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和明朝哪个赋税更重？

宋朝和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两个重要的朝代，它们在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上都有显著的差异。谈到赋税，这两个朝代也各有特点，要判断哪个更重，需要从多个维度去理解。

宋朝：重商抑武下的财政压力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经济空前繁荣的时代，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城市化水平很高。然而，与这种繁荣相伴随的是，宋朝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冗官冗兵问题：宋朝为了避免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局面重演，采取了“重文轻武”的国策。这导致了官员数量的激增，也为了制衡武将，养了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军队的开支、官员的俸禄以及各级机构的运作，都给国家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对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岁币：为了维持与北方强大邻国的和平，宋朝不得不支付巨额的岁币。这笔开销是国家财政的一大窟窿，尤其在与金国交战后，岁币数额更是大幅增加。
相对较低的农业税率，但商品税、服务税种类繁多且税率不低：宋朝的农业税率（如田赋、夏税、岁耗等）在理论上并不算特别高。但是，为了弥补军费和岁币的开支，宋朝政府大力发展商业，并从中收取各种税费。这包括：
市易法：由政府设立市易务，低价购入滞销货物，高价卖出，从中获利。虽然初衷是平抑物价，但客观上是一种变相的商业税。
酒、茶、盐专卖：这些是宋朝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通过专卖制度，政府从中获取巨额利润，这实际上是将税收压力转嫁到了普通消费者身上。
关津税：货物在通过陆路或水路检查站时需要缴纳的税费，种类繁多，税率也不低。
各种杂税和规费：除了上述主要税种，宋朝还有许多名目繁多的杂税，例如临安（南宋首都）的“角户钱”（按门数征收）、“路引钱”（出入城市的通行费）等等。这些零散的税收加在一起，给商人和普通民众带来了不小的负担。
财政收入结构单一：由于政治制度的限制，宋朝虽然商业发达，但主要财政收入仍然依赖于国家直接控制的专卖和间接的商业税。这使得财政收入对市场波动较为敏感，一旦商业不景气，财政就会陷入困境。

总的来说，宋朝的赋税特点是：农业税相对稳定，但对商业、手工业以及服务业的征税非常精细化和多样化，整体上“寓税于利”的色彩较浓。对于普通百姓而言，虽然直接的土地税可能不如某些朝代那么重，但间接的消费税、服务税以及各种规费，尤其是与政府专卖相关的税负，也是相当可观的。特别是对于商人而言，流转税和各种中间环节的费用，会显著增加其经营成本。

明朝：皇权强化下的财政收敛与变动

明朝在中国历史上，同样是一个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明朝的赋税制度经历了较大的演变，尤其在“一条鞭法”推行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赋役合一与“一条鞭法”：明朝初期沿袭元朝制度，赋役名目繁多，且征收标准不一，导致地方官员有很大的操纵空间，百姓负担沉重且不公。洪武年间，朱元璋曾试图进行改革，但效果有限。到了嘉靖、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是明朝赋税制度上的一个里程碑。
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将原来的田赋、夏税、秋粮、徭役（力役）等多种名目合并，折算成银两，按亩征收。这大大简化了税制，减少了中间环节的盘剥。
赋税负担的转移：一条鞭法虽然简化了税制，但它将徭役折算成银两缴纳，客观上是将劳役的负担转化成了货币负担。这对于拥有土地但缺乏劳力或时间承担徭役的富户是有利的，但对于贫苦农民，特别是那些依靠自己的劳动力为生的人来说，可能是一种新的压力，因为他们需要将劳动成果转化为货币来缴纳赋税。
货币税的兴起：随着一条鞭法的推行，赋税越来越趋向于以银两形式征收。这使得经济活动与财政收入的关联性更强，但也意味着一旦银根紧缩或出现货币危机，财政也会受到严重影响。
土地税的增加与“口分田”的影响：明朝中后期，随着人口增长和耕地面积的扩大，土地税的绝对数量有所增加。尽管一条鞭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税率的过度上涨，但官员的贪腐、各地灾荒以及战争开销，依然使得地方官员不得不通过各种手段增加征收。例如，一些地方将无主荒地、官田甚至私占的土地也纳入了征税范围，或者提高了征收的“耗羡”（即在征收过程中增加的附加费，后来被合法化并纳入税基）。
商业税相对不重（但也有变化）：相较于宋朝，明朝对商业的直接税收种类似乎没有那么繁杂，尤其是在一条鞭法之后，许多原来针对商业的杂税可能被合并或简化了。但是，明朝对盐、茶等专卖品的收入依然非常看重，这与宋朝有相似之处。此外，明朝在对外贸易方面，例如海关税，虽然有时会因政治原因有所波动，但总体而言，它也是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
财政支出压力与摊派：明朝同样面临着财政支出压力，尤其是在万历年间，长期的战争（如万历朝鲜战争）和皇室的奢靡开销，使得朝廷不得不向地方摊派更多赋税。这些摊派往往绕过既有的税制，直接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比较和结论：

