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和明朝都是以文制武，为何结局却不一样？
宋朝的“以文制武”：一种主动的选择与深远的隐忧
宋朝的“以文制武”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历代皇帝不断巩固和强化的过程。其核心在于抑制武将的权力，防止重蹈唐末藩镇割据的覆辙，确保中央集权。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 这是宋朝“以文制武”的开端。赵匡胤通过宴请的方式，巧妙地解除了几位掌握重兵的节度使的兵权，将军事指挥权牢牢抓在自己手中。这种“不杀功臣”的方式，既避免了流血冲突，又实现了军事权力的转移，为后来的文官专权奠定了基础。
文官主导的政治格局： 宋朝形成了高度发达的文官政治。宰相和枢密使等重要官职几乎都由文官担任。军事指挥权虽然名义上属于枢密院，但实际决策权往往掌握在皇帝手中，而皇帝则高度依赖文官集团的辅佐和建议。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使得文官队伍不断壮大，素质也相对较高，他们成为国家政治的中坚力量。
军事制度的设计： 宋朝对军队的构成和指挥体系进行了精心的设计，以限制武将的权力。
兵将分离： 将领与士兵之间存在一定的分离，士兵的调动、赏罚等权力并非完全由主将掌握，而是受到中央机构（如枢密院、三衙）的制约。
多级指挥与制衡： 军事指挥上，常常设置多个指挥官，相互制衡，防止出现一人独揽大权的情况。例如，一个战役可能同时有方面的将帅、副将、都监等，他们的权力相互牵制。
文臣监军： 派遣文臣担任监军，监督将领的行动，甚至拥有一定的否决权。这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武将，但也可能造成指挥上的不协调。
经济基础的支撑：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发达的商品经济、庞大的城市人口、充足的财政收入，为养育庞大的常备军提供了经济保障。虽然军费开支巨大，但强大的经济实力能够支撑这种消耗，也让文官集团在财政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宋朝“以文制武”的结局：
宋朝的“以文制武”在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方面确实取得了显著成效。它避免了唐末那样动荡的局面，使得社会相对稳定，文化和经济得以繁荣发展。然而，这种制度也埋下了深远的隐忧：
军事力量的衰弱： 过度地限制武将的权力，加上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情况，导致宋朝军队的战斗力相对较低。面对北方的强敌（辽、金、蒙古），宋朝常常处于战略劣势，屡屡战败，最终导致了靖康之耻和南宋的偏安。文官集团虽然能够提供智谋，但在战场上的实际指挥能力往往不如经验丰富的武将。
财政的巨大压力： 为了支撑庞大的常备军和雇佣兵，宋朝的财政负担极其沉重。军费开支占了国家财政的相当大一部分，这不仅挤压了其他领域的投入，也使得财政一旦出现危机，整个国家都将陷入困境。
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战略困境： 宋朝的政治体制和军事思想更适应于管理内地汉族地区，但在面对北方游牧民族这种强调军事勇猛和个体作战的民族时，其“以文制武”的优势便荡然无存，反而成为了其致命弱点。
明朝的“以文制武”：历史的惯性与制度的缺陷
明朝的“以文制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宋朝经验的继承和延续，同样是为了防止武将专权，巩固皇权。但明朝的实践却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也带来了不同的后果。
洪武年间的集权： 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初期就高度警惕武将的权势。他运用严酷的手段，清除了大量开国功臣，削弱了武将的实力。他设立了都督府管理军事，但又设立了五军都督府，分别掌管调兵、训练、装备等不同职能，形成相互牵制的局面。同时，他设立了军事监察机构（如巡抚、总督），以及文官担任的兵部尚书等职务，从制度上进一步限制武将。
废除丞相制度的连锁反应： 明朝废除了丞相制度，将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一人。皇帝成为军队的最高统帅，但由于皇帝本人未必有军事才能，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兵部尚书和枢密院（后改为内阁参与军务）等文官机构的辅助和建议。
内阁的军务参与： 随着时间推移，内阁逐渐成为军务决策的重要机构。虽然内阁成员多为文官，他们也需要依赖兵部和前线的将领来获取信息和执行命令。在一些关键时刻，内阁的决策能力和对军情的掌握程度会受到考验。
