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和明朝后期都是商品经济发达，为什么思想上却截然不同？
宋朝：理性思辨的黄金时代
宋朝，尤其是北宋，商品经济的繁荣首先带来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和视野的拓展。随着商业的发展，城市人口激增，市民阶层崛起，他们对知识和文化的需求也日益增长。科举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为庶民进入仕途提供了可能，使得读书不再是士族专属，也激发了人们对学问的普遍热情。
更重要的是，宋朝的商品经济与一种独特的思想氛围相结合。文官政治的成熟，使得士大夫阶层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他们既是政治的参与者，也是文化的创造者。与唐代以贵族为主导、崇尚玄学的思想氛围不同，宋代士大夫更加注重现实关怀和个人修养。
理学的大行其道： 这是宋朝思想最鲜明的特点。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试图在变化的世界中寻找永恒的“理”。他们将“理”看作是宇宙万物的根本法则，强调通过格物致知、穷究事理来认识“理”。这背后隐藏着对社会秩序、人生价值的理性探寻。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物质的丰富，但也可能引发道德的滑坡和价值的迷失。理学作为一种回应，试图通过重建道德规范、确立伦理秩序来稳定社会人心。例如，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虽然在后世受到一些批评，但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社会教化意义，是对过度追求物质享受的一种反思和制约。
思想的开放与多元： 尽管理学成为主流，但宋朝的思想界并非铁板一块。佛教、道教依然有其影响力，佛道思想中的某些元素也融入了理学之中。同时，像苏轼这样的文人，虽然也信奉理学，但其思想更加豁达飘逸，充满了人文关怀和对生活的热爱。这种思想上的兼容并蓄和争鸣，使得宋朝的思想显得生机勃勃。
士大夫精神的独立： 商品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使得部分士大夫有了经济上的独立，他们不完全依赖于朝廷的俸禄，从而有更大的空间去表达自己的观点。即使被贬官，一些士大夫也能在地方上继续著书立说，传播思想。这种精神上的独立性，是宋朝思想保持活力的重要原因。
明朝后期：僵化保守的压抑
明朝后期，特别是嘉靖、万历之后，商品经济同样得到了长足发展。江南地区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的生产和贸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涌现出许多富甲一方的商人。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似乎为思想的活跃提供了土壤。然而，与宋朝截然不同的是，明朝后期的思想领域却逐渐走向僵化和保守，压抑了自由的思辨和创造力。
思想的钳制与专制加强：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便以严酷的手段巩固皇权，实行文字狱，严厉打击任何可能威胁到皇权的思想。到了后期，尽管经济繁荣，但皇权专制却有增无减。内阁的权力斗争，宦官的干政，都使得政治环境愈发险恶。在这种环境下，任何稍有出格的言论都可能招致杀身之祸，这极大地扼杀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
理学的僵化与教条化： 明朝中期以后，理学走向了僵化和教条化。王阳明心学虽然一度带来了新的思想活力，强调“致良知”和“知行合一”，提倡内心世界的探索，这与商品经济发展中个体意识的觉醒有一定的契合之处。然而，随着王学传播的世俗化和某些分支的极端化，心学最终也未能突破僵化的藩篱。而程朱理学在官方推崇下，成为巩固统治、压制异见的工具。科举考试以理学为标准，使得士子们皓首穷经，死守圣人言，丧失了独立的判断能力。
