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宋朝和明朝相比哪个经济实力更强?

回答
宋朝和明朝,要说哪一个经济实力更强,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非此即彼”的问题。两朝都有其辉煌的经济成就,但侧重点和发展模式不尽相同。要详细对比,咱们得从几个维度掰开了揉碎了聊。

一、 农业:根基的稳固与提升

宋朝: 宋朝农业在继承唐朝的基础上,有了显著的发展。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是占城稻的引入。这是一种早熟、耐旱的水稻,在南方得到了广泛推广,极大地提高了单位面积的产量,尤其是在江南地区,促进了人口的快速增长和经济的腾飞。政府还非常重视农业水利设施的建设,例如兴修堤坝、开垦荒地。虽然总体上“重文抑武”的国策让军事开支不高,但这也间接减轻了对农业的压榨,为农业发展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

明朝: 明朝农业同样发展迅速,尤其是在中后期。美洲作物(玉米、番薯、花生)的引入,堪称革命性的事件。这些作物适应性强,产量高,能够在边远地区和贫瘠土地上生长,进一步缓解了人口压力,并为大规模人口增长奠定了物质基础。明朝政府也继续重视水利,尤其是在黄淮地区,多次大规模治理黄河。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农业的商品化,例如江南地区的丝、棉、茶叶等经济作物种植更为普遍。

对比: 从技术革新来看,占城稻和美洲作物的引入都是重大的飞跃。宋朝的早熟稻适应性强,而明朝的美洲作物更是改变了中国低产作物的格局。在水利方面,两朝都有投入。但若论对人口承载能力的提升,明朝后期玉米、番薯的推广作用可能更为显著,直接支撑了数亿人口的增长。

二、 手工业:技术精湛与市场繁荣

宋朝: 宋朝手工业的成就,堪称中国古代工艺的巅峰之一。
瓷器: 汝、官、哥、定、钧五大名窑,以及龙泉窑、景德镇窑等,生产出技艺精湛、造型优美的瓷器,远销海外。景德镇甚至成为全国的瓷器中心。
丝织业: 丝绸的产量和质量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刺绣、缂丝等工艺精巧绝伦,一直是重要的出口商品。
造纸业与印刷业: 宋朝的造纸术和雕版印刷术高度发达,纸张种类繁多,质量上乘。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更是印刷史上的里程碑,极大地促进了知识的传播。
造船业: 宋朝的造船技术世界领先,能够制造出大型海船,载重量大,设备先进,这为海上贸易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冶铁业: 煤炭在冶铁中的广泛应用,提高了生产效率。

明朝: 明朝手工业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在一些传统领域。
瓷器: 景德镇在明朝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瓷都,青花瓷、五彩瓷等工艺精湛,远销欧洲,成为明朝重要的出口商品。
丝织业: 丝织业依然繁荣,尤其是南京、苏州等地的丝绸,以精细和华丽著称。
棉纺织业: 棉花种植和纺织在明朝得到了极大的推广,棉布成为普通百姓主要的衣物,这在宋朝时期还远未普及。
手工艺品: 漆器、珐琅器、家具、牙雕等各种工艺品制作也十分精美,满足了皇室、贵族和富商的需求。

对比:
技术深度和广度: 宋朝在瓷器、造纸、印刷、造船等领域的技术创新和突破更为突出,可以说是进入了“工匠时代”的巅峰。明朝在继承宋朝的基础上,也在一些领域(如景德镇的瓷器)达到了新的高度。
普及程度: 明朝棉纺织业的兴起,让普通百姓也能穿上更舒适、更便宜的衣物,这在经济的普及性上是一个显著的进步。
对海外的影响: 两朝的手工业产品都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宋朝的瓷器、丝绸、印刷品,明朝的瓷器、丝绸,都代表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

