,在其基础上有所省并。元代行省、路、府、州多有倚郭县,明初改路为府后,直隶州、府下属州的附郭县被废除,原附郭县管辖的地域多省入州或相邻县下。

明代对府州县的大规模调整主要集中在洪武朝,其后,除永乐年间设置贵州布政司、交阯布政司外其余地区府州县相对稳定,置废较少。即使是在明中后期新增县较多的东南地区,新增数目也很有限。

至明末崇祯十三年,共有162府(包括军民府)、255州(包括直隶州、属州、土州)、1173县。

由上图可知,北方的北直、陕西、山西、山东、河南五省所辖府数分别为:8,8,5,6,8,的确少于南方各省动辄十几个府的建置数目。

现在就以题主所说的山东和江西两省的在明初的行政区划改制情况为例。

山东的情况较为复杂,在元代属于中书省直辖,其地大致分为东平路、济宁路、益都路、济南路、般阳府路5路以及濮、德、曹、恩、冠、淄川、高唐、泰安8直隶州。可以发现,元代的五路和明代的六府,是不是数目差不多?

元末明初,明廷在山东先取消路制,以府代替路,重新划分府界,废除了直隶州、飞地,至洪武九年形成了以济南府、济宁府(后改兖州府)、东昌府、青州府、莱州府、登州府6府控制整个山东半岛的局面,改变了洪武元年初5府、11直隶州交错的混乱形势。

明代对山东府、直隶州的调整均发生在洪武十八年济宁府改兖州府之前。除了山东半岛的登、莱、宁海之地外,山东的濮、德、曹、恩、冠、淄川、高唐、泰安8个直隶州在洪武元年至四年间或废或改县或改为府下的属州。洪武七年前山东还曾有一个只辖有6县的东平府,后被改为济宁府下的属州。

胶东半岛在洪武元年至六年间俱属莱州府管辖,六年改为由宁海、莱、登3直隶州分别统辖。洪武九年五月,“上以登、莱二州皆滨海,为高丽、日本往来要道,非建府治、增兵卫不足以镇之”,划山东半岛为登州府和莱州府,至明末未变。

明代山东省的政区有以下特点:

一,洪武九年之后再无直隶州。

二,属州众多。弘治二年之后,山东属州十五,洪武初年曾有26个属州,主要是元末的许多直隶州被改成了属州。但是一些属州无县或只有一二县,很快被废除。

三,与元代山东政区相比,明代山东政区最大的变化发生在府一级上,6府的设置,使得政区设置更为合理。

四,胶东半岛地区,登莱二府与其下的州县和沿海的卫所一起对地方施行行政管理。

五,洪武十八年后,山东县级行政区非常稳定。

具体看山东6府建制的沿革:

济南府——济南路

明初济南府的设置是由元末的济南路发展而来的,实际上明代的济南府辖地要比济南路广阔得多。元末济南路仅有4直辖县、2州、7州辖县,而明代洪武十三年后,济南府下辖15直辖县、4州、11州辖县,是元末济南路、德州直隶州、泰安直隶州和般阳路、济宁路、河间路、曹州直隶州各一部分共同形成的。

兖州府——济宁路

明代的兖州府是在洪武十八年封鲁王于兖州后改济宁府设置的。济宁府前身为元末济宁路,洪武初年又陆续划入了曹州、东平州的一部分和益都路东南部。

东昌府——东昌路

青州府——益都路

莱州府——般阳路莱州

登州府——般阳路登州

只有莱州府和登州府比较特殊,属于新分出来的府,二者原先都属于般阳路下辖的属州,为什么要置府,因为这两个地方位于胶东半岛沿海地区,朱元璋以登、莱二州皆滨海,为高丽、日本往来要道,非建府治、增兵卫不足以镇之,所以才升为府。

至于般阳路,其治所在淄川县,则不复存在了,也是唯一未形成府的元代在山东地区的路。

因为登、莱二州先划出为直隶州,后皆升为府,则直隶淄川仅有般阳路直辖的淄川、长山、新城、蒲台四县,后皆隶于济南府。也即般阳路实际上是被济南、登、莱三府给瓜分了。

再看江西省:

元代的江西布政司(省)与元代的江西行省有沿承关系,但二者辖区差距很大,元代的江西行省包括了江西大部分及广东省。

而明代的江西省有13府。

南昌府,前身为元末的龙兴路。

瑞州府,前身为元末瑞州路。

九江府,前身为元代的江州路。

南康府,前身为元代的南康路。

饶州府,前身为元代江浙行省的饶州路。

广信府,前身为元代江浙行省的信州路。

建昌府,前身为元代的建昌路,原本直隶于江西行省的南丰州于洪武二年降为县,隶于本府。

抚州府,前身为元代的抚州路。

吉安府,前身为元代的吉安路。

临江府,前身为元代的临江路。

袁州府,前身为元代的袁州路。

赣州府,前身为元代的赣州路。

南安府,前身为元代的南安路。

也即明代江西13府,有11府完全来自元代的江西行省辖下的路,饶州府和广信府则来自于江浙行省的饶州路和信州路,一路对应一府,在这一层级上的数目完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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