“以商为末”的观念依然存在： 尽管商品经济发达，但传统“士农工商”的等级观念并未被彻底打破。虽然商人的财富日益增长，但他们在社会地位上仍然处于较低的层次。官僚体系仍然是社会的主流价值追求，许多知识分子仍然希望通过科举入仕来改变命运。这种观念的惯性，使得即使是经济上的繁荣，也未能从根本上动摇以农业为本、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和思想体系。
精神的压抑与逃避： 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财富的同时，也加剧了社会贫富差距，社会矛盾也日益尖锐。在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的背景下，一些知识分子选择了消极避世，或者沉溺于个人精神世界的虚幻构建。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严苛的社会管制下，能够安分守己、遵循礼法，就已经是一种“智慧”了。思想的活跃和对现实的批判，在这个时期反而成为一种危险。
总结来说，商品经济的繁荣是宋明两朝共同的特征，但思想上的差异根植于更深层的历史和社会结构原因：
1. 政治环境： 宋朝文官政治相对成熟，士大夫阶层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和一定的政治独立性；而明朝皇权专制极端，思想控制严酷，压制了自由思辨。
2. 思想主导力量： 宋朝理学虽然强调“理”，但其出发点是回应现实社会变迁和对个体修养的追求，并且在发展过程中有相对的开放性；明朝后期，理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走向僵化教条，服务于政治统治。
3. 社会结构与阶层流动： 宋朝科举制度的完善促进了阶层流动，市民阶层的兴起也为思想的多元化提供了社会基础；明朝后期，虽然经济繁荣，但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的惯性仍然强大，传统观念对商业的歧视并未完全消失。
4. 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 宋朝知识分子虽然也面临政治风险，但总体上拥有比明朝后期更大的表达空间和更强的精神独立性；明朝后期，严酷的政治环境迫使许多知识分子选择沉默或转向个人内在的“心灵鸡汤”，而不是对社会进行批判性的反思。
因此，商品经济的繁荣只是一个物质层面的指标，它如何影响思想，最终取决于当时政治体制、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宋朝的商品经济与相对开放的政治和活跃的士大夫群体相结合，催生了理性思辨的繁荣；而明朝后期的商品经济则是在专制压抑和思想僵化的大背景下发展，未能激发出与之匹配的解放思想，反而可能因为加剧社会矛盾而促使统治者采取更严酷的思想控制手段。
网友意见
明朝并不能单纯的理解为人性解放。
我们展开画卷，把明朝社会风气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俭朴冷肃的低欲望时代
明太祖建立了新的帝国以后，国家因为连年兵燹，四野凋敝，淮北两岸骸骨暴露，蒿草半腰，人口锐减。为了尽快恢复生产，出台了一系列奖励生产，轻徭薄赋的政策。
据《元史·地理2》记载，淮扬一带人口的损失令人吃惊，原扬州路一司、二县、五州、九县人口1471194人，户249466。高邮府高、宝、兴三县50098户，到了洪武初年，扬州城内土著居民仅40余户，农村是“积骸成丘，居民鲜少”、“蓬蒿及腰、百里无人烟”；
于是在在法律上确定了封建等级关系，并配套的制定了严格的服饰，居室，饮食，车马等秩序。并且大力的打压在明代就造成了严重社会问题的苏浙豪强。
在洪武至宣德末年，整体基本上保持着朴素的社会风气。在江南地区的宴饮标准是围坐，轮流传递酒杯饮酒，菜品也十分简陋，没有歌舞乐器助兴，明初的城市饮食特点是：“筵不尚华” 。