军户制度与募兵制并存： 明朝初期实行军户制度，士兵世代相袭，但这种制度的弊端逐渐显现，战斗力下降。后期转向募兵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军队的专业性，但同时也增加了财政负担，并且容易导致军阀主义的抬头（如后来的北方军阀）。
对内忧外患的处理： 明朝面临着复杂的内忧外患，既有北方的蒙古威胁，也有国内的农民起义。在处理这些问题时，虽然有经验丰富的文官参与谋划，但战场上的实际执行和应对，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武将的能力。
明朝“以文制武”的结局：
明朝的“以文制武”在短期内似乎也维持了中央集权，但其后果却比宋朝更为严重，最终导致了王朝的覆灭。
文官集团的党争与内耗： 明朝的文官集团权力极大，但同时也滋生了激烈的党争。党争不仅耗费了大量的政治精力，更重要的是影响了国家在关键时刻的决策能力。在面临边患和内乱时，文官集团为了自身利益，往往会相互掣肘，阻碍有效的军事部署和指挥。例如，万历年间的怠政，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文官集团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
军事实力的削弱与地方割据的隐患： 虽然明朝也在努力加强军事力量，但与宋朝类似，过度的文官干预和制度设计，使得军队的战斗力难以得到根本性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在镇压农民起义和抵御外敌的过程中，地方将领的权力不断膨胀，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例如，戚继光、李如松等名将虽然战功卓著，但其治军权和兵权受到严格限制，也为后来的地方军阀埋下了伏笔。
财政的枯竭与军费的不足： 明朝后期，财政状况日益恶化。一方面是辽东战事的消耗巨大，另一方面是国内税收的征收困难，以及宦官、权贵对财政的侵蚀。军费的不足直接导致军队的装备落后、粮饷不济，士气低落，战斗力直线下降。当李自成起义爆发时，明朝军队已经是一支疲惫不堪、战斗力极差的武装。
军事人才的压制： 由于“以文制武”的基调，许多有才能的武将可能因为不善于权谋或与文官集团关系不佳而受到压制，无法充分发挥其军事才能。即使有像戚继光这样的名将，其治军的自主权也受到很大限制。
为什么结局不一样？核心的差异点：
虽然都推行了“以文制武”，但宋朝和明朝的结局之所以不同，关键在于：
1. 对手的差异与国家承受能力：
宋朝 面对的是北方的游牧民族，他们的军事优势在于机动性和个人勇武。宋朝的“以文制武”虽然导致其军事实力相对较弱，但强大的经济基础和相对成熟的官僚体系，使其能够长期维持偏安政权，并支付巨额的岁币来换取和平。它并没有因为军事上的劣势而立刻崩溃。
明朝 面临的挑战更为复杂，既有北方的边患，也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明朝的“以文制武”导致其军事力量在面对内部瓦解时更加脆弱。当财政枯竭、党争激烈、军心涣散时，强大的军事力量就成了最先被牺牲的对象。面对李自成这样有组织、有声势的农民起义，明朝缺乏能够力挽狂澜的军事力量，最终被内部矛盾所吞噬。
2. 文官集团的性质与运作方式：
宋朝 的文官集团整体素质相对较高，虽然有党争，但整体上能够为国家提供相对稳定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其“以文制武”更多的是一种制度设计，而非文官集团直接操控军队。
明朝 的文官集团则表现出更严重的党争和内耗，党争的烈度对国家政治的腐蚀性更强。文官集团对军务的直接参与和决策，在缺乏有效制衡的情况下，更容易导致僵化和低效。
3. 财政基础的韧性：
宋朝 拥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即使军费开支巨大，也能够支撑较长时间。其财政的韧性使其在军事上处于劣势时，仍然能够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
明朝 后期的财政状况急转直下，财政的崩溃直接导致了军事力量的彻底瓦解。当国家财政无法支撑军队的正常运转时，再多的“以文制武”都是空谈。
4. 制度设计的侧重点：
宋朝 的“以文制武”更侧重于“防范”和“控制”，通过制度设计来分散和制约武将的权力。
明朝 的“以文制武”在初期也带有“控制”的意味，但后期随着皇帝权力的高度集中和文官集团的膨胀，其“制约”的作用反而被内部的政治斗争所消解，并且在面对严峻的军事挑战时，这种制度设计显得越来越不适应。
总而言之，宋朝和明朝虽然都选择了“以文制武”的道路，但由于各自所处的历史环境、面临的内外挑战以及制度执行的具体情况存在差异，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局。宋朝的“以文制武”是一种在军事上付出代价但换取了长期政治稳定的选择，而明朝的“以文制武”则最终因为财政的崩溃和文官集团的内耗而导致了整个王朝的覆灭。这并非简单地否定“以文制武”本身，而是说明任何一种治国方略，都必须与时俱进，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和完善，否则就会成为导致衰亡的根源。