要说宋朝和明朝哪个赋税更重，很难给出一个绝对的答案，因为“重”的定义可以从多个角度解读：

1. 从税负的绝对值和税率来看：如果单纯看农业税率，尤其是在一条鞭法推行之前，明朝的某些时期，尤其是在赋役繁重的时候，可能会比宋朝更高。但宋朝的农业税本身并不算最高。
2. 从税负的种类和复杂性来看：宋朝的赋税种类和征收方式显得更为繁杂多样。尤其是在商业领域，宋朝政府的渗透和征税手段更为精细，这对于商人和城市居民来说，可能感受到的“税负”会更重，因为税收的边界感不强，几乎渗透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
3. 从财政收入的来源来看：宋朝更依赖于商业税、专卖收入以及各种杂费，这使得其税负结构更倾向于“间接税”和“消费税”，对市场经济和普通消费者的影响更大。而明朝虽然也有专卖和商业税，但一条鞭法后，土地税的货币化成为重要特点，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土地所有者（包括农民）的负担，同时也将一部分劳役负担货币化。
4. 从公平性和可预测性来看：一条鞭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赋税的公平性和可预测性，减少了地方官吏的盘剥空间。而宋朝的杂税名目繁多，虽然理论上有规定，但在实际征收过程中，更容易出现不规范或任意加重的情况。
5. 从对不同阶层的影响来看：
对于广大农民而言，如果宋朝赋税的重点在于商业和消费，那么可能对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农民影响相对较小（当然，商品经济发展也影响到农民）。而明朝一条鞭法后，土地税的货币化和可能存在的摊派，对土地负担的感受会更直接。
对于商人而言，宋朝税收的精细化和多样化，可能意味着更高的交易成本和更不确定的税负。明朝虽然也有商业税，但一条鞭法之后的简化，可能在某些方面降低了商人的直接税负，但专卖收入仍是重要来源。

总的来说，我认为很难简单地说哪个朝代的赋税更重。

如果从税收的种类、复杂性和对市场经济的渗透程度来看，宋朝的赋税可能更显繁重，尤其是对于商业活动和城市居民。
如果从土地税的负担及其货币化后的压力，以及某些时期可能存在的摊派来看，明朝在某些阶段也可能让农民感受到沉重的负担。

更重要的是，赋税的“重”与否，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其收入的去向。宋朝虽然税收名目繁多，但很大一部分用于养官、养兵以及支付岁币，这是一种外部压力下的财政负担。明朝的赋税则更多地用于支撑庞大的皇权体系和维护国家机器的运转，同样也存在大量的财政支出压力。

最终，百姓感受到的赋税是否沉重，还与政府的效率、官员的廉洁程度以及社会整体的经济状况密切相关。一个税制再完善的朝代，如果官吏贪腐严重，赋税也会变得异常沉重。反之，即使税制有些不足，但如果政府廉洁高效，也能让百姓相对安稳地生活。

网友意见

这个问题大而无当，问题之下也是群魔乱舞，先说几个常见的点：

“明朝岁入只有几百几十甚至几万两”，这是你只看明朝户部的太仓银，可户部太仓银一般只占明朝白银税收的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而且明朝每年还要收2000-5000万石的粮食；

“元朝的包税制”，元朝实际上没怎么搞过包税制，而宋朝的买扑制中的“买扑商税”是实打实的包税制；

“宋朝的工商业税高所以税负轻”，不要拿工业革命后的近现代去套古代，古代小农经济就是以农业为主，你在管控户口、丈量田地和抑制兼并等方面不下功夫，收不动农业税，收再多的工商业税也是转嫁到农民头上；

“明朝搞海禁所以对外贸易不如宋朝”，说的和宋朝没搞过海禁一样，而且明朝主要是打击民间的私人贸易，企图通过朝贡贸易来垄断对外贸易，对外贸易的规模是超过宋朝很多的；

“宋朝没有爆发全国性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所以宋朝税负低”，没有爆发全国性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和税负低没有因果关系，宋朝的中小规模农民起义是很频繁的，没有爆发全国性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是宋金战争、宋蒙战争用非常残酷的方式缓和了两宋的人地矛盾。