洪武元年，朝廷下令恢复唐代的衣冠制度，命令所有的老百姓都要在头顶束头发，官员戴乌纱帽，穿圆领袍，束带，着黑靴。士子百姓的装束是戴四方巾，穿杂色盘领衣，不可以用黄、玄两种颜色。士绅百姓的妻子所用的首饰只可以用镀金的银饰，耳环用黄金或者珍珠，钏、镯用银子。穿着的衣服是浅色团衫，用纻、丝、绫、罗、绸、绢制成，乐妓则戴明角冠，穿皂褙子，不允许和民妇相同。《明太祖实录》卷30
服饰等级确立以后，就被作为严格的典章制度，写进了《大明律》以及具有法律性质的《大诰》，所有军民都要遵守，不得越级穿戴。
洪武元年，一群士兵和轻浮的年轻人将鞋子的高帮截断，然后用金线做装饰，脚上穿着短靴，身上穿着华丽的服装，聚集在一起，蹴鞠玩耍。这帮人被南京城的五城兵马司抓住关进打牢，上报请求处理意见之后，这些人全部砍断了脚。
服饰制度本意是建立封建等级制度，维系贵贱之别，符合天理尊卑，其次是教导人民保持淳朴的风气，不要奢侈。还反映了朱元璋的小农经济思想，体现了明初农业社会的基本生活特征。
在弘治、正德年间当官的人，大多数生活都很俭朴，即便是做官做到了部寺京卿，家里也没有什么财产，嘉靖年间，有人开始钻营贪腐为子孙积攒家产，周围的人甚至都会集体嘲笑他。在南京，正德、嘉靖之前的风气非常的淳朴厚道，士人们把写文章的好坏，讨论事物的观点深度、做人的气节作为主要的事物，不钻营谋求土地田舍，更不会嫖娼、蓄养歌妓（营声利，蓄伎乐者，百不一二见），这样的人一百个里面也看不到一两个，比例很低。
万历本的《南通县志》卷2记载明初的南通州，一般是宾主四人，宾客入过多，容纳不下，那么主人就坐在宾客的边上。用瓷杯行酒，自斟自酌。有的庶民家庭，终身不设宴待客。临时有事用一盆豆子和肉做的菜来招待客人，客人也不把这看作是简单怠慢。一些贵家巨族，没有重大的事情，也不会举办筵席，不会张灯结彩，更不会搞歌舞戏曲。偶尔开一次宴会，请了歌舞班子，周围的人都会一起去看，谈论好几天。
江苏江阴县，明初宴会的菜肴也以八盘为限，四个人合坐，凑成一席。嘉靖本《江阴县志》卷4；
嘉靖、隆庆时期，一些清廉的官员退休后，生活十分窘迫，经常需要去教书来贴补家用。十六世纪中期以前，士绅们对投资土地的兴趣缺乏的另一个原因是徭役制度，由于一条鞭法在隆庆中期才开始慢慢具备雏形，万历初才开始大规模施行，老百姓的徭役负担很重，手里有田负担就重，有钱的富户也不愿意买地，虽然士大夫有特权豁免，但是土地的回报依旧不够丰富，举例来说，嘉靖年间有位被罢官的大臣叫做许毂（尚宝司卿），他回到老家南京附近的安德乡购买了2顷的上田，一年的收入是400石，大约66800斤米，扣除粮差和支付给佃户的粮食外，所剩不过200石，这点收入对维持生活来说并不宽裕。
明代的很多中产之家是几代人积攒下来的，供养一个读书人需要一个家族数代人的努力。
所以，在明前期，有钱的人中产之家，盖房子前院也只是土墙茅顶，到了后院才用点砖瓦。
第二个阶段：经济发展的解脱束缚阶段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恢复，经济逐渐趋向繁荣，人们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在生活上出现了很多违禁的行为。例如不按照服饰、居室等制度来进行生活。这个阶段大概是在宪宗至弘治正德年间。
自明代中期以后，城市居民的服饰争奇斗艳，“服妖”的出现，与其说是对传统的反叛，不如说是一种基于城市繁华之上的商业社会的生活特质。
这种变化是自上而下的，皇帝耽于享乐，进而影响到士大夫。
自成化以后，城市饮食生活日渐奢华，这种风气首先来自于宫廷。以本该清素的斋醮来说，明初用的果品是“散撮”，就是散着对方在器皿中，重量不超过八斤。到了成化年间，果品都改成了“粘砌”，就是用各种颜色的果品站在一起，弄成一定的花样。用来装果品的盘子，也增加到了一尺大，装满的话要13斤。宫廷吃的豆腐已经不是豆子制作的了，而是改成用百鸟脑浆酿成，一盘豆腐要几千个鸟。
上行下好，民间的饮食也逐渐由俭素转向丰腆，果肴讲究，宴会不断。先前的喜宴不过是水果五盘、菜肴六盘、汤三盏，中期以后，菜肴动辄十品，还是浙江新昌县，官宦豪门一开宴会，席上的菜肴就有五干五湿十样。碟盘满桌，“设看卓然”。