网友意见
现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国防部长也都是文人啊
打仗时候享有最高统帅权力的总统也好主席也好书记也好总理也好，也都不是将军啊
问题就在于
你不要瞎指挥··················不要不懂装懂
是吧，宋代是文人抢功劳瞎指挥，输了贬官过几个月就官复原职了，武将是罪魁祸首杀了再说，赢了文人升官，武将家里狗长角恐怕有不轨之心赏他一个自尽吧···
明代太监监军虽然抢功劳但是不瞎指挥啊····
崇祯恢复太监监军的时候怎么说的，朕御极之初,摄还内镇,举天下大事悉以委大小臣工,······结果你们···········
前边正打着呢，你堂堂总统打电话给前线：张班长，把你的机枪往前移动三十米····
李排长打着打着正想用机枪压制左边包抄过来的人呢，回头一看，我的机枪！我放这里这么大一挺机枪呢！！
对比下我们看主席的电报，很简单，大部分都是你这个月想办法消灭多少敌人，你这个月要拿下几个城市，具体怎么弄，你自己根据自己情况自己研究，我这里就提一个大概的方向···
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
落第举子打的两个进士屁滚尿流
明朝末年要指望反贼李定国举人张煌言海寇朱成功，状元进士们是干好事干不了干坏事也干不了··
清朝末年同进士曾国藩举人左宗棠老农杨秀清···状元进士们还是干好事干不了干坏事也干不了··
其实这就是晏子说的，儒家的学问永远也学不完，汉唐时候你学完儒家还能学别的，到了后来儒家的学问越来越多，已经是你学儒家的学到最后，已经没时间学别的了······
清朝中期以后，进士去当官身边都带着一堆钱粮师爷刑名师爷··就是这个原因···当官都不会当了···
他自己是真的除了满嘴圣人言论那是什么都不会了···
但是好歹清朝的儒家还知道自己不会要带钱粮师爷刑名师爷···
宋代可真是就算我不会，那我也要亲自去指挥····
实际上，唐朝也经常以文制武。裴度、白敏中都以宰相之尊，上前线挂帅（还有一个房琯，不过这是打败仗的反面例子）。问题是裴度、白敏中都在第一线作战（裴度有一次还差点被嘴炮混功爱好者李光颜坑死），铁血强宋的文官像范仲淹、庞籍、韩琦，大都龟缩在后方。
当然宋朝也有被任命方面之寄又能冲锋的文官，比如王韶、章楶，不过这两人一般被当作武人。
宋主要两个问题，军队中分权过度，指挥混乱且互相掣肘；文官以怯懦为荣，不愿意亲临一线作战。
张载，字子厚，长安人。少喜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书谒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
宋代其实一直都有文士谈兵的风气，但始终被打压。比如张载从一个热血豪杰被范仲淹忽悠成了一个整天讲大道理的理学家。
大明虽然以文制武，轻武重文，那是瞧不起武人无学。文人上战场冲锋陷阵是非常受尊重的。
且明代的重文轻武，有趣地导致了武将往往习作诗词文章，展示文学，以显示自己并非不学无术；如戚继光、俞大猷、李如松，皆以能诗著称。
关于宋朝过度分权导致军事衰弱，详见本人另一个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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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末期，宰相李林甫以“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为理由，建议玄宗重用蕃将，进一步削减了文士出身官员的统兵机会。后来安史乱起，朝廷为了作战任务的需要，也改派有军事经验的武将取代某些由儒者担任的地方官职。例如，河东太守李麟，在任时甚有政声，但因安禄山的军队逼近，“朝廷以麟儒者，恐非御侮之用，乃以将军吕崇贲代还”。
儒者、文士不能处理军事的印象，似乎在玄宗朝晚期已然形成，上位者将统兵之任交付武臣成为趋势。
然而，“卿相统兵”毕竟是唐代长期的传统，肃宗即位后，仍任命有“文武才”的文臣统兵。至德年间（756～758），房琯和张镐先后以宰相的身份统兵作战，但两人皆未能立功。尤其是房琯亲自领军反攻长安，却大败于陈涛斜。当时人将此一挫败归咎于房琯所倚重的僚属李揖、刘秩等人是“儒家子，未尝习军旅之事”，似乎更加深了读书人无法处理军务的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武官更有理由独揽军事议题的发言权，压制文臣对于边防的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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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段材料而言，唐朝实有以文制武传统，且以文统武的时代，反而是军事上最辉煌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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