三、 商业与贸易:市场经济的曙光与高峰

宋朝: 宋朝是中国古代商业最繁荣的时期之一,可以说是早期市场经济的萌芽与发展。
城市商业: 突破了唐朝“坊市制”的限制,商业活动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区域和时间,允许“夜市”,商业街区随处可见,例如汴京的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景象。
纸币的广泛使用: “交子”、“会子”等纸币的出现和流通,极大地便利了商业交易,减轻了携带金属货币的麻烦,提高了交易效率。这在世界货币史上也是一个创举。
海上贸易: 宋朝政府大力发展海上贸易,设立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鼓励发展远洋航行。泉州、明州(宁波)等成为世界级的贸易港口。宋朝海上贸易的繁荣程度,在当时的世界也是首屈一指的。
海外贸易的税收: 市舶司的税收非常可观,成为朝廷的重要财政来源。

明朝: 明朝商业也十分发达,尤其是在中后期。
白银的地位: 随着“一条鞭法”、“摊丁入亩”等税制改革,白银成为主要的税收和流通货币,大量的白银流入中国,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区域性经济中心的形成: 苏州、杭州、南京等江南地区,凭借发达的丝织、棉纺、茶叶等商品经济,成为区域性的经济中心。
海外贸易: 虽然明朝前期实行了“海禁”政策,但民间走私和朝贡贸易依然存在。后期“隆庆开关”后,海外贸易(尤其是与西班牙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再次活跃,大量白银流入,刺激了商品生产。
商品经济的深入: 许多地区出现了专业化的市场,例如棉布集散地、茶叶集散地等。

对比:
市场自由度和活力: 宋朝的商业环境比明朝更为自由和活跃,打破了限制,市场经济的基因更强。
货币创新: 宋朝的纸币是划时代的创新,对商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明朝的白银货币化,虽然是外来影响,但也极大地激活了国内市场。
对外贸易: 宋朝的海上贸易整体规模和对国内经济的贡献,可能比明朝“海禁”时期更大,但“隆庆开关”后的明朝,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也更加紧密。
城市化和商业人口: 宋朝的城市化水平和商业人口比例,相比明朝初期可能更高,但明朝后期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其商业繁荣程度也非常惊人。

四、 财政与税收:国力支出的侧重点

宋朝:
财政收入: 宋朝的财政收入构成非常多元,农业税、盐、茶、酒等专卖,以及最重要的市舶司税收(对外贸易税)都占有重要地位。
财政支出: 宋朝“重文抑武”,军费开支相对较低,但养官、养士的开销非常大。相对而言,政府对城市建设、公共设施(如水利、道路)的投入也不少。

明朝:
财政收入: 农业税仍然是主体,但田赋的征收方式(如“一条鞭法”)发生了变化,更侧重于白银。盐、茶专卖也是重要来源。对外贸易税收在明朝时期的地位,由于政策原因,起伏较大。
财政支出: 明朝“武备”方面,尤其是在前期和应对北方边患时,军费开支非常巨大。对官僚体系的供养也是庞大的。后期,宦官专权也带来不少财政负担。

对比:
财政收入的多元性: 宋朝的财政收入,尤其是对海外贸易的依赖,使其财政收入来源更加多元和具有国际性。
财政支出的侧重点: 两朝在财政支出上都面临巨大压力,但宋朝相对更侧重于内部的文化、行政开销,而明朝则在军事方面投入更多。
财政管理: 两朝都存在财政管理的问题,但宋朝在后期也面临财政危机,而明朝后期则因各种因素导致财政崩溃。

总结:哪一个经济实力更强?

这确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给出一个定论。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理解:

从“市场经济”和“技术创新”的角度看,宋朝可能更胜一筹。 宋朝的商业自由度、纸币的创新、造船和印刷技术的高度发展,以及蓬勃发展的海外贸易,都展现出一种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早期形态,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也更为突出。可以说,宋朝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一次“质”的飞跃。

从“人口承载力”和“物质生产的规模”来看,明朝后期可能更强。 美洲作物的引入,以及棉纺织业的普及,使得明朝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并且商品经济在一些区域达到了惊人的繁荣程度。其经济规模在某些方面是宋朝无法比拟的。

从“整体的经济结构和稳定性”看,两者各有优劣。 宋朝的经济虽然繁荣,但也存在“冗官、冗兵、冗费”的问题,导致财政负担沉重。明朝虽然在某些领域经济总量巨大,但中后期的政治腐败、土地兼并、对外战争的消耗,也导致了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和最终的危机。