商品生产增加了，追逐利益的商人们自然获取了丰厚的利益，他们也不再满足于礼法等级制度的束缚。而老百姓也因此受到影响，在江南的城市中，俗尚侈糜，人情乖离，城里人把农民作为：“嗤鄙”的对象，何乔远《名山藏》卷60中说，要是一个农民一辈子都没进过城，就会：“父兄羞之，乡党不齿”。
城市需要农村劳动力的补充，自明代中期以后，农村人口开始分化，逐渐流入城市，既补充了城市劳动力的不足，也带来了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文化交流。农村人口的分化是伴随着农村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而来的。
第三个阶段：全面突破且扭曲的社会风气
我个人是把这个时期定义为从嘉靖中期至崇祯末期；为什么这么说？嘉靖中期的嘉靖大倭寇，本身就反应了沿海商贸的极度繁荣及形成了沿海走私——内陆多条中专线的趋势，加上农业生产中经济作物（棉花、烟草、缫丝等）生产的急速扩大，江浙一带是生产经济作物购买粮食，湖广一带是生产粮食购买经济作物生产的商品（纺织品、生产工具等）这样一个环境。
经济发展，物质丰富导致了人们在社会风气上追逐奢华享受，甚至是扭曲变异的审美。从士大夫的城市山林到士人从事商贾，无不反应这一特征。
万历年间，一个北京士大夫家的家常宴会，席间宾朋满座，杯盼错致，味尽水陆，还有人唱曲劝酒，宴会的高潮部分两道压轴名菜，一个叫做火炙鹅（提前喂好椒浆，放在笼子里面火烤，肉熟鹅未死），另一道是活割羊。晚明的士大夫留心烹饪，争奇斗巧。
浙江嘉兴，有人请客用银水火炉、金滴嗉（酒壶），每个客人用金台盘一副（一副筷子，一张盘子，一只调羹，还有酒杯、碗等），是双螭虎人金杯，每副重十五六两。除此之外，宴会的费用也日渐增高，一般一个席面要花费白银一两，多者达到数十两。
洪武年间创立服饰制度起，就不断有人违例穿戴，到了永乐、洪熙年间，突破服饰禁令的现象更是时有所见。至于到了成化、弘治以后，服饰式样翻新，不分男女，面料也日渐奢华，官方的服饰制度已经形同虚设。例如：
1. 僭越礼法，明代的品官工作服是没有蟒服的样式，到了成化、弘治以后，内外官员都已穿着蟒服为荣，这种蟒服，实际上已经很接近龙衣，不仅品官穿着蟒服，就连一些内官也讨要蟒服。《国朝典汇》卷111记载；
2. 洪武年间，百官只能在下雨天带雨帽，到了天顺年间，官员们竟然擅自创制雨衣，而且面料十分精致，用红毡制作，叫做：“红毡雨衫”《明英宗实录》卷300；
3.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老百姓也超越礼制，追求美衣鲜服，采用金、玉做首饰也是稀松平常。当时北京民间的百姓服饰，面料竟然用大红织金罗缎、遍地金锦，首饰则用宝石珠翠。衣服也五花八门，有蟒龙、飞鱼、斗牛、大鹏、狮子、四宝相花、大西番莲等，颜色有姜黄、柳黄、明黄、玄色等，紫红两种颜色，是禁色，但是老百姓的服饰中却成了很平常的东西，甚至有人穿着皮靴，大模大样的走在紫禁城中。
4.服饰制度由简朴转向好美，奢侈是晚明城市风尚的基本特征，即便是家里无担石存粮的庶民百姓，也要可以打扮，装饰门面。在等级和礼教的束缚下，明初俗尚简朴，视为当然。无论是诸生士子，还是市井小民，不管是去学校还是市肆，都是一身布袍。就算是家庭条件好的人家，穿着稍微华丽，也不过是用薄缣纱做衣服，平时所在箱底，重要节日或者会见宾客的时候才拿出来穿；
5.内官的服饰，一向也有定例，必须尊例而行。到了明末因为太监擅权，变革服饰，违例穿戴，习以为常。史梦兰《全史宫词》记载，明末的太监大多戴束发冠，蟒龙蟠绕，下加额子，左右插长雉尾。王誉昌《崇祯宫词》中记载，崇祯年间，有一位老太监，头戴翼善冠，上面嵌着一颗巨珠，是夜明珠，紫光如莲花；
6.内官所穿的衣服叫做“曳撒”（读yìsǎn）,颜色青红不等。穿红色曳撒的内官叫做“穿红近侍”，有权利的太监们近侍则穿“红蟒”贴里，宫里的长随、火者只能戴“平巾”，穿的衣服也很随便。
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到了万历年间，在江南的一些城市中，服饰穿戴上出现了令人惊骇的怪现象，以至于被当时的人称作“服妖” 。