1 两宋和明朝的财税制度不是一脉相承的，不能直接比较：

你可以拿北宋初的财税制度与晚唐五代比，拿明初的财税制度与辽金元比，拿晚明的财税制度与清初的比➡因为宋初继承了晚唐五代的财税制度，明初继承了辽金元的财税制度，清初继承了晚明的财税制度。

但元朝没有继承南宋的财税制度，明朝继承了元朝的财税制度，所以不能拿明初的财税制度与南宋的比。

以户籍为例，古代征税以户为单位，户籍制度是财税制度的基础。宋朝的户籍制度的根本是主客户，主户是纳税的有产户，按财产的多少分为五等，客户则是少纳税的无产户。而明朝继承了元朝的“诸色户计”，按职业划分户口，主要分为民、军、匠三类。

你可以拿宋朝与晚唐五代比，例如后晋有对主客户一并征税的，在这方面宋朝的税负更轻；也可以拿明朝与辽金元比，例如明朝开设卫学供军户子弟读书，明朝进士有近三分之一出身于军户，在这方面明朝的福利更好。

但你没法拿宋朝与明朝直接比，只能间接比较。例如宋朝对户籍的管控不如明朝严密，宋朝只统计纳税的成年男性（而明朝是你家里有多少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都要统计），也不限制人口的流动；但正是因为宋朝的管控不严，客户中的地客被主户像牲口一样买卖、客户中的浮客居无定所四处流浪。

2 两宋和明朝的财税制度设计差别很大：

例如在军事方面，北宋和辽国打了25年的国战，又与西夏打了37年的国战；南宋和金国打了44年的国战，又与蒙元打了23年的国战。期间不打仗的时候也要维持庞大的边防军，要积攒钱粮准备战争，还得交岁币。

明朝的边防压力比宋朝小的多，蒙古诸部、东南倭寇、西南土司对明朝造成的威胁远不如辽夏金元对两宋造成的威胁，所以军费开支相对要少，没有冗兵和冗费的问题。

而且明初朱元璋的卫所制，学的是唐初府兵制，分给军户土地让他们自给自足；而宋朝则继承了晚唐五代的募兵制，需要征收钱粮来雇佣士兵。

如果宋朝不收重税用于军事，那辽夏金元就会侵攻宋土，既威胁了宋人的生命和家业、也威胁了赵家的统治；但明朝收重税用于军事，又可能像土木堡之变那样，因好大喜功而陷入穷兵黩武的境地。

3 实际的税负不完全取决于财税制度，还有吏治、气候、对外贸易等因素：

以晚明的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为例，明朝在隆万改革后确立了财税的“银本位”，财税收入和财税支出以白银为主。

但是中国缺少金银铜矿，明朝的白银供给非常依赖对外贸易。与晚明同时期的欧洲三十年战争和日本闭关锁国等因素严重影响了明朝的白银供给，导致严重的通货紧缩。

这样一来，一个农民可能原本交一两白银的税只需要卖一石米，现在可能要卖三四石米才行。

另一方面，日常流通的货币还是以铜钱为主，白银的增值导致了铜钱的贬值，又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这样一来，一个市民可能原本花一千文铜钱就能买一石米，现在要花三四千文铜钱才行。

这个问题太大了，足以写一本书了

不好说，就法律上来讲，明朝赋税是松的三分之一，而且明朝没有大宋的各种优待士绅、盐铁盐醋茶专卖制度来掠夺民财，所以反而发展的更好

大宋的体制本身就是底层平民难以生存的条件，早在太宗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田地荒芜而佃农平民逃亡无人耕种耕牛空置的问题，所以地主和宋廷合作抓捕逃亡佃农的情况非常多，在这种条件下我不认为宋朝的负担比明朝轻

历代这种情况都很少出现的，但大宋是很特殊的。

这有疑问？《中国古代史》上下册（这是历史专业考研11本要求的的），书中第二十三页王小波起义后面具体内容写到“北宋统治者认为，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因为采取不抑制兼并和田制不立的政策“。这本书是派生史料，它引用的原始史料是《枢庭备检》以及《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上一。没有任何朝代开国就不抑制土地兼并的，封建朝代都是剥削人民，但是别人知道做样子。只有宋朝直接是不管，任由士大夫来自己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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