一个更 nuanced 的说法可能是:

宋朝代表了中国古代经济的“创新能力”和“市场化方向”的顶峰,其经济活力和技术前瞻性令人惊叹。而明朝,尤其是在其繁荣的时期,则是在“规模”和“普及性”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并且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为紧密。

如果非要我说哪个“更强”,我会说宋朝的经济“更先进”,因为它在技术、制度和市场化方面展现出了更强的生命力和创新性,其对后世乃至世界的影响都更为深远。而明朝的经济则“更庞大”,在人口支持和商品流通的绝对规模上,尤其是在后期,表现出了惊人的体量。

最终,这取决于你如何定义“经济实力”。是创新能力?是财富总额?是人口承载力?还是对世界的影响力?宋明两朝,都在各自的时代,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经济篇章。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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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总量来说肯定是明朝大,毕竟发展了几百年。

但是要说中央政府对财政经济的掌控明朝还是差一大截子。

宋朝的高支出使得中央政府不得不想各种办法去开源,比如通过信用货币流通,通过垄断盐、茶,酒、醋、香、矾收取专营税。

而明朝之所以让大家觉得很穷可能主要是因为明末糟糕的财政状况吧,财政手段用错了地方又没有创立新的财政模式。

明朝由于军户制度的破产军屯田亩被侵占 兼并,导致明末对内外的战争走上了募兵的道路,而维持一直脱产职业军队的投入是及其的高。三北和东南 西南的战事又临时加征各种税,由此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而南宋后期的的财政实际上也破产了,交子跟废纸一样,不然贾似道整什么公田法 打算法呢。

转载:宋代的超级通货膨胀

嘉定时期到南宋末期:

在嘉定之前的开禧年间,南宋朝廷的间歇性军事冒险精神病发作,在开禧二年(1206)发动了北伐,史称开禧北伐。自隆兴二年(1164)开始的宋金和平时期,至此结束。

由于宋孝宗在乾道、淳熙时期的对内政的励精图治,此时南宋政权的财政状况,表面上还是比较良好的。至少还能维持满足开支,略有盈余,且有一定的财政秩序。

但由于发动了北伐,军事开支急剧增加。为筹备额外的军费,南宋中央政府决定将按界分行的会子(纸币)三界并行,一共对社会发行了一亿四千万贯的面值。

一般来说,会子发行以三年为一界,每一界到期之后,发行新一界的会子,同时回收旧一界的会子。最初的时候,大概一界会子的发行量,在一千万贯左右。后来从第三界开始,增加到1800万贯,之后又陆续增加,到第七界时,已经增加到2323万贯。具体到开禧前夕,实际运行的第十一界会子发行量约36326236贯另800文,第十二界会子发行量约4700余万贯,第十三界约5500余万贯。

后来,由于三界会子运行时间太长,必须予以收兑,于是拟发行第十四界会子。但由于第十四界会子无法收兑前三界共14000万面值的纸币,于是又另外发行第十五界会子来加以收兑。

可是,如按照原本规划,14界、15界一共发行8000万贯的面值,也不足以收兑市场上流通的14000万旧会子。于是南宋政权干脆下了决心,一边收兑,一边流通,不够的话就增印。

结果,14界会子发行了约11263万贯,15界发行了约11698万贯,合计约22961万贯的面值。比收兑之前的14000万,增加了64%。

然后是16界的13355万贯,和宋代历史上最高峰的第十七界的42000万(后诏令无期限,永远流通!)

如此之多的货币进入社会流通,带来了严重的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现象。一贯会子对见钱(铜钱)的市场兑换价,从最初的官定价770文,逐步下跌到嘉定二年(1209)的385文。之后稳定了一段时间,又继续跌落至330、300、220、142。到淳佑四年(1244)年,实际兑换价只有70文。甚至已经无法买到一双草鞋了。

事实上,这仅仅是我们所谈论的所谓“京会”的情况,在中部战区发行的湖广会子,在东部战区发行的两淮交子,都是区域性发行流通的货币,这两种类型的货币也发行了相当大的数额,严重的推高了通货膨胀的现象。