晚明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风气从俭朴渐渐变为侈奢，归有光（六十岁才中进士）在嘉靖年间记录江南地区奢靡之风时写道：“江南诸郡县，土田肥美…俗好奢靡，美衣鲜食，嫁娶葬埋，时节愧遗，饮酒宴会，竭力以饰观美”。这种奢侈的风气逐步影响到了社会各个阶层，当时社会上以奢为富，以富为荣，广大的读书人也不可避免的卷入这样的风气当中。甚至有读书人被迫抛弃原本朴素的穿着打扮，而去迎合奢侈的风气，进一步的加重了读书人的经济负担。
此外，晚明江南人分产异炊和家庭小型化已经很常见，未分家之前，一家之中兄弟几个除了供养家庭外，尚可再供养一个兄弟读书。但是分产之后，读书的那个人很可能就是这个小家庭中的主要劳动力，他不仅要养活自己，还要支撑柱整个家庭。
此外还有病态的审美，士大夫之间流行杯鞋，就是把妓女的绣花鞋里面倒上酒喝，当时被视为很风雅的一种行为。士大夫不仅仅在应付官场交际时举行宴会，即便是出差，家居，或者是在旅行途中，也会举办酒筵。
焦竑《玉堂丛语》卷8记载，万历年间的首辅大学士张居正，吃饭的时候，桌子上的菜品多达上百品，但是还是觉得没地方下筷子。
但是秀才们的生活却很困苦，一些明代笑话里面说秀才们在孔庙祭祀结束后抢夺祭品的事情。普通的秀才吃的上大米饭，细粉汤日子就算过得不错了。
士大夫们还自己建造宅第，也是规模宏敞，与一般民居有别。西班牙人拉达《记大明的中国事情》一书中描述：
大人物的房舍虽则无楼，却很大，占地甚广，因为有庭院和不止一个的庭院，有大厅和许多寝室，还有菜园。这类厅一般都比地面高出三四级，用大而整齐的石板铺成阶级。屋基通常用方石，打在每间屋地面，约一瓦拉高。再在基石上立几根柱松木柱或桩，顶的拱心制作良好，屋顶铺瓦。虽然没有石灰，地板仍用砖紧密砌成，用时用石板。在柱之间，他们用板条和胶泥在支架上筑成薄墙，用大木板加固，两边先涂泥再抹灰。庭院和菜园的墙用舂牢的泥土筑成，外面抹灰。这是典型的福建城居缙绅宅第。
没有楼仅仅是福建城市的特例，而在江南，城居士大夫的宅第多建楼房，士大夫的大厅，多为五间，在厅前还有屋，俗名“五厅三泊暑”，意思是可以借此障蔽炎热。又称“卷棚”，也有避暑之用。
至于楼主说的人性解放，是到了中晚明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上层的生活腐败导致的制度松弛，程朱理学失去了相应的控制力。王阳明的心学开始逐渐兴起，官方的态度并没有打压姿态。新的经济形势下滋长的社会因素在思想界引起的必然变动。
直接的对文学上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的人们所谓思想解放，更多的是冲破国初的相关束缚和制约，很多方面并不是积极向上的。士大夫们耽误声色犬马享受，统治阶层无法管控日益崩溃的礼法制度体系。
本来应该积极发展的解放思潮，并没有在整个社会风气中起到太大的正面作用。
我们可以赞扬这种思想解放，例如提出了财产不可侵犯和唯物主义的萌芽，提倡个性以人为本和妇女解放，甚至还有物竞天择的观点，但是这些都需要我们清楚的看到：
整个晚明社会是笼罩在经济蓬勃发展下的极端物欲当中的，作为社会底层的农民生活仍旧十分艰苦，被剥削压迫的厉害，土地兼并带来了极大的社会矛盾，经济发展并没有促进国家财政的健康发展，反而是少数人攫取了社会财富，却留下了遍布疮痍的、阶层对立且不可调和的矛盾。
而这种解放思潮，没有有效的调和这些矛盾，没有对社会风气的正面化起到引导作用，所以我对中晚明以来兴起的所谓人性之解放，持有谨慎的态度。
至于宋代，实在抱歉，了解的较少~
俺不是来答题的，俺是来伸伸脚的。
前后七子是搞文学的，明朝搞理学的有薛瑄、吴与弼、胡居仁、陈献章、娄谅、湛若水等。
此外还有气学的罗钦顺、王廷相，东林的顾宪成、高攀龙，戴山的刘宗周、黄宗羲，以及李贽、心学的王守仁。
《弟子规》是清朝人写的，而且直到近现代才火（主要是伪满洲国的万国道德会和台湾教育自由化后的天帝教、一贯道等宗教组织）。
《二十四孝》是元朝人总结的不假，但那不是元朝才有的故事。
例如“闵损芦衣顺母”应该是最早见于宋朝的《闵子骞单衣记》，又例如“郭巨埋儿”最早见于东晋的《搜神记》（据说西汉刘向的《孝子传》就有，但那本书毕竟失传了），再例如“董永卖身葬父”更是最早见于三国曹植的《灵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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