然后我们再看政府的财政收支情况。

大概在开禧元年,后来的名臣魏了翁曾写过一个策论,叫“答馆职策一道”。在该策论中,他列举了当时政府的总体财政收支情况:

通常岁入:6500万

两浙岁输钱:1200万

四川盐钱:950万

经制月桩钱:2000万

小计:10650万(含纸币)

看起来数量并不为少,可当时仅仅从户部开支的费用,一个月就有120万左右,一年就需要1440万,此外还要考虑负责全军的总领所的开支(占全部政府开支的约8成以上)。实际结余非常有限。

到嘉定二年(1209),当时地位还很低,后来进入中央决策层工作的名臣李鸣复也曾给中央打过一个报告,汇总了当时的政府财政状况:

四川方面,联同现有的储蓄,年入约2200万贯,实际开支约2900万,已经收不抵支,需要国家补贴700万贯,才能维持一年运转。

司农寺大约有米130万,有钱160万(含纸币),支出与收入相当,账面持平。

负责军队财政的湖广总领、两淮总领,表面数字收支平衡,但由于社会秩序动荡,缴纳和输送问题很大,额定的数字往往运输不到位。两个总领所都需要拆东墙补西墙,才能勉强维持军队的开支。

国家直属的行在储备库(有四个库),原有200万石的米作为应急资金,但由于两个总领所截取了大农纲来“挪移”,因此大农纲不足的部分,就从国家直属库里截取。因此储备数量不会宽裕。

幸而在嘉定初,宋金之间达成和议,有几年的时间来进行缓冲,因此这个时期的财政,虽然比之前紧张了很多,但还算能够勉强维持。甚至因为有几年获得大丰收,因此中央政府有了一点底气,还能想点心思进行整顿,收兑之前泛滥的三界并行的纸币。

但是,到嘉定十年(1217)年,金人为蒙古人所逼,于是转而南下向宋求偿,两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金国原本认为自己的军力对阵蒙古难度较大,但攻击南宋问题不大。但事实上,由于南宋方面财政尚有一定能力,军事上还有赵方、贾涉(贾似道之父)等较有力军政大臣的支吾,以及山东地方势力李全投宋并收复山东全境。整体形势双方持平,但金人有生力量损失很大,从南方回去的兵马又带去了传染病,导致北方地区疾病大起。史料记载“宣宗南伐,士马十不一存”,金人的实力受到了很重的伤害。

但南宋方面财政情况则进一步恶化。

本来在嘉定初期,因为战争停止,财政状况略有好转。但经过七年的抗金战争,本来有所复苏的财政情况正常办法已无法支吾了。

例如,嘉定十二年(1219),知成都府曹彦约曾给中央打了一个报告,归纳了他从任职以来所了解的地方财政情况。

1、开禧至嘉定年检,地方财政尚可

2、嘉定元年到三年,湖广总领所只能依靠拆东墙补西墙(即前文李复明所言的“截大农纲”)勉强维持,总领所自身已无法维持运行。

3、嘉定三年至五年,地方财政勉强维持。

4、嘉定八年至十年,地方财政进入红线,政府运转不开。

5、嘉定十二年,地方财政无力维持。

总结来看,地方财政在嘉定五年以前,尚还可以勉强维持,湖广总领所则在嘉定年间彻底无力维持,只能依靠中央财政补贴。

绍定时期,由蒙古人的压力进一步加大,开始逐步向金人仅有的河南地区展开屡次冲击,金人的主要注意力都在维护潼关、黄河的防线的安全,对南宋压力减小很多。因此南宋的财政情况虽然没有进一步的好转,但经过反复努力,还算能勉强支撑度日。

端平元年(1234),金政权在蔡州覆灭,南宋方面汲取了金人的经验,欲趁蒙古主力北上转移之际,夺取黄河、潼关天险,“据关守河”,为将来必然发生的宋蒙战争扩大战略缓冲区。

由此开始了端平年间多次宋蒙大战。

至于此开始,政府已耗尽了几乎全部的财政储备(不含粮食),各种途径的收入通融使用,一年只能支撑十个月。另外两个月的开支,全部依靠纸币,随印随用,既无发行保证金,也无发行限额。以至于每天必须印刷十几万贯面值的纸币投入市场购买物资,才能勉力维持政权和军队的运行。

到淳佑六年(1247),高斯得向中央汇报,每年国家全部收入通融总计,不过12000万贯而已,但当时国家的开支,已达到25000万贯,财政赤字达到13000万贯,财政的崩溃,已经可以预见了。

幸运的是,通货虽然膨胀,但尚有一定量的粮食储备。据当时的徐鹿卿给中央打的报告,中央财政保留约有700万石的现粮,作为应急储备。中央大约还可以以粮食为依靠,勉强维持通货的运行。这可能是南宋财政最后得以依靠的力量了。

开庆元年(1259),蒙古再次全面攻击南宋。他们在川陕、两湖、两淮战区展开全面攻击,并从大理方向插入南宋战略纵深,力图彻底将南宋政权连根拔起。

其中,蒙哥率领主力自川陕地区南下,猛攻川东堡垒群,忽必烈帅一部主力,自三关路突破大别山区,围攻中部战略枢纽鄂州(今武汉市武昌区)。西南蒙军则突破广西横山等地,进入湖南,围攻潭州,两淮军则骚扰两淮宋军,使得宋军精锐部队不能西调救援鄂州。

由于钓鱼城、鄂州、潭州等地的顽强防御,以及贾似道、吕文德、马光祖等人的勉力支撑,南宋政权依靠最后的家底(内库储蓄)以及一点点运气(蒙哥染病暴死),南宋算是撑过了这一波蒙古的全力猛攻。

在开庆元年一年中,仅内库就开支了10200万贯钱(含纸币),16万两白银,11万匹各种布中的绝大部分。

(忽必烈语: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贾制置,汝十万众不能胜,杀人数月不能拔,汝辈之罪也,岂士人之罪乎!)

在蒙古退兵之后,贾似道以军功入朝为相,从此开始了他独揽朝政的权相时代。由于财政日趋恶化(有些地方已预收了七年的各种税赋),连军粮都无法得到保障了。

时人总结,当时的社会情况是:民穷、兵弱、财匮、士大夫无耻。

政府在专卖(盐、茶、酒、醋等)领域能够榨取的收入已经达到极限,无法再开辟新的财源。在流通领域通过附加税性质的榨取,已经达到了极限。因此,贾似道准备改变政府的政策,从对土地所有权的放任自流(不抑兼并、不立田制)开始进行改革,全面收拢土地所有权,加强国家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实行“公田法”。并在全国各地推行“经界法”,核查土地登记情况,扩大税收来源。

针对军队空额冗多,将校贪污自肥(顺便打击异己)等情况,在军队中搞“打算法",强化财务审计,对军费开支冗烂的情况进行整顿。

针对政府开支宏大的情况,在政治上则严控科举人数(置士籍、严复试),减缓官僚进一步膨胀的趋势。在经济上,则废除几乎类同废纸第十七界会子,以金银为依托,发行金银见钱关子(是不是很有些眼熟?)。

他推行这一系列举措(公田法+打算法+经界法+置士籍+发行新货币),试图为南宋政权续命。经过多管齐下的经济整顿和政治上对异己势力的打压,尤其是公田法保证了军粮的缺口,使得南宋政权的财政情况,有些许好转。

咸淳三年(1267),蒙古开始围攻中部最重要的防御枢纽-襄樊要塞群。经过六年时间的反复争夺,最终襄樊要塞群陷落,整个中部战区的通路被全部打开。蒙军由汉水直下,经过激烈交战,夺取了中部战区的核心地域鄂州,将川东要塞群与两淮要塞群的江路联系,全部切断。

至此,南宋政权的灭亡,已经是可以预见的了。

贾似道力图最后一搏,在封桩库的十万两金、五十万两白银、两千万贯关子支撑下,发动临安的战役预备队沿江西进,欲与蒙军主力决战,结果在丁家洲一战而溃,自此国事已不可为。

到文天祥勤王时,他获得的“1000两金、6550两白银、5000袋食盐、会子(十八届)2834万6000贯、200道官诰、200道资帖、73770石米”,已经是南宋政权能给予他最后的财